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宾

（海南省博物馆，海南 海口 570203）

西沙群岛考古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早在1974年和1975年，广东省文物管理部门就曾专门组织业务人员对西沙群岛部分岛屿、沙洲进行了两次文物调查，在之后历年的西沙水下考古、岛屿陆地考古中，均发现大量的出水（出土）文物，其中以陶瓷器、铜钱为大宗。铜钱在西沙许多岛屿的考古过程中均有发现，特别是在北礁水下考古过程中，打捞出水大批铜钱，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古代过往西沙海域商船的众多及海上贸易的繁荣。

据统计西沙北礁礁盘打捞出水的铜钱共计约6万枚，其中明太祖朱元璋时期洪武通宝约有1.7万枚，明成祖朱棣时期永乐通宝多达2.3万枚（图1）。其余的则有秦、新莽、西魏、唐、前蜀、南唐、后周、北宋、南宋、金等历代及元末农民起义领袖韩林儿、徐寿辉、陈友谅、朱元璋等时期的铜钱。钱文可识者分别为秦半两、新莽大泉五十、西魏五铢、唐开元通宝、乾元重宝、前蜀光天元宝、乾德元宝、咸康元宝、南唐唐国通宝、后周周元通宝、北宋宋元通宝、太平通宝、淳化元宝、至道元宝、咸平元宝、景德元宝、祥符元宝、祥符通宝、天禧通宝、天圣元宝、明道元宝、景祐元宝、皇宋通宝、庆历通宝、至和元宝、至和通宝、嘉祐元宝、嘉祐通宝、治平元宝、治平通宝、熙宁元宝、熙宁重宝、元丰通宝、元祐通宝、绍圣元宝、元符通宝、圣宋元宝、崇宁通宝、崇宁重宝、大观通宝、政和通宝、宣和通宝、南宋建炎通宝、绍兴元宝、绍兴通宝、隆兴元宝、乾道元宝、淳熙元宝、绍熙元宝、嘉泰通宝、开禧通宝、嘉定通宝、庆元通宝、大宋元宝、绍定通宝、瑞平元宝、嘉熙通宝、淳祐元宝、淳祐通宝、皇宋元宝、咸淳元宝、景定元宝、金正隆元宝、大定通宝、元至大通宝、至正通宝、龙凤通宝、天定通宝、大义通宝、大中通宝等70余种（图2～图4）。

图1 明代洪武通宝和永乐通宝铜钱

图2 北礁出水铜钱拓片

图3 北礁出水铜钱拓片

图4 北礁出水铜钱拓片

另有部分铜钱胶结块，是一些古钱币与珊瑚石胶结在一起形成的（图5、图6）。

图5 北礁出水的铜钱胶结块

图6 北礁出水的铜钱胶结块

北礁发现的6万余枚古代铜钱中，以明成祖朱棣时期永乐通宝钱为多，近2.3万枚，另明太祖朱元璋时期洪武通宝钱也有1.7万余枚，两者合计明代铜钱多达4万枚。由此可知，明代早期铜钱约占发现钱币总数的2/3。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现象，是否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北礁出水铜钱具有较为明显的时代特征？其余铜钱的品种则显得较为复杂，计有秦、新莽、西魏、唐、前蜀、南唐、后周、北宋、南宋、金等历代及元末农民起义领袖韩林儿、徐寿辉、陈友谅、朱元璋时期的钱币约70种。

北礁出水的铜钱中，以明成祖朱棣时期的永乐通宝为时代最晚的一种钱币，数量也居多。它们虽历经近600年的海水浸泡及遭到海浪不断冲刷，但从铜钱轮廓整齐、周正和钱文清晰可辨来推断，基本上全都是新币，其表面未发现有在流通使用过程中留下的磨损痕迹。发现的其他历代铜钱有流通使用时遗留下来的明显磨损遗痕，显得较陈旧些，给钱文的辨认也带来一定的难度。北礁铜钱沉落到海中礁盘上后，因受到海水的不断冲击和移动，大部分是散乱分布的，但胶结在珊瑚石中的不少永乐通宝铜钱相当整齐地聚集在一起，并形成了很多个胶结在一起的钱币堆积。未见其他朝代品种的铜钱混杂其间，显得比较单一，就连明代开国皇帝太祖朱元璋时期的洪武通宝也不见有，可见永乐通宝钱堆十分干净，且有的铜钱方孔对得十分周正，还存留有穿孔之细绳。相对比之下，其他古铜钱则散布得比较杂乱，钱币表面遗留有流通使用时残存的磨损遗痕，而且也没有聚集在一起形成钱币与珊瑚石的胶结块，这是否也衬托了北礁铜钱应反映出一定的时代特征？

根据以上对北礁铜钱保存情况的初步分析和推断，这批数量如此之多的古代钱币被装载在船舶上时的来源当会有所不同。明代永乐通宝当是一种崭新的钱币，并没有在当时的市场上流通使用过，应该是从明代宝钞司管理的铸币机构或官府钱库直接调拨出来的，根据官府有关部门对外贸易的需要，被装上船舶再出海的。这些数量巨大的崭新钱币不可能来自普通商家或私人钱庄，因为社会上的商家或钱庄一般只会使用已在市场流通过的旧币，不太可能拥有如此之多的永乐通宝新币。从铜钱的共出关系和品种构成两个方面推断，在北礁发现的这批6万多枚铜钱中，明代早期洪武通宝和永乐通宝居绝大多数，约有4万枚。再从铜钱年代上来看，明代永乐通宝以前的历代各朝的铜钱品类比较多，早自秦代起，延续至元末明初（明太祖洪武年）止，基本上时代是相连的。其中，除有1.7万余枚明太祖朱元璋时期的洪武通宝外，余下的是以宋代铜钱为主的历代旧币。从中可以看出，北礁发现的钱币以明代的居多，同时也有部分明代以前各朝代的旧币，这可能反映了当时商贸活动上一个正常的经济现象，恰好折射出历代旧币在社会上仍然流通使用的一个重要历史事实。

可是，在这些铜钱中，从铸造永乐通宝的明成祖时期到往后明代灭亡的约200多年时间里，明代中晚期及以后清代的钱币一枚也没有出现过。明代永乐通宝为北礁铜钱中最晚的钱币，其他皆为历代旧币，这种钱币的构成情况可能反映了当时一个常见的历史现象，即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因种种原因，各朝各代的旧币仍然可以在社会经济贸易活动中照常流通使用。海南考古调查中发现的一些古代窖藏铜钱中，都有历代钱币混杂在一起的现象，且都是以窖藏铜钱中年代最晚的钱币为主，另伴有以前的部分历代旧币。这当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各个历史时期中，确实存在着较为流行使用旧币的社会现象，这应同当时经济贸易发展的客观情况及现实的社会需求有着一定的关联。

在北礁发现的钱币中，时代最晚的是明代永乐通宝，并没有比其更晚的后代钱币了，而有的是早于其的历代旧币，这也是一种合于情理之中的一个正常事实，反映出那时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西沙北礁礁盘上发现的这些数量巨大的古代铜钱，可能是一艘古代沉船上的货物。可是，沉船上装载如此大量的古代铜钱，且又以全新的未流通使用过的永乐通宝为主，应当不会是普通商船，而应是官方船舶。在明代海上丝绸之路上，普通船舶在进行对外商贸经济活动时，一般携带的钱币只能是社会上较为流通并使用过的钱币，而不可能拥有许多全新的明代钱币。由此看来，能装运大量全新货币及整块铜锭的船只能是封建社会朝廷委派的官方船舶，因为只有官府才能够调用国家铸钱局或钱库里储藏的大量新币。当然，如果官方船舶装载的钱币不够时，还可以征调社会上流散的历代旧币来补充需求量之不足，满足官府的正常需求。

通过上述分析探讨及相关史料的初步研究，是否可以将在北礁发现的装载大量以明代铜钱为主的沉船的年代、航线、规模、性质等方面的信息与同时期郑和下西洋的历史事实进行对应比较，或可推断两者之间当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如是的话，那这艘沉船就有可能是属于明代郑和船队中的某一艘船舶，在七下西洋时途径西沙北礁海域不幸触礁沉落于此。至于北礁沉船装运如此之多的中国古代铜钱，当与那时中国铜钱不断输出的社会现象有着一定的关系。

我国在历史上早就与海外诸国与地区有经济贸易往来，尤其是同邻近东南亚地区的商贸活动较为频繁。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在开展商贸活动时，主要还是将以货易货作为较主要的交易方式。但当易货贸易中出现了不平衡的支付情况时，社会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国家及地区，因其财力较弱及铸币的不发达，还不具备充足的钱币，可能使用必要的贵金属来弥补一定的贸易逆差，而经济实力强的国家则可用本国的货币来进行交易。因此，在经济实力很强的国家的货币流通出本国之后，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即可以在经济贸易中起到流通货币的支付作用。相对于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沿线诸国与地区而言，当时中国的国力是十分强盛的，而大多数国家与地区相对贫弱。所以，在进行对外贸易活动时，就会造成在货物交易支付时的不对称情况，迫使海外诸国与地区对中国货币的强烈需求，从而使中国货币在海外出现货轻钱重的特殊现象。

从历史资料来看，东南亚国家及地区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经济发展十分落后，生产和交换一直处于较低的发展阶段。因基本上没有或很少有能力铸造及发行自己的钱币，只能把经济贸易往来中流通进入本国的中国货币作为必然接受的硬通货，在当时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便起到了充当本地流通货币的角色。正因为如此，在古代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海外诸国及地区对中国钱币的需求始终比较强烈和持续旺盛。

早在唐代时，东南亚地区的许多国家就已开始输入和流通中国钱币，如在文莱、印度尼西亚等地都有唐开元通宝铜钱出土。到宋代时，朝廷曾一度禁止钱币外流，但禁而不止。宋人赵汝适所著《诸番志》一书记载，中国海商为谋取高利，“往往冒禁，潜藏铜钱”至爪哇贸易胡椒。宋代以后，中国铜钱输出的规模越来越大，在印度尼西亚爪哇地区及东南亚诸国的海域中都发现有中国的古代沉船，一般沉船里都装载有大量的中国历代铜钱，宋代钱币占相当大的比重，常见的有咸平元宝、元丰通宝、开禧通宝、皇宋通宝、绍定通宝等宋钱。

明代永乐初年，明王朝是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之一，疆域辽阔，政权强大，经济富庶，社会稳定。为了打开国门，宣扬明朝国威及进行和平的外交活动，三保太监郑和于明成祖永乐三年（1405）到宣德八年（1433）率领庞大的船队七下西洋，对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巡航、访问和贸易活动，随船也携带了大量的商品和馈赠礼物等。由于海外诸国在历史上对中国货币的强烈需求，以及同诸多国家和地区开展贸易交往的实际需要，七下西洋的郑和船队中也装运了大量的明代及中国历代钱币。可能郑和船队中的某一艘船舶途径西沙北礁海域时不幸触礁而沉没，所以在这里的礁盘上会发现了数量如此之多的以明代为主的铜钱。再结合1974年和1975年曾在北礁礁盘相近的地点出水了近8万枚同样以明代为主的铜钱，两者相加计有14万枚之多。其中，明成祖朱棣时期的永乐通宝铜钱就近5万枚之多，可见这种钱币的数量之巨。但这仅是北礁沉船中已知被打捞出水的部分铜钱，未被发现的古代钱币数量还是个未知数。如此看来，装载有十分丰富的古代钱币沉船只能是官府管辖之内的船舶。

由于郑和船队七下西洋的时间正好是在明成祖永乐、宣德年间，而在北礁礁盘先后发现的铜钱中，明代永乐年间铸造的永乐通宝铜钱达2.7万枚之多，当也是情理之中之事。从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发展情况来看，这应与当时封建社会实行的货币制度有一定关系。在正常的商贸活动中，在当时的社会经济中基本上是流通使用本朝所铸造的货币。可能因郑和船队七下西洋的次数较多和时间很长，一般每次的航期约为2～3年，加之巡航、访问的国家及地区也众多，且航行的路程十分遥远，为了保障下西洋期间访问和贸易活动的顺利进行，郑和船队在每次航行时，必须尽量装运足够多的中国钱币，以满足海外诸国及地区对中国货币的迫切需求。正是随着对中国钱币需求量的不断增加，在明代下西洋船队装运的铜钱中，除了明代永乐朝当下社会正在流通使用的永乐通宝外，也征调了距明永乐朝时间不太远的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时期的洪武通宝铜钱。可能因装运的铜钱总量不够，又只能再调集在社会上还私下流通使用的以前各朝各代的旧币，以弥补郑和下西洋船队所装运铜钱数量之不足。

在北礁发现的铜钱中，明代永乐通宝与洪武通宝合计约4万枚，占钱币数量的绝大部分，其中又以永乐通宝居多，往后再也没有晚于它的其他历史时期的钱币，这就为基本推断该艘船舶沉没的时代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依据。当然，其中也有历代旧币，但它们在时代上都是早于明代永乐通宝。因北礁铜钱当是明代郑和下西洋官船上的沉没遗物，那沉船是否可能为郑和船队途径北礁海域时触礁沉落中的一艘呢？

综上所述，北礁发现的大量铜钱或反映了郑和船队七下西洋，在巡航、访问海外诸多国家及地区的时期进行商贸经济往来活动的频繁与活跃。正如郑和下西洋的随行官员马欢在其所著《瀛涯胜览》一书中所说：“番人殷富者甚多，买卖交易行使中国历代铜钱。”这正是那段重要历史的一个真实写照，反映了在古代封建社会中，随着海上陶瓷贸易的迅速发展和不断繁荣，中国历代铜钱一直大量输出海外的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北礁发现的中国古代铜钱也折射出了这个鲜明的时代特征。

①郝思德，王恩.西沙群岛北礁古代钱币[M]//中国考古学会.中国考古学年鉴1997.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

②③刘迎胜.丝路文化：海上卷[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

④赵汝适.诸蕃志[M].[出版信息不详].

⑤广东省博物馆.广东省西沙群岛文物调查简报[J].文物，1974（10）：1-29，95-102；广东省博物馆，广东省海南行政区文化局.广东省西沙群岛第二次文物调查简报[J].文物，1976（9）：[页码不详].

⑥马欢.瀛涯胜览[M].北京：中华书局，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