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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卜史易”到“士易学”再到“儒门易”
——先秦易学阐释分期断代刍议*

2022-10-09窦可阳

学术研究 2022年9期
关键词:易学左传八卦

窦可阳

一、“卜史易”时期

二、“士易学”时期

除了阐释人群的变化,春秋时期的阐释文本也为“士易学”的存在提供了充足的依据。如前所说,《左传》《国语》“22例”为后人提供了直接、丰富的筮例,对这些易学阐释文本的量化分析提供了可能。比如,在对“22例”中身份明确的“狭义”的士和更大范围“广义”的士所参与筮例阐释的现象做一统计,可得下表:

表1 “狭义”的士筮例简表

表2 “广义”的士筮例简表

最后,士易学阶段既然区别于卜史易学阶段,则它的阐释范式必定与卜史易学有所不同。对于易学阐释学来说,筮仪也是阐释范式的研究对象。在卜史易学阶段,易筮与“太卜”所属诸职守一样,承担着沟通天地人神的使命,其筮算结果的权威性是不容置疑的。虽然春秋易学文献罕见筮仪的细致描述,但定爻之后的占断和解卦却是筮仪的一部分,且在“22例”中有清晰的记录。如“周史筮陈公子完”(《左传·庄公廿二年》)、“毕万筮仕于晋”(《左传·闵公元年》)、“秦穆公筮伐晋”(《左传·僖公十五年》)等例,其阐释者分别为周史、辛廖和卜徒父,三人均为卜史,其解卦并未受到“士”的质疑,三例最终都应验了,属于典型的卜史易学范畴。但表1、表2中各例都在不同程度上破坏了卜史阐释的权威性,甚至连基本的筮算过程都免了,这便是士易学区别于卜史易学的一个显著特征。至于阐卦的学理,士易学也旗帜鲜明地推重理性、因人事而命卦,打破了卜史常用的八卦解象的范式,不再奉“天的旨意”为神明。除前述穆姜用“四德”说判定吉凶的筮例外,王子伯廖、知庄子、游吉等预言的案例,也都以德义为重要参照,是否“无德”“盈整”“修德”等都成为判断吉凶的根本要素,八卦解象只是用来“注我”的辅助性依据。总的说来,“士易学”是儒门易学出现之前的一个重要的过渡阶段,它既没有系统采用儒门易学的“爻位说”等阐释范式,又有别于之前的卜史易学,这一阶段的独立划分,也可以很好地重现先秦易学从原始筮算到人文理性的演变过程。

三、“儒门易”时期

最后,儒门易学的阐释范式也使其走出卜史易学和士易学的藩篱,不但自成一家,更为后世易学定下了一个阐释基调。儒门易学多个文本都曾记载孔子所说的“不占而已”,在儒门易学文本中果然罕言筮法,而且儒门易学的义理总结早在春秋晚期便与纯筮书区分开来,这就是清华简《别卦》与《筮法》并存一箧,其文本结构和阐释范式却差异巨大的原因——重义理而轻筮法,是儒门易学阐释范式的第一个特点。第二,儒门易学将卜史易学时期就逐渐得到重视的诸组概念本体化,并将它们融入到易学的生生图示之中,最核心的概念包括了“元亨利贞”“乾坤”“阴阳”等等;围绕这些本体化的概念,儒门易学对本属于卜筮范畴的卦爻象体系做了系统的理论升华。第三,在解卦的思路上,儒门易学引入了很多新的范式,尤以“爻位说”最为典型。从卜史易学到士易学,阐释者的解卦思路都以八卦解象为主,《左传》《国语》极少谈及爻位。但儒门易学却系统采纳了一卦六爻之间“乘、承、比、应、中、据”的位置关系,并将之与 “推天道以明人事”和“生生之谓易”的哲理融为一体,开辟了全新的阐释思路。尽管卦爻辞的编排已经可以看出卜史们对爻位关系的认识,但真正将之哲理化、体系化和范式化的,是儒门易学。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儒门易学时期是易学阐释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它承前启后,系统地实现了阐释的转向,并以一个成熟、自洽的阐释体系,为后世易学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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