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云芳

一

巨大的蜘蛛网挂在院墙与电线杆之间，上边缀满了晶莹剔透的水珠，像一件正在晾晒的珍珠衫。一只黑绿相间的蜘蛛趴在上边，几条腿微微向内收着。我抬头看它时，一枚浅浅的月亮正好粘在网上，被它据为己有。

叔叔打过电话来，问他家房子有没有被雨水冲坏，杂草有没有把院子完全吃掉，我顺着两扇大门的缝隙往里瞧，看见白蒿、臭蒿都已经长到半人多高了，屋檐上的一根管子正哗哗地往下流着浑浊的积水。我让他放心，房子看上去没什么问题。电话还没挂断，就看见爷爷从前面的小坡上走了过来，他嘴里嘟囔着，不管我也就算了，连地也荒了……等他听出是叔叔正跟我通话时，立刻就换了神色，冲着电话喊道，没事，都好着呢，棒子种上了，南瓜也长芽了，等秋天回来摘吧。和村里其他留守老人一样，爷爷平时跟别人坐在一起聊天，总会埋怨孩子们出山后不回家，而在电话里，却又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放在以前，这座院子我们都是躲着走的。

且不说，房子后边，几棵高大茂密的柏树相连，遮盖着那片古老的坟地，光是这房子本身就够让人疑心的。它先后死过两个主人。村里人传说这房子是凶宅。可叔叔、婶婶硬是要买下它，又找来村里的老杨，让他帮着装修一番。还专门贴着房檐搭了蓝色的遮阳彩钢，围起了院墙，再把大门一装，房子变得气派起来。

但事情似乎真的像村里传说的那样，没过多久，叔叔忽然出了车祸。就在山里的一个拐弯处，一辆三轮车把骑摩托车的叔叔撞飞出去老远，叔叔痛苦地躺在众人围观的地上。肇事者竟然是给他装修房子的老杨。据说，老杨一直强调，当时，叔叔趴在地上苦苦哀求，只要能把他送到医院，什么责任都不用负。而叔叔说的却是另外一个版本，说他只是提醒老杨赶紧送自己去医院，至于留证据什么的，他压根就没想过。后来，律师询问，他直说，村里哪兴这个？老杨把叔叔送到了骨科医院，丢下二百块钱，还没等大夫交代什么，就急忙溜了。但令人诧异的是，只过了半天，叔叔和婶婶竟然也离开了那家医院。

事故发生几个月后，就在这座院子里，叔叔向我描述如何听说那里治疗费用高，又如何拖着那条膝盖处骨折的腿连蹦带跳下了二楼，上了私立医院的汽车。说完，他拿镊子夹了一团药棉，在伤口里蘸蘸，疼得他直皱眉。镊子被提起来的时候，药棉上浸满了红黄混杂的血和脓水。他又说，那伤口总也不愈合，真是没办法。也是在那时，我们才知道，这个在煤窑起早贪黑上班的男人，竟然没有任何保险，甚至连村里家家户户都会缴的合作医疗保险，他们也只交了三份，将他排除在外。就跟平时一样，好像这个家里的每一分钱花在他身上都是可耻的，浪费的。

后来，听姑姑们说，在私立医院，每天睡地铺的婶婶焦躁不安，叔叔腿上的伤，和村里独自生活的女儿以及病友晚上传出的惊人的呼噜声，都让她辗转难眠。她时不时就要给姑姑们打电话，让她们来病房换换班，轮流看护叔叔。我从未上过学的二姑，坐着公交车从山里辗转来到城市，在医院一住就是几个星期。要不是晚辈们来接，她甚至不敢走出医院的大门，生怕因为不识字，给走丢了。再说，住院也太费钱了，她下了狠心从家里拿来的一千块，不几天，就花得一干二净。

叔叔擅长修理电器。村里人来叫，他又抹不开面子，拄着拐就跟着去了。来找他的人帮忙拎着工具箱走在前边，他在后边跟着。

他手里还攥着一团卫生纸，不时就要弯腰擦拭一番。在膝盖的部位，一股脓水从大片伤疤中间流出来，泉眼似的，不时往外冒着湿乎乎的东西。你看看，那里边就是骨头，叔叔又说。我瞅了一眼，看到糜烂的肉里显出一丝的白，感觉浑身不自在。他轻信私立医院大夫的话，说，还需要等，仿佛唯一能让这伤口愈合的只有时间。

让他更为烦心的是撞伤他的老杨迟迟不现身。叔叔气得牙根都痒痒，发誓要将他绳之以法。因此，连老杨装修的手艺也可恨起来。他指着地上永远印在洋灰里的老杨的脚印说，你看看，这就是他干的活！又指着墙体说，这抹的是什么样子，怎么看都不平整……

老杨一开始躲着，后来偶尔三更半夜回村看他老妈，像个贼一样，骑着摩托车一闪就从门前过去了。他一向在村里以仁义标榜自己，这个时候却耍起无赖，说，反正儿子们成家了，在外地打工，他自己又死了老婆，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要坐牢就坐牢吧。他甚至还把责任往别人身上推，比如，说那天他开的不是自家的三轮车，而是老李家的，并且，他奔跑在那条路上，也是为了给老李家拉修房子用的沙子。就算赔钱，也得是老李赔。老李战战兢兢，跟村里人商量，要不赔叔叔两千，哪怕三千也行。但叔叔那房子正是从老李手里买的，他短短几年痛失两个儿子，单靠着低保金过日子，叔叔也不忍心让他出钱。

老杨大言不惭地放出话来：只要法院让他出钱，他马上就拿钱出来。叔叔听到之后，咬着牙说，这官司，咱们跟他打，我就争这口气！说完，他又拿着卫生纸蘸了蘸腿上冒出的脓水。婶婶急忙把棉签递给他。我连夜联系了一位之前认识的律师，第二天就带着婶婶进城，把打官司的事儿定了下来。一大家子人暗地里祈祷，盼着法律能给老杨来个下马威。

那段时间，叔叔总是拄着拐架跳来跳去，他也拄着拐穿过大半个村子去我们家。半身不遂的母亲坐在院子里叫叔叔的名字，想起她初嫁时这个年仅五岁的小叔子如今受的伤，吃的苦，眼睛难免湿润起来。她一遍遍嘱咐：你岁数还小，一定要好好康复。一旁喂牛回来的父亲，双腿弯成了“O”型，随着身子来回摆动着。我远远看着他们三个，觉得命运里充满了荒诞和讽刺。

村里人解读灾难有他们的一套方法，有人说，叔叔出事完全是因为那套房子，谁住在那儿也好不了；也有人说，我父母和叔叔都是腿出了状况，那或许就是我们家遗传的问题；还有人说，没准有截树根因为四处伸展，正好压住了我某位先祖的腿骨，所以，他要以这样的方式提醒后人，就像一种怨咒。他们把风水、我们的祖先，甚至是一棵安静生长的树拉进来，当作一切苦难的肇事者，好像突如其来的疾病以及把车开得飞快的老杨都是无辜的。

那年春天，白蒿满地，山风呜咽着，从一棵柏树上绕过去，一直冲进山坳里。我从风里找不到任何暗示。叔叔始终也没有想到，当年那样用心装饰的房子如今会成了遗弃在故乡的空壳。我再抬起头看，房檐上那管子里的水流已经变小，像一个人终于哭累了似的。

二

那是距离叔叔出车祸大半年后的秋天，父亲要做静脉曲张手术，我不得不回到故乡所在的小城照顾他。刚在医院办完住院手续，几项检查还没有完成，便接到了叔叔的电话，他火急火燎地说，他就在之前治伤的那家私立医院门前，要我马上过去。原来，他是事先打听好了我归来的日期，专程选择这一天进城的。

他拄着拐，站在一棵龙爪槐的旁边，那张脸瘦得像被刀削过似的，旁边的婶婶挎着个小包对我微笑，给他治病的那家私立医院就在斜后方。如果不是因为我回来，叔叔找医院解决问题的日子还会往后拖。那段时间里，他辗转于各个小医院，吃了不少奇奇怪怪的中西药和补品，没有任何明显的效果。问他们为什么不赶紧去正规医院，他们不好意思地笑，这来回折腾已经花干了所有积蓄，还借了不少外债。要不是逼到没办法，他们也不会来找这家医院理论。

叔叔站在那棵树下的阴影里，等着我为他出面。这让我忽然想起，若干年前，奶奶用土坷垃追着他打的情景。那时他只有十几岁，不愿上学，却喜欢将各种电器拆拆装装。他跑到小山坡上，又停下来，看着奶奶。奶奶却忽然哭了。她总是担心他惹祸，这个只大我八岁的叔叔，不知道让她流了多少泪水。她总是渴求所有人都能保护她最小的孩子，在其他孩子面前，一遍遍强调他的弱小。后来，奶奶去世，但那份对叔叔的怜惜却留了下来，那汹涌的泪水像一笔遗产一样，不时从姑姑们的眼眶里流出。而等成年之后，这种对叔叔的保护，就像基因一样融进了我们的血液里、习惯里。

叔叔盼着我为他出头，其实这样的事情我并不擅长，但又不得不硬着头皮往上冲。我扶着他爬上二楼。语言的锯子来回拉扯着，叔叔终于忍不住，大声诉起了委屈。他的表情那么无助，几乎要哭出来。那一刻，我感觉自己的脑袋里好像长满了密密麻麻的刺，不断往外扎。

经过漫长的谈判，终于和院方敲定一个解决方案：由他们负责请本地大医院的专家给叔叔完成治疗。至于医疗费，院方不松口，只是说，有钱，你们就给，没有，以后再说。

手术很快定了下来，但专家们发现，叔叔的骨头有一小块已经坏死，不得不刮掉。他的膝盖关节已经完全锁死，几个月没有活动，导致关节整个粘连在一起，大夫们合力都拉不开。这次手术之后，伤口倒是愈合了，不幸的是，那条腿再也不会打弯，它直戳戳地架着叔叔瘦弱的身体，走路时，不由自主地划着圈。他每走一步，好像都在地面写着“10”似的，“1”是左腿迈出的，“0”是受过伤的右腿划着迈出的。同时，这条腿还变成了晴雨报告仪，每遇天气即将降温、下雨、下雪，关节便开始疼痛难忍。而每次一疼痛，叔叔都会想起老杨来。

有时候，亲人们也会怼叔叔两句，谁叫你们不在正规医院治，非要逃跑的？叔叔压低头颅，小声说着，我怎么知道……

快到年底，叔叔来了电话，欣喜地说，跟老杨的官司赢了，判了六万多。这些钱大多是他的部分医药费，还有一点误工补贴。叔叔虽然在煤窑上班，挣得也不算少，但他是临时工，按照规定，这一年的误工费只能按他农民的身份来算。赔偿多少不重要，重要的是法院还了他公道。在电话里，他扬眉吐气，说话的音色也亮堂了很多。

然而，老杨却完全不见了踪影。听人说，他在邻县一座大山里帮某个煤老板喂鸡。叔叔和法院的人赶紧就去了。只见老杨在一座简陋的房子前，正拿着一截棍子给鸡拌食。看见车上下来穿制服的人，他立马就把棍子扔远了，说话也支支吾吾。他说自己并不是不给钱，而是太穷。但他却又跟村里人在电话里说，有的是钱，就是不往外拿，看我叔叔能把他怎么办。什么不让坐飞机，他这一辈子也不可能去坐那玩意儿。不让高消费，他老杨最高的消费无非是去医院治病。想从他身上薅毛，等下辈子吧。

叔叔隔段时间就给法院的人打电话，唯唯诺诺地询问。每次打电话都要跟一家人先商量好了怎么开口，反复练习几遍，才敢把电话打出去。又问我，是不是该送送礼？是不是因为自己是个农民，人家看不起，所以不给好好办案？叔叔还说，有次，他去法院，老杨也正好在那儿。他问法院的工作人员，他不给我钱，为什么不抓他？他们讲的那一堆条款，在叔叔看来都是搪塞。我只能劝说他一顿。

几个月后，法院让叔叔签订了一份协议，说是同意老杨一个月打给他三百块钱。村里人人都能帮他算这笔账，六万多，一年还三千六，那就得将近二十年，那个时候，老杨也要八十多岁了。他能活到那么大岁数吗？但叔叔却一脸苦笑，不作答。等人散了，他才说，我能有什么办法呢，能要多少算多少吧。说完，他低着头发呆。我就不再忍心说他什么了。

后来我们才知道，即使那三百块钱，老杨也就打过一个月。叔叔把这耻辱的苦果子强咽下去，好像再把这些讲给人听，就显得自己太窝囊了。他也想不明白，在这件事情上，理亏的明明是老杨，可最终丢钱又丢人的却是自己，见谁都抬不起头来。叔叔摩挲着他那条受过伤的腿，叹息：太难了！

原来的煤窑，他是回不去了，他再也无法靠力气干活挣钱。跟婶婶谋划半天，把家搬到了几十里地外的村子。那里有一所中学，可以一边开店，一边给女儿陪读。

他们租住的房子正对着学校的大门。那是一面高高的土崖下挖的两孔窑洞，叔叔、婶婶把它收拾干净了，又在门口挂了“修理部”的牌子。土崖顶上布满了酸枣树、椿树和野草。我去探望他们时，正是秋天。风一吹，酸枣簌簌地往下落。同时落下来的还有红的、黄的、绿的树叶，分外惹眼。婶婶爱干净，不时拿起笤帚扫上一遍。

窑洞里阴冷的寒气直往脸上扑。靠墙的一面竖着个货架，上边摆满了各种零件和线圈。他说这些零件都是从网上订购的，一个个介绍着它们的故乡。叔叔一边挪动它们，腿一边在地上划着圈。婶婶在一旁嗔怪：知道的说你是干修理，不知道的，以为你卖零件呢。叔叔像没有听到一样，默不作声。

他那条能预知天气变化的腿，却预知不了生活的变化。修理电器的生意并不好，他不得不向远在南方打工的儿子求助，时不时要几百或者几千块钱救急。原本好好的生活变成这副样子，婶婶的脸色时常不好看。老杨给他带来的伤害如同腿疾一样，总是停放在某处，一旦生活里有什么不顺，这伤害便会浮现出来。

最终，他们决定去山下投奔我大姑一家，在城边那个小镇上租了门面，有表弟、表妹们帮忙张罗着，生意也不会太差。叔叔连夜让我给他的店铺取名，又来回奔忙着搬家。

三

在“之”字形的山道上，远远就能看到一个瘦小的身影，他左手端在胸前，右胳膊甩来甩去。离近了看，正是老杨。

听说，他半年前得了脑血栓，孩子们侍候了一阵子，又外出打工了。他一个人过活，吃喝都凑合着，原本就清瘦的人，风一吹过来，衣服直晃荡，好像那衣服不是被他穿在身上，而是直接挂在了一副骨架上似的。他脸上满是皱纹，眼睛挤在其中。算起来，他比我父亲还年长，也是六十多岁的人了。

因为叔叔的关系，他看见我们家人多少都会有些不自在。这不自在让我们觉得他似乎还略有那么一点良知。我和他都在岔路口愣了片刻，才互相问了好，之后，他便转身从槐树旁边拐过去，奔向别人家。

听说，患脑血栓之后的老杨能恢复到如今的样子，也是吃了不少苦头的。原本好好的人忽然失去了行动力，重新学习行走，自然是极其胆怯的。再者，得了这种病的人多少都会有些惰性，锻炼上便不那么积极。可孩子们都有一家人要养，哪能一直守在老家，于是，想尽了办法逼他锻炼。他们说，最有效的莫过于把老杨扶到院子边上，又将做好的饭放到门口，让他自己想办法往前挪动步子，若能回来，才有饭吃。

那虽是冬天，阳光还是穿过老杨稀疏的发丝，在头顶上晒出了油光、汗水。他紧攥着拳头，用足力气往前挪动脚步，这办法是严苛到有些残忍的。在这件事情上，村里人的态度分成两派，一派认为这么做是对的，不狠下心，怎么能练好。一派认为，这简直是胡闹，折腾人。那些老人从老杨身上看到了恓惶的晚年，一有空儿，赶紧往东山跑上一趟，学着城里人的样子遛遛自己的两条腿，顺道儿甩甩胳膊。

叔叔听说这件事后，以往一提起老杨便发狠的话反而没有说出口。老杨欠他的钱几乎没有归还的可能。他已经不想再去纠缠，有那点儿时间，还不如干点别的什么。但老杨却成了他心里的阴影和隐痛。他总觉得老杨赖账的事最终会变成他软弱无能的把柄，被许多人握在手里。为此，他很少回老家，任院子里的空间被野草一点点挤满，任田地荒芜。

有时候，他也开着三轮车奔走于附近的各个乡镇与街道。婶婶在家里看门，她开始热衷于直播、发视频，用各种网络上传诵的鸡汤文吐槽命运的不济。那因为美颜过度表现出的我们未曾见过的姿态，显出一种陌生感。然而叔叔却从未察觉，他能将一件件电器无师自通地修好，却不知道世界上很多东西是一旦坏了就无法修复的。他整天忙碌，似乎却总是入不敷出。

去年秋天，店铺房租忽然涨价，他们权衡半天，打算搬家。他独自转移空调外挂机时，那条受伤的腿没能支撑住，整个人从梯子上重重摔了下去，导致手腕粉碎性骨折，腰部也受了重创。

医院好像一个魔咒，让婶婶看到就想逃避。两天之后，叔叔被扔在医院，无人问津。我们表兄弟姐妹几个赶紧凑够手术所需的钱，又帮着找好了护工。就在那段时间里，婶婶在视频网站上记录着自己的生活，任亲戚朋友们怎么劝说，她都无动于衷。而他们的儿子再也不愿接听叔叔的电话，也不再接我们的，他像暴风中的风筝一般，被干脆地扯断了与家族的联系。

等叔叔出院回家的时候，发现婶婶将原来的家分裂出两个来，她想跟叔叔分开过。她一口咬定，叔叔曾多次骂过她，还没给她道歉，没有下跪请求原谅。叔叔却说，你也骂我了，夫妻吵架的时候，哪有什么好话！但几经折腾，婶婶还是卷着铺盖走了。户口本里，剩下叔叔孤零零的那一页。

亲人们经常想，假如叔叔的腿没有被老杨撞伤，他还像那些年一样在煤窑辛苦上班，一家人在那套新买的房子里安心过活，他们的生活会不会是另外一种样子？我苦想了半天，也说不出什么来。在复杂的生活大网里，谁又能说得清造成今天面目的肇事者究竟是什么人，或者是怎样一件事情。

听说，老杨在去年又病了一次，还做了回手术。叔叔没能从他身上讨要到的钱，一次次分期送到了医院。这让他们家也常过着火上熬油的日子。但叔叔似乎不太怨恨老杨了，至少很少再提起。他在那座小镇上一个人生活着，自己做饭，自己修理家电，生意竟比原来好了很多。甚至在去年秋天，还破天荒地把爷爷接到山下住了好长一段时间。

他偶尔会跟我联系，一看到他的号码，我心里还是会忽然一紧，琢磨着，他是否又出了什么事，或者是否要借钱。视频那头儿，那张瘦削的脸上绽放着微笑，问我最近忙啥呢，然后看着我的孩子们，脸上是长辈看到晚辈才有的慈爱。我每次都要对他说，你照顾好自己。说完，便忍不住哽咽了。我明显感觉到，奶奶给后辈们的泪水遗产在我身体里汹涌着。并且，我心里常会升腾起一种内疚感，觉得自己没能照顾好叔叔。但同时也会有另一种声音在此时冒出：你大可不必。这两种声音纠缠在一起，让一切变得更加含混。

关于婶婶，人们说，在城市里的火锅店见过她，也在川菜馆里见过她。叔叔听了，沉默了一会儿，说，可是，她不能吃辣。我们让叔叔去把她找回来，他却说，算了，一个人也挺好。但他依旧不断给儿子打电话，一次次发去信息说，我不朝你要钱，只是想知道你过得好不好，却始终没有得到回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