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蓉

王安忆在《世俗的张爱玲》中写道：在小说里，张爱玲就隐到了幕后。大约仅有一次，没藏好，显现出了真身。是在《倾城之恋》里，晚上范柳原将电话打进白流苏的房内，向她念起《诗经》“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底下还附有一大篇解释，却像张爱玲在说话，而不是范柳原。

我的感受也是这样。

范柳原的這一段表白，美则美矣，可怎么看也不能合乎他的身份。父亲是华侨，在伦敦结识交际花，秘密结婚生下他。范柳原在英国长大，父逝后孤身流落英伦，为证明身份、获得父亲的继承权，很是吃了苦，和族人闹翻过。年轻时种种刺激，他往放浪的路上走，“嫖赌吃着，样样都来”。如此放荡又世故的人，怎么会对《诗经》有着如此独特、悲凉、别样的见解？

显然，这些都是张爱玲自己的感悟。作者有时会忍不住让小说人物发表发表自己默存于心的高见。这往往是小说写作当中难以处理的一部分。毛姆向来认为小说家只擅长讲故事，其他的观点不能当真，专业性堪商。不过，不能否认，有一些小说家真是百科全书式的存在。

曹雪芹在《红楼梦》里写了贵族小姐的“琴棋书画诗酒茶”，也写了刘姥姥的“柴米油盐酱醋茶”，无不贴合各人身份。他通过黛玉教香菱写诗的机会，对诗歌创作提出看法，“立意最要紧，若意趣真了，连词句不用修饰，自是好的”。这一番穿插，要比张爱玲巧妙得多，并不显得突兀。因林妹妹本是诗人，最爱看书，将自己的闺房布置得像书房，这些见解和人设相符，更显得林妹妹才情过人。

范柳原的情话很动人，只是立不住脚。真为情所困，又如何会与白流苏情感博弈，处处要占先机。他终是将白流苏看成自己的情妇，几日欢好，故态复萌地要丢开手。若不是因为战争，俩人终难成“倾城之恋”。这看似圆满的爱情，还可真是一种婉讽啊！

书中也有像是范柳原会说的情话。他在细雨迷濛的码头上迎接她。“他说她的绿色玻璃雨衣像一只瓶，又注了一句：‘药瓶’。她以为讽嘲她的孱弱，然而他又附耳加了一句：‘你就是医我的药。’她红了脸，白了他一眼。”

《金瓶梅》中，李瓶儿对西门庆说过“你就是医奴的药一般”，让这句平常的话，既似真心，也带着轻佻。难怪白流苏的脸会红。而当范柳原谈到《诗经》，白流苏只回答“我不懂得这些”。王安忆说，多亏白流苏说了句“我不懂这些”，才将事情又拉回了。的确是这样，否则，难不成两人还要开始讨论《诗经》的学问？

张爱玲写《倾城之恋》时年23岁，已经将世情看得透彻、将情话写到炉火纯青。按说，像她这样的人已经从书本上提前预习、演习了情感可能的起承转合，普通人的表达应当很难打动她。

可据说胡兰成与她初识，就以一句“你的身材这样高，怎么可以”，拉近了俩人之间原本还很生疏的距离。胡兰成对自己这句浑然天成的寒暄也颇为自得。

这确实是一句胡兰成式的挑逗的话语。不过，说到底张爱玲还是被打动了。

说什么或许并不太重要吧，重要的可能还是看是谁在说。

范柳原的情话，何尝不会让人迷醉。只是 “在张爱玲的小说里，是少有如此自觉到人生的苍茫，并且有诗情的人物。” 王安忆说。

范柳原不是这样的人，胡兰成也不是这样的人，甚至张爱玲也不是这样的人。不过，这些都不妨碍一位年轻的小说家以这样的方式开启了在文字中的情感冒险之旅。

小说快结束之时，范柳原也自嘲“那时候太忙着谈恋爱了，哪里还有工夫恋爱。”他终于亲自点破了自己的言辞之美和言辞之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