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儒家给人以理想的追求，法家给人以现实的眼光，那么道家就给人以成熟的心态。好的领导者，既有儒家的理想与追求，又有法家的清醒与现实，同时还有道家的成熟与灵活。这三者从不同的角度构成了中国领导力的哲学基础。

以品格为核心的儒家领导力

儒家领导力哲学的核心，是立德立功立言，是以品格为核心的领导力哲学。儒家的重心，强调的是“修己安人”“内圣外王”“有体有用”。在儒家看来，领导者必须具备“圣”“王”的双重资格：有“圣”人修己之体，然后才能为“王”者治人之用。儒家所强调的是，内在品格的养成是领导力成长的前提。

从自我反省和人格养成入手，孔子把领导力的展开分为“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三个阶段，“修己”才能“安人”，才能“安百姓”。换言之，修身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在儒家看来，领导力形成的过程，就是自我修养、境界提升的过程。

以自我修身始，以平治天下终，这也是一个领导者自我突破的过程。一个领导者要想走向卓越，首先要反思自我、认识自我，进而管理自我、提升自我，从而具有更高的格局、胸怀、气度、眼光、境界。所以儒家推崇的君子、豪杰、圣贤，代表的都是儒家理想中的领导境界。而君子、豪杰、圣贤的核心，是代表价值观、传承价值观、践行价值观的强烈道德自信。真正的儒生会有强烈的担当意识、责任意识、天下意识。儒家的领导哲学，为领导者提供的是一种清晰而坚定的理想与追求。儒家的领导哲学，是建立在品格与价值驱动基础上的，是以品格和价值观为核心的领导力，是以社会责任和天下情怀为核心的领导力，强调的是既自强不息，又厚德载物。

以现实为核心的法家领导力

对于领导者来说，只靠儒家的价值理念显然是远远不够的。所以中国文化中还有法家的理念。

法家与儒家有很大的不同。如果说儒家相信的是人有向善的可能，强调的是人性理想的一面，那么法家相信的是人有求利的本性，它强调的是人性现实的一面。

韩非子曾经说过一段话：做车的工匠做好了车，就希望富贵的人越多越好；做棺材的做成了棺材，就希望人死得越早越好。并不是做车的道德多么高尚，做棺材的道德多么败坏，而是利益决定了他们的不同行为。在法家看来，这个社会，从本质上来说是围绕着利益而展开的。离开了对人的求利的本性的把握，就无法对人进行基本的激励。

除了利益之外，法家所信奉的还有实力。儒家对道德的力量充满了自信，所谓“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风往哪边吹，草就会往哪边倒。用今天的话说，儒家相信的是道德的影响力、感召力，强调以德服人。而法家相信的是强制性的权势的力量，所谓“力生强，强生威，威生德”，相信以力服人。法家认为权势才真正具有让人屈服和顺从的力量，人的行为也只有通过强制的力量才能改变。

儒家讲的是道义，法家讲的是利益；儒家讲的是道德，法家讲的是实力。与儒家相比，法家的特点是非常冷酷，但非常现实。法家让你看到人性和社会的另一个层面。如果说儒家提供的是人生的理想，那么法家所提供的就是一种现实的取向。人有向善的可能，也有逐利的本性。真实世界的领导力，当然需要使命与愿景这样理想的一面，但也不可能无视权力与利益这样现实的一面。

以柔性为核心的道家领导力

法家也有其不足，就是过于强势、冷酷、霸道。这样容易导致人际关系糟糕，最后也一定是败得一塌糊涂。所以，还需要道家。

道家与法家相比最大的不同在哪里？如果说法家的特点在于一个“刚”字，那么道家的特点便是在于一个“柔”字，强调“柔弱胜刚强”。

在现实的管理世界中，我们可以看到两种截然不同的领导模式：一种是刚性的，一种是柔性的。刚性的领导者，其领导行为往往是强势的、霸气的、张扬的。柔性的领导者，其领导行为往往是谦逊的、温和的、包容的。

老子欣赏的显然是第二种领导者。他曾经警告说：“强梁者不得其死。”盛气凌人的领导者尽管可以迫使一些人在短期内服从自己，但时间长了，往往会带来下属的怨恨与离心离德，从而导致管理的失败。在道家看来，“弱者道之用”，明智的领导者一定要学会“知其雄，守其雌”。意思是知道自己很强大、很成功，却能够保持谦逊的心态。这样，才能更清楚地看清自己，也更清醒地理解别人，学会倾听，学会欣赏，学会包容，从而更好地汇集众人之力为我所用。

美国学者吉姆·柯林斯曾经提出过一个“第五级经理人”的概念。他把管理人从低向高分成5 级。在多数人的感知中，组织的一把手应该是外向、霸气、魅力十足的明星人物，然而柯林斯的结论是：最伟大的领导者，往往是安静的、谦逊的、低调的。

这其中的原因，老子早就讲得非常明白：“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意思是：不固执己见，反而能明察秋毫；不自以为是，反而能是非清楚；不自我夸耀，反而能成就功名；不妄自尊大，反而能成为天下的领导者。

如果说儒家给人以理想的追求，法家给人以现实的眼光，那么道家就给人以成熟的心态。

好的领导者，既有儒家的理想与追求，又有法家的清醒与现实，同时还有道家的成熟与灵活。这三者从不同的角度构成了中国领导力的哲学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