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继和

习近平总书记2022年6月8日视察眉山三苏祠时特别指示：“家风家教是一个家庭最宝贵的财富，是留给子孙后代最好的遗产。要推动全社会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激励子孙后代增强家国情怀，努力成长为对国家、对社会有用之才。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清白做人、勤俭齐家、干净做事、廉洁从政，管好自己和家人，涵养新时代共产党人的良好家风。”从大禹算起，华夏家训、家教、家风，有四千年薪火相传的历史文脉，是子孙后代最宝贵的历史遗产。它把中华民族传统核心价值观浸润、落实和体现在每个时代的精神中和每个家庭的细胞上，是今天新时代传承、培育和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国特色良好家风的最佳思想养料。今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同样需要体现和落实在每个家庭、社区和个人的思想和行为中。我们既需要继承历代先民薪火相承的文脉，学习和研究古人或前人家教、家训、家风的历史经验和历史智慧，代代感染熏陶，世世传承不息，又需要突出时代特色，随时代创新性转型和创造性发展，铸造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核心的新家风，开拓新时代的新路。

一、“大禹之戒”是华夏第一家训，是中华民族最早的家教家训

历史上最早的家训是大禹创立的，见于《尚书·夏书·五子之歌》：“太康尸位，以逸豫灭厥德，黎民咸贰，乃盘游无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穷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从，徯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太康失国，五子作歌”的故事。夏禹的孙子太康荒淫逸游无度，田猎不恤民事，因而失国。夏政权被有穷氏后羿、寒浞夺去。太康的五个昆弟流落在洛汭岸边，遂记述《大禹之戒》，作《五子之歌》。《大禹之戒》共五条，第一条就是：“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在大禹看来，人民应该亲近，而不可轻视低下。人民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牢固，国家就安宁。太康把皇祖大禹这条“家训”抛诸脑后，祸害百姓，遂被推翻。直到后来少康又牢记祖训，励精图治，终于复国。由此可见，我们的老祖宗自古就认为家教、家训、家风关乎家国的兴衰荣辱，需要代代传袭，不可忘记这个“根本”。

夏禹王画像（宋·马麟绘。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到西周时，成王的叔叔周公用五子之歌传承的大禹精神，作《诏太子发》，教导年幼的周成王行冠礼，学习“敬民以保社稷”的祖训。春秋时，《国语·周语》又引用《夏书·五子之歌》。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就是来自大禹的祖训。《荀子》“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的论述，阐释君主与民众的关系，也是大禹这一思想的转型发展。《礼记·大学》提出的整套“修、齐、治、平”的理念，都继承了大禹的“祖训”精神。闻一多1925年在纽约作《七子之歌》，痛惜澳门、香港、台湾、威海卫、广州湾、九龙、旅大七地如祖国“七子”被帝国主义列强侵占分割。总之，由夏朝“五子之歌”到现代“七子之歌”，可以看出大禹“家训”演变为“国训”的传承和发展过程，有四千年不间断的历史文脉。这悠久的家训家教家风文脉，同时也是历代华夏先人对家国同构的文化认同和精神追求的过程。因此，它是“华夏第一家训”，是中华民族最早的家教家训。

大禹兴于西羌，生于汶山郡石纽。他是蜀人。大禹率领的“夏后氏”以汶、岷为发迹之地，到中原建都，会诸侯万邦于会稽，并葬于会稽。这是夏禹文化西兴东渐的历史进程。大禹的“家训”萌生于蜀，到中原正式形成，衍变为“国训”。因此，大禹作为国家文明的始祖，他的家训不仅是华夏第一家训，也是巴蜀第一家训，其文脉在巴蜀传承发展，不绝如缕。这是巴蜀文化对华夏家教家风文脉的一大源头贡献。

二、历代传承家教的根本精神是“教之以义方，弗纳于邪”

华夏四千年家教文脉传承的根本精神和宗旨是“爱子，教之以义方，弗纳于邪”。这是春秋时期卫庄公的大夫石碏总结祖宗家教经验提出来的。这就是说，爱孩子就必须教育孩子走正道，走义道，而不能走邪道，这叫做“义方”教育。

这个故事说的是卫庄公的儿子公子州吁好武斗，不学好，而庄公不但不阻止，还宠爱他，准备立他为太子。大夫石碏因此进谏，说：“臣闻爱子，教之以义方，弗纳于邪。骄、奢、淫、泆（逸），所自邪也。四者之来，宠禄过也。”（《左传·隐公三年》）其人骄奢淫逸是卫庄公宠幸太过造成的，而骄奢淫逸的个性一旦养成，则“无事不邪”，作恶坏事。如果立为储君，必将“阶之为祸”，留作祸乱的阶梯。石碏进一步解释，“义方”的内涵就是指“六顺”：“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如果违背这“六顺”就必然是“六逆”，“去顺效逆，所以速祸也。”可惜卫庄公没有采纳这个意见，引起卫国内乱。在整个春秋时期，这“六顺”加上母慈，又演变为“五教”，指“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外平成（这里的“内”指家，“外”指乡党）。”鲁国大夫太史克将这“五教”观念兴起的时代推到五帝时的高阳氏颛顼和高辛氏帝喾时代：“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左传·文公十八年》），可见中国“义方”家教的源头可以追溯到五帝时代。春秋时随国大夫季梁又把这个“五教”思想由家庭推广到乡族，叫做“修其五教，亲其九族”（《左传·桓公十六年》）。

总之，五帝时代到夏商周时代萌生和形成的“六顺”“五教”和“九族”的亲和家教观念，源远流长，是以“家国同构”的家族宗法制度为基础形成的国家治理社会结构在古代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这个观念源自五帝夏商周家长制家族公社和农村公社的宗法制度。从部族邦国联盟时代起，酋长首领在中心祭祀台高举部族旌旗成为凝聚众家众户的中心，这是甲骨文“中”字的来源。众家围绕中心而成中国，中国由最初指国君的京师而扩大为指四裔在内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全中国。中国又凝聚万家而守护和造福于每个小家。这就是历代先人传承下来的对于文化大一统中国共同体的价值共识，其传承、发展、转型、衍变至今。老子云：“治大国如烹小鲜”，家“小鲜”治理得好，家和万事兴，社会才能和谐，国家才会长足发展，民族才会持续兴旺。因此，治家与治国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家教家风是整个家庭立世做人的风范，也是民风和社会风气形成的根基。

巴蜀考古发现证实，4500年前郫都区宝墩文化的古城遗址，其中心聚落建筑布局由中央为五个祭祀台大房子，周围环绕14间家庭小房子组成。这种众小家围绕共同信仰的神圣祭祀中心，就是“家国同构”的雏形。这是古巴蜀文明对中华家国同构文化的一个重要实证贡献。

从传统到现代，怎样的家风才算是好家风？古人的“义方”教育给出了最好的回答。家教家风一定是正义健康的内容。华夏家教家风就是用“义方”教育为宗旨传承和发展起来的。虽然每个家庭情况千差万别，家教家规也会有千差万别的个性特色，但家教家风一定是正义、健康的内容，而且会紧随时代变迁而不断分阶段创新性转型和转化，适应当时时代最深刻的需要而创新性发展。“义方”家教一定要“弗纳于邪”；对子女突出个人主义，走邪走歪，强势凌人的教育，进入不了华夏家教家风的范畴。从五帝和大禹时代起，以“义方”为宗旨的华夏家教，经过千百年来光阴的长河，从未变更底线，而是浸润在家庭、家族和社会各个层面。从待人接物、为人处事到赤子之心、人格境界，从孝悌家庭、亲仁睦邻到造福社会、热爱祖国、公忠体国等等层面都贯穿着讲求正道正义、合礼制讲文明的教育精神，是为根植于内心的行为准则。

当代中国家风教育，有当代中国的特色。它既要传承几千年华夏家教文脉的薪火，又要在新时代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铸造为重心，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家教文化，走出新路径。

当代家教家风的文化内涵是多元化多样化的，但主要有三方面：

弘扬优秀传统家教文化、革命文化和红色文化。

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清正廉洁，正道做人，勤劳节俭，“以奢靡为耻，以俭素为美”（宋·司马光语）。

“人之能为人，由腹有诗书”，“知书识礼，为做人之根本工夫”，传承耕读传家的书香家庭、书香城乡的“书香教育”“诗意教育”。从传统的“修齐治平”理念转型为修身、治（齐）家、报国、和谐天下的理念。这里的“修身”是指个人的修养，“治家”则是家庭的良好家教家风，“报国”是时刻牢记的家国精神，“和谐天下”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眼光。这就是崇尚做人正道，行事正义，勤劳节俭，直至公忠体国，诚实正直的“义方教育”几千年文脉的主要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说：“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是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习总书记还说：“国风之本在家风。”这些重要思想是对孟子所说“人由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的传统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对中华优秀传统的“家国同构”和“家国情怀”精神在新时代的创新性转化和创造性发展。

三、巴蜀文化对华夏家教文化的贡献

前已述及巴蜀文化以大禹为“华夏第一家训”的文化符号和文化源头地标。其对华夏家教家训的历史发展文脉，作出了作为源生地的重要贡献。

下面从秦汉时期起，看一看巴蜀对华夏家教家风文化的主要贡献。

秦汉魏晋时代巴蜀家教文化的特征是：把华夏家训教育植根于家庭、家族和宗族，努力成为每个家庭成员心中的行为准则。西汉文宗通儒扬雄教育其9岁儿子扬乌，就是从娃娃抓起，植根于心灵的典型范例。他的蒙学读本《凡将篇》是为儿子扬乌识字启蒙而著的，让儿子从中懂得尊师重道，站立听讲的规矩。凡扬雄讲课，扬乌必定避席肃立，仔细笔记，不敢或忘。他教扬乌“吾日三省吾身，辨别忠奸善恶，行好事，乐吃亏，豁达人生，这会是一辈子的财富”。好的家风带来精神的富足，比物质享受更重要。

诸葛亮是廉洁自律的典范，也是公忠体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典范。他的《诫子书》说：“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认为这才是典范的“君子之行”，告诫儿子要好好学习。他身体力行教育儿子。“两表（前后“出师表”）淡泊明素志，一篇（指“隆中对”）珠玉是生涯”，正是他以浩然正气“修身养德，成学广才”为生涯来教育子女的写照。

唐宋时代巴蜀文化对华夏家教文化的贡献，其特征是重清白文化。优秀家教如明月当空，优良家风如清风徐来，“浩然媚幽独，泠然洗我心”（苏轼诗：《和李太白并叙》）。

体现此特点者仅举两例：一是赵抃祖父赵湘的家教，使赵抃沿着祖父赵湘的人生轨迹炼成铁面御史。北宋“铁面御史”赵抃四次入蜀，两次作成都知府，是提倡清白文化的典范。他一琴一鹤入蜀，经过湔江时发誓“吾志如此江清白，虽万类混淆其中，不少浊也”。这段湔江后来改名为“清白江”，就是因他江中发誓“清白”而得名。他能成为宋代清白廉吏的典范，与他祖父赵湘身体力行的家教有关。

赵湘为资政殿大学士，最后任（庐州）庐江尉。其著作《南阳集》独撰己见，“不傍古，不缘今，独行太虚，探出新意。”（宋成都知府宋祁语）这种独行太虚的探索奥秘精神和独创新见、必得新意而后快的思维方式，同巴蜀文宗扬马、李杜、三苏相继传承发展出来的颇喜翻案，不囿陈说的创新思维和遨游太虚、控引天地的仙化浪漫主义精神的熏陶有关。赵抃诗文与奏议的理想高尚、义薄云天的梦想精神与返璞归真、扶正去邪的思维范式，可说是既继承其祖赵湘，又“比肩”扬马直到同时代的三苏。特别是其祖赵湘“其文拔邪扶正，蔚有鲠议”（北宋吴俦评语），是传统家庭“义方”教育的优良教科书，对赵抃扶正去邪的清白精神的形成有直接的影响，故为赵抃手抄珍藏，奉为家传至宝。

赵抃（1008—1084）画像（选自清·顾沅辑《古圣贤像传略》）

赵湘的代表作《正性赋》《扬子三辨》是影响赵抃一生、指导赵抃人生的教科书，被其奉为座右铭。赵抃《清献集》首篇《奏疏论邪正君子小人》，就是直接承传赵湘“拔邪扶正”的“义方”家教理论而运用于实践的。赵抃正是沿着赵湘言教和身教的教诲指引而成长为“铁面御史”“清白廉吏”。铁面清白，“家国重如山，其胸襟、气度、节操皆坚持守正黜邪而力行，勇立时代潮头，有如江河春水向东流，不可阻挡，不可改变。他的人格见识，坦荡忠直，无私故无畏，在同期臣僚中自具一种巍然血性与正义形成的压力。而群小则惊恐自藏，以避其锋。赵抃‘铁面清白’文化是历史留给后人的一笔宝贵廉政遗产，是华夏家教家训发展史上闪光的一页”。

第二个例子是苏轼。三苏家庭是优良传统家教家风建设的典范。苏轼能成长为“千年第一文人”，一生守正无私，公忠体国，不畏艰险挫折，高度的才、学、识、德兼于一身，是与其家庭家教的“义方”教育的熏陶和培育分不开的。苏轼一生才德绝世，光耀中华文化史、文学史、思想史，实有赖于其母程氏夫人的母教。

程氏夫人通经史，有气节。苏轼10岁时，“父洵游学四方，母程氏亲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宋史·苏轼列传》）古今成败的历史文脉教育是家教的最佳教材，而程氏均能言其精要。有这样的母亲，是苏轼一生的幸运。一次程氏读《后汉书·范滂列传》慨然叹息。苏轼请教母亲说：“轼若为滂，母许之否乎？”程氏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乎？”这里，程氏是用东汉范滂母教子的故事来激励苏轼。

程夫人教子（雕塑，在眉山三苏祠）

范滂是东汉桓帝、灵帝时人，其人受母教，少年即“历清节，为州里所服，举孝廉、举光禄四行”，即被举荐为“敦厚、质朴、逊让、节俭”四行卓越的乡贤。因他为官清廉，反对宦官专政，被阉宦视为清流党人，欲加以大诛。当时汉灵帝宠信宦官，下诏急捕范滂等清流。诏书下到县督邮吴导手上。吴导“抱诏书、闭传舍、伏床而泣”，不想奉诏。范滂听说此事，知道督邮是在为他打掩护，蒙冤而泣。范滂即挺身而出，“即自诣狱”，请逮捕自己。县令郭揖见到范滂亲身赴狱而“大惊”，愿意自解县官印绶，与范滂同蹲监狱，“引与俱亡”。这些清流朋友均愿与范滂共生死。范滂却说：“滂死则祸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离乎！”范滂与母亲诀别时，滂母叮嘱范滂：“汝今得与李杜齐名，死亦何惧。”李膺、杜密是范滂前辈。李膺为青州刺史，正直清廉。当地贪官守令听说他来上任，“畏其威明，多望风弃官”，乘其上任之前逃跑了。他纠罚奸幸，被“宦官擅权收捕钩党”。时李膺年已60，乡人劝其躲避，李膺则浩然凛然地回答：“事不避难”，自行“诣诏狱”被杀。当时李膺的弟子门生景顾虽不在下狱名单内，却也在其父蜀郡御史景毅鼓励下自请入狱，不愿意因漏夺名籍而苟安。在他们眼中，保持名节很重要。范滂母用当时清官李膺等人的这些持正守节、勇赴国难的故事来教育范滂，生死不重，气节为重。“滂跪受教，再拜而辞。”

范滂之母教育范滂要以李膺为做人做事楷模的故事，被程氏作为教育苏轼的家教教材。故苏轼发问，他若效法范滂，母亲能允准否？母亲程氏即回答：“你能效法范滂，我何尝不可作范母？”鼓励儿子持正立节，为国捐躯。苏轼一生谨遵母训，践行母教，以范滂君子之行为榜样，在重大政治事件和坎坷挫折面前，一直坚守家教准则，保持操守，虽屡经挫折打击而从不失其节操。

由这些感人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出历代家教家风的历史文脉，传承弥久，事迹弥多。每个“君子之行”皆历历可数，不绝如缕。其楷模对代代历史名人，熏陶弥厚，影响弥深。苏轼因其父母家教而总结出他对家教文化的独特认识。他所归纳出来的“不羡千金买歌舞，一篇珠玉是生涯”（苏轼：《无题》）的人生格言和奉献精神，就是他父母以“义方”为主旨的家风家教的结晶。苏轼是在家教似明月婵娟，家风如清风隽永的儒家礼教、诗教和乐教的家庭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一生秉持初心，抱持家国情怀，是明月“泠然洗我心”（苏轼：《和李白诗并叙》）的优良家风传承人之典范。他在《前赤壁赋》中表明其清白志向：“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不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樽酒嘉肴不是享受，非吾之所有，一毫一厘莫取莫伸手。只有大自然给予我们清风明月，才是我与朋友可以共食共享的最高尚的生活美学的心灵盛宴。“清风明月”的含义，用今天文化解读的眼光看，就是指人类与大自然的命运共同体。苏轼讲的“清风明月”理念，正是华夏历代先人主张的人类对报恩天地大自然的美学境界的追求。因此，华夏先人的这一理念是最高尚的乡贤家教文化润泽心灵的丰富思想养料。苏轼作为巴蜀文化发展史光辉的里程标杆和巴蜀北斗星辰的文化符号，对中华家教家风文化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升华，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明清时代巴蜀家风对华夏家教文化贡献的主要特色，体现在重视耕读传家的学术家族、书香家族文化的世代传习和宗族祠堂作为家教最佳信仰地的建设上。这里举杨廷和、杨升庵、杨有仁学术家族为例。杨升庵是有明一代天下文宗。他的一生坎坷被贬，漂泊流离，仍坚持初心，无私奉献于文化学术积累和兄弟民族文化提升上，其高尚人格和高贵情操是优良家教家规家风熏陶培育出来的。升庵曾祖母熊氏夫人留下了“四重”祖训：“家人重执业，家产重量出，家礼重敦伦，家法重教育。”升庵不仅自己一生奉行，还在临终遗训里教育后代：“临利不敢先人，见义不敢后身。”这些人生格言，杨氏家族代代传承，成为世代清白，正直无私家风习习的典范，记载在杨氏《族谱》中，传承至今。杨氏宗祠今天已成为四川家风建设的重要基地。

近代巴蜀对中华家教文化的贡献，主要体现在重于家庭的人伦教化与“天下为一家，中国如一人”的国家认同、民族认同的教育上。此以近代开端时期西部启蒙思想家、成都双流刘沅的《豫诚堂家训》和《蒙训》为楷模性代表。他把他的“天理即良心”，重民本重人伦的新心学学术思想通俗化、蒙童化，用少儿语言写出“家训”与“蒙训”，深入浅出地讲述“唐虞夏商周”以来大一统中国的历史，灌输“天下为一家，中国如一人”的儒家理念；讲述“民命系天心，时时要儆惕”“五伦果然敦，天地一气接”，贯穿“天理良心，人之所以为人”的大道理，会通“正心乃修身，齐家而治国”的家庭教育与社会治理的大道理。他的意图是用自己的家训蒙训“以训儿曹”，代替《三字经》。他批判宋代编成的《三字经》“惟导以求名，殊非圣人养正之道。”（刘沅《蒙训》序）这里，“养正之道”指的就是优良传统华夏家庭“义方”教育之道。他要“儿童初识字”即明白中华先人的正统家教，而不能再受以引导求功名为鹄的的《三字经》误导。

刘沅在近代启蒙时期所展示的对历代家教又继承又批判、又转化又发展的新心学启蒙思想，是巴蜀文化对中华家教文化的近代化作出的杰出贡献。

现当代巴蜀对中华家风文化建设的贡献，主要是对红色革命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在家教家风文化方面的奉献。朱德、邓小平、陈毅、王右木、张澜、吴玉章、车耀先、赵一曼、李硕勋、江竹筠等革命先辈先烈留下的重视家教、注重家风的历史遗产和激励人心的示范，正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和作用。特别是巴蜀特色、巴蜀风格、巴蜀气派的新家规、新家风正在涌现，以家风建设推动文明家庭、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个人品德建设，以培育和树立良好家风作为人生必修课，正蔚然成风。其中，一个好家训、好家规、好家风范例是金堂五凤溪贺麟家族。“锄经种德”四个字是贺氏家族的家教，蕴含耕读传家之书香家族的“义方教育”精神；体现了巴蜀好文雅、好书香、诗意栖居生活的传统特色；培育出学贯中西，儒化西学的大思想家、大学问家贺麟；养育出学术乡贤家族。贺氏宗祠已成为四川又一个好家训、好家规、好家风的教育基地。

在巴蜀大地上，优良家教如明月，优良家风如清风，世代传习，沁人心田，观照着我们的精神家园。

[1]参见祁和晖、谭继和：《赵抃沿着祖父赵湘的人生轨迹炼成铁面御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