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梦姣

贵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莫言的写实主义作品《蛙》曾荣获中国最高文学奖--茅盾文学奖，作品从姑姑（万心）的乡村妇产工作经历直接向读者展示出我国生育政策的调整变化，也从侧面表反映出我国50来年农村生育史的发展变化。整部小说使用了大量方言，塑造了很多生动的人物形象，例如姑姑，陈肝，小狮子等。目前作为莫言小说英译版本的主要译者，葛浩文对莫言系列作品在英语世界广为流传，以及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发挥了重要作用（侯羽，刘泽权，刘鼎甲，2012）。所以很多学者以此译本为基础从不同角度探讨书中的方言翻译策略，然而翻译的实质特性是双语在交流中的意义对应转换（刘宓庆，2005），即中国译者更应该关注于葛浩文如何处理这类文化意义，实现文化交流的翻译策略。

一、文化意义

文化意义指语言载体所反映的民族文化和心理素质（刘宓庆，2005），随着时间流逝，一些文化意义逐渐固化为文化符号，有相同文化背景的人一提到他们就会立刻心领神会，很容易达到思想层面的沟通。刘宓庆（2005）认为，译者的“语际转化不能忽视语言符号的这种文化信息承载--传递功能，意义的转化必须包括语言文化信息所包含的尽可能完整的内容和特色。否则，意义的语际转换必然是不完全的。”众所周知，不同民族解读同一事物背后的文化意义必然存在差异，所以译者一定要夯实自己的跨文化基础，避免因此影响到信息的有效传递。葛浩文的译作之所以能够在英语世界受到追捧，甚至对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产生重要作用，一方面是因为葛浩文在选择源语文本时有自己的考量，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对中西文化差异的准确把握，以及恰到好处的翻译。对于文化意义的翻译来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目的语读者能准确理解并欣赏原文所表达的文化意义，以此实现文化的交流与传播。

二、改写理论

改写理论最早由美国翻译家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a Lefevere）提出，他认为“翻译实际上是对原作的改写，无论翻译、选文、撰史、批评或者编辑，都是改写的不同表现形式。”译者与作者的的文化背景，意识形态，目的等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所以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会根据自己的理解，目的，读者的接受程度等多方因素对原作进行适度调整。这一理论的提出使人们对译者的身份认识得到了提高，译者摆脱了“一仆二主”中的“奴仆”身份，他们可以在翻译过程中可以拥有主导权，但是有职业道德的译者并不会随随便便篡改原作，译者还是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

学界认为这种制约大约可分为：意识形态，诗学与赞助力量。勒菲弗尔和巴斯奈特（2005）指出意识形态是“在特定的时间被特定的社会真正接受的概念网格，该网格包括思想和态度，而且读者和译者可以通过该网格接近文本”。意识形态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以及个人意识形态，但无论哪一种意识形态都会影响译者选择。另外，勒菲弗尔1992年提出诗学因素包含两部分：一是文学工具，另一种是文学角色。文学工具包括文学的体裁、主题、人物、情节、象征等文学手段，而文学角色就是文学在社会中的角色是什么，或者说文学在社会中的角色应该是什么，这体现着文学与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勒菲弗尔（1980）将赞助人定义为能对文学系统施加规范性作用的实体。从实际翻译过程来看，赞助人不仅有个人也有机构，他们出资赞助译者的翻译实践，负责译文的发表等活动，所以译文还需要符合赞助人的各种要求。

三、改写理论下文化意象的翻译策略

1.人称名词。

从全文来看，译者在处理人称名词时主要运用音译这一策略，特别是常出现的几个重要人物，例如将“姑姑”译为“Gugu”。当特殊名词没有特定含义，或者没有固定外文名称只是为了方便交流时，多数情况下译者会选择音译的策略。相反，对于一些不常出现的人物，译者在翻译其名字时长选择增译的策略，增加原文中虽无其形但有其意的语言单位，丰富人物形象。

例1：

ST：不用怕，王家嫂子，姑姑说，即便我得破伤风死了，也不用你负责。

TT：This is nothing to worry about，Renmei’s mother， Gugu said. Even if I get tetanus and die， you’re not responsible.（p.180）

分析：原文中的“王家嫂子”是中国农村对中年女性常用的一种称呼方式，前面的姓氏也是夫家姓，这种叫法显得双方关系比较亲切，而且这位”王家嫂子“还是万心的侄媳妇（王仁美）的母亲，所以译者考虑到人物关系网以及前后问呼应就译为“Renmei’s mother”，由此也可以看出译者的深思熟虑。

2.饮食名词。

中西方在饮食习惯方面还是有很大差异，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很多食物的做法也发生了一些变化。由于《蛙》的故事背景是上世纪70年代的山东农村，所以原文中出现了很多有当地特色的饮食名词，译者的策略主要还是文化替代，即翻译时放弃原文的文化内涵，用译入语的文化替代，方便目的语读者理解接纳。

例2：

ST：早晨，两个鸡蛋，一碗牛奶，四根油条，两个馒头，一块酱豆腐；中午，一碗红烧肉，一条黄花鱼，两个大饽饽；晚上，一只烧鸡，两个猪肉包子，两个羊肉包子，一碗小米粥。

TT：Breakfast: two eggs， milk， four oily fritters， two steamed buns， and a chunk of pickled tofu. Lunch: braised pork， a whole croaker， and two large corn cake. Dinner:roasted chicken， two pork buns， two mutton buns，and a bowl of millet congee.

分析：油条是中国北方很常见的一种传统早餐，外形为长方体，中间为蜂巢状，口感松脆有韧劲，人们一般搭配粥或者豆浆一起食用。“oily fritters”是一种油炸饼，形状多为圆扁形，为了使其味道更多样，人们会在面糊中加入蔬菜，肉等，一些外国人会将其当作早餐。比较发现这两者都是油炸食品，作用也相同。由此可以见，译者采用替代法在目的语读者的文化中寻找与“油条”相近的文化意象词。胶东大饽饽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将面团捏成不同形状，上锅蒸使其定形，更像是普通馒头的升级版。书里描写的是上世纪70年代的农村，那时国力并不富足，人们生活水平有限，所以吃的大多还是玉米面，所以译者在翻译时考虑到这一点选择了“corn”。译者在翻译时并不是直译或硬译，而是根据实际情况加入自己的考量。

3.拟声词。

使译语单位与原语单位一一对应的对译是翻译拟声词使最直接、简单的策略，但葛氏译文在处理拟声词时还是以换译和减译为主。拟声词的换译多为词性换译，即用其他词性的词代替拟声词，使句子更符合英语的语法规则。译文的省译也不是忽略不译，而是以译文简洁明了且语义不变为前提，对句子结构进行优化。

例3：

ST：柴油机转速减缓，高音喇叭里放出的声音更加高亢，震动得我们得耳膜嗡嗡作响。

TT：The motor slowed， ramping up the loundspeaker volume， making our ear ring.（p.135）

分析：汉语经常使用一些拟声词重现当时的声音，使读者如同声临其境，增加文章的感染力，而且这是所有语言都拥有的一种词类，只是表达形式有所不同，翻译过程看似简单，实际很考验译者跨文化交流能力。一般而言，拟声词翻译时应当优先译对应的拟声词，如果没有对应拟声词的话可以采用对译的方法寻找语义上对应的词来表达。本句就是利用“ring”与“嗡嗡”语义的对应完成信息传递。

例4：

ST：尼姑手里的木鱼“啪啪啪”连响三声，如同多年前我参加长跑比赛时的发令枪响。

TT：The three loud beats on the wooden fish sounded like the starter’s pistol I’d heard at a race I’d run in years before.

分析：对于拟声词“啪啪啪”，译者采用了减译的翻译策略，无其型但有其意。因为后面的句子已经详细介绍了这个声音，如果前面还要音译“Pow！Pow！Pow！”整个句子就显得冗余。

4.文化负载词。

文化负载词本身含有一个国家或民族特有的时代记忆，所以译者在处理这类词目时一定要慎重。葛氏译文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大量使用改译策略，这可以体现出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当然这里的改译并不是彻底改变原文的一切，而是在获取原作者同意的基础上进行适当调整。

例5：

ST：我相信在你的鼓励下，我会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成为一个吃商品粮的人，与你站在一起……

TT：With your encouragement， I will improve my social status to stand with you as someone who， like you， subsists on marketable grains...（p.132）

分析：“商品粮”是指专供市场出售的粮食，一般而言，计划经济时期“吃商品粮”代表城市户口和不挨饿。译者只是翻译出其表面意思“marketable grains”，一方面是因为目的语读者并不了解计划经济，另一方面这里的“商品粮”只是区分两人之间的社会层级，所以译者并没有对其进行详细解释。

四、结语

本文以改写理论为视角研究葛浩文译本《蛙》中翻译人称名词、饮食名词、拟声词以及文化负载词等文化意义词的翻译策略，研究发现如果文化意义为原语独有，译者会首先考虑目的语读者是否需要详细了解这一文化意义，如不会影响读者理解译者会减译，反之则增译；如果文化意义在原语和目的语中都存在，只是意义不重叠，译者会选择文化替代，寻找与之对应的文化意象。从选词到调整语句顺序都可以看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导权。因此，要想进一步促进中华文化“走出去”，译者不仅要深谙中西文化差异，还要发挥主观能动性选择正确的翻译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