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亲超 艾麦提江·阿布都哈力克 张 娅

新疆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830012

0 引言

当今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以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广泛渗透到各个领域，传统产业加快转型，新兴产业迅速崛起，产业结构加速演进并呈现出新的特征。

数字经济作为产业结构演进的重要推动力量，逐渐成为推动我国经济从规模增长转向高质量增长的关键要素。近几年，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在优化经济结构、加速经济发展、提高劳动生产率、带动创业就业、实现包容性增长等方面发挥越来越突出的作用。从宏观视角来看，腾讯研究院相关资料显示，中国数字经济规模从2016 年的22.8 万亿元增长到2020 年的39.2 万亿元，占GDP 比重从2016 年的30.61%逐年提升到2020 年的38.6%，数字经济对经济增长贡献度不断增强，已经基本上超过第三产业的贡献度。从微观视角看，埃森哲发布的《数字化密度指数报告》指出，发达国家的数字化密度每增加10%，全要素生产率可提高0.4%，新兴市场国家全要素生产率可提高0.65%。我国数字经济在规模保持高速增长之下逐渐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增长动力。与此同时，随着我国经济目标转向高质量发展，核心内容之一就是加快产业结构升级，数字经济被认为是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新引擎。自《2017 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提“数字经济”以来，数字经济已多次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和发展规划当中，发展数字经济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因此，研究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数字经济发展不仅是整个社会关注的焦点，数字经济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也一直是经济学界研究的热点。学者们早期研究角度主要从数字产业化或产业数字化其中一方面出发，数字产业化理论研究聚焦信息产业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例如，朱春红、郑英隆研究了两者的交互关系；齐亚伟等较早使用灰色关联分析信息产业发展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产业数字化理论研究主要是指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应用数字技术带来成本下降和效率升级，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例如，昌忠泽等分析了信息技术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何帆等、赵宸宇等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角度研究产业数字化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

随着数字经济在经济社会的应用范围越来越广泛，从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个方面综合分析数字经济与产业结构关系的理论研究日益丰富。

从综合角度看，数字经济能够为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新动能，制造业企业通过应用数字技术能够推动生产过程更加清洁和高效，提升要素投入的单位产出，推动产业向利润率和生产率更高的方向发展，从整体上推动产业的高端化。例如，陈晓东等从综合角度分析发现产业数字化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效应更明显；刘洋等考虑到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实际，在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基础上引入数字基础设施维度来评价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综合现有研究来看，从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个维度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体系，进而研究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较为合理。因此，本文采用2011——2019 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得到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指数，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希望为数字经济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经验证据做有益的补充。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1 数字经济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制

数字经济可以通过改善创新环境、降低成本、知识及技术溢出等方式促进技术创新，也可以通过提升供需匹配效率和优化资源配置等途径促进地区的技术创新能力。第一，数字经济的发展能够改善企业创新环境。数字经济时代，信息流动速度加快，一方面，信息不对称程度降低使得行业透明度增加，企业需投入更多资源，进一步加剧企业的竞争；另一方面，只要企业能够创造出有吸引力的异质性产品，创新成功的概率就能大大提高，也就是说，数字经济为企业从事创新提供了良好的环境。第二，数字经济的发展能够降低企业的运行成本。随着数字技术广泛应用于经济社会各领域，产业间的协同关联程度加深，模糊的产业边界促进市场融合，产品得以规模化生产，降低了企业的边际成本，从而使企业能够投入更多资金用于研发，提升其创新能力。数字经济也提升了金融的普惠性，数字金融发展不仅可以通过降低管理费用和提高销售收入，提高企业盈利水平，还可以通过降低借贷成本和改善借款结构手段，缓解企业信贷约束，这显著促进了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第三，创新主体通过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提升信息提取能力。运用互联网和物联网等技术，产业间各部门和产业内企业通过数据平台实现了信息的集成共享，整个社会层面的知识溢出效应明显。

与此同时，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也会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技术创新对于产业数字化、新兴产业形成、需求变动等产业结构升级内容具有重要推动力，有助于我国经济增长模式由要素投入转变为创新驱动。数字基础设施和数字化产业领域不断涌现出新技术，通过应用创新数字技术，实现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各类成本降低使得企业能够获得规模经济，不仅提升了企业的技术水平和产出效率，而且促进了整个产业层面的高端化发展，有力推动了产业结构升级。因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研究假设1：数字经济能够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积极作用。

1.2 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非线性溢出效应

罗伯特·梅特卡夫提出了基于网络技术发展规律的梅特卡夫法则。该原则内容是：网络的价值随着整个网络用户数量平方的速度增长。在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随着互联网等基础设施的普及，以及数字技术的大范围应用，数字经济参与主体不断呈指数级增加，数字产品生产企业的边际成本呈递减状态，边际收益不断增加，为企业和社会带来了规模经济，且后续参与主体的增加提升了原有主体的效用，呈现出梅特卡夫法则的边际效应。数字经济的发展使得产业边界逐渐模糊，各部门连接水平不断提升，数据作为数字经济的要素，在互联网等数字基础设施较为完善的情况下得以自由流动和集聚，数字经济增加了企业等创新主体获得知识的渠道。随着数字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经济中各部门关联融合更加紧密，数字技术应用于更加广泛的领域，梅特卡夫法则的网络效应和边际效应体现得更加明显。因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研究假设2：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存在边际效应递增现象，且创新能力能发挥调节作用。

2 模型构建

为检验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直接影响，本文首先设定如下模型：

其中，

AIS

是被解释变量，代表

i

省在

t

时期的产业结构升级水平；

Dige

是核心解释变量，代表

i

省在

t

时期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X

代表选取的一系列控制变量；

δ

代表

t

时期的时间固定效应；

α

是截距项；

μ

代表

i

省的个体固定效应；

ε

表示随机扰动项。

除了式（1）表现的直接影响，本文还讨论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是否存在非线性溢出效应，参考Hansen 的面板门槛模型检验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网络效应，并检验创新能力在其中的调节作用，来解释数字经济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非线性动态特征，设定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如下：

其中，

Adj

表示门槛变量，

γ

代表门槛值，门槛变量分别有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创新能力，式（2）表示只存在一个门槛的回归模型。

2.1 变量测度与说明

2.1.1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测度

本文采用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衡量产业结构升级的程度。产业结构高级化也称为产业结构高度化，是指随着一国或地区开始工业化，产业结构重心发生转移，由第一产业为主向第二、第三产业为主转变；工业化完成后，则主要指产业结构由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的转移。从我国已基本完成后工业化的现实出发，并参考相关文献，本文选用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的产值比衡量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公式如下：

2.1.2 数字经济的测度

目前，涉及数字经济具体测度的相关文献较多，陈晓东等、杨慧梅等从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两个方面衡量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刘洋等考虑到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实际，在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基础上，引入数字基础设施维度来评价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和国家统计局均以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为主要框架测算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情况；刘军等构建的数字经济评价指标体系包括信息化发展、互联网发展和数字交易发展3 个方面。

本文参考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国家统计局以及相关研究人员的做法，从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角度衡量各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参考赵涛等构建的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水平评级指标体系（表1），构建了中国分省数字经济评价指标体系，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将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5 个指标数据标准化后，进行降维处理，得到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指数，记为

Dige

。

表1 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2.1.3 控制变量

本文基于以往的文献，引入5 个控制变量：①经济发展水平（

ECO

）。产业结构升级需要经济发展水平的支撑，本文选取代表性较强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来衡量。②外商直接投资（

FDI

）。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带来的技术提升产业的技术水平，但外商投资结构偏向于第二产业，可能不利于产业升级，本文选取外商直接投资额对数来衡量外商直接投资。③社会消费水平（

SOC

）。我国消费需求日益多样化和消费结构逐步迈向享受型特点推动我国产业结构调整，本文使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GDP 比重来衡量消费水平。④政府干预（

GOV

）。政府产业政策可通过总量与结构效应影响产业结构调整，本文采用政府一般性公共支出占GDP 比重来衡量。⑤金融发展水平（

FIN

）。金融业能够为产业的优化提供资金与资本支持，为产业结构调整营造良好的资金环境，加快产业结构优化，本文选取金融业增加值占GDP 的比重来衡量金融发展水平。

2.2 数据来源和描述性统计

本文针对2011——2019 年中国30 个省份展开研究，形成了30 个省份9 年的平衡面板数据。所用指标的数据来源是2012——2022 年《中国统计年鉴》、全国年度统计公报、国泰安和知网数据库。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来源于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和蚂蚁金服集团共同编制的《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2011——2020 年）》。表2 展示了以上各指标的统计特征。

表2 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3 实证分析

3.1 基准回归结果

表3 报告了数字经济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基准回归结果。表3 中（1）列表明，未加入控制变量的情况下，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是显著为正的；（2）列表明，即使加入控制变量，数字经济仍然对省际层面的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正向作用。

表3 数字经济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基准回归结果

此外，在加入控制变量的式（2）中，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ECO

）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具有不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表明经济规模并不总是随着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的增加而增长，可能与地区发展经济重数量不重质量有关；外商直接投资（

FDI

）的系数为负但并不显著，说明外来投资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抑制作用，但作用不明显，可能的原因是外商投资结构偏向第二产业，且因技术依赖导致创新动力不足，不利于创新能力提高；社会消费水平（

SOC

）通过5%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但系数为负，意味着社会消费水平的提高并不一定能推动产业结构向更高级别发展。以上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显示：经济发展水平、外商直接投资、社会消费水平对于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并不突出。因此，更加重视经济发展质量，引导外商向第三产业投资，降低技术依赖，提升产业链自主创新能力，以需求变化牵引产业结构调整，应成为未来产业结构升级的主要任务。政府干预（

GOV

）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为正，这说明政府的产业政策对产业结构高级化产生了积极影响，表明政府在调整产业结构方面能够发挥引领作用；金融发展水平（

FIN

）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为正，说明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构建高水平资本市场对地区产业结构升级至关重要。政府干预和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均推动了产业结构高级化，表明地方政府推行产业政策和构建高水平资本市场的努力带动了高利润率、高生产率的第三产业的行业发展，有效推动了第三产业产值结构的改变。

3.2 非线性效应分析

为检验假设2 中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门槛效应，本文基于Hansen的方法首先对面板门槛的存在性进行检验，再进行面板门槛模型回归。创新能力的门槛效应检验方法类似。

运用Bootstrap 重复抽样法检验数字经济影响产业结构升级是否存在门槛并确定门槛数量，通过自助法重复抽样1000 次后，由表4 结果可知，数字经济

F

统计量为54.22，单一门槛在1%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但双重门槛和三重门槛未通过检验，创新能力也只通过了单一门槛检验，因此均选择单一门槛模型，进行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省际的动态影响会因门槛区间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因此本文针对数字经济的不同门槛值设定虚拟变量，然后进行回归分析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非线性影响，根据门槛效应的结果得到数字经济的门槛值，将数字经济分为两个区间：区间1（

q

）为

Dige

≤3.8218，区间2（

q

）为

Dige

＞3.8218，然后分析在不同的区间中，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此外，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还受到创新能力的调节作用，体现出数字经济和创新环节的关联协同。因此，假设2 成立。表4 报告了不同门槛区间下，数字经济和产业结构升级水平的回归结果，当

Dige

≤3.8218 时，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果升级的影响系数为0.1453，表明在数字经济早期发展阶段，数字基础设施需要大量投资，成本高，建设周期长，且数字技术的发展具有不确定性和风险性，一些地区投资积极性不高，短期内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较小。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更高的区间（

Dige

＞3.8218），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增强，这说明当数字经济水平不断提高时，对各地区产业结构升级水平的影响呈现边际递增的非线性特征，而创新能力在超出45.7764 的门槛后，同样产生了显著的正向作用，进一步验证了假设2。

表4 数字经济影响产业结构升级门槛模型的回归结果

3.3 进一步拓展：区域异质性

事实上，省份之间异质性大。由于各省份资源禀赋和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具有差异，不管是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还是产业结构升级状况，均呈现明显的区域异质性特点。因此，讨论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区域异质性是必要的。本文参考韩峰等的文献，将本文研究的30 个省份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3 个地区。

区域异质性检验结果如表5 所示，3 个地区的数字经济均通过了1%显著性检验，且系数均为正，与省级面板的结果一致，进一步验证了假设1，从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程度看，呈现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东部地区的态势。其原因可能在于，早期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硬环境和软环境都好于中部和西部地区，产业结构重心由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较早，故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较小；西部地区由于原有基础设施条件较差，仍需要持续大力投资以提升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推动作用；而中部地区数字基础设施等发展基础好于西部地区，因此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不如中部地区。总体来说，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在东部地区更多体现出“锦上添花”效果，而在中部和西部地区更多体现出“雪中送炭”效果。

表5 数字经济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区域异质性检验结果

4 稳健性检验

4.1 控制固定效应

产业结构升级水平较高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较好，数字基础设施等数字经济发展基础成为发展重点，通过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率先推动数字经济在社会各个领域的应用，引起宏观经济环境发生变化，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

为了缓解内生性，本文参考有关文献，通过设定省份固定效应、省份与年份交互效应，来缓解数字经济发展可能带来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表6 中（1）列和（2）列展示了排除宏观经济环境变化的检验结果，表明考虑宏观经济环境变化后上文的结果依然稳健。

4.2 替换被解释变量

替换变量的衡量方式是常用的稳健性检验方法，在表6 中（3）列，采用第三产业产值在地区生产总值所占比重替换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产值比值来衡量产业结构升级水平；在（4）列，参考刘伟等的做法，计算各省份产业结构高度化指数，公式如下：

其中，

Y

表示在

t

时

i

产业的总产出；

LP

表示在

t

时

i

产业的劳动生产率；

LP

指的是

i

产业在工业化完成后的产业劳动生产率，

LP

的选择参照刘伟等的产业结构标准化阶段模型；

n

为产业部门总数。劳动生产率高的产业产值占总产出的比重越高，说明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越高，

SH

的值越大。

表6 中（3）列和（4）列的结果表明，在考虑了被解释变量的衡量方式后，本文的结果保持稳健。

表6 数字经济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稳健性检验

5 结论与启示

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采用2011——2019 年中国30 个省份形成的面板数据，基于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个层面构建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用产业高级化程度度量产业结构升级水平，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和创新能力的门槛效应，并从区域异质性角度考察了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最后使用控制固定效应和替换被解释变量的方法对分析结果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得出主要结论如下：首先，整体来看，数字经济的发展显著推动了中国各省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高级化产生了显著提升作用，数字产业化和数字普惠金融共同推动了产业结构升级。其次，从非线性溢出效应来看，数字经济和区域创新能力对产业结构升级均存在单门槛作用，区域创新能力在数字经济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上具有调节能力。最后，分区域来看，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推动作用在中部地区最强，西部地区次之，对东部地区推动作用最小。

以上研究结论对中国发展壮大数字经济、助推产业结构升级具有以下启示。

首先，加快数字中国建设，继续推进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加快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培育集成电路、智能制造、工业软件等数字产业集群，提升数字技术应用的广度和深度；不断释放数字经济领域在线教育、远程医疗、共享生活等新业态新模式发展动能；加大对普惠金融和工业互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有效发挥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双引擎作用。

其次，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进一步提升创新能力和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效率。大力优化创新生态，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加大研发费用扶持力度，调动各类创新主体积极性，推动数字领域的技术创新；加快数字创新平台建设，推动产学研深入融合，加快平台技术成果转化和数字人才培养，推动数字经济发展，构建创新系统和数字经济发展良性循环。

最后，实施差异化的数字经济发展策略，缩小数字经济区域差异。①完善数字经济顶层设计、全局规划，根据地区的产业结构、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阶段特点，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建设差异化的数字经济产业功能区，落实不同地区数字经济发展重点的分工协调机制。②强化数字经济区域协调合作，一方面，加快数字经济示范区和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推广，推广先行者的成功经验和发展模式；另一方面，做好中部和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工作，强化区域间产业对接。③优化数字经济资源配置，运用市场手段和产业政策引导数字资源有序向中部和西部地区流动，补齐落后地区发展短板，提升要素配置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