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佩智

南社西泠雅集图

因为西泠印社地处孤山一隅，清静疏朗，加之有诗、书、画、印四绝之誉的首任社长吴昌硕为西泠印社题写了大量的楹联诗赋，使这方土地更加诗情浓郁，许多名流贤达、文人雅士慕名而来。那些曾经过往交游于西泠印社的人和事，如山崖边的朵朵野菊花，清纯美丽；又如孤山台阶上的屐痕，斑斑可数。

南社西泠留诗篇

1915年夏天，著名诗人、南社领袖柳亚子等南社社友30余人来杭州，与在杭的南社社友丁白丁、丁不识、丁展庵兄弟，陈虑尊、陈越流等兄弟，以及丁和甫、楼辛壶、李叔同、王漱岩、程光甫、林之夏、费龙丁等小聚，一时胜友如云。5月14日，柳亚子等在湖滨杏花村聚餐后，乘舟游湖。柳亚子本来酒量不大，这时微有醉意，突然家事国事天下事一齐涌上心头，欲学屈原纵身跃入西湖，丁善之、丁宣之等竭力劝止才罢休，后诸友在西泠印社的印泉旁留真，南社耆宿高燮特意取名为“西泠扶醉图”。柳亚子这一醉，在西泠印社不仅留下了“西泠扶醉图”，也留下诸多诗篇。

泪痕如海酒如泉，此亦西泠一段缘。左拍洪崖右红袖，醉人艳福已如仙。

—高吹万《题西泠扶醉图即柬亚子》

相印心心到印泉，雪泥鸿爪总前缘。独醒我是孤山鹤，来伴花间醉八仙。

—丁展庵《题西泠扶醉照片寄亚子用吹万韵》

次日，高燮、姚石子、憇南三人先由丁善之、丁宣之陪同去西溪风木庵参观丁氏家刻书籍，而后入城到书肆搜购旧版古籍数种。16日，由两丁君倡议，西泠印社召开南社临时雅集，到会“三十余人多为平昔神交而未获相见者，当午宴于柏堂、竹阁，开樽一笑”，“酒过数巡十觞未醉”。高吹万乘酒兴缘坡而上，及至山巅“豁然开朗，有四照阁，登阁而望，全湖在目洵，孤山绝胜之区。”于是诗兴大发，招呼诗友登临山顶，共享西泠胜景。宴后，又合影留念，取名“西泠雅集图”。李叔同、邱梅白、张心芜等社友也纷纷吟诗唱和。

莫漫雕虫笑印贤，龙泓一脉溯源泉。藏刀亦具胸中竹，拾石能开腕底莲。

刻画龟封真好古，摩挲蠧简当逃禅。西泠胜处顿回首，识字弥渐攻错坚。

—高吹万《题赠西泠印社诸子步丁善之韵》

我侬心事识还无，醉后狂歌缺唾壶。对此茫茫家国恨，不禁涕泪洒西湖。

—姚石子《西泠即事》

风萍偶聚慰相思，方弗兰亭修楔时。南社古欢真率会，西泠今雨岁寒枝。

冷吟闲醉诗中画，山色湖光画里诗。缟紵环佩同一集，题名深惜我来迟。

—丁和甫《题三子游草》

西泠扶醉（图中为柳亚子）

结社朱明多隐贤，今从湖上溯源泉。读书讲学当中叶，立约放生有胜莲。

图书流传识怡老，诗篇唱和醉逃禅。千秋莫笑雕虫技，我辈还期金石坚。

—丁不识《偕亚子、吹万、石子游西泠印社即题其壁》

文字联交谊，相逢有宿缘。社盟称后学，科同亦同年。

抚碣伤禾黍，怡情醉管弦。西湖风月好，不慕赤松仙。

—李叔同《孤山归寓成小诗书扇贻王海帆先生》

弘一法师遗“印藏”

李叔同出家前后，同西泠印社的联系没有中断过。1912年，喜欢古书画碑帖、刻石的邱志贞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与西泠诸印人多有往来。在西泠印社的影响下，他萌发了组社之想。1914年，邱志贞发起成立“乐石社”，从事金石研究，推李叔同为主任。入社者大多是浙师的师生，也有李叔同的诗友柳亚子、姚锡钧等。社中的经亨颐、夏丏尊、费龙丁、周承德等，亦为西泠印社早期社员。李叔同在《乐石社社友小记》中说：“既耽染翰，尤耆印人，校秦量汉，笃志爱古，遂约同人，集为兹社，树之风声，颜之乐石。”

乐石社成立时，正当西泠印社当年秋季雅集金石书画展览的展出期间。李叔同作为乐石社的主任和教师，带领学生社员前往参观，他考虑到学生们信中说尚无经济收入，所以事先就致信叶为铭，请求给予关照，叶为铭如是办理，并送《印人传》及《印学丛书》样本于李叔同。参观后的第二天，李叔同又致信叶为铭，表示感谢，并要求代购二十部《印人传》、《印学丛书》。

1916年夏天，李叔同倍受神经衰弱困扰。他想找个清静地方用断食疗法医治，叶为铭便建议他去虎跑寺。因丁辅之是虎跑寺的大护法，便由丁辅之代为介绍。经过一段时间的试住，李叔同倒羡慕起寺里素食的生活，遂萌生出家的念头。1918年8月19月（阴历七月十三日），李叔同在虎跑寺剃度出家，法名演音、字弘一。出家前，他把诗词、书法卷轴送给了莫逆之交夏丏尊，音乐、绘画、戏剧手稿留给弟子丰子恺、刘质平等，油画作品赠给了北京国立美术专门学校，93枚自用印则移储西泠印社。叶为铭遵好友之嘱，仿昔人“诗冢”、“书藏”遗意，凿壁庋藏，“庶与湖山并永”。

1923年，吴石潜之子吴熊于遁庵左侧建阿弥陀经石幢，经文由叶为铭出面请弘一法师书写。弘一法师很郑重地写好经文，特别请叶为铭代嘱镌刻者：“格线宜照刻，刀法宜圆浑，不可有锋棱。又是本为宿墨所写者，付装池时希告匠人，宜注意拂拭纸面，否则或致污染也。”第二次又嘱“若已镌竟，希惠拓本若干份，广结善缘。”由叶为铭监造完工。1924年建华严经塔时，叶为铭又请弘一法师撰书《西泠华严经塔写经题偈》。从此，西泠净土，华严圣地，风起铃动，佛音袅袅，远近相闻。

1924年之前的四照阁，湖畔诗社在这里宣布成立。

1924年后的四照阁

湖畔诗社举旗帜

1922年4月初，在西湖的倒影下，有四个年轻诗人徜徉在湖边。

春天的西湖，碧波轻灵，四名年轻诗人，越谈越投机，在桨声欸乃中，他们用年轻人特有的热情诵读了自己那些关于爱情的诗篇。在游湖吟诗的过程中，汪静之提起他的诗已编成一集《蕙的风》，三月底已寄给书店出版，应修人便建议潘漠华、冯雪峰和他自己三人的诗编成一册合集。离杭返沪前一日，4月4日，应修人建议把四人的爱情诗合编为一集，起名时，大家颇费斟酌。在湖边沉思良久，向孤山之巅走去，在西泠印社四照阁坐了下来，或许在高高的四照阁之“湖畔”，远目下的湖水，触动了诗人的情思，应修文在诗集封面上题了“湖畔”二字，众人皆认为这个书名妥贴。接着，年岁最大的应修人又建议成立“湖畔诗社”，这样可以经常在一起探讨诗歌，抒发情感，畅谈理想，于是，湖畔诗社就这样诞生了。这是中国第一个新诗团体，湖畔诗人也声名鹊起。

《湖畔》诗集的扉页上留下了这样的诗句：“我们歌笑在湖畔我们歌哭在湖畔。”关于湖畔诗社的诗，朱自清曾说：“中国缺少情诗……真正专心致志做情诗的，是‘湖畔’的四个年轻人，他们那时候可以说生活在诗里。”湖畔诗社的诗还引起过鲁迅的注意，他曾评价这些诗是“血的蒸气，醒过来的人的真声音。”

篆刻文化联异邦

1925年7月3日，在北京燕京大学任教的美国人马尔智，携童年曾在杭州生活过的新婚妻子多萝西，来到杭州开始他们的蜜月之旅，忘情在山水里。在杭州半个月的甜蜜行程里，马尔智夫妇两次走进西泠印社游览、选购石刻拓片。

来杭的第五天，雨后凉爽，马尔智夫妇一早便前往孤山一带。他对西泠印社里的石刻兴趣甚浓。“一场好雨赶走了暑热，我们舒展了一口气，寻思着要出去玩玩。今天下午，我们早早地就外出游览孤山一带的景点。”马尔智在日记中详细地记述了在西泠印社的所见与感受：“好在我们接着来到典雅的西泠印社，那儿有一座金鱼池，一座修葺完好的假山，还有老西湖景点和现代书画的石刻，这一切让我的心情再次变得愉快起来。我们爬上西泠印社后面的小山，山顶有一座现代公园，那儿有一些西泠印社著名学者的雕像、一汪荷花池、几间亭子和一座石塔。我们坐下来喝茶，俯瞰西湖，怡然自得，逗留了许久。这里有不少小石碑，上面镌刻着西泠印社名家的画像以及印社内外许多人的书法作品。这儿我们可以看到，在人们的兴趣和雄心壮志的激励下，古老的传统如今仍然可以有所作为。有两座有趣的雕像被置于这怡人的环境之中，宛如它们所表现的对象是在园中休憩。它们的石材都取之于周围一带常见的玄武岩，雕像的脸部和双手都表现生动，而衣襟则采用粗犷和写意的风格。对于雕像来说，这样的作品实属难能可贵。在西泠印社门口的小商店中，我们观摩了许多拓片，翻阅了一些现代书画的书籍。假如身上带了更多的钱，我也许要把更多的拓片搬回家。不过还好我没带更多的钱，因为现在将必须回家，而且我会为此感到高兴。”在这个外国朋友的视窗里，肯定西泠印社朴素、典雅的美，石刻文化的艺术内涵，让他们回味无穷，恋恋不舍。

带着这份情结，在离杭返京的前一日，马尔智夫妇重游孤山，依然对西泠印社的石刻兴趣很大。“我们在西泠印社度过了几个小时，欣赏拓片和名画的当代仿品。离开时，我们的拓片收藏数量又有所增加。我们雇了一条船穿越西湖回家。”

马尔智拍摄的西泠印社潜泉照片

“印冢”今日何处寻

20世纪20年代，曹聚仁在杭州一师读书，又在西湖边的文澜阁工作，后来，他写了许多关于西湖的文章，常常回忆西泠印社的感受。

“我年轻时在杭州读书，闲时踯躅街头，最爱去的便是孤山，走过长堤，无论经山前或山后，上西泠印社歇歇脚，最为理想。……我这样的穷学生，上西泠印社的四照阁一坐，游目畅怀，岂不快哉！顶多泡一碗茶，莲藕粉都不必吃的。”

“后来，在文澜阁做事，图书馆书楼，也就是西泠印社的东邻。晨昏闲步，信步走去，就会走到西泠印社，隔邻便是广化寺和俞楼。西泠印社也就等于我的外书房。”

“面对湖光，到西泠印社四照阁去，最为便捷；我们就在阁右的亭子里打过午盹，虽羲皇上人不啻也。曲园老人所说的倚槛坐对，我们在四照阁中一样领会到。”

“有一段时期，我的家住在西湖孤山文澜阁中；傍晚时我们沿着湖走去，……到了广化寺俞楼，就得弯向西北，到西泠印社的门前了。在那儿步着斜阳在柳荫下缓步，那真是仙境。真是‘缓步’，‘缓’得仿佛在拖鞋子。张岱（宗子）有《西湖梦寻》之作，我们仿佛在寻梦。有兴趣的话，从西泠印社穿过去，到四照阁小坐，那真“一片湖山归管领”了。”

最让曹聚仁刻骨铭心的是同他的好友叶天底在一起的记忆。“似乎刻印在我们一师圈子中，颇成一种风气。我们的校长经子渊先生和夏丏尊先生，还有一位徐道政先生，都是研究说文、钟鼎篆刻的名家，他们都是浙派刻印家，和西泠印社有关。……和我同班的一位同学，叫叶天底（在校时，名叶天瑞），他是艺术家，善刻石治印。有一天，我借了他的印泥用，一不小心，印盒掉在地上碎了，他很慷慨，就把那盒印泥送给我。我这乡下人，真不知艺术轻重；西泠印社的印泥，上品比黄金还要贵些呢！”

“1927年秋天，我正在文澜阁工作，忽见报载：‘浙东暴动总司令叶天底已于今晨四时在陆军监狱执行’。我悲从中来，不禁号泣。第二天清晨，惘然地走到钱塘门外，徘徊久之。我回到了文澜阁，我出了天底替我刻的印子和那盒印泥，一同包了，就在西泠印社的一角埋了下去。前几年，我重游西湖，再访西泠印社，看见那青苔蒙笼，印冢依然，天底所舍身的革命大业已完成，天底也可暝目了。”

虽然曹聚仁藏印的“那一角”可能被葱郁的林木所掩映，无可寻觅，但这些发生在血雨腥风中的可歌可泣的故事，一个艺术家走上革命道路的故事，依然让过往者遐思无限，感慨万千。

前排左二起张大千、唐醉石、王福庵、韩登安，中排左起方介堪、丁辅之，后排左一唐云等1947年在杭州。

登顶孤山泰戈尔

1924年4月，印度诗人泰戈尔来中国访问。当时，泰戈尔的大名响彻东西方，他是亚洲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者，一直以来都是东方人的骄傲。泰戈尔十分尊敬中国传统文化，初抵上海便说：“此番来中国，并非是旅行家的态度，为瞻仰风景而来，也并非是一个传道者，带着什么福者，只不过是为求道而来。好像一个进香人，来对中国的古文化行敬礼。”

4月14日清晨，泰戈尔一行由中国作家徐志摩、瞿世英、王统照等人陪同游西湖。一同前来的还有印度国际大学研究院院长沈漠汉教授、艺术院院长波斯教授、美国农学家爱莫赫斯，中国京剧艺术家梅兰芳等。他们一同游览灵隐寺、孤山、西泠印社、六和塔、虎跑等地，并乘着夜色泛舟西湖，在一艘桨声悠扬的舳舨上通宵达旦地赏月、吟诗、谈心，饱览湖光山色。次日泰戈尔在杭州的千年古刹灵隐寺讲演，西泠印社向他赠送一枚刻有“泰戈尔”三个字的印章，他感动不已。对随行的京剧艺术家梅兰芳说：“在印度，小孩降临后有两件事最重要：第一要给他起个名字，第二要给他少许饭吃。这样，这个孩子就和社会产生不可磨灭的关系。我的名字译成中文叫‘泰戈尔’，我觉得我的生命是非与中国人的生命拼在一起不可了……”。

若干年后，这个“来对中国的古文化行敬礼”的印度诗人依然记得杭州西湖的西泠印社，说它是一个有书画家、篆刻家和诗人组成的团体，成员都是中国第一流的艺术家。社里悬挂许多布局宏伟、笔力雄健的山水画和缜密富丽、栩栩如生的花鸟画。他说把字作为艺术品是中国所特有的，既使是不认识（中国）字的外国人，也能领会到中国书法的挺秀和矫健。他还说中国精美的金石刻印，是中国特有的艺术品，他一直珍藏着西泠印社金石艺术家为他刻的石印。晚年泰戈尔的书房中挂着两幅中国山水画，画有松荫亭榭、小桥流水，亭中几位老翁执卷坐谈，这是他游览西泠印社带回的数十幅名画中的两幅，有客来时，便向他们讲述在中国西泠印社受到的热情接待和艺术感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