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铮铮

汉魏三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乱世，这时期诸侯争霸，群雄割据，各集团之间征战讨伐构成战争连绵不断的时代特征。那么在冷兵器广泛使用的当时，各诸侯军队的将士用什么兵器作战？较之两汉军队的制式兵器又有那些变化等细节问题，则往往被重要人物行为和重大事件所淹没而被忽略。

矛、戟已成为当时军队的制式兵器

汉魏三国时代，车战已然退出战争的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骑兵、步战和舟船的作战形式。加之冶铁技术的长足进步，铁质兵器被广泛使用于战场，从而改变了以往的战争形态。先秦时期最具杀伤力的重要兵器——戈，也随之被淘汰出战场；到汉末三国时期，几乎绝迹实战而进入仪仗卫队的行列。翻检与之历史关联密切的《三国志》《后汉书》等文献，虽然不时还有使用戈的记载，但它更多的是作为战争和兵器的代名词出现的。戈之退出战争主体乃历史发展的必然，更是战争形态改变了作战方式的需求。造成此原因的背景就是汉、匈之间经多年战争后，统治者清醒地认识到，组建强大的骑兵，使用更便于操控的兵器，才能提高杀敌效率，才是与草原民族交战制胜的根本。像戈这种以割、啄方式杀敌的兵器显然不能适应骑兵作战的需要，于是使用以突刺杀敌的长矛、长戟，再辅之强弓、硬弩，遂成为汉匈战争中汉兵屡屡获胜的重要作战方式。当时装备长矛、长戟的骑兵部队，可以从甘肃武威雷台东汉墓出土的铜武士骑马俑领略其风采。该墓发掘于20世纪60年代末，发掘者因未发现准确年号，故根据出土的各类器物将其断代为“东汉（公元25—220年）晚期墓葬”，这其实表明发掘者更倾向于该墓葬为汉末三国时期。截至目前为止，像这样大批成组、精致的铜质车马俑在我国还是首次发现。其中持矛、戟、钺等长兵器的武士俑达17个之多，实属罕见。它们真实地反映了汉末三国时期军队武器装备的具体形态。结合相关的历史文献得知，矛、戟已经成为当时军队的制式装备而被普遍运用于战争中间。如在大众熟知的三国名将中，善于持矛作战的就有公孙瓒、张飞、赵云、典韦、程普、丁奉等。

图一：兵器架中插两支戟和一柄矛（选自《巴蜀汉代画像集》）

除了矛外，戟也是骑兵、步兵常用的制式兵器。从考古资料得知，戟是一种由矛、戈组合而成的一种复合型兵器（图一）。汉代刘熙解释道：“戟，格也，旁有枝格也。”刘宋裴骃说得更明白：“钩戟似矛，刃下有铁，横方上钩曲也”。据文献记载，早在春秋战国、秦汉时期，戟一直是战场上的主要兵器，它的出现最初是顺应了车战的需求；因为它同时具备矛的直刺和戈的砍、割、啄、钩等多项攻击性功能。必须强调的是，即使在车战退出战场的两汉三国时期，它并没有像戈那样退出军队，反而表现出极强的生命力。尤其是在汉末三国时期铁质的戟替换了以往的青铜戟，前者比后者硬度更强，还能加长使用，战斗力更加突出。文献中这样的实战记载很多，如：张绣突然反叛偷袭曹营，“太祖出战不利，轻骑引去……贼前后至稍多，韦以长戟左右击之，一叉入，辄十余矛摧”，这即是借助了旁枝向上弧翘呈钩刺之铁戟来杀敌的突出战例。它出现在文献中往往用“大戟”“长戟”来描述。曹操高陵出土的“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铭文石牌即为明证。（图二）另据《三国志·董卓传附李傕、郭汜传》裴注引《献帝起居注》，李傕胁迫汉献帝出宫，被郭汜率兵阻拦，“（李）傕兵数百人皆持大戟在乘舆车左右”护卫。又如张辽和孙权在合肥大战，“辽被甲持戟，先登陷阵……冲垒入，至权麾下。权大惊，众不知所为，走登高冢，以长戟自守。”上述文献所载“大戟”“长戟”均指插有长木柲的戟，这种戟对于步战和骑战都兼具防御和攻击功能，为各个兵种所普遍使用。

图二：“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石牌（选自《曹操高陵》）

图三：“七女复仇”图中持手戟武士画像石摹本（局部，选自《曹操高陵》）

此外，汉魏三国时期将士所用的戟还有长戟和手戟之分。区别在于长戟插有木柲，便于步战和骑战。手戟不插木柲，是随身的便携式兵器。目前所能见到手戟多集中于考古资料上，尤以山东、河南、江苏地区出土的画像石上图像最丰富，河南安阳西高穴曹操高陵出土一块“七女复仇”画像石上有最直观的式样。（图三）手戟携带使用方便，应是一种既能防身又能杀敌的兵器。手戟的使用屡见于当时文献中，《三国志·武帝纪》裴注引孙盛《异同杂语》云：“太祖尝私入中常侍张让室，让觉之。乃舞手戟于庭，窬垣而出。”吕布给董卓当卫士，“然卓性刚而褊，忿不思难，尝小失意，拔手戟掷布。”另，手戟因两端有较长的戟刺和旁枝，所以还兼具佩剑斫的功能。《三国志·吕布传附张邈传》记载曹操攻击吕布时，吕布让陈登向徐州牧求救未果而非常愤怒，“拔戟斫几”责问陈登。由此可知，手戟还能随手投掷。手戟因不插木柲，形制短小，故方便将士随身携带，且兼具斫、刺、投掷等多项功能，是以成为汉魏三国时期将士近战搏杀的利器，当时最善于使用戟和手戟的要算曹操手下头号猛将典韦。《三国志·典韦传》不足九百字，而提到典韦使用戟与敌作战竟有六次之多。其中记载曹操在濮阳偷袭吕布营寨，吕布亲领援军赶来，曹军陷入困境。曹操急招募敢死队员，典韦率先报名并临危不惧冲在最前面，手下“疾言‘虏至矣’。韦手持十余戟，大呼起，所抵无不应手倒者”。这算是手戟用于近战杀敌的典型战例。文献中所提到的“韦手持十余戟”之戟就是手戟。该传还特地强调：“韦好持大双戟与长刀等，军中为之语曰：‘帐下壮士有典君，提一双戟八十斤。’”说明典韦所用的一双手戟比平常人所用的形制要大，且重。晋朝张协曾写过《手戟铭》曰：“锬锬雄戟，精金练钢。名配越棘，用过干将。严锋劲校，摛锷耀芒。”铭中将手戟喻为可与越地生产的戟相媲美，是超过干将宝剑的钢铁雄戟。但到南北朝以后，戟和手戟退出主战场，渐演为卫队仪仗器物。

上引文献已经充分证明，戟在实战中是绝对锐利的杀敌兵器。但正如有矛就有与之相对的盾一样，随之就出现了与之相抗衡的另一种兵器——钩镶。刘熙《释名》介绍说：“钩镶，两头曰钩，中央曰镶。或推镶或钩引，用之之宜也。”构造形制上，钩镶中间有一个像小盾一样的镶板，镶板上有小刺，在两端各伸出前端带弯的长钩。这种形制使钩镶集盾、钩、刺等功能于一体，属于一种组合型兵器，其实物在四川、江苏等地出土数量不少。我们说钩镶是戟的克星，关键是它两端的长钩能有效制约长戟。《三国志·典韦传》中记载曹操偷袭吕布兵营，很快吕布就亲率兵反击：“太祖募陷阵，（典）韦先占，将应募者数十人，皆重衣两铠，弃楯，但持长矛撩戟。”在此，应注意的是典韦等应募勇士的作战技术动作：“持长矛撩戟”。何谓“撩戟”？这就与戟的构造形制关联密切。戟横格有小枝，其形制因与汉字“卜”类似，故学者通常称之为“卜”字形戟，故勇士们以矛撩横格小枝以化解戟的威胁。但真正在实战中撩戟以躲避被戟刺伤的最佳兵器，并非长矛而是钩镶。钩镶的实战原理是用一头长钩卡住戟的小枝将其撩开，再借助镶板上的小刺冲刺对手；或长钩撩开长戟后，配合环手刀进行劈砍，这样的战术动作在画像石上有清晰的图像（图四）。因此，钩镶兼具防御和攻击功能，是针对长戟的克星兵器。魏文帝曹丕在他《典论·论文》中曾专门提到：“夫事不可自谓己长，余少晓持复，自谓无对。俗名双戟为坐铁室，镶楯为蔽木户”，其中“镶楯”即钩镶和盾。令人不解的是，钩镶在当时运用非常广泛，可是不论是文献还是后代文学作品甚至连大名鼎鼎的《三国演义》，均未有关于在战争中使用钩镶的文字。这可能与它出现的时代比戟晚，又主要集中在汉魏三国时期有关系。到南北朝以后，戟逐渐退出战场进入仪仗，成为军队的列戟制度；加之矛的应用更为广泛，这便使钩镶失去存在的实用性。尽管如此，鉴于大量考古资料和出土实物的现身，我们不应当对钩镶曾在汉魏三国时期战争中发挥过重要的作用视而不见，故记录在此。

图四：持钩镶和刀与持戟者格斗画像（选自《绥德汉代画像石》）

《三国演义》对兵器的文化重构

三国之后，有关的人物、故事等即以各种形式在世上广泛传播，成为中华历史文化中最具影响力、最接地气的传统大众文化。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后世大众最初所接受三国文化的过程中，坊间说书、戏曲表演、平话小说这些载体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传播作用，尤以成书于元末明初的《三国演义》影响最大。《三国演义》将群雄争霸、伐谋征战的过程，运用文学手法演绎成波澜壮阔的英雄创业史，从而达到三国文化的传播和普及。正因为其普及面广，受众者多，从而使英雄豪杰的故事脍炙人口；甚至于对他们使用的兵器，人们也是了如指掌，烂熟于胸。需要指出的是，《三国演义》虽对三国文化的传播功不可没，但极易造成读者对历史的误解，亦如章学诚所言：“惟三国演义则七分实事，三分虚构，以至观者往往为所惑乱。”章氏所谓让观者“所惑乱”的地方，不外是指历史真相和历史常识这两方面。毕竟文学不是史学，故事也非历史，生花妙笔下故事情节仅仅是借用了历史的外衣表达了创作者的思想倾向和对历史文化的认知。过去的时期，由史学到文学之间的演变研究，前辈学者成果累累，洋洋大观，论述精到。是故，这里不再从历史与文学之间的异化去考证，乃另辟蹊径，以文献和考古资料为基础，仅从汉魏三国制式兵器的变化，就《三国演义》中大众耳熟能详的刘关张兵器，予以文化解读，或能原历史的本真。

《三国演义》第一回刘备率众起兵，“便命良匠打造双股剑”，给读者造成刘备是挥舞双股剑上阵的最初印象，然此实在是后人不了解历史常识所造成的“惑乱”。中华历史的发展进程告诉我们，剑作为兵器出现时代的确很早，民间尚有蚩尤造剑的传说。抛开神话的内容从考古学获知，至商以后青铜剑已成为战场上的主要兵器。从考古资料得知，早期的剑长不过尺余，如巴蜀地区的柳叶剑，长安张家坡、北京琉璃河西周墓出土的剑。很明显，这些剑防身功能强于实战。真正用于实战的剑在春秋战国时期的长度逐渐加长，1965年湖北江陵望山一号楚墓出土的越王勾践剑，其长度就有55.7厘米了。

到秦汉以降，剑在形制和材质上均发生了很大变化，表现在钢铁剑替代青铜剑，而且长度明显较过去加长了。考古资料显示汉代铁剑的长度通常达到90厘米以上，比如满城刘胜汉墓中的钢剑长度达104.8～111.3厘米；洛阳烧沟汉墓出土铁剑长度也达51.5～117.8厘米；重庆奉节赵家湾墓地出土铁剑竟有127.2厘米长。汉代铁剑较过去长度加长的原因，都是为增强杀敌的功效。但剑因本身形制轻薄，故砍杀威力小，作为短兵器在实战中是不占优势的，是以汉魏时期环手刀逐步取代铁剑成为军队实战制式兵器。再者，按照一般使用规律来说，所有兵器只要长度在70厘米以上，单手几乎很难掌握了，这就是我们看到出土的汉代铁剑剑柄都较长，此是利于双手持握而刻意为之的。但随之又带来另一个问题，就是双手持握特别不利于骑兵作战。因为在三国时期马镫尚未出现，那么将士骑马时必须用一只手紧握缰绳来调控身体重心，另一只手才能挥舞兵器，这对于农耕民族的人而言难度技术极高；尤其是面对手持长兵器的对手，双手握短兵器的人肯定不占便宜。战场上讲究“一寸长一寸强，一寸短一分险”。作为戎马半生，身经百战的刘备，不会不懂得这最普通的战场常识。由此可以推断出，真实的刘备决无可能舞双股剑骑马上阵，一定另有长兵器，只是史料未曾明确而已。

文献既未记载刘备使用何种兵器，这便给后代留下了很大想象的空间。填补这一空白的不是文献和考古资料，而是具有强大想象力的民间文化。从元代开始，说书艺人讲三国故事介绍刘备时就说：“为首将是前部先锋刘备，手提双股剑”，这应是至今所见最早说刘备手持双股剑的文学作品。这样的误导也就将刘备的兵器定型化，并影响到后来所有的文学和艺术作品以及世人心理期盼。问题的关键点是，后人为何要将刘备所用兵器表述成双股剑呢？这大概只能从文化上去追溯其渊源了。个人认为恐与汉高祖当初起兵有关。《史记·高祖本纪》就编造过刘邦“拔剑击斩蛇”，起兵造反的神话。从此剑被赋予了神化的色彩，成为古代帝王将相文化中一种具有特殊意义的兵器。譬如刘邦战胜项羽建立大汉王朝后奖赏功臣，特批萧何“赐带剑履上殿，入朝不趋”。此后，但凡对朝廷有功者或某些权臣都能享受如此特殊待遇。《晋书》记载：“汉制，自天子至于百官，无不佩剑，其后惟朝带剑。”汉代以后，男子佩剑不仅是身份地位的象征，也是特权的象征，比如董卓、曹操等。因此，自称“汉室宗亲”的刘备经艰苦创业，而终成刘汉天下的继承者，成为蜀汉开国之君，他当然要有与众不同的兵器。这么说他手持双股剑上阵不仅在情理之中，也是对汉室正统的继承之表达。

《三国志·张飞传》记载：刘备兵败长坂被曹军追击，紧迫之间“（张）飞据水断桥，瞋目横矛曰：‘身是张益德也，可来共决死’”。据此可知，张飞常用兵器是矛，在元代说书艺人的底本中表述为：张飞“用丈八长枪撮梢儿把定轮转动，众军不能向前”，又说他“手持丈八神矛”，明确了他的兵器矛（枪）外，还强调其长度为“丈八”，《三国演义》更直接说成“丈八蛇矛”。前文已述矛为当时军队制式装备，很多将领都善用长矛。那么后代作品何以要强调张飞使用的是“丈八蛇矛”？考古资料表明，汉代的铁矛都很长，刘备的祖先河北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的铁矛总长为1.96米；洛阳烧沟汉墓的铁矛头就有47厘米长，“从镦的末端开始计算量至矛头尖端其长度为250厘米”，即总长竟达2.5米。据考古资料表明，三国时期1尺合今约24厘米左右，“丈八蛇矛”就是长4.32米的矛。但当时这样的长矛并不称矛而是叫矟。《释名》：“矛长八尺曰矟，马上所持。”很显然，它的正式名称应该称“马矟”，是当时军队的制式兵器。《三国志·张飞传》只说了张飞“瞋目横矛”，并没有明确矛的长度是多少，显然此矛就是一般的长矛而非马矟。但稍后，矟与矛在名称上被混淆了，《晋书·刘曜载记》记载：前赵大将陈安与刘曜手下将军平先、丘中伯格斗时“（陈）安左手奋七尺大刀，右手执丈八蛇矛，近交则刀矛俱发，辄害五六”。将马矟说成丈八蛇矛，可能是矟音shuò，读若“槊”，有时也写成“槊”，垣荣祖就有“昔曹操、曹丕上马横槊，下马谈论”之说。因矟与蛇音近，加之将士上阵挥舞姿态动作犹如长蛇般灵动，故当时歌曰：“七尺大刀奋如湍，丈八蛇矛左右盘”，后人不知，故将丈八之矟诈称成了“丈八蛇矛”。由此可见，《三国演义》称张飞兵器为“丈八蛇矛”并非是三国时代的标准称谓，而是采用晋以后的说法。后代作品若依时代准确名称称“矟”，则显得较为生僻，改称“丈八蛇矛”不仅与“豹头环眼”的张飞相配，还彰显出浓厚的文学色彩，更直观且贴近大众。至于说到清代以来的《三国演义》各种版本出现张飞画像时，更刻意将其矟的矛头画成双刃带曲线若蛇一般，那就距历史真实更远了。

自罗贯中《三国演义》问世后，书中“身长九尺，髯长二尺，面如重枣，唇若涂脂，丹凤眼，卧蚕眉，相貌堂堂，威风凛凛”的关羽形象令人印象深刻。除去“红脸”“美髯”这与众不同的相貌外，所使用的青龙偃月刀，更是他驰骋沙场威风八面的“标配”兵器。关羽用此斩颜良、诛文丑、过五关斩六将、水淹七军……造就他威震华夏、武功盖世的“战神”形象，令后人顶礼膜拜，崇拜无比，给推上了“关帝”“武圣人”的神位。

关羽使用何种兵器？史无明载。傅惜华先生《元代杂剧全目》中收录有关汉卿《关大王单刀赴会》和无名氏《关云长单刀劈四寇》的剧目。元代说书艺人讲述三国故事也说：“林中走出一队军来，约一千人，立马横刀。张表急问：‘来者是谁？’‘我是汉先锋手下一卒，关某字云长。’”表明至迟在元代人的眼中，关羽是提刀上阵的。到《三国演义》中更艺术化地写道：“云长造青龙偃月刀，又名‘冷艳锯’，重八十二斤”。从此关羽使用青龙偃月刀被定型化、典型化，关云长单刀赴会的情节也屡见诸各类文学艺术作品中，成为脍炙人口的故事而流传广泛，影响深远。

后代文艺作品之所以将刀认定为关羽兵器，可能源自三国史上孙、刘两家的一次谈判。《三国志·鲁肃传》记载，刘备占据益州后，先前为对抗曹操而结成的同盟已貌合神离，两家在荆州诸郡的归属等问题凸显出来。为解决矛盾，“（鲁）肃邀羽相见，各驻兵马百步上，但请将军单刀俱会”。需明确的是，文献中的“单刀俱会”，是指参与谈判的将军带着自己佩刀在约定地点会谈，既是和平谈判则无需拿上阵的长兵器。可惜后人不加详查，误将随身佩刀当长刀。这种谬解流传开来，就造成关羽带着自己的长刀去和鲁肃谈判的错误印象。

详考汉魏三国时期的文献，结合考古资料获知，那时刀大致分为无木柲和带木柲的两种，前者如环手刀。环手刀在西汉就出现了，汉魏三国已是将士的制式兵器和基本装备，有大量考古实物出土为证，但这属于短兵器。而后者因带有长木柲，通常被称为“长刀”或“大刀”。带木柲的刀何时出现今不可考，至迟汉魏三国就有。《三国志·典韦传》说：“韦好持大双戟与长刀等”；上引《晋书·刘曜载记》亦有“七尺大刀”的记载。虽然文献记载言之凿凿，但至今尚未有考古实物出现。那么关羽上阵所用的是否是这种长刀呢？《三国志·关羽传》中有“羽望见良麾盖，策马刺良于万众之中，斩其首还”的记录。据此，学者推测关羽的兵器应是长矛或长戟类的刺兵。依据是，古人用词严谨，若关羽使刀，其相应的词当用“砍”“劈”这类从上往下或横向动作的词，不应用“刺”这种表示直、冲的动词。然而专家的合理推论却被强大而有深厚大众基础的传播文化所淹没，因为根深蒂固的民间文化早已为他重构或叫“定制”了一把带美学意味的“青龙偃月刀”。

结语

文献、考古资料为探讨汉魏三国军队制式兵器，提供了最坚实的历史实证。我们从中可以了解到《三国演义》中人们熟知的刘、关、张的兵器，实是经过了后代于文化上的重构。文学作品虚构故事情节无可非议，但表现在刘、关、张所用兵器这样的细节上，这虚构就是别具深意且经过精心安排而带有很强的思想倾向了。其用意首先是强调蜀汉的“正统”，贯彻作品尊刘贬曹的宗旨；其二是强调典型人物的典型性兵器：刘备的双股剑意在突出汉室宗亲的“唯一”；张飞的丈八蛇矛，乃为强调他于万军中斩上将之首如探囊取物的“万人之敌，为世虎臣”的勇猛；关羽的青龙偃月刀这种特种兵器与“面如重枣”、赤兔马、绿色战袍等元素共同组合，则精心塑造出忠义千秋、威震华夏的三国战神的伟岸形象。

从汉魏三国时期军队制式兵器到文化重构的兵器，我们发现历史的真相往往是有意被模糊。因为真相在流传的过程中，始终被文化的面纱所笼罩；因为它源于民间，深刻着民族的灵魂，故而有着顽强的生命力而被后人所认同。马未都说过一句经典的话：“历史没有真相，只残留一个道理。”这，正为本文作了最好的诠释和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