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 姗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上海 201600)

1 引言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世界经济也被割裂，“逆全球化”问题再一次引起了热议。“逆全球化”不是一个新名词，1999年11月，在世界贸易组织西雅图会议期间，世界组织的反对者进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参加者多是中下层劳动人民，这个事件是反全球化的开端。反全球化示威活动在2000年尤甚，达到了顶峰，在这之后，各大事件层出不穷，并且每一次几乎都会演变成激烈的暴力冲突。

国内外学者对于全球化及反全球化的研究有很多，但是关于“逆全球化”这个较新的现象的研究才刚刚起步。关于“逆全球化”的定义，还有许多学者将其与“反全球化”的概念相混淆，但其实两者不能归为一谈。See Walden Bello(2004)重新定义了“逆全球化”，认为它与全球化进程相反，会导致资本和劳动在全球市场流动受阻，并且国家和地方的权力关系发生了变化。Michael Zurn(2016)认为全球化会削弱国家和地方的意识，“逆全球化”则会重新唤醒这种意识。如果说全球化是为了构建一个世界中心，“逆全球化”则是打破这种世界中心，强调小我的重要性。国内学者陈伟光、蔡伟宏(2017)也提出“反全球化”是在一国处于边缘化人群的反抗，“逆全球化”代表国家也参与进来，开始制定一些去全球化的政策，所以“逆全球化”的严重程度要远远高于“反全球化”。

2 “逆全球化”原因分析

“逆全球化”的出现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笔者阅读了国内外学者的多篇文献，对这个领域的研究也有了一些浅薄的了解，并将其中的一些观点整理如下。

2.1 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缺陷

一些学者从发达国家本身实行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缺陷着手，探究“逆全球化”为什么会出现。众所周知，两次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使许多国家元气大伤，同时也影响到全球化进程。但是像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没有出台有效的应对措施，导致在之后的很多年里经济萎靡不振，也有些人开始反思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是否能够“完美”地解决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21世纪初，全球化的深入大大影响了世界政治经济格局，这些影响有好有坏。奈瑞·伍茨(2008)研究发现，全球化使一个国家内部和各个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不断扩大。新自由主义提出的“涓滴效应”，类似于一种“先富带动后富”的精神，国家实行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等一部分人获利后优先发展起来，再带动贫困阶层或地区接着富裕，但这并没有在现实中体现出来(王绍光，2008)。全球化带来的全球资源重新配置以及全球生产大大地改变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利益分配。张超颖(2019)认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效率”与“公平”的不协调导致了“逆全球化”问题。此外，新自由主义经济还显示出“自由”“民主”的伪善。新自由主义经济有其内部矛盾性，即它对外宣称自由、民主，但所行之事都是遏制和干涉其他国家的发展。比如美国在提高关税限制其他国家的产品和服务进入本国市场的同时，又采取强制手段令这些国家进口自己国家的产品和服务。新自由主义经济还显示出“人道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虚伪。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移民国，美国一直自诩其开放包容的文化传统，然而，特朗普上任后开始在美墨边界建墙的举动暴露了其奉行的“美国优先”战略。

在20世纪上半叶发生的一次“逆全球化”危机本应该使发达国家认识到，只要政府制定相应的制度和法律来保护国内那些在全球化中受损群体的利益，让其享受全球化带来的红利，就可以避免其“逆全球化”反抗。但是，美国国内在全球化中获利的集团并没有这样做，相反，他们将其利益的一部分拿出来维护利益，打压在全球化中受损的群体。同时，由于新自由主义在美国不断扩张，出现了很多失败者，美国中产阶级的规模也在不断收缩，还有很多中产阶级从工资高的岗位向工资低的岗位流动，这部分人的观念和立场聚集起来不容小觑，组成了壮大的“逆全球化”队伍。总的来说，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会引发一系列的政治和社会问题，这些问题也是“逆全球化”现象的直接原因。

2.2 “现代化输家”理论

一些国内外学者试图用“现代化输家”论点解释“逆全球化”现象出现的原因。“现代化输家”理论是指西方工业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一直处于不断的变迁之中，这个变迁要求全体社会成员不断做出调整。但在这一过程中，一部分个体由于客观或主观原因感知到自己被社会排斥和边缘化后导致身份地位下降，名誉损失，使其丧失安全感，感到孤独和自我否定，最终形成反对全球化的保守态度。处于社会底层的“低人一等”的心理促使其在外来移民面前表现出优越感和排斥态度，由此产生了激进的民粹主义，而那些右翼民粹政党利用其力量寻求支持，在选举中获胜(Tim Spier，2010)。Hanspeter Kriesi(2017)等人研究欧洲几个国家样本时发现，全球化产生了一种新的结构性分歧，并形成了两类对立的人群——“现代化赢家”和“现代化输家”，随着这两类人群的对立愈演愈烈，最终导致了这些国家开始“逆全球化”行为。国内学者郑春荣(2017)也认为“逆全球化”思想是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产生的，尤其是发达国家的结构性分歧更加突出，“现代化赢家”和“现代化输家”的矛盾很难调解。随着“现代化输家”的利益不断受损，那些受教育程度低的群体(通常收入也低)就会显露出反全球主义和反精英主义的态度和观点。以上的观点可以概括为，是因为全球化本身存在机制上的缺陷，即全球化会导致不同国家和不同群体收入和社会地位差距的扩大，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赢家”和“输家”两类人群，这两类人群对立的局面正是“逆全球化”发生的根本原因。

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相互转换的机制其实很简单：倡导市场对经济起决定性作用必然会加大竞争的激烈程度，当市场竞争在不同人身上产生不同的结果时，社会内部矛盾就会深化。因此，可以推导出发达国家推行“逆全球化”的机制。从社会层面来看，如果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远远超过其带来的正面影响，国家内部就会出现一些“逆全球化”声音，这些声音会由发达国家的“民主制度”反映到政府决策中，从而改变这个国家面对全球化时所持的态度和立场。从国家层面来看，如果一国支持全球化的成本要远大于其从全球化中受益的部分，这时国家也会转变之前的立场，变成“逆全球化”的推动者。只有当一个国家与其社会内部都能从全球化中获益，这个国家才会一直支持全球化；反之，如果一个国家与其社会内部都受到全球化的负面影响产生利益损失，那么该国就会站在“逆全球化”的立场上。

2.3 国家民族主义回潮

在全球化趋势鼎盛时期，全球都推行自由市场模式，国家的力量被削弱，市场的力量被提高。“逆全球化”现象的出现伴随着国家和政府力量的增强，同时也阻碍了资本在全球进行扩张以及劳动力(包括移民)在全球的自由流动。国家民族主义的回归，即政府不断强化它的权利，国家充分发挥能动性作用，国家和政府进一步加强对全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控制(Jonah D.Levy，2006)。可以将国家民族主义的回归看作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政府加强对国家经济的干预，一般通过制订经济计划和控制国有企业来影响国民经济的运行和发展(R.J.Barry Jones，2001)。比如美国在特朗普上台之后，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和计划来推动美国经济发展，增加美国的就业率，缩小美国贫富差距，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也进一步加强了对经济的干预。

“逆全球化”过程中也伴随着民族主义的复兴。如果说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是2000年以后第一轮“逆全球化”的导火索,则这次欧洲难民危机的爆发和特朗普上台则是触发最新一轮“逆全球化”的导火索。当一个国家国内盛行民族主义，这个国家就会改变与盟国的合作模式，目的是迫使对方国家遵循它的“国内优先”原则。比如特朗普上台后与中国、日本等多个国家开展贸易战，这一系列举动不仅对内会引发激烈的民粹主义，还会增加美欧发达国家内部受到全球化冲击的群体的不满情绪。一些反全球化群体因为大量移民涌入国内抢占其工作机会、社会福利以及冲击社会秩序而采取极端的反击行动(Tara Law and Josiah Bates,2019)。总之，国家民族主义的观点可以包括以下三点：一是减少对外国经济的依赖转而加强自身经济的独立性；二是保护本国的传统文化，打压国内多元文化的发展；三是注重国民身份认同(Rich Lowry，2019)。随着“逆全球化”影响的不断扩大，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开始盛行，本土主义也逐渐复兴，民族国家的功能、作用和影响也越来越重要(Yeal Tamir，2019)。

2.4 其他学者观点

还有一部分学者试图从另外的角度解释“逆全球化”的动因。吴志成、吴宇(2018)认为国家治理危机、个别大国的霸权任性与责任缺失、国家间发展不平衡以及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陷入危机等都是“逆全球化”的原因。王跃生、李宇轩(2017)认为“二战”后形成的“中心—外围”结构是“逆全球化”问题出现的原因。高柏(2016)从组织生态学与组织制度学派的视角揭示制度因素对全球化逆转的影响，认为全球化逆转的政治动力来自危机环境下要求政策范式转变的急迫性和政策制定者们总是用老办法解决新问题的强大惯性之间的突出矛盾。盛斌(2020)认为是贸易与技术进步等导致了贫穷、收入差距扩大、环境破坏以及劳工权益被侵害等方面的严重问题，这些利益受损者感到不满和愤怒，这种情绪被民粹主义者操控和利用，壮大其队伍，在全球掀起了一股“逆全球化”思潮。

国外学者也做了一些讨论：Neil Dias Karunaratne(2012)认为全球化的正负影响并驱，在推动世界整体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会使得一部分人受损，例如“数字鸿沟”的产生；Peter Peter A G Van Bergeijk(2017)在研究中使用了非平衡面板数据比较了20世纪30年代和2010年前后的逆全球化特征，认为经济危机让世界性大国受损，最后导致它们普遍采取逆全球化政策。这些观点与上面的部分有重合的地方，值得注意的是研究采取的模型和方法。

3 结论

关于“逆全球化”原因的研究在以上部分做了综述。学者们的观点很丰富，笔者大概归为三类：第一，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缺陷。其中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会引发一系列的政治和社会问题，最终导致“逆全球化”；第二，“现代化输家”理论。这个理论不仅可以用来解释“逆全球化”趋势原因，还可以用来解释“逆全球化”的另一个大原因——国家民族主义回潮；第三，国家民族主义回潮。这个观点虽然解释了“逆全球化”的一部分原因，但也可以归为其影响机制中。

总体来说，这方面属于世界经济模块中一个比较新颖的内容，研究的文献也有几百篇，但是远没有其他方面的研究成熟。究其原因，谁也无法判断未来到底是“逆全球化”大行其道还是全球化趋势“拨乱反正”继续沿行，每个学者都有自己的观点和看法，读者也只能根据学者们的论证来形成自己心中的答案，相信未来在这方面的研究会更丰富，而时间也会告诉人们这个“谜题”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