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喜庆

长久以来，地域文学被作为一种文学地理和文化存在的审美现象加以观照。地域文学审美是对于地域文化的承袭，往往以个体作家对书写地域的文学贡献来标注，在其内部地域文化、文学、民族形成了三元合一的稳定阐释结构。本文试图从地域文学共同体的审美视域考察其审美特征，探寻其从地域认同到民族认同，从文学认同到文化认同，从区域书写到全球书写的审美烛照效应。

一、地域文学共同体的审美维度

当地域进入文学场域，文学便被激发出了生命的活力，生成了文学中独特的审美观照空间，召唤起读者对于地域文学审美的共通性感知。我们对于地域文学共同体的研究绝不是把地域景观移向前台，进而取代文学的核心内容，而是将地理空间与文学空间联接，从而实现对地理空间情感结构的映射，进而更加清晰地指认文学所依傍的地域空间形态和丰富的人文内涵。

地域文学首先是一个审美共同体，或称之为美学共同体，它能召唤集体的存在，“让人有一种‘共同体的体验’，唤起一种归属感的快乐。”地域中的地理风物、民族血缘、宗族观念、语言习语，往往渗透于文学文本之中，生成为审美性的空间景观，这类似于海德格尔意义上“筑”的意义，作家将集体使用的语言进行提纯，并通过承袭某种地方性经验和反映环境变迁的方式，向具有地缘性、亲缘性的地域家园致以文化巡礼。正如希利斯·米勒所言，“文学中这种家园感，赋予了共同体及其所处之地一种神圣感，幸福的原住民像孩子般躺卧在神圣里。”文学共同体不仅具有这种温馨而神圣的生存归属感，而且还往往围绕着共同的审美“问题”而展开。鲍曼认为，人们在寻求问题破解中结成共同体，这个筑造文学共同体的过程是可以“被体验”的，是从共同体的幻觉中理解的东西，“是一纸确定性、可靠性和安全感的保证。”

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中，共同体向来是多民族共同发展、竞进、砥砺的结果。从古代地域文明发展来看，中原的农耕文明、西北的游牧文明、东北的渔猎文明、南方的渔米-海洋文明，各自撑起了文明的源头，又在争战、兼并、商贸、灾荒、劫掠、移民的碰撞交流中相互融合。诚然，每种文明不能被简单地划分为先进抑或落后，因为每一种文明都代表了因地制宜、适者生存的文化性向。有学者指出“中原汉文化与其他地域诸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往往同任何文化交流史上的基本规律和现象一样，双方并不是硬嫁强扭，而是各自以其优势和特长进行互补和契合，并在这种互补融合的过程中创造出各自文化原先所固有的而现在又得到升华和强化的文化精神”。同构和契合必然是一种“生生之为易”的革故鼎新的力量，共同体发展是必然之趋势，而特异、个性、风格是“形式因”的表现。例如在东北作家生活场域中，不仅有黑土地文化的滋养，还有近代俄日侵入型文化留下的烙印，这些文化元素时不时地镶嵌进作品的建筑、语言、饮食、心理、风俗描写之中，成为一种包融多元而又“辅心合成”的“目的因”。而多元文明碰撞与交流汇成华夏文明，也使文学的地域之根向深处延伸，又与枝繁叶茂的域外文化共进。

历览当代文学，当人们流连于作品所统摄的地域，所展示的民族风格，或作家有意铭刻的地缘身份时，共同体的审美召唤意识就会被调动起来。诚然在地域文学中有组织性的文学活动，例如作家所参与的地域性文学沙龙、乃至有组织的社团、协会等，也会促进主体的身份认同，激发创作上凝聚合力的期待，形成创作地域文学共同体的合力。不仅如此，基于体验上的文学共同体，往往具有更加广泛和持久的审美维系机制。康德则在《判断力批判：美学共同体》中，便进一步扩大了审美共同体范畴，把对美的联结性一致和广泛协定的艺术体验的认可作为共同体的依据，表明美的共同体的主观活跃与客体的组织性规律一样，发挥着凝聚共同体的能量。

二、地域文学共同体的审美特质

地域文学共同体之所以能够以鲜明特色立于文学场域，源自于促成共同体的区隔性、排他性和价值共享性。

不同地域文学共同体之间的区隔性、排他性，是由作家所贡献的作品的风格特色和审美个性所决定的。价值共享性则指的是在共同体内部具有文学创作经验，并共享优秀创作精神传承的品格，且能够做到文化利益（文学象征资本）共享、共通、共融；其中的每个成员都能在主观的审美想象层面，达到对地域景观和文化价值的高度认同。但是，地域共同体又不等同于文学流派，地域文学共同体具有鲜明的代际传承性和竭力护卫地域共同体审美品质的自觉意识。而文学流派则不限于地域的框范，强调特定时期形成的审美观点一致、创作风格类似的作家群体。

在地域文学共同体中，如何指认这个共同体的特质？我们或许会有意地寻找一个稳定的地域意识架构，例如，黑土地文化之于东北文学、三秦文化之于陕西文学、江南士风之于江浙文学。因为在意识架构中潜藏着作家们的共识和无意识自觉，他们把最为熟识的地域深度认知作为写作的起点，作为灵魂栖居的物理空间。这种书写的认同是从地理、历史、语言、风俗、道德、伦理的深度交融中达成的沟通。由此，我们可以感知到文学作品的地域层级性，例如它包含了语言层、意象形式层、意义层，而且还包含着审美内容中的文化层、宗教层、心理层、哲学层等不同审美视域下的审美层级分离。那么，在这些分离中，由地域文化搭建的文学共同体建构，必然是沿着地域空间物象、生态、人情、世态展开的文学审美性勾连。正如陈忠实的灞上、滋水、白鹿原，与贾平凹笔下的商洛、秦川、西京，在何种程度上构建了陕西文学的特质？这种追问必然沿伸向历史的深度，挖掘出影响其精神气质、书写惯习的文化同位素。例如，千年来文脉中形塑出的陕西“士风”，以及文人使命和山川灵韵涵养的精神情操，都渗入到人情事态和风物细描之中。同样，齐鲁大地的儒家文化滋养着地域作家的审美自觉，他们主动承担了对传统宗法文化遗存的审慎性评判。山东作家毕四海的小说《风流少东》和《东方商人》，正是从孔孟文化和农业文化的蜕变中，探寻乱世中孟洛川的儒商之路，挖掘晚清政治危机中的文化艰难裂变。作品中的“瑞蚨祥”老字号绸缎庄不仅是一个品牌，而且还昭示着从“经世致用”的入仕之途向从商经变、实业救国的民族精神转变。

地域文学共同体不同于社会共同体之处，不仅在于因空间相同或相近而结缘，而且还在于其带有鲜明的情感意志和共通的地域想象。滕尼斯认为起于族群的内部结合，是社会意志建构的关系：“这种关系都是多数中的统一，或者统一中的多数。它是由促进、方便和成效组成的，它们相互间有来有往，被视为意志及其力量的表现。通过这种积极的关系而形成族群，只要被理解为统一地对内和对外发挥作用的人或物；它就叫做是一种结合。关系本身即结合，或者被理解为现实的和有机的生命——这就是共同体的本质。”因而，对于地域文学文本的有机现实生命的研究也就是对共同体的研究，“犹如对有机细胞的研究就是对生命的研究一样。”

地域文学是以地理自然生命现象为基础的外向型存在体。共同生活着的某一地域持有恒久的自然物象，天、地、草、木、风物等，既是文学中人的生存的依附，也是地域中生成文学意象的赋能元素，即在共同的地域感观和精神上和谐共生，创造出属于地域依傍行为的地域艺术的普遍本质。如湘西作家对地理风物总是表达着相似的感观和领悟，用以触摸深藏在湖湘文化地域中永恒的文化品格和文明质素。在湘西文学作家中，古华和叶蔚林尤其如此，古华出生于五岭山脉北麓的小村庄，后又一直生活工作于湘南，桥口小镇的自然地理风貌一直撩拨着他对古朴的湘风楚韵的探寻：“山区小镇古老的青石板街，新造的红砖青瓦房，枝叶四张的老樟树，歪歪斜斜的吊脚楼，都对我有一种古朴的吸引力，一种历史的亲切感。”六十年代，叶蔚林来到五岭山区，这一地带也就成了他日后创作取材的肥沃土壤。相似的地理风物在他们笔下呈现出了相近的气质。古华的《爬满青藤的木屋》中，绿毛坑里居住的守林人与世隔绝而闲适自得；奇异的地理景观如《金叶木莲》里的青丝坑；《美丽石崖山杉》里的乌石洞；《雾界山传奇》里的天礞峒等，无一不遥远、荒凉、闭塞，而人情也就既真醇而又厚朴甚至蒙昧。同样，叶蔚林的《黑谷白狐》也在探秘这种隔绝山林的至真人性，故事发生在萌诸山脉北麓的一个荒凉山谷，猎户家庭出身的菌子为了一个诺言——打一只白狐，而厮守黑谷十余年，这里与世无争，也隔绝了山外的政治运动风潮，她义救了一个青年，在原始状态中找到世外桃源般的生活危机避难所。两位作家都在古朴的地域风物中找到了精神的超然境界，这种审美气质上的相似性进一步强化了融入地域共同体的凝聚力。

地域文学共同体意识实质是一种基于地缘的认同结构。首先，这种认同结构源自于创作主体的情感认同，即作家对生长、生存、生活地域的认可和血脉相通的依赖，例如浓烈的乡情、难忘的记忆、久违的回归等；其次，是对地域民族精神谱系的皈依，处在地域环境下的民族精神，维系着对地域文化的信任和依赖，表现为编织“精神族阈”的潜意识倾向；再次，是对客体环境的依赖，表现为由时空所锁定的地域身份确认感，诸如：鲁迅之于绍兴、沈从文之于湘西、莫言之于高密东北乡、刘震云之于延津……反复出现的地理空间确认了作家的地域代言身份，以及由此感发的主体空间想象；最后，是作家的地域归属感所唤起的共通性精神向往——“神往”，对地域创作共同体倾向的追逐，对想象性地域的辨识和归化、填充与延留，都表达着独特的地域共同体审美体验。

三、地域审美的人民性建构

在当代地域文学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历程中，共同体具有鲜明的人民属性和稳定结构。

当代地域文学共同体具有鲜明的人民属性。文化和文学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体现，它们从终极意义上必然是反映人民的艺术喜好和心声的，作家本身的意志是在地域人民共同体的审美价值观引导下形成的，文化施加影响的最直接方式是左右主体的意志力、伦理观念、善恶标准和社会良知。在新中国成立的“十七年”时期，文艺为人民服务，尤其是为工农兵服务，这奠定了文艺的主流价值导向，文学主题具有明确的政治方向性。在第一次文代会上，地域文艺从政治形态上进行了重新厘定，时任中国文联副主席的茅盾指出“从建国之日起，仿佛一夜扫尽了地区间的三家（解放区、国统区、沦陷区）分异”，过去以革命斗争圈划的地域被人民的疆域所替代。随后，1949 年茅盾的发言《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以及周扬的《新的人民的文艺》的报告，与毛泽东同志1942 年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遥相呼应，确立了“人民的文艺”在中国大地上的主流方向，这也标志着中国地域文学审美共同体的人民属性开始确立。

1956年5至6月，中央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倡导“人民内部的自由”，一时间文艺界呈现出了新异色彩。随着关于现实主义大讨论的深入开展，一批立足于展示新式人民生活、反映地域特色的文艺作品涌现出来。小说《小巷深处》《田野落霞》《红豆》、话剧《布谷鸟又叫了》等，具有鲜明的阶级立场和“融入价值等级的判断”，这一系列顺应时代进步要求和时代风尚的书写，使地域审美共同体紧密地联接在了“国体——政体——人民阶级性”的多维度展示之中。

从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大情势来看，深处变革和建设中的新主人翁（工人、农民和军人），不仅从人民的宏观共同体中找寻自我的位置，而且也在各自的生活之地、所身处的文化地域中适应这种沧桑巨变所赋予的社会责任。合作化、大包干、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系列在乡土社会和传统地域中进行的制度变革和秩序确立，引导着人际关系的重组和地域民族性的重构，形成了深耕于地域文学的作家审美视野，并探寻到了地方个体活动与全国社会运动的审美结合点。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的四十多年里，地域性的乡土文学始终引领着当代文学发展的主流，建构着时代人民性这一共同体审美特征。从贾平凹笔下的鸡洼窝村的包产到户与个体经营摹写（《鸡洼窝人家》），到周大新笔下的“楚王庄”旅游开发（《湖光山色》），再到李洱笔下的乡村干部选举（《石榴树上结樱桃》），无一不是从地域性个体的生存秩序重建的故事中，探寻现代化发展与人民共同体共谋发展的时代命义。从无产阶级共同体到劳动人民共同体，凡参与者在文学中都不是孤立的个体，小说中的禾禾和烟烽（《鸡洼窝人家》）、旷开田和暖暖（《湖光山色》）、孔繁花和张殿军（《石榴树上结樱桃》），每一对文学形象背后都代表着不同时期、不同角色、利益、观念的共同体征象，也标注着地域与时代共谋的共同体特征。

在寻根文学和乡土文学的强大驱动力下，地域文学研究往往被置于社会历史文化视野中，并把历史文化区域作为根性基因的发源地，由此建构了具有显明地域历史文化脉络和地域文化共同性表征的地域文学传统。1990 年代，许多本土作家和海外华人作家在曾经养育自己的乡土文化和地域历史文明中找到了归属。由严家炎主编的20 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研究书系，追溯文学的文化根源，是在作家、作品研究基础上，向历史文化时空的勾连和集结，正如我们在湖湘地域文化中找寻沈从文、韩少功、周立波、何立伟等人的创作，在其文学作品中对楚文化的遗存、对多民族风情的纯净化、提纯式审美观照，对文学先锋意义的探寻，都是可以在实证和类举比照中找到回响。

地域文学共同体天然是一个审美的想象共同体。它萌生于牢固的地域文化根基，只有诉诸文字，依赖于地域方言的魅力，才能在语言的能指中找到踪迹，在所指中寻找依凭。梅洛-庞蒂指出，言语的共在世界“在会说话的主体中间建立了一个共同的世界，而当前的和新出现的言语就和这个共同世界有关联，就像动作和感性世界有关联。言语的意义不是别的，就是言语支配这个语言世界的方式或获得的意义这个范围内变化的方式。”言语不仅建构共同体的世界，而且还支配和维系着这个共同体的运行和言行方式。而对于创作来说，作家加入的是一个地域美学共同体。虽然这种加入是由出生或生活于斯而产生的物理空间的联络，但终极的呈现方式，却是盘旋于脑际，激荡于心间，诉诸笔端的，一种牢牢持守着地域精神征候的心灵意向。例如，陈忠实对关中祠堂和书院的写照，透过“乡约”“县志”来联系地域乡间知识共同体的民间气质，如果地缘想象脱离开美感的物质依附和精神熔铸，就失去了生命的活力，而“白鹿精灵”之于白鹿村，朱先生之于滋水县，就是从生命的历史轨迹中把握生命轮替、人世兴衰、善恶果报，从地理的空间中探秘对时代的感悟，祠堂几经轮替，成为“乡公所”“农会办事处”，戏台成了示众场，正是在地域民众众目睽睽的观瞻中，领略一幕幕悲壮往事。而这一切的书写不在于停驻在“蓝田县志”的叙事，而是跃动于《白鹿原》文本的地域时空深处，生成为地缘性的审美意象和叙事脉络，成为审美的共在场域。再如，河南地域文学之于中原文化审美的构型，在多灾多难的中原文化地域中，刘震云把“延津”作为一个历史情怀寄寓的所在，曾在故乡地盘上演过孙屎根的权力闹剧（《故乡相处流传》），上演过“分果果”家族利益争斗（《故乡面和花朵》），也经历过凄怆的饥馑和战争（《温故一九四二》，并且在当代人的精神失迷中，通过离乡——“出延津”寻道，在“回延津”中超然。而他的“一”字系列（《一地鸡毛》《一句顶一万句》《一腔废话》《一日三秋》）小说构成了始终扭结着一句中原“老话儿”的问题，只有在历经磨难的地域发展史中才能找到民族内部的“坚韧”“劣根”和中原文化“智慧”。同样，这种解决中原人精神困顿的萦绕话题，也在其他作家的中原书写中显现，如在阎连科的“东京俗世”人生里、在李佩甫的“平原三部曲”中，以及周大新的“南阳盆地”故事书写中，在刘庆邦的“矿区”人生中，都可以体味到由这种生命的韧劲结成的美学共同体，在权力、人性和道德伦理的纠结中，找寻、叩问生死离合、爱恨情仇的答案。他们都把深厚的答案寄寓在了中原大地上，潜藏在平原上的毛驴、稗草或芦苇的描写之中。刘震云指出：“故乡与世界，虽然各地的建筑、河流、肤色和语言不同，但人性是一样的……故乡延津就是世界，世界就是延津。”可见，地域文学共同体意识关联着作家的书写格局。居于里，处于国，立于全球，作家的创作视域不限于一辖域，而长于“以小见大”“以点带面”的折射，随之，共同体意识是弹性自如、进退有度的意识形态所在。

地域文本是一个审美地域系建构。地域文学文本型塑出地域的人文地理风物，展示着地域性的文化个性、人文情怀和个性情思，换句话说，如果没有了地域系的建构，文本的意义便失去了产生和存续的根基，地域审美意义也将由此而受损。这个因地域而结成的文学共同体就是一个黏合结构生成与意义阐发的起点。正如倘若没有山东胶东移民史的考察，便不会有《闯关东》的人物行动轨迹，也不会有对中国移民闯荡精神的弘扬一样，地域不仅是地理轨迹和区域范围的表征，也是生活于斯的“人”的精神的熔铸之地。1950 年代，黄河岸畔长大的李凖，作为中原青年作家进入文坛，以《不能走那条路》《李双双小传》和《黄河东流去》来映照父老乡亲在千百年压抑后的觉醒意识，勘察中原人面对灾难和变革的韧劲，他笔下的男性“侉子”性格与“辣女”形象，以丰满的中原性格书写勾勒出与时代共鸣的心声。长期沉浸于地域性情的性格，可以在文学审美中由遗传的集体无意识压抑转向暴发，由“小我”到“大我”，由“小家”投射“大家”，由个体生命折射社会共同体命运。

四、地域文学共同体的审美烛照

地域文学共同体具有很强的审美凝聚力和涵摄性，这种审美特性形成了审美的烛照效应。在地域文学共同体的审美烛照之下，是何种文化心理影响着共同体的创作趋向，又是何种文学景观折射出了地域文学旺盛的生命力和凝聚力？显然，这两个方面是我们考察地域文学共同体的两个关键方向。

地域文学共同体在审美心理趋向方面保持着相近且协同的审美意志。正如在江南文化与文学的考察中，我们可以领略江南士风作为一种共同体的共同意志，直接导引了“闲适”“练达”“超脱”“精雅”的文风气质。在江南作家汪曾祺、陆文夫、苏童、叶兆言的作品中，不难看出这种文士气质的留存。然而，审美意志作为共同体的底色，每个个体显然不是创作文风的简单承续接力，文士之风与地域气质相协合，成就了作家的书写生态领地，而每个人的创作风格又是“分型”了的江南文化，是对传统的接续、弘扬，同时又不乏批判与建构，例如，江南新文人小说中作家对末世情怀和感伤基调的扬弃，而在语言的构造中，处处又显示着江南绘画、园林、曲艺的情调和结构技法。按照滕尼斯的解释，这种文学上的共同体延续了某种公认的审美意志——“这些动机在心灵的意志里既保持其方向和导向，也保持其最特殊的形式。”。恰如叶兆言和苏童在“才子——佳人”结构中找寻属于江南的故事，从“秋风美人”“如花美眷”的江南思绪中梳理女性天地里的柔性慰藉。这种江南阴柔之美的意志形成了持续的创作动量。这种基于地域人文的“爱和自由”的禀赋，以及对于乡愁记忆的抒发和拆解，浑然成为组构地域风格的审美意志。

通过对地域特色鲜明的文学作品的考察，可以看出，能够在后天产生巩固共同体倾向的机制主要有以下几种：一种是家学渊源或童年的地域记忆形成了稳定的共同体意识；二是民间采风活动加固了地域书写的认同感，如周立波的湘南之行；三是有组织的作家挂职锻炼形成了对某地域的全新认知，如北京出生的满族作家叶广芩在汉中挂职，创作出了《老县城》《青木川》《老虎大福》等陕南地域风韵的作品；四是个人难忘的生活工作之地，如下乡插队、学习、当兵、工作等经历，对生活之地的文化产生了敬畏、亲近和认同感，如叶蔚林之于湘南、王安忆之于上海、王蒙之于新疆伊犁。作家选择适于创作的天地，地域审美烛照作家笔下的故事。他们对于地域的认同其实是选择意志的表现。滕尼斯认为，选择意志本身就是一种艺术精神，它们可以在选定的地域内成功调用已有的经验和生活储备，激活心灵的参与，赋予内容以坚实的地理根基，赋予形式以牢固的心灵图景。

地域文学共同体之所以在众多文学共同体中得以指认，关键在于作家的创作意志，这种共同体意志表现为对地域属性的捍卫和坚守。地域文学共同体主要的特性来源于共同体的内部，即他们总是选择具有一致性的意志，或者他们自觉默认这种意志，保持协同推进共同体发展的默契，从而形成整体的力量和本质方面的和睦共生关系。杨义教授在评述“东北作家群”这一地域文学共同体的独特品格时指出：“东北作家群是在时代热点上与民族共思维的，这使他们具有悲愤而豪放的群体性格”。从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为国家民族解放而热情讴歌的东北作家周立波的《暴风骤雨》、曲波的《林海雪源》，再到1980年代崭露头角、进行人生哲思求索时代命题的梁晓声、迟子建、马原、洪峰、阿成、刁斗、述平等，他们都曾追寻东北少数民族的足迹，寻找山林莽原和雪域川泽中的神秘元素，捕捉最原始、最天真，也最原生态的自然敬畏。洪峰在《生命之觅》中写下泛灵思想抚育下的东北乡民对山林不死的神圣景仰，迟子建书写着苍凉而又不乏温情的北国风情，她在散文《伐木小调》中写到：“雪花弹拨森林的时候，有一种声音会在苍茫中升起。”特殊的东北山林奇观，造就了这种神秘肃杀的文化气息。迟子建正是乘着这种审美与创作意志，决心走进鄂伦春这个独特的地域社群，当她听到最后一个萨满的故事——这个萨满用她那颗大度、善良而又悲悯的心达到“大爱”的圣景后，满怀着大爱与敬畏创作出长篇力作《额尔古纳河右岸》。

地域文艺审美是一种富有艺术张力的烛照。作为处在地域文化、民族文化和国族文化多元文化嵌套中“表象体系”，地域文学不可能绝对地绝缘于外来文化的侵袭与融合，反而在借鉴、碰撞中更加展示着有意味的形式张力和充满独特审美风尚的韵味。例如，湖南地域文学共同体中，沈从文与黎锦明、古华、蔡测海、叶蔚林等湖南籍作家都曾描写过湘西悍匪形象、苗俗乡仪、巫神蛊邪等，将其作为地域写作的标识，同时作为共同体在面对他者文化、异质文明时，又多采用区隔或者差异化的方式予以剥离，这更加突显了文学共同体文化外壳的坚固与韧性。有学者指出：“有些本土的湖南乡土作家在文化认同时表现出摇摆和惶惑，使作品充满歧义和张力，由此产生了多层次、富有启发性和想象力的对话，极大深化了他们作品的思想内涵。”这也正是共同体审美烛照产生的艺术张力。

结语

地域文学共同体因地域而结缘，又因其具有特殊的地理空间、审美构型，凝聚着时代、民族和环境多元的立体感知。从共同体视域观照地域文学现象、作家和文本，可以看到地域文脉承继与创新的内在逻辑。新中国成立以来，各具风格特色的地域文学共同体，奉献着地域精神特质和审美烛照构型的文学成果，形成了百花齐放的大格局。透过共同体的内在审美逻辑，我们可以看到主导创作倾向的选择意志起到了潜在制导作用，作为一种审美共同体，地域文学内部的空间审美意蕴和运作机制依然是未来创新发展的内核与动力。地域审美烛照的艺术张力，也将把这一共同体从个别地域带入到全球视域，具有对外增进认同、交流、竟进的审美交往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