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 燕 屈小强

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孝道文化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构成，内涵丰富，是我国国力的一个重要软实力，其精华更是当今树立良好家风、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文化资源。学界对中华孝文化的研究不断从广度和深度拓展和深入，成果丰硕。其中，民族出版社2022年初出版的罗曲教授《彝族传统孝文化研究》一书，不仅是对彝学研究内容的一个补充，也是中华孝文化研究方面的一个新拓展。

一、选题务实，呼唤对彝族孝文化的重构

过去彝区的人们都是呆在家里固守着土地过日子，但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后致富政策的实行，人口流动成为常态，传统的几世同堂情况已经少见。前些年，由于对民族文化的自觉和自卫情况关注不够，致使一些外来的消极文化思潮甚至邪教文化对彝区部分群众产生了不良影响。另一方面，一些虽属传统的，却与当代社会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的孝行为亦凸显出来，最为突出者，首先是丧葬仪礼上的厚葬，其次是婚嫁中的“身价钱”及其仪礼上的炫耀式消费，再次是招待宾客上的“面子观”。用当代眼光审视，对老人的孝不仅要在物质生活上予以基本保障，更重要的是应使之心情愉快。由是，厚葬、身价钱、待客重“面子”的高消费，外出打工等人口流动引起的儿孙难以与老人团聚而不能尽孝等，使彝族传统孝文化面临新的情况。这便需要有适应新时代的彝族孝文化出来应对。

彝族历史文化悠久，传统孝文化内涵丰富，呈现形式多样。在时间的推移中，彝族孝文化作为一种“民俗链”，有的保留了下来；其中有的“民俗质”为新的“民俗质”所替代，但内容实质未改变，如给老人孝敬的礼物中，吃的过去普遍以燕麦炒面为贵，现在有时没有燕麦炒面，便以盛行的营养品替代。

作者面对过往与当下，遂在《彝族传统孝文化研究》里提出了重构彝族孝文化的问题。这里重构的内涵，是正视彝族传统孝文化的丰富多彩，在此基础上传承和弘扬其优秀内核，摒弃不适应现代文明的落后部分，补充或引进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这便是本书的第一价值所在，即因应时势而务实。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过去一直以为彝族生育率高，不存在老龄化问题。但作者注意到，彝区的老龄化已经成为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作者认为，解决彝区老龄化社会问题，应走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相结合的养老道路，把老年人自身、家庭、社会和国家作为有机地组合起来，使之发挥出最佳效用。其重要的措施就是重视居家养老环境，不仅使老有所养，而且老有所乐。所以，在彝区弘扬优秀传统孝文化，对于在老龄化的语境下树立良好家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积极意义。

彝族毕摩及经书（庄学本摄影）

作者指出，彝族传统孝文化是一种具有开发利用价值的宝贵文化资源。比如流传于彝语北部方言区的《玛牧特依》、流传于贵州彝区的《海腮耄启》、流传于云南彝区的《红河彝族道理书》等，都蕴含着彝族丰富的孝文化教化内容。彝文古籍里的译介文献中，有部分作品是反映孝文化的。比如《董永记》《凤凰记》（又名《张孝打凤救母》）、《祖灵根》（丁郎刻本）等就是典型的例子。另外彝族传统丧葬仪礼上念诵的有关祭辞，亦负载了彝族传统的孝文化观，比如《查诗拉书》《献祭经》《献酒经》等即是。有关彝族传统孝文化观念、以及彝族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孝文化习俗，除了记载于彝文古籍文献里外，还活态地存在于彝族传统民间文学作品中，如大家熟知的彝族民间故事《把装我的背框背回家》就是典型的例子。从彝区大量的案例看，在推行法治的过程中，传统文化习俗仍起着重要的文化力作用。党的十八大三中全会公报指出，对于社会治理，应坚持综合治理，强化道德约束，规范社会行为，调节利益关系，协调社会关系，解决社会问题。习近平主席曾指出，道德是法治的基石。从一定意义上说，依法治国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刚性手段，以德治国是维护社会秩序的柔性手段，只有把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有效地维护社会的和谐，保障社会健康协调地发展。所以，作者在本书里提出，弘扬彝族传统优秀文化（包括彝族文献所载优秀教化内容及习惯法与民俗中的优秀行为规范）的同时，也要在彝族社区、家族家庭里大力表彰合乎社会主义道德观的敬老奉孝的人和事。这对构建彝区和谐社会，对彝区当今的社会治理无疑具有积极的作用。

一个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既是他们生存的脊梁，也是他们的精神家园。精神家园作为人们的精神信仰与价值理想的意义世界，是人们精神的支撑、情感的寄托和心灵的归宿。因此，精神家园的溃蚀与失落，会导致社会成员无向心力，情感和心灵没有归宿感，处于心理空虚的状态。彝族的传统孝文化，其表现形式除了日常生活对老人的孝敬外，还表现为对祖先的纪念缅怀，即通过一定的形式表达后人对祖先的孝敬之心，产生一种“同祖共宗”的亲情感，从而使彝族社会在孝文化语境下抵进和谐之园。这方面的工作，依旧需要对彝族孝文化传统文献的合理利用，注意挖掘其中符合时代潮流，有利于树立良好家风的部分。彝族历史上很早就将彝文（俗称老彝文）用于社会生活之中。在其精神产品生产和享用方面，除了用古彝文创作的“一次文献”即彝族的固有文献外，还有大量的译介文献（主要是1949年以前的文献）。它们有的来自汉文正史或野史，有的来自汉语文经典，有的来自汉文古典小说、民间口碑传说，有的来自宝卷。其中以孝、善主题的文本最多，比如流传于云南彝区的《董永记》，流传于贵州彝区的《赛特阿育》（董永行孝），流传于云南彝区和贵州彝区的《凤凰记》，流传于云南彝区的《祖灵根》（丁郎刻木）等，就是孝文化主题的译介文献。在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的《彝族毕摩经典译注》第39卷《红土坡彝族丧礼祭辞》中，有一章题名为《祖灵根》。从作品呈现的内容和表现手法看，是对“二十四孝”中《刻木事亲》及民间“乌鸦反哺”故事加以整合后的翻译再创作，其“归化”特点明显。在彝族的传统孝文化系统中，《丁郎刻木》除了负载于彝族传统丧礼祭辞文献中外，在金沙江两岸的云南、四川彝区，在云南滇西的魏山、南涧、景东、凤庆、永平、漾鼻、弥渡等县的彝族民间，云、贵、川“鸡鸣三省”之地的赤水河畔彝族民间，还流传着《丁郎刻木》的口传故事。从文本看，其情节丰满，彝族味浓郁。如果把“丁郎”或“丁兰”换成彝族人的姓名，会使不少彝族读者或听者完全以为是源自彝族生活的民间孝道故事。“二十四孝”中的《刻木事亲》不足百字，但译介进彝族孝文化系统后，情节更为丰富，内容更为充实。本书作者认为，它们大多贴近彝族生活现实，反映了彝族人民诚信、善良、尊老奉亲的优良品质和行孝得好报的价值观，深获彝族人民喜爱。倘再加以思想提升，改编成戏剧、曲艺、音乐、电影电视，或利用网络平台广泛传播，定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当然，目前更需要大力发掘当代敬老奉孝的新人新事新风尚。所谓弘扬彝族传统优秀孝文化，就是要加强对其优秀部分的挖掘和阐发，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这在维护民族文化基本元素的语境下，对建设彝族新的精神家园，具有积极意义。

总之，对于彝族孝文化的重构，本书既有现实的需要和社会生活基础，也有可资利用的丰富孝文化资源，这便使其拥有了令人信服的务实性。

二、思路清晰，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

须得承认，彝族自古就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与其他民族进行文化交融、尤其是与汉民族文化进行交流、交融，向与之代表的主流文化学习、吸纳、认同进而对国家认同，是彝族历史发展的逻辑。为此，本书将彝族传统孝文化置于中华传统孝文化系统中审视，向学界深度地展示了彝族传统孝文化的民族特点和与中华传统孝文化的深层次联系。

任何文化的发生、发展皆以自然界为母体，同时又以特定的社会为基础。所以本书将彝族传统孝文化放在彝族传统社会生活中，结合彝族传统社会生活中的传统信仰、社会结构、婚姻家庭等，以及彝族传统孝文化的表现形式，将彝族传统孝文化研究分为三个板块：第一个板块阐述中华孝文化和彝族孝文化的社会基础；第二个板块为彝族孝文化民俗，从“事之以礼”的孝、人生仪礼中的孝、“祭之以礼”的孝几个方面，对彝族传统孝文化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第三个板块为彝族传统孝文化文献的研究。

研究方法是实现研究目的的手段或工具，但这种手段、工具，涉及相应的理论认知。恩格斯说：“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本书在具体研究的方法运用上，依据彝族传统孝文化的特点，全方位地运用“历史—逻辑研究法”，将彝族传统孝文化作为“一种历史的产物”，把彝族传统孝文化材料进行纵向的、横向的系统考察，以逻辑分析与研究相结合，多角度地呈现彝族传统孝文化的个性特点。与此相应，本书还运用“系统论方法”，将彝族的传统孝文化视为在更大文化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即将彝族传统文化视为中华文化的一个子系统，在中华孝文化的大背景下加以深入研究。其实，彝族传统孝文化本身也是包含多个子系统的一种文化的“复合体”。作者是彝族出身的学者，他在面对其民族母体的传统孝文化时，没有一叶障目，而是极目迥望，充分重视彝族传统孝文化与其他文化系统的关系，立足于彝族的社会生活，放眼中华民族大家庭，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对彝族传统孝文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重视对拥有千年历史的古彝文文献的研究。在丰富的古彝文文献中，有部分文本记载了彝族传统孝文化的内容。面对宝贵的母体文化资源，作者冷静地、有条不紊地予以爬梳整理，充分而合理地运用“文献法”对古彝文文献中的有关文本进行了科学地研究分析，使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挥应有的价值。

大凉山彝族的送葬队伍（庄学本摄于20世纪30年代末）

三、敢于创新，拓展了中华孝文化研究的视野

创新是推动中华文化发展的动力，也是彝族文化得以延续并葆活力的手段。作者首先认识到教化是国家、是民族、是社会进步的一种软实力，也是人们生活中的一种重要文化力。这方面，学界过去注意不够，特别是在彝学界。作者遂作《彝族传统孝文化研究》一书，将彝族传统孝文化置于中华文化系统和彝族文化系统中审视，使学界可窥见在“大文化环境”里的彝族传统孝文化特色，从而重视孝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在彝族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在具体研究方法上，作者也予以了大胆创新。具体而言，本书从彝族传统社会民俗事象和古彝文孝文化文献两个大的层面，对彝族传统孝文化进行了淘沙拣金，认真梳理，摒弃其中不合时宜的部分并予以批评甚或批判，大力倡导引进汉民族孝文化的优秀部分，鼓励现代文明在彝区落地生根。不用说，这是需要极大的勇气、胆识、胸怀与创新精神的。

在彝族传统社会民俗事象层面，本书分别从彝族传统社会中“事之以礼”的孝亲敬老、人生仪礼中的孝文化、祭之以礼的孝文化等几个方面入手，以大量的民俗学材料，对彝族传统社会生活中的孝亲敬老行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观念，以及葬礼中对逝去老人的悲痛感情及其表现形式，“追思慎远”和“祭者，教之本”的对祖先祭之以礼的教化等方面，进行了深入地研究，并给以唯物辩证法的科学判断。在这部分研究中，作者对中华大文化的“礼”（可以追溯到《论语·为政》“生，事之以礼……”）进行了新的诠释、理解；又结合彝族传统孝文化的表现，指出传统的“厚葬”观念及其形式，虽然表达了对老人的一种孝道，但是从生产和扩大再生产而言是一种不必要的浪费。作者与时俱进，褒扬了对老人在世时“事之以礼”的孝道（生前孝），又指出以数量众多的牲畜做牺牲的、以祭祀形式呈现的“追思慎远”的彝族传统孝习俗（身后孝），已落后于时代发展，应在广泛宣传教育的基础上予以逐渐摈弃。

总之，《彝族传统孝文化研究》一书，不仅从民俗学的角度向读者展示了彝族历史上固有的传统孝文化，而且还从学术的深度，向读者展现了彝文古籍中的孝文化译介文献，并指出这是对主流文化的学习、吸纳、认同，进而是对民族和国家认同的表现。古人云：学以致用，学以遵道。从社会功能的视角看，优秀的传统孝文化是树立良好家风、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精神家园，有效进行社会治理的重要文化力。所以，无论是从对彝族优秀传统孝文化的发掘、梳理和研究方面，还是从当下中华文化认同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角度，甚或从目前社会治理的层面看罗曲教授《彝族传统孝文化研究》，都深刻和卓有成效地拓展了中华孝文化研究的途径。应该说，本书已将中华孝文化、特别是彝族孝文化研究引向现代文明的高度，是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严谨的学术态度及科学精神填补彝学研究空白的一部创新之作。

庄学本摄大凉山彝族

[1]参见杨胜利、张宇辉：《四川彝族聚居区少数民族人口老龄化的因素分析及对策探讨》，载《民族学刊》2013年第5期。

[2]《大理彝族民间故事》，云南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第30—31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65页。

[4]杨天宇译注《礼记译注》（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6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