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晓霞（副教授/博士） 洪旸 方静波

（1西南财经大学 四川成都 611130 2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分公司 福建福州 350004）

一、引言

公益慈善组织尤其是慈善基金会，在重大自然灾害的应急救援以及重大公共卫生应急事件救援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2016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以下简称《慈善法》）的颁布实行，推动了我国慈善事业的进一步发展。越来越多的组织进入公益慈善领域，成为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募款竞争加剧。在此背景下，捐赠方越来越看重慈善组织的公信力，而形成公信力，需要公益慈善组织必须具有良好的财务透明度。可见，对于公益慈善组织而言，提高其财务透明度是公益慈善组织发展存续的一个重要内容。但随着慈善基金会对社会福利和公共资源分配活动的开展，也产生了一些慈善财务造假事件。近年来频频曝光的慈善财务问题，导致人们对慈善基金会的信任度下降，慈善基金会受捐赠资金减少，从而进一步影响到慈善基金会捐赠活动的开展。

基于此，本文选取公益慈善组织中的典型代表——慈善基金会的年报数据进行分析，通过构建和优化公益慈善组织财务信息披露质量的评价指标，来衡量公益慈善组织的财务信息披露质量，并通过建立财务信息披露质量对捐赠收入影响的回归模型并加以实践验证，为公益慈善组织财务信息披露质量对其捐赠收入的影响研究提供证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国外许多学者就慈善组织财务信息与捐赠收入的关系进行了研究。Hyndman（1991）认为慈善组织披露的财务信息对捐赠人的捐赠行为起着积极的引导作用。Khumawala等（2010）认为财务信息透明度对慈善组织获得捐赠收入有正向的影响。Parsons（2003）研究发现信息披露程度对慈善组织的捐赠收入有积极影响。Buchheit等（2006）在调查财务信息对个体捐赠行为的影响中发现，若一个慈善组织除了公布基础的筹资需求信息还能补充慈善服务过程与成果信息，捐赠者一般会认为该慈善组织的质量更高，进而提高其未来的捐赠数额。Petrovits等（2003）通过收入与成本之差去衡量慈善组织的财务状况，研究结果表明收入与成本之差越大，财务信息披露质量越好，捐赠者会更偏向这类组织；研究还发现，行政费用等管理成本支出占比高的慈善组织有隐藏自身财务信息的倾向，反之，则倾向多披露财务信息以便获取更多的社会捐赠收入和政府补助。Atan等（2012）以马来西亚101家慈善组织为例，为了衡量其信息披露程度，利用年报数据构建了一套“慈善组织报告指数”，研究信息披露与捐赠收入的相互关系，结果表明，信息披露程度与捐赠收入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即披露数量越多对捐赠收入的正向拉动作用越好。Lee和Choi（2019）对韩国慈善组织研究后发现，财务信息的强制披露和高质量的审计与慈善组织的捐赠收入显著正相关。Rossi等（2020）通过考察英国和意大利的社区基金会发现，非营利组织在线披露的财务信息深度会影响捐赠者的敏感性和意愿捐赠。Johansson和Carey（2022）通过对153家澳大利亚担保公司样本分析发现，慈善机构在年度报告中披露财务和非财务信息会影响其未来的捐赠和赠款收入。

国内学者也尝试使用基金会数据对该问题进行探讨。赵秋爽（2013）选择214个慈善基金会2011年的年报数据，考察信息透明度和捐赠收入的关系，衡量信息透明度的指标参考中民慈善的“中国慈善透明指数”，研究表明二者显著正相关。胡菊彩（2014）选择2010—2013年共324家慈善基金会年度报告作为样本，实证分析财务信息透明度对捐赠收入的影响，其中相关性、完整性和易得性等特征越明显，捐赠收入就越高。李文静（2015）选择2010—2012年1 298家公募基金会作为样本数据，以信息透明度、财务灵活性和运营效率为主要研究对象构建回归模型，实证研究了捐赠收入的影响因素。潘珺等（2015）运用Heckman两阶段法，考察审计师选择和信息透明度两者对捐赠收入的作用，结果表明选择高质量的全国百强审计师事务所的审计师对捐赠收入有明显的正向作用。范青云（2015）选择连续两年的财务报告共2 202个有效数据样本，研究财务信息披露、组织特征和捐赠收入的关系。陈丽红等（2015）以2006—2012年的慈善基金会样本，对信息披露的影响因素进行选择，并验证其经济后果，结果显示，高质量的信息披露能促进捐赠收入的增加，特别是财务信息和绩效信息的披露。谢晓霞（2017）以中国慈善基金会为研究对象，发现慈善组织的财务信息披露质量与捐赠收入呈正相关。程昔武、纪纲和范青云（2018）以2013基金会中心网公布的中国公益基金会透明指数为样本，研究证实公益基金会财务信息披露的完整性、正规性与捐赠收入显著正相关；公益基金会的资产总额与捐赠收入显著正相关，具有明显的“规模效应”。李霞、汪天祥和谢晓霞（2020）使用2013—2016年的财务数据研究发现，非营利组织财务绩效可通过筹资效率、运营效率和财务实力三个维度进行衡量，组织财务透明度对财务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吴宜航（2021）也发现提升慈善组织财务信息透明度能够有效增强其筹资效应、社会效应与成本效益，从而获得更多的捐赠收入。

可见，学者虽然对慈善基金会财务信息披露对捐赠收入的影响进行了一定研究，但多以财务信息披露数量为研究对象，且有很多学者主要是将其作为捐赠收入的子因子进行研究，未能就慈善基金会财务信息披露质量整体对捐赠收入的影响进行系统的分析，也未探究其影响路径。本文将聚焦慈善基金会财务信息披露质量的综合评价，系统性考虑各种因素，实证分析其对捐赠收入的影响，寻求其影响机理。鉴于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及研究范式，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慈善基金会的财务信息披露质量越高，越有利于捐赠收入的提高。

H2：公募性质的慈善基金会财务信息披露质量，高于非公募性质的慈善基金会。

H3：在民政部注册的慈善基金会财务信息披露质量，高于在地方注册的慈善基金会。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手工收集方式，搜集了2010—2020年中国慈善基金会的年报数据，形成混合样本。数据主要来源于我国各个基金会官方网站、有关管理部门等披露的年度工作报告、审计报告和其他相关信息。样本数据在剔除筹资费用、管理费用、捐赠收入总额和净资产总额为负数的样本，以及捐赠收入异常的财务信息后，共获得2 192个基金会的共4 209个样本观测值。

（二）变量定义与测量

1.因变量。本文选择慈善基金会年度工作报告中公布的捐赠收入作为被解释变量。

2.自变量。本文选择构建指标法，借鉴刘亚莉（2013）提出的慈善基金会财务信息披露质量评价框架，衡量慈善基金会财务信息披露的完整性、可靠性和易得性，同时依据《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对基金会财务报告披露时间的规定，将及时性纳入信息质量评价框架的指标，进一步完善了该评价框架。该指标体系还参考了营利企业和英国SORP报告的财务信息的披露质量框架，借鉴了国外学者Anthony和Young（2003）的研究，从效率和效果两方面衡量财务信息披露质量。除此之外，该指标体系借鉴了《中国非公募基金会信息披露指南》和《中国慈善透明度报告》。该评价框架包括三个一级指标，即基础财务信息、接受捐赠财务信息和受托责任财务信息，再细分八个二级指标，共计34个三级指标，每个指标对应的标准分值为1分，该财务信息披露质量评估结果的标准取值在0—34分之间。若慈善基金会披露信息的意思表达完整、真实、准确，符合法律规定且具有以事实为基础的判断和决策意义，则对应指标得1分。若披露的财务信息不完整，只是慈善基金会为达到法律或条例中的“灰色地带”而敷衍披露的，则对应指标得0分。慈善基金会由于披露信息不完整，在相对应的指标上得分为0。根据慈善基金会所有公开的有效财务信息打分，综合各项具体指标得分进行加总，最终得到该慈善基金会当年的财务信息披露质量评价结果，作为自变量的得分。具体的评估框架详见下页表1。

表1 慈善基金会财务信息披露质量评估框架

3.控制变量。借鉴前人研究成果，考虑到我国慈善基金会实际状况，选择筹资费用、服务价格、其他收入、组织规模、成立年限、基金会登记管理机关、基金会类型等作为控制变量。筹资费用即慈善基金会为筹集开展公益项目所需要的资金或款物而发生的费用，小至开展公开募捐活动中制作的基金会宣传手册，大至广告费用等。Tinkelman和Mankaney（2007）、Jacobs和 Marudas（2012）、Chen（2009）等研究表明筹资费用对捐赠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陈丽红等（2015）研究发现，增加筹资费用会拉低捐赠收入水平，原因在于，捐赠者认为此类费用占用了本应用来支持公益项目的资金，导致基金会捐赠效率降低，因此不能吸引更多的捐赠收入。

Callen（1994）将服务价格定义为：对捐赠者而言，为增加一美元的慈善产出所需投入的成本，即“投入产出比”的关系。Saxton（2011）、林江亮（2009）、范青云（2015）等认为服务价格可用来作为慈善基金会运营效率的衡量方法之一，且服务价格越高，则捐赠收入越少。服务价格的计量方法为总费用除以业务活动成本。Petrovits和Shakespeare等（2011）认为慈善基金会获得政府补助会带来正向的信号传递作用，所以政府补助越高越有利于慈善组织获得捐赠收入。林江亮和何永智（2009）认为政府补助收入与捐赠收入之间呈负向关系，慈善基金会通过投资理财活动获得的净损益就是投资收益，随着我国政策支持，越来越多的慈善基金会对资本进行了保值增值的投资理财业务。Posnett和Sandler（1988）、李文静（2015）等研究发现投资收益与捐赠收入之间呈现显著负相关。赵秋爽（2013）等研究发现组织规模与捐赠收入呈显著正向关系。本文用基金会的年末净资产总额取自然对数，用来代表慈善基金会的规模。

Weisbrod 和 Dominguez（2006）、Bennett和 Dilorenzo（1994）等认为新成立的慈善基金会需要时间获得社会公众的信任，因此成立时间越长的慈善组织，其“商誉的积累”就越多，吸引捐赠收入的能力就越强。Okten和Weisbrod（2000），Jacobs和Marudas（2012），陈丽红、张龙平和杨平（2015）等研究表明组织的成立年限与捐赠收入之间的关系并没有统一定论，有些为显著的负向关系，有些不显著。按照我国慈善组织的分级注册和分级管理的原则，可以按照注册地点的不同，将慈善基金会分为在民政部注册登记的基金会，简称为全国性基金会；在省级（直辖市、自治区）等地方民政部门注册登记，简称为地方性基金会。蔡丞（2012）、林江亮（2009）的实证研究表明全国的基金会其捐赠收入高于地方的基金会，但这种正相关并不显著。本文选择基金会登记管理机关作为控制变量之一，采用虚拟变量的方式按层级分为1和0，1代表民政部注册，0则代表省（直辖市、自治区）地方民政部门登记注册。

为了分析基金会的公开募集权限是否会对财务信息披露质量产生影响，本文按照《基金会管理条例》的分类标准，将基金会的类型，按照是否具有公开募集资金的权限，分为公募和非公募基金会，在实证模型中加入这一控制变量，采用虚拟变量的方式按类型分为1和0，1代表公募基金会，0代表非公募基金会。具体变量说明见下页表2。

表2 变量说明表

（三）实证模型

Weisbrod和Dominguez（2006）首先提出了关于捐赠收入的经济学模型，检验各种经济因素与捐赠收入之间的关系。该模型包括组织成立年限、服务价格、筹资费用，该模型如下：

本文在上述模型的基础上，综合上文所讨论的控制变量，建立模型如下：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如表3、下页表4、表5所示。自变量方面，样本中财务信息披露质量最高得分为32分，最低仅有1分，均值和标准差分别为16.53和4.99，表明慈善基金会的财务信息披露质量普遍较低，且慈善基金会之间在披露的财务信息整体质量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从财务信息披露的分项来看，基础财务信息、接受捐赠财务信息和受托责任财务信息均值分别为6.79、3.53、6.21，最大值都能达到满分水平，而最小值都为0，表明慈善基金会在披露这三方面具体信息的质量均偏低且基金会之间差异较大，按照百分比进行折算会发现，慈善基金会披露的基础财务信息质量得分最高，其次是受托责任财务信息披露质量得分，最后是接受捐赠财务信息的披露质量。因变量方面，样本中捐赠收入的最大值为3 027 794 180.31元，最小值为0元，均值为71 557 611.53元，标准差为210 447 618.96，表明中国慈善基金会之间每年的捐赠收入存在巨大的差距。

表3 总样本描述性统计

表4 公募与非公募子样本描述性统计

表5 全国性与地方性子样本描述性统计

控制变量方面，其他收入的均值为18 149 457.63元，标准差为94 795 902.56，其他收入之间的差距也很大。基金会组织规模最高值为6 318 334 098.23元，最低为0，均值为40 698 046.85元，标准差为205 372 189.41，表明慈善基金会之间在组织规模上存在巨大差异。筹资费用率的最大值是2.09，均值为0.01，标准差为0.07，表明基金会之间筹资费用的支出差距较大。服务价格最大值为396.31元，最小值为0，均值为1.36元，标准差为6.51，表明慈善基金会之间总费用占业务活动成本的比例存在巨大差异，尽管大多数基金会能将大部分资金投入慈善项目中，但仍然有个别基金会在业务活动成本方面的支出过少。

公募和非公募基金会子样本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中，两类基金会财务信息披露质量的最大值和最小值相差无几，但从均值来看，公募性质的慈善基金会的财务信息披露质量，略好于非公募性质基金会，H2得到了初步验证。公募基金会捐赠收入的均值约为非公募基金会的一倍多，表明公募性质的慈善基金会的平均捐赠收入水平，要高于非公募慈善基金会。控制变量方面，公募基金会的其他收入情况、服务价格的均值都高于非公募基金会，但非公募基金会的组织规模的最大值和均值都高于公募基金会。

全国性基金会和地方性基金会子样本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两类基金会在财务信息的总体披露质量方面，全国性基金会的财务信息披露质量总体均值为22.08分，远大于地方性基金会的均值15.53分。在基础财务、接受捐赠和受托责任方面的披露，全国性基金会也都表现更好，H3得到了初步验证。在捐赠收入方面，不论是最大值还是均值，全国性基金会的表现都更好，说明能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资金筹措的慈善组织，能获得的捐赠收入更多。全国性基金会的其他收入和组织规模都远高于地方性基金会，说明全国性基金会的资金收入规模和资源获取能力，均好于地方性基金会，H3得到了初步验证。地方性基金会的服务价格均值为1.20，而全国性基金会的服务价格均值为1.51，表明全国性基金会在业务成本方面的支出要多于地方性基金会。

（二）相关性分析

下页表6中总样本各个变量的相关性检验显示，中国慈善基金会捐赠收入与总体财务信息披露质量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5833，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筹资费用与捐赠收入之间的相关系数不显著。服务价格与捐赠收入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组织规模、其他收入总额、基金会成立年限，类型和登记管理机关与捐赠收入都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基金会的组织规模和财务信息总体披露质量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4583，基金会的组织规模和其他收入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5256，基金会的财务信息总体披露质量和其他收入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3987，登记管理机关和财务信息总体披露质量之间相关系数为0.4723，组织规模和登记管理机关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3296，都在0.6以下，其余大部分都在0.3以下，初步表明各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表6 相关性分析结果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下页表7是在全样本下分别以总体财务信息披露质量（见模型（1））、基础财务信息披露质量（见模型（2））、接受捐赠财务信息披露质量（见模型（3））和受托责任财务信息披露质量（见模型（4））为解释变量的线性回归结果。四个模型的F检验结果均显示P=0.000＜0.05，通过了F检验。从拟合优度来看，拟合度最高的是模型（3），其次是模型（1），模型（4）最低。

表7 不同财务信息披露质量的总样本回归结果

模型（1）检验了总样本的总体财务信息披露质量和各项控制变量对捐赠收入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财务信息总体披露质量对捐赠收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H1得到验证，即提高慈善基金会财务信息披露质量，可以显著提高慈善基金会的捐赠收入。服务价格、其他收入对捐赠收入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表明服务价格和其他收入越高，基金会的捐赠收入会减少，也体现出慈善基金会的其他收入来源，对捐赠收入具有一定的挤出效应，慈善基金会的其他收入增加，反而降低了捐赠收入的获取。基金会的成立年限对捐赠收入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表明捐赠者更偏向于成立时间短、更加年轻化的基金会。组织规模对捐赠收入正向影响显著，组织规模越大，即表明净资产数额越高的慈善组织，其获得的捐赠收入越多。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基金会类型和基金会登记管理机关都对捐赠收入呈显著正向影响，公募性质或全国性质的基金会更符合捐赠人的捐款偏好，更容易吸引捐赠收入，初步验证了H2、H3。但是，筹资费用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捐赠者有可能并不关注各基金会在吸引捐款上的行为，更多地关注公益事业本身的性质与公益慈善项目的社会价值，以及慈善基金会的管理能力、历史慈善项目成果等。

模型（2）检验了总样本的基础财务信息披露质量和各项控制变量对捐赠收入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在1%的显著水平上，基础财务信息的披露质量对捐赠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解释能力高于模型（1），进一步验证了H1。但是，基金会成立年限、其他收入的显著性水平较模型（1）有所降低，筹资费用依然没有通过统计检验。组织规模和基金会类型的解释能力有所提高。

模型（3）检验了总样本的接受捐赠财务信息披露质量和各项控制变量对捐赠收入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在1%的显著水平上，接受捐赠的财务信息的披露质量对捐赠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进一步验证H1，且解释能力高于模型（1）和（2），说明提高接受捐赠的财务信息披露水平，有利于提高基金会的捐赠收入。但是，筹资费用仍然不是显著影响因素。

模型（4）检验了总样本的受托责任财务信息披露质量和各项控制变量对捐赠收入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在1%的显著水平上，受托责任的财务信息披露质量对捐赠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进一步验证H1，即慈善基金会的受托责任的财务信息披露质量越高，越有可能显著提高其捐赠收入，但是，解释能力低于模型（2）和（3）。其中，其他收入不再是显著影响因素，基金会类型的显著性水平有所下降，而筹资费用由不显著变为显著，与捐赠收入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呈负向关系，说明筹资费用的增加会减少捐赠收入的获得。组织规模和服务价格的系数绝对值升高，说明二者对捐赠收入的影响能力增大，验证了H3。

（四）稳健性检验

本文将总样本划分为公募与非公募基金会子样本，以及全国性和地方性基金会子样本，进行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显示，四个子样本的回归模型均通过了F检验（P=0.000＜0.05），且结果与上页表7总样本的回归分析结果基本一致。公募基金会子样本和非公募基金会子样本的回归结果显示，其财务信息的总体披露质量均对捐赠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全国性基金会和地方性基金会子样本的回归结果显示，其财务信息的总体披露质量对捐赠收入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他变量的检验结果与模型（1）至模型（4）的结果大致相同，充分表明总样本回归分析结果的稳健性。

五、研究结论及启示

本文的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慈善基金会的总体财务信息披露质量对捐赠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财务信息披露质量中包含的基础信息、接受捐赠和受托责任三类具体财务信息披露质量，对捐赠收入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基金会的组织规模在所有模型的回归分析结果中，都呈现出对捐赠收入的显著正向影响。组织规模较大的基金会在各方面强于组织规模较小的基金会，因此，他们具有较强的“规模效应”，更强的募资能力和发展潜力，从而能获得更多的捐赠收入。其他收入在模型中对捐赠收入均产生显著负向影响，对于公募基金会而言，其他收入越高，捐赠收入越低。基金会的成立年限在模型中对捐赠收入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表明当前捐赠者更加偏向成立时间较短的基金会，也可能是由于成立时间较早的基金会，并没有通过财务信息披露获得应有的“声誉”，或者成立年限较长的基金会缺乏创新精神，且大部分年限在十年以上的基金会，成立时都具有一定的政府背景，此类基金会拥有较多的政府投入等其他收入来源，尚未重视吸引公众捐赠收入的激励措施。基金会的类型对捐赠收入均呈显著正向影响，表明募集方式不同的确会影响基金会的捐赠收入，公募基金会的募资范围更广泛，捐赠渠道更广泛，在获得捐赠收入的能力上更强。基金会登记注册管理机关对捐赠收入均呈显著正向影响，因为全国性质的基金会的公益活动范围更广，更能发挥公益慈善项目的品牌效益，更容易获得公众信赖，获得更多的捐赠收入。基于上述实证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从政策视角，建议出台公益慈善组织财务信息披露的相关政策法规，将公益慈善组织财务信息披露的格式和内容进行标准化，不断引导和规范公益慈善组织提高其财务信息披露的质量。鉴于当前我国的慈善组织相关法规的现状，尽管已经出台了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法规文件，但是，尚未建立起全国统一的公益慈善组织财务信息披露质量的标准，建议未来进一步出台相关的法规，构建统一的慈善组织财务信息披露质量评价框架体系，加强和引导慈善组织提供高质量的财务信息，满足捐赠人及多方利益相关方的信息需求，保证慈善组织的公开透明性和社会公信力，让其能够获得可持续性的慈善资源。

第二，从公益慈善组织视角，建议加强公益慈善组织对财务信息披露质量的认识，提高公益慈善组织的管理层对财务信息披露质量的重视程度，加强公益慈善组织的内部财务管理水平，不断提升公益慈善组织的财务信息披露水平，真正实现慈善是“透明口袋”的目标。建议公益慈善组织建立官网，定期和不定期公布公益慈善新闻动态、公益项目情况、年度财务信息、捐赠者名单等多种信息，让社会公众及时全面了解公益慈善组织的近况，这将有利于吸引更多潜在的捐赠者，提高基金会的捐赠收入。

第三，从政府监管视角，建议民政部门加强对公益慈善组织的财务信息披露质量的监管。要保持公益慈善组织的公开透明，必须加强对财务信息披露质量的监管。不断加强对公益慈善组织财务信息披露的监管，有利于其提高财务信息披露质量，增加公益慈善组织的公信力，让更多的捐赠者获得充分的财务信息，便于其做出捐赠决策，提高公益慈善组织的捐赠收入，实现公益慈善组织的可持续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