汪柳云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从突尼斯掀起的“阿拉伯之春”浪潮，在网络、社交媒体的推动下蔓延了整个中东，并在埃及获得了强烈的响应。民众纷纷走上街头，抗议呐喊，反对穆巴拉克政府的贪污腐败。穆巴拉克在不断妥协中仓皇下台，多方势力角逐竞争，最后“临时政府”成立并暂时接管国家事务。在这段时间里，作家白斯玛偶遇一群冒着炎炎烈日在政府门口排队的人们。这样的“队伍”激发了她小说创作的灵感。她用隐晦的语言暗示真实发生的历史事件，模糊了真与假的界限。这样的创作手法给予了她一层保护膜，让她得以逃避政治的压迫与限制，正如她接受采访时说：“小说给了我极大的空间来表达关于极权主义当局的看法”

一、权力空间——极权统治对身体的束缚

白斯玛在《队伍》中借助空间展现了极权统治的无孔不入。无论是开放的对外的公共空间，还是封闭的对内的私密空间，居于其间的人民都难逃被监视、被监听、被跟踪的命运。“纪律首先要从对人的空间分配入手”身体之于空间，成为了极权纪律的无意识受害者。“大门欲开未开”的号召响应着权力对身体的规训与束缚，自此，人们开始习惯将自己的身体捆绑在队伍之中。人们在大门口排着队，从早到晚几乎寸步不离，生怕自己的离开让别人占据了自己的有利空间。等到饥饿之时，排队的人们便铺上报纸，席地而坐，一盘蚕豆酱一块大饼足以满足生存需求；等到困倦之时，随地而躺，盖上毯子以地为床。每个人都谨守着自己的空间，在一方狭小逼仄的土地上上演生存戏码，甘愿用空间封闭自己，任凭极权对自己的身体空间进行划分与束缚，任凭自己处于一座“全景敞视监狱”。小说结尾处，大门所在的北大楼屋顶上出现了一个人，站在三脚架后一动不动地望着整个队伍。这样由上而下的俯视视角，实现了极权借助“中心瞭望塔”压制民众的可能性，让权力“如水银泻地般地得到具体而微的实施”。封闭式私密空间似乎也只是换了地点的另一所全景式监狱。队伍中一位名叫伊娜斯的教师因在课堂谈论了国家发展境况，便被监察员勒令辞职，命令她前往“大门”排队去获得“合格公民证”。课堂本应该是激发学生创造力、锻炼学生表达能力的地方，是言论自由、讨论自由的光明地，却在极权统治下变成了互相告发的暗黑狱。身体受困于空间，居于极权空间的人们已无隐私可言，言行举止都需思考再三慎之又慎。

二、反讽——极权统治对精神的压迫

作者白斯玛在《队伍》中运用了言语反讽和情境反讽，冠冕堂皇的陈述言语在现实的残酷中显得格外荒诞不经，宿命论的不可预知更将整个极权世界、整个人类置于被嘲弄的位置。

1.言语反讽。

真理与谎言的强烈对比冲击了人的精神世界。真与假界线的模糊，眼见与耳闻的矛盾给队伍中的人造成了认知困境。什么才是真相？应该相信谁？受嘲弄的人们只能选择听从官方的话语，权力的解释。“知识与权力实质是一对共生体”布满政府谎言的《真相报》请来权威人士为之辩解，谎言与真相的难以辨别，击垮了民众的理智。白斯玛作为冷静的叙述者，隐藏了自己反讽的意图，将判断真相的选择权交还给了民众，然而极权下的人早已丧失了评判的力量。“我们只认可经由权力产生出来的真理，而且我们也只能通过生产真理才能行使权力。”因此极权与虚假的真理彼此融合，彼此促进，扼杀了人的精神。

2.情境反讽。

白斯玛将对极权的描述从语言表达进化到了情节和场景的构造之中。男主人公叶海亚因意外被子弹击中而背负起“戳穿政府谎言”责任。他本无心关心政治，却被卷入时代动荡的风波之中。叶海亚因为这颗子弹成为了小说的英雄人物，背负起抵抗极权压迫的使命，成为极权统治下人性爆发的突破口。然而正当读者将力挽狂澜改变现状的期望寄托在他身上的时候，他却死去了。“有些事情的发生乃是捉弄人的力量（而非人力）——无论是上帝、魔鬼，还是人格化的命运、人生或运气——操纵的结果，那么，这种力量显然就是反讽欺骗者，它或者引导我们步入歧途，或者在我们眼前隐藏明显的矛盾。”命运的无端捉弄给一个普通人带来了痛苦、希望，又随之将希望抽除。叶海亚这样的“反英雄人物”是对极权最大的嘲弄，讽刺了想要对抗极权的信心。

三、极权统治对人性的打击

1.取消法律人格。

“通向极权统治之路上重大的第一步是取消人的法律人格。”小说队伍中绝大多数人的排队理由便是为了获得“法律人格”——合格公民证。当面包店店主得知老妇人在全民选举中没有选择执政党时，他勃然大怒并拒绝售卖面包给她。正如阿伦特形容极权主义时说到“这是一种恣意妄为的制度，目的是摧毁全体居民的公民权，使他们在自己的国家里像无国籍者和无家可归者一样，失去法律的保护”。就这样，这位老妇人连日常的生活需求也无法被满足，她的公民身份被剥夺，丧失了人之为人的基本权利和保障。

2.毁灭道德人格。

“在制造活死人的过程中，下一步关键是摧毁人身上的道德人格”，极权摧毁了良心，被摧毁的良心与道德亦反向加重了极权的威势，“极权政体的罪行中所有的人有意识地组织的共谋延伸到了受害者，因此造成了真正的极权”。《队伍》中对道德人格的摧毁是通过对家庭道德和社会道德的破坏来完成的。

当女教师伊娜斯面对一个并不相爱的男人求婚时，她试图寻求姐姐的开导。然而姐姐丝毫不关心她的困扰，只想和她脱离关系以自保。以血缘维系的亲情关系网络在极权统治下薄如蝉翼，禁不起伊纳斯求助之手的拉扯。家庭道德的消失直接导致了原本心怀理想、鼓励学生自由发言的伊娜斯投入男人的怀抱，成为了新的极权维护者。他是“大门”拥护者，也是紫罗兰通讯公司的大股东，是极权统治的既得利益者。家庭本是社会组成的最小单位，家庭道德的毁灭也从社会根基处腐蚀了整个社会的道德环境。

当排队的人因急匆匆地离开而遗留了一只手提包时，排队的人们就“如何处理这只包”发起了讨论。一个短发姑娘认为，应该保持原样等待失主归来。若两天后失主仍不归来，则应该将包交给安保人员。捡到了这只包的人认为他有权利拥有这只包里的东西。更有人认为应该把包里的东西全部倒出来，见者有份。争吵中，短发女孩失去了优势，更因为她的女性身份，遭到了男人们的道德攻击。队伍是整个社会的缩影，在极权统治下生活的人民，正在逐渐失去正确的社会道德观念，一切道德都在为利益让步，民众的道德人格正在被摧毁。

3.摧毁个体独特性。

“一旦道德人格被消灭了，仍然能阻止人被变成活死人的，只有个人的差异化和他的独特性”，而极权统治正试图同化万千大众。唯一的官方报纸《真理报》，唯一的官方电视台，唯一的官方医院，唯一的身份证明……这些频频出现的“唯一”同化了生活信息的来源与生活运作的条件。当外在的世界逐渐同化、固化，人性的挣扎也显得格外无力了，彷佛越挣扎，被束缚地越紧，最后只能放弃抵抗或在抵抗中窒息了之。

极权统治通过对人的法律人格、道德人格、个体独立性的摧毁，逐渐实现全民统一化。极权统治下的人性的毁灭过程是既是缓慢的亦是迅猛的。

四、极权统治对现实的启示

反乌托邦小说《队伍》里所刻画的极权世界是夸张放大版的埃及社会现实，是文学界对埃及“阿拉伯之春”后“威权领袖——穆巴拉克的倒台”以及“建立临时政府”的一种不信任，是对埃及政治告别“威权”退化成更为保守的“极权统治”的一种警示。

1.埃及社会。

埃及作为后发国家，在独立初期选择威权主义政府以政治强人的铁腕手段稳定社会具有一定合理性。随着现代化进程进一步推进，初期尚能整合国家资源为经济发展提供动力的威权统治逐渐式微。穆巴拉克贪权恋栈，不设副总统职位，妄图追求权力世袭的野心极大刺激了民众的容忍底线；贫困率与失业率的双高，大批青年流落街头；外交上的亲美立场动摇民众对政府合法性的支持；突尼斯大游行给予埃及民众效仿的模版，再加上网络大众动员力度在新时代的极大增强，这些内外因素共同作用导致这场“阿拉伯之春”风暴在埃及掀起狂风巨浪。小说《队伍》正是以“穆巴拉克下台——临时政府成立”这段时间为创作背景，假想出一个虚构的极权世界，表达了对“阿拉伯之春”后仍然存在的各种社会问题的担忧。

（1）选举。在小说中，“可耻活动”结束之后，表面民主的选举也出现在民众之间，然而“不选择紫党”的老妇人连购买生活必需品——“面包”的权力都被剥夺。表面的自由与民主并不能改变公民权力真空化的现实，这暗示了埃及动乱后“改变一党独大”的政策并未落到实处，并且“公民权利不是简单化的政治选举权，对大多数老百姓来说还有更重要的经济权利以及以社会保障为核心的社会权利，它们的实现直接决定了民主的质量甚至民主的成败”小说中整个社会运行机制在动乱后的停滞暗示了风暴之后的埃及并没有实现民众对改善民生的期望。经济发展作为思想与制度民主化的基础，显得格外脆弱。

（2）新生力量。除了上述的势力之外，由网络催生的“新兴反对派政治力量”作为游行抗议的主力军，也并没有能够给埃及政坛带来新的生机。小说中短短104天里便出现了4次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反抗者们抑或被军队强力镇压，抑或自己不了了之，两种结局都透露着民众的无奈与悲哀。民众表达权力的渠道仅剩下“发动游行起义”，而反抗者们自发的无组织、无纪律、无纲领、无领袖的活动，也是民众参政诉求高涨却无效率的埃及街头政治的真实写照。

“阿拉伯之春”后，埃及的各方利益并没有得到协调，仍然停留在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过渡的阶段。随着民选总统穆尔西再次倒台，军人代表塞西担任埃及总统，埃及的威权政治又再次接续。对于历史进程的艰难——由威权走向民主，作者通过自己的小说表达了她的忧思。

（3）个性的丧失。“现代科学技术和‘科学管理’的手段被广泛地运用到权力的运作过程中，使被权力管辖的对象在被宰制的同时，也产生了许多自以为得到了自由的幻想。”现代媒体利用了科技发展的平台，享有了引导舆论的社会权力，造成了有思考有温度的声音的缺失。而极权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统治，借助现代的监控技术和传媒技术，它有效地实现了高度同一化的功能。”为了获取点击量而刻意制造噱头、吸引群众关注、利用大众评论，实现商业宣传或制造舆论压力，是现代一些不良媒体的惯用伎俩。长此以往，新一代青年成长的网络坏境则不仅是单一的更是暴力的。当不同的意见得不到包容，勇敢的发声得不到呼应，一种观点的提出不再引起理智的讨论和判断，个人的独特性会逐渐消失，目标多元化的文明进程也将因此而受挫。

五、结语

小说中作者以空间塑造了极权统治下赤裸的窒息的生活环境，以反讽的叙事技巧烘托了整个极权社会的荒诞与不可靠。小说中极权对身体、精神以及人性进行降维打击，最终导致了社会经济的停滞，公共服务效率的低下，公民权利的真空，最终人性因此而逐渐丧失活力。作者白斯玛一度担忧埃及落入更保守极权统治之中，于是将社会的青年失业、军人专政、街头暴力政治、经济衰退、民众愚昧麻木、宗教的不可靠性等问题以夸张的形式呈现在小说的极权世界，以文学的方式警示现代人的精神空虚与迷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