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自己先全面认识自己的国家，在做对外宣传的时候才能更加有底气，更加客观全面地讲好中国故事。”

好的中国故事需要哪些内容要素？

讲故事，就要讲他人喜欢听、内容有吸引力的故事。这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关键。从同理心的角度来说，想讲吸引人的故事，那讲故事的人就需要先考虑自己讲的这个故事是否有趣、是否有吸引力。只有在自己也觉得这个故事很有意思的时候，故事才有可能吸引到他人。

除此之外，讲故事也要求讲述者有丰富的观察生活的经历。这让我想起来我在青海基层工作的那两年。那个时候我特别注意贴近和深入基层，了解到了许多我们国家的真实情况，收获到了很多在大城市所不能体验到的经历，这对我现在从事的对外传播工作是特别有帮助的。

我们国家既有北京、上海这种繁荣发达的大城市，也有农村、山区这种相对落后和贫困的地区，这是我们国家的两面。我觉得我们只有自己先全面认识自己的国家，在做对外宣传的时候才能更加有底气，才能更加客观全面地讲好中国故事。有人认为我们做对外宣传不能只宣传我们国家的成就，也有人认为做外宣工作的时候不应该反映我们国家的不足，应该多宣传积极的一面。我认为，我们在做外宣工作的时候应该以正面宣传为主，但不足的一面也需要客观地反映出来，让读者通过我们的宣传工作了解到立体的中国。读者如果通过我们的账号看到了多方面的中国，就会觉得我们的宣传工作更加真实、客观、具有全面性，对我们的信任度也会更高。

“我正经历着互联网对传统媒体行业产生巨大冲击的变革时刻”

我们了解到您之前做科技新闻和体育新闻，现在在做国际新闻，这之间的跨度似乎非常大。您觉得国际新闻工作和您之前的工作内容相比有哪些特殊性？您又是如何适应这一跨越和转变的呢？

我觉得国际新闻工作的特殊性在于读者群的不同。原来的新闻工作都是面向国内的中文读者群，现在做对外传播工作主要是面向国外的读者群。

比起具体的工作内容方面的转变，我觉得更大的转变实际上是由互联网带来的媒体行业的转变。

从媒体的角度来说，媒体本身是二次贩卖信息的中介机构。互联网发展起来之后，信息传播的手段和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信息传播变得非常容易，任何人都可以利用互联网成为信息传播的主体。在这种情况下，媒体机构专业人员的不可替代性和特殊性自然而然受到了强烈的冲击，我们的重要性可能仅仅体现在普通民众没办法代替的事情上，例如报道危险的突发事件之类。实际上，全球的媒体行业都在萎缩，从业人员减少，规模缩小，即使是《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芝加哥论坛报》这些在全世界都鼎鼎大名的媒体机构，现在也都很难独立运营了。这种转变应当如何适应呢？我觉得大家都还处于摸索的阶段。

“文字传播和视频传播的重要性是并列的，都应该受到重视”

您认为讲好中国故事，需要哪些具体的传播形式呢？具体有哪些要素呢？

不可否认的是，在目前这个时代，对于讲中国故事而言，视频这种形式具有非常大的优势。对各个方面的事件而言，视频都是最直观最有效的传播方式，而文字的描述总是很苍白的，在故事的叙述上不如视频直观。但是文字的传播形式仍然存在重要性。相较于有趣又直观的视频而言，文字更能传达有影响力的观点与看法。所以，其实文字和视频都是好的传播形式，只是两者的特点不同，适合传播的内容不同，总体来讲两者的重要性是并列的。就我自己的工作经历而言，我们在运营人民日报账号的时候也会尽量多发视频。

“针对恶意抹黑，必须果断出击才能赢得掌声”

您觉得在做国际新闻的过程当中，自己和团队讲的最好的中国故事是什么呢？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2011年、2012年，人民日报海外社交媒体帐号初创的时候，我们做了很多非常灵活的内容，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我印象最深的是，当时推特上有一个叫做RevelantOrgan的个人大V级账号，刻意模仿我们国家政府的官方语气、结合我们国家的时事热点，发布一些讽刺我们国家的推文，在推特上影响力还比较大。我们就在推特上直接@他，对他发布的内容逐一进行反驳。我们和那个账号的反击战引起了推特上的媒体的围观，有包括《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路透社在内的几十家媒体对此进行了报道，我们账号的影响力由此得到了迅速的扩大。

“被贴‘标签’、被限流是我们在外讲好中国故事的现实困难”

在工作当中，您在讲好中国故事这件事情上面遇到过哪些困境？

我们遇到的困难是所有社交媒体平台近年来给中国媒体“贴标签”，标注上“中国官方媒体”。受西方媒体长期抹黑报道的影响，西方民众对我国的认识有很深的误会。在此大背景下，这样的标签就会造成西方人的误解，一方面让他们误以为我们是完全代表中国政府发布言论，另一方面也会先入为主地认为我们发表的观点、发布的信息都是不客观、不可信的。这对我们的外宣工作是很不利的。

除此之外，这些社交媒体平台还会对我们的账号在后台进行限流，使得读者无法阅读到我们发布的动态。我们现在的Facebook账号，单条推文理论上阅读量应该能达到8000多万，但因为限流，现在每一条只有十万左右阅读量。

“不仅仅是个人角色上的转变”

从一开始的一线记者到现在的人民网美国公司总经理，您觉得在讲好中国故事的议题之下，您自己扮演的角色有没有发生什么转变呢？

从个人角色的转变上来说，我最大的转变是从一个采访写稿的记者变成了一个团队的领导者。这个团队人数不多，但从大的方面来讲，我们运维的帐号，实际上在海外代表了人民日报，在很多外国人眼中我们也被当作了中国党和政府的代表，因此责任十分重大。

“我们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去建立起自己的全新话语体系，现阶段应当做的是融入”

中国在对外传播的过程当中，应该以怎么样的姿态去和不同的受众进行对话呢？是作为旧牌桌上的新玩家，融入已有的话语体系，用容易接受的话语来宣传呢；还是作为一个新牌桌上的庄家，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呢？

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进行直接有力的宣传，就要求我们拥有坚实的粉丝基础和强大的影响力。就现状而言，我们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去建立起自己全新的话语体系。所以我觉得现阶段我们应当做的是融入，在现有的国际体系下，用他人能够接受的话语和方式来传递我们的声音。在讲述中国故事这一方面，我们还处于新手时期，很多事情尚待摸索与学习，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要继续提高我们国家的实力，同时也要提高讲故事的本领，两者结合才能让我们的对外传播事业越做越好。

访谈总结

本次访谈以“如何立体地讲好中国故事”为主题，重点与任建民先生探讨了中国故事的内容要素、讲述中国故事的过程中遇到的困境、对外传播时是否应融入现有的话语体系等问题。任建民先生也与支队成员进行了积极的互动，同支队成员交流了对我国讲述中国故事的现状的看法，并对正在及未来讲述中国故事的青年学子们寄予了厚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