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赵郭明

“内亚大汗”与“小说大汗”的疆域

一个名叫胡尔图的唐朝骑兵与父亲一起，在随安西副都护高仙芝追杀围困小勃律国的吐蕃军的作战中负伤，落单了。武士向伤兵救助站爬行时，与一只被他称为“大汗”的幼狼同行，后因失血过多，倒在了尸横遍野、秃鹫盘旋的西亚草原上。胡尔图之父在班师途中，亲手葬了儿子，并将那条灰褐色的幼狼视为“儿子”的化身，抱上马背，然后，追上凯旋的大军，直奔长安的方向而去。

这是卢一萍极富文学内亚性的短篇小说之一。

他还有一篇叫《北京吉普》的短篇，讲述县长仁慈祖父的爸爸阿布德·拉赫曼·巴布尔当伯克时，兴致勃勃地修建了塔什库尔干的第一所监狱，老伯克弥留之际，虽然背着“暴虐伯克”的名声，却连一根人毛也没关进监狱。许多年之后，当“我”正在塔合曼草原的毡房里喝奶茶、啃青稞馕时，县里的人却奉县长之命，将“我”捉去，关进了巴布尔修建的那座监狱之中。

在人们的各种议论中，“我”的罪名开始在草原上流传，有人说，“我”用一根套马杆将县长滚圆的肚皮抽得肥油流了一地；还有人说，县长乘坐的一辆北京吉普，被“我”用套马杆套牢，抽成了一条“癞皮狗”……

除了短篇《幼狼》与《北京吉普》具有明显的内亚性，中短篇小说集《帕米尔情歌》《银绳般的雪》《天堂湾》《名叫月光的骏马》及长篇小说《白山》，也几乎都是以内亚视角来完成的。因此，检视卢一萍的小说创作历程，容易将他与丹尼斯·塞偌的学术生涯产生必然联想。

被学界誉为内亚“大汗”①丹尼斯·塞偌《内亚研究文选》罗新《再版说明》，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历史分社，2022年5月，第1版。的塞偌，在亚洲研究（Asian Studies）的疆域，曾以夫子自道的口吻，说自己一直在“一小洼中央欧亚或内亚的地界内耕耘”②丹尼斯·塞偌《内亚研究文选》自序，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历史分社，2022年5月，第1版。。卢一萍自20世纪90年代初进入文坛之后，正好也在塞偌的那“一小洼”疆域中，有过二十多年的游历与小说写作经历。这么说，并非要将这位小说“大汗”的文学价值与塞偌的学术价值作出高下之分，而是为了指认他自军艺文学系毕业之后，就以小说写作为志业，也像塞偌那样一头扎进了内亚的“山脉地带”，即以新疆帕米尔高原为背景，笔耕不辍，并取得了令人刮目相看的成绩的事实。

内亚的地理疆域除了涉及东北的森林地带和青藏高原及内外蒙古的草原区块，在论及内亚的广阔山脉与荒原地带时，塞偌还以属于世界屋脊的帕米尔高原为中心，将内亚山脉的“连接性”与以帕米尔为中心的弧形状螺旋向外延伸的山脉，同高加索山与里海南部的厄尔布士山（Eiburz），中亚南部边缘的涅比特-达格（Nebt-Dag）及兴都库什山联系起来③见丹尼斯·塞偌主编《早期内亚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年1月，第1版，第25页。。但卢一萍因在帕米尔高原的某防区长期戍边守土，却对塞偌承继拉铁摩尔的内亚系谱学，对帕米尔的“弧形螺旋外延”所作的定义及描述持有保留意见。

在他看来，地理大发现时期的内亚观，因受学术旅行与当时考古条件的限制，大多都显得似是而非，倒是据他对近代俄国内亚学者厘定的帕米尔“中心地带”说的理解，加之他在南疆游历与阅读各种文献形成的基础认识来看，帕米尔的“中心地带”说，其实，只要记住“帕米尔扣结”分别维系了昆仑山、喀喇昆仑山、兴都库什山与天山山脉这四匹野马的地理特征就可以了。

从传统内亚到“文学新内亚”

卢一萍的身份是小说家，虽然与内亚研究不在相同的场域，但就他对帕米尔“中心地带”说所作的文学简化来看，倒也并非稗官野史的小说家言。以我拙见，要论他对该地区的观察思考或书写体量，以他通过小说文本建立的文学新内亚情境，即以“塔合曼”“天堂湾”与“一杆旗”三地史地时空的交替呈现，某种程度而言，其意义却不见得就比塞偌逊色多少。

什么是内亚和内亚性以及内亚视角呢？首先，根据拉铁摩尔对内陆亚洲的定义，内亚应该是个泛指。但在更加广泛的历史地理语境中，它又与中亚或欧亚勾连的国家和疆域有关。在塞偌的视野中，内亚虽然是个文化概念而非单纯的地理概念，但它与麦金德的“历史地理枢纽”论勾连的地区，许多时候又是有关联的。而基于政治定性远不及文化定性更为持久的认知基础，历来众说纷纭，至今仍难给出学术定性的内亚概念，到底还是与“农业定居文明”和“草原游牧文明”的互为指涉有关。其次，内亚性在塞偌的理论结构中，包含了内亚地理、内亚人、民族志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甚至社会学的综合议题。这些议题虽然常被单一，或呈复数状地植入文化概念的框架之内，然而，就其中任何一个议题所关涉的具体内容与确指来看，却又随时都有可能超越文化概念范畴。三是内亚视角在主流学者的中国认识中，不难理解地又包含了服务发现中国的目标之需，比如“立足边疆看‘中国’”或“立足多元看‘中国’”等等。

不过，不管学界如何就内亚概念展开学术之争，公众视野中的内亚认知倒是清晰明了的，即无论以中亚或欧亚为背景的内亚观，其包括的帕米尔亚洲中心或亚洲腹地的史地元素；以中原王朝迭代为中心的内亚观，包括农业与游牧同构的双边疆理路；帕米尔对中原、中亚或欧亚同时发挥的桥梁作用，无疑都很难将丹尼斯·塞偌与卢一萍都在书写的那“一小洼”地带和“帕米尔扣结”的意象区位存在排除在外。

卢一萍将长达二十多年的小说写作策略，一直建立在“帕米尔扣结”锁定的南部新疆的史地疆域。首先，他通过西域三十六国的汉唐镜像，对大量汉语及域外文献作了小说家的新思考、新诠释；其次，对塔合曼草原的原住民故事，以民族学、人类学和游吟诗人意识的糅杂，给出了小说文本的综合构建；三是对天堂湾的一支防区部队，按内亚视角的国家主义全球化策略，对其样本作了沉浸式文学描述，并按叙事逻辑就其集团与单兵价值，给予了既设身处地，又择身世外的文学研判；四是对一杆旗地区的屯垦一族，铸剑为犁，建设现代农业绿洲的事功和他们定义边疆的主题进行探索，并强调了人道与人性具在的文学主旨。

因此，卢一萍的小说创作由于长期对前历史或内亚史加以重述，将内亚史不仅从游牧帝国时期至新清史重新发现中国的阶段，拓展到了当代史的空间，而且以帕米尔扣结锁定四匹野马的意向叠加，还为当代小说创作提供了实属稀有的文学新内亚情境。

问题意识中的当代史诉求

只要面对卢一萍以帕米尔扣结意象为背景的小说样本，就不难发现，其与前述短篇《幼狼》《北京吉普》形成时空递进关系的中篇《刘月湘进疆踪迹史》与《七年前那场赛马》，同塞偌的中央欧亚论或其他的域外内亚知识，伴随发现中国的内亚观构成的互文性，形成的阅读感受不仅是陌生的，同时也是极具震撼感和引人深思的。

刘月湘是1949年之后，在湖南衡山通过报考军校的途径入伍进疆，经历了屯垦、筑路与剿匪等任务的身心磨炼，最后才以地主子女的身份，获得了组织的认同，并被提拔为干部的。但刘入伍来到一杆旗不到半年，却突然失踪了。关于刘月湘失踪案的一份内部报告，对该事件作出了五种组织结论：一，刘可能被一杆旗只闻其声、未见其人的流匪黑胡子掳走，或者杀害，或者做了压寨夫人；二，她在大漠中，遭遇黑风暴的突袭，也许被“帕米尔扣结”带的黄沙掩埋了；三，刘月湘被人奸杀，埋在一个不为人知之处，谁也无法找到她了；四，她因吃不了屯垦之苦，亡命天涯，过上了隐姓埋名的别样生活；五，在一个特定年代的历史语境中，她可能被国民党残余掳走了……然而这五种结论，在卢一萍为这名女兵之踪迹所作的考古专文中，从头至尾，却未将“刘月湘到底去了哪里”的答案告诉读者。

其实，无论以欧亚为中心的内亚观也好，还是以中原为中心的内亚观也罢，时间与疆界，都是不容忽略的关键因素。卢一萍作为长期在“帕米尔扣结”的史地疆域耕耘的小说家，我虽无法断定他的那些体量庞大的作品，是否具有跨界介入内亚时空的议题的抱负，但就他以第一人称“我”作为叙事人的两个短篇——和通过“我”，即以一位风烛残年的——老干部视角完成的——刘月湘踪迹史的——叙述后，去赴“塔合曼草原之约”的又一个中篇来看，就不难发现他从唐朝骑兵——胡尔图到——解放军卢克的身份叠加，并在“内亚时空”的议题中建立的隐性勾连。这种勾连形成的小说情境是，胡尔图与卢克是同一个人，而同一个人又是作家的本体意识，洞穿中唐至今的时空隧道之后，留在内亚文学现场的、作家个人镜像的折光。

在《七年前那场赛马》中，卢克（我）是塔合曼的一名军人，还在哨所当班长期间，就与塔吉克少女萨娜眉目生情。这个故事的内亚原型，同北亚草原的契丹始祖奇首及可敦的文献记录十分契合。他们在内亚情歌的对唱中，互为爱慕①据拙书《长河落日》之《西拉沐伦的始祖神》（未刊稿），不巧的是，骑手马木提江竟也深深地爱着萨娜。那么，根据塔合曼草原的惯习；当然，这也是年代久远的一个内亚传统：“我们”就应在老骑手海拉吉大爷和塔合曼人的见证下，在“电毛驴”（摩托）及小汽车就像蝗虫般肆虐的后工业时代，用一场赛马来解决萨娜的归属问题。可在竞技场上，卢克与马木提江都因为爱，使比赛有了非如人愿的结局。于是，一个同样具有丰富内亚性的爱情故事，就这样分崩离析地染上它的悲剧色彩。

应该说卢一萍的小说，在完成内亚时空及文明脉络从“断代史”到“当代史”的演进后，其文本的新内亚情境，包括从学界尚难确定的传统内亚观到文学新内亚，以“帕米尔扣结”的史地人物与历史事件的样本识别，即内亚族裔在突厥集团与中原集团之间求生存，当突厥势力被来自青藏的吐蕃集团取代时，其以弱势之族的名义归义中原，在中原以夷治夷的羁縻系统中，可能存在的左右逢源；以“新清史”的“发现中国”视角呈现的内亚贵族与下等仆役的身份差异，在国家主义的当下语境，已经实现了身份平等的指归；而随着中原定居文明对内亚游牧文明的扩张，当“双边疆”在屯垦官兵以中原为中心的潜意识中，从最初的明确，变成服从生存逻辑需要的模糊状时，人类的个体尊严与生存条件的比对，在刘月湘踪迹考古的旁观者眼中，也就不知不觉地发生了变化；女人作为内亚武士的物象附属①内亚人有将女人视为私产的习惯，如新旧《唐书》记录颇多的“夫妻兄嫂”条，说的就这类意思。，就卢克的情感经历和个人冷暖的感知来说，也已徒有内亚传统之表，并无生活经验的现实延宕之实；因为无论在塔合曼的卢克，还是骑手马提木江，乃至在蓄有一蓬泰戈尔式胡子的海拉吉大爷眼中，骑手，除了可用赛马的方式来赢得女人的芳心，还无声肩负了需让女人幸福的文明进步之责。

文学新内亚的“四种理路”

卢一萍小说的文学新内亚情境，在集中凸显“帕米尔扣结”的史地新元素、文明新样态的同时，还将作家的问题意识，通过小说叙事逐一彰显。

（一）危险隐于以夷治夷的深层互动中。以中原为中心的内亚观认为，李唐是个具有十分丰富的内亚性的农耕帝国。从唐对始于有秦一朝的羁縻措施的强力推行来看，其不但在遍布亚洲的各个角落，建立了臣服长安的八百多座羁縻州府，而且就以夷治夷这一措施的维护与发扬来看，不少内亚人还在中原与边疆关系的互动中，做了政府军有名有姓的将军，甚至跻身于雄踞各羁縻州府的著名边将之列。

东北亚的高句丽人安西副都护高仙芝将军，就是颇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高于开元二十四年组织的“唐击小勃律之战”，与贞观三年李靖发起的“唐灭突厥之战”类似，二者的远征性、突袭性与最后取得重大战果的事功，一直是史臣、儒生及学者们乐于记录和引申的文献。卢一萍以“帕米尔扣结”为背景的新内亚小说写作，也对高仙芝率领的一支内亚联军，跨过葱岭，将李唐的声威远播至今克什米尔地区的这次行动充满兴趣。

他以短篇《幼狼》重述的这次行动，在暗合中原与边疆的二元关系的危险性时，实际也通过高仙芝与胡尔图父子组成的内亚军团，对吐蕃军的突袭，将羁縻政治结构的双向互动的结果，植入了“帕米尔扣结”史地区域的文学意象之内。在卢一萍眼中，高仙芝与胡尔图父子，虽然忠于李唐王朝，李唐的皇帝也对他们的军功给予及时嘉勉，不过，因内亚与中原所处的文明环境不同，生活经验导致的行为迥异，最终还是不可足一而论。内亚人的行为带来的结果，到底还是在李唐以危险对冲危险的措施中，使消除危险的根本目的，对这个文治武功均可堪称首屈一指的帝国，依然于事无补。至少在胡尔图之父将名为“大汗”的幼狼视为阵亡儿子灵魂的象征，并且带回长安的叙事指归上，一条幼狼的成长与一种危险的存在，应该是不难想象的。实际这种潜在的危险，与新旧《唐书》记载的开元末年，边患频仍，北亚草原的契丹人持续叛唐；河北的“安史”也将李唐拖入了“八年之乱”的梦魇，最后仍要借助西州回鹘的力量，在以夷治夷的循环中，寻求解决边疆的危险之道，或许就是《幼狼》最好的文学隐喻。

（二）新清史与发现中国矛盾裂隙的弥合。《北京吉普》，是个和新清史互为关涉的短篇。但他在应对这类学术难点及热点问题时，则以“帕米尔扣结”意象的书写驱力，挣脱了族性主权（ethnic sovereignty）论的桎梏，并依靠新历史主义的策略优势，消解了殖民主义（colonialism）与后殖民主义（postcolonialism）符号定义。基于发现中国或中国叙事的当下情势之需，他与本雅明指认的“炼金术士”类似，将“中国之一统始于秦氏”“塞外之一统始于元代”，“极盛于我朝”①《清世宗实录》卷83，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版。的雍正皇帝“统一观”，与主流学者强调的超越民族主义，建立“多元一体”的“清代中国”理路用于创作实践，并提炼了文学新内亚的有机异质。

讲述中国自清朝的行政体制、承袭其疆域的中国故事时，卢一萍的短篇小说，在解决县长将“我”关进其“仁慈祖父的爸爸（在清朝）当伯克时修建的监狱中”，同解决“我”与“县长儿子”的情敌矛盾关系对立，找到了“史观正确”的文学依据。面对“新清史”主流研究强调的中国概念扩展与“发现中国”的重构，他除了对“中国”概念予以作家的文学维护，还对清朝统一新疆后，国家治理在塔什库尔干官民互动的生动个例，以传统游牧文化的“马”同历史进步指归的“北京吉普”的物象比对及矛盾化解，让“我”出狱之后，不仅成功地捍卫了美好的爱情，而且还实现了从一个草原牧民（内亚骑手）到一名政府任用的小车司机的历史身份蜕变。当然主人公“我”，也在人们对“我”事迹的误读或口口传诵中，拥有了精神与物质的获得之感。

（三）“游牧挽歌”与内亚救赎的塔合曼可能。马，在内亚文明进程中起到的作用已为世所公认，骑马弓箭手的形象也理所当然地成为象征，代表了一种力量，正是这种力量建立了历史上的一些即使不是最持久也一定是最大的国家。在火器主宰战争的胜负之前，一支训练有素、领导有方的内亚骑兵部队，只要它有足够的规模，在与定居社会的军队作战时，几乎都是所向披靡的。丹尼斯·塞偌在专论《内亚史上的马与草场》中，对象征游牧文化的“马”和“内亚武士”，曾经作了颇为精彩的描述②丹尼斯·塞偌《内亚研究文选》自序，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历史分社，2022年5月，第1版，第105页。。但以近百万字的庞大体量，几乎每个文本都有以马与内亚人的情节及细节，讲述帕米尔故事的卢一萍；尤其通过中篇《七年前那场赛马》对马的书写，则可堪称他是继小说家张承志之后的翘楚——写马的水平，其实并不逊色于塞偌。

当然这里需要确认的重点，并不在于卢一萍与塞偌写马水平的高下之分，而是试图借助这位“内亚大汗”对马象征的“游牧文明”的诠释，在历史人类学家巴菲尔德描述的“两种定居力量”的冲突夹缝地带，分析“小说大汗”卢一萍的文学炼金术的实现理路问题。

巴菲尔德在《危险的边疆》中提出一个观点，即1757年，“清朝中国”击败准噶尔汗国的历史事件，对内亚学的研究具有分水岭意义。以前，内亚人面对的是“草原游牧”与“中原定居”诉求的相对自主疆域，就是说，内亚人在任何一个区块游牧，都不至于遭遇来自生存压力的直接挑战。但当游牧的蒙古力量不存在时，内亚人就不得不在清政府与沙俄帝国的边界之间，重新厘定自己的生存空间，并作出生产生活方式的不断调整。

这样，曾经被卢一萍写得血肉丰满、见人见事和有情有境的塔吉克骑手，即这些内亚史上原本属于战时弯弓杀敌，平时逐水草而居的无名武士：无论他是卢克的情敌马提木江，还是德高望重、俨然一个鲜活“游牧标本”的海拉吉大爷，其生活习惯不仅需要随其并没走远的祖先一起，适应从游牧向半游牧直至最终定居的方式转换，栖身的家园，也只能被限于国界与国界之间，或塔合曼草原与南疆范围内的某个农业定居点上。

在那片四面环山，面积八百多平方千米，人口约三千多人①见百度百科，新疆塔什库尔干县“塔合曼乡”条。，显然失去了西亚纵深的、高原盆地型小草原上，原本男女情歌对唱象征的——诸如契丹奇首、可敦因爱而生八子，形成部落和建立部落联盟的内亚性，在卢克与萨娜的叙事中，不仅被当下的生活予以消解，而且伴随着历史游牧社会结构的分崩，“马匹的作用与功能”，早就难逃被北疆来的“老狮子”——贩至喀什噶尔或乌鲁木齐——去做“烤马肉”的厄运了。同时，与马互为勾连的无名战士的全民军队（Peops army）职能②丹尼斯·塞偌《内亚研究文选》自序，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历史分社，2022年5月，第1版，第137页。，更是早就风吹云散。

但卢一萍以“帕米尔扣结”为背景的小说叙事，却将卢克与马提木江和海拉吉大爷——这三个内亚人物，作为小说虚构与历史人类学的互文性个例，通过七年前与七年后的两次赛马，一边为内亚的马与无名战士行为如仪地赋予了文学的致敬与挽悼；一边以卢克的国家戍边军人身份，对塔合曼人怀有的尊重、爱慕和友善；马提木江在卢克离开塔合曼上军校后，对卢克的坐骑，即退役军马烈火的救赎，并与妻子萨娜和一群孩子对卢克这个兄弟与汉人舅舅的认可，也实现了中原与边疆的和解。

（四）“无名屯垦人”对“去边疆”裂隙的缝合。《刘月湘进疆踪迹史》，相对卢一萍的非虚构《八千湘女上天山》和以一杆旗为背景的屯垦小说——《索狼荒原》《黑胡子快枪手》《陀思妥耶夫斯基与荒漠》《罪与罚》比较，显然更加具有文学新内亚的品质和内涵。中原王朝自刘汉一朝经略西域，推行屯垦实边的政府举措以来，到1949年之前，已历时约两千年。但无论“凡有军兴，必修屯政”，或“战守兼宜”的高屋建瓴的表述也好，还是“民屯”“犯屯”“军屯”三屯并举的基本落实也罢，其实“农桑辐辏，阡陌成群”的农业定居文明景象，在新疆农业绿洲镜像中的示现，都难遮蔽内亚叙事对历史中的无名屯垦人的不以为然和有意忽略。

卢一萍对三屯人群与1949年后特殊年代青年知识分子屯垦实边的史迹，作了钩沉式的小说状写，留下了令人欣慰的董狐之笔。不过，就刘月湘这个无名屯垦人隐含的三重象征来说，这也是他写得令人感到不安却又意外获得成功的关键。首先，刘从内地来到一杆旗的踪迹，堪称中原定居文明向内亚绿洲文明演进的、最翔实的路线图。如此清晰的印痕与如此苍茫的镜像，对三屯人群的存在与消失的互涉，都是显而易见的。其次，刘的踪迹与其将成为营长陈阿宝老婆的叙事驱力有关，消失的可能，也与陈举行婚礼的节点有关。她的挣扎与逃避，延宕在内亚的主流叙事逻辑中：一者，源于“内亚荒原”对“中原母亲”的呼唤前提；二者，对应的是边疆环境与军屯群体为她带来的理想覆灭，乃至由此衍生的拒绝意识的逆向生长；三是刘的存在与消失对个体与群体的象征，除了五种结论的指归，还与老干部（我）的历史文本在即将弥留之际，以无意识的去边疆立场，仍在扩充中原叙事边界，参与内亚话语竞争，即将苦难的象征转化成辉煌的宏大叙事有关。

《白山》分析与“卢一萍样本”

卢一萍的小说在区分、融洽人物个体与国家叙事的裂隙时，对以欧亚为背景的内亚知识，做了自己的文学甄别及认同。作为曾在帕米尔高原戍边并在新疆长期生活，退役后，又将个人户籍落在新疆的文学新内亚在场者，其思考与探索，不但已深入其每个文本的内部，他还注意到中亚各国被沙俄兼并后，清朝在推行朝贡体系时，显露的多民族帝国、只有宏观的边疆，并无实际的边界意识的边政社会治理之实。因此，继以“帕米尔扣结”为背景的大量中短篇小说问世之后，他又基于中华民族多元叙事的前提，对柯文的中国中心观与费正清的以中国为中心的同心圆结构说，勾连国家主义叙事日益重视的边界问题，通过长篇小说《白山》，展开了严肃探讨。

从创作到出版历时10年的这部作品，隐含的“中国中心”说与“费氏圈型”论，只要稍加留意，都是不难发现的。他首先将“中国中心”说，建立在了凌解放随军远征，不幸牺牲后，却“骑着一匹红马伫立在一列白山之巅”的戍边人物镜像中。这个镜像的形成，是按凌解放在历史鼎革的前夜，于泛中原的“中心”乐坝留下了遗腹子，然后，以其作为小说叙事的核心驱力，继而稳步来建构的。凌解放响应进军西藏的命令，从新藏线带领一个先遣连进藏，全连阵亡。他先后经历了蒙冤与昭雪的命运沉浮，才以令人感佩的事迹，感召其子，也加入固边守界的大军之列，并与其一道，成了国家主义的内亚边界诉求，无法绕过的旗帜性人物。

凌解放与儿子凌五斗，无论战时远征，或平时戍边，他们毅然决然的性格与倾情投入的初心，不仅使人想起中原叙事一贯褒扬、嘉勉的那些为国效力的忠烈之士的历史原型，而且在平息叛乱、固守边界的内亚叙事场域，其与多民族连队的战友守望相助，根植内亚创建的事功，还与清时“湖湘子弟满天山”或“锡伯西迁”等事件中的诸多无名无姓者产生勾连。气脉相通的想象与勾连，就《白山》文学新内亚情境形成的现场来说，既能符合柯文中心说与费氏圈型论的学术正确要求，也可适应讲好中国故事的政治正确之需。

费氏构想的“以中国为中心”的“同心圆三圈”论，分别按“汉字圈”“内亚圈”和“外圈”的结构依次成型。《白山》的“汉字圈”，叙述了凌五斗因受曾在乐坝插队的、北京知青的知识启蒙，包括两人情敌关系的单向度刺激，养成了阅读领袖著作可以过目不忘的技能。参军入伍后，他登上西行的列车，路经北京时，毅然带头呼喊忠诚的口号，并在同一时刻引起了中原大地，遍及城乡，俨然山呼海啸般的热烈回应。在与内亚圈形成互文性的小说诉求中，卢一萍首先建立了凌五斗在新兵连经受脱胎换骨的训练，后因军事素质不过关，被分到军人服务社去养猪，并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了令人感佩的业绩的情境；其次，形成了凌“到父亲牺牲的地方去工作”的愿望得到满足，调至天堂湾的戍边连队继续养猪，并承担了放牧军马工作的文本推进；其次，基于凌五斗是防区，乃至全国知名的典型，组织安排其到更艰苦的地方接受锻炼的逻辑，诉求了主人公到距邻国边界最近的哨位戍守的文本纵深。四是提炼了凌单兵戍守孤哨，于绝境中，将哨位动向的点滴及个人心路，写进工作日志与私人日记，通过大众传媒的助推，强调了凌五斗在内亚圈，唤醒国人边界意识的主题。而这四个层级构成的长篇小说的新内亚，随着凌五斗成为重大典型和军人代表，每年还将通过春节晚会向全国人民拜年的建模，《白山》的问题意识与缝合裂隙的确指，显然就构建了水到渠成的样本。

除了围绕“同心圆”展开的“两圈”论策略对应，卢一萍还将凌解放之子凌五斗的叙事重心，楔入了“苏修”与“美帝”等域外军情机构对主人公的窥视上，并就势形成了《白山》与“外圈”对应的识别系统。凌五斗因守卫孤哨，突患“皮肤变成蓝色的高原疾病”，其与战友钱卫红在叶尔羌陆军医院就诊的经历，无论是离开风雪肆虐、长年罕见绿植的哨卡，怀抱一棵绿树，放声痛哭，被一个维吾尔族老人看成“像见自己‘羊冈子’（老婆）一样激动”的内亚视角，还是被敌国的间谍卫星监控，误读成外星蓝色战士的外圈视角，无疑已对柯文与费正清的观点，给出了《白山》的文学回应。当然这种回应，在弥合主流内亚难点、热点之争面临的矛盾裂隙时，实际也将中国叙事的复杂性，同全球化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关系，凸显在文学判断的前提下了。

综上，通过对卢一萍帕米尔题材小说的分析和论述，其文学新内亚样本留给当下小说创作的辨识度，也是不容忽略的：如其围绕“帕米尔扣结”建立写作背景，对邮票大小的乡土的类比与超越，以坚韧的内亚根基，雄浑超然的先锋气韵，对小说创作的守旧躺平之象，已经构成了明显的样本区别；如他与内亚知识的互文，就主流叙事面临的矛盾裂隙，以小说家的在场意识作出的文学回应，同时下流布的“小说小写”与“评论美文化”之风，构成的背对与诀别之势；如对小说价值取向的失范，作家趣味或趋向家长里短、人情世故的玩味；或堕入哀怜自怨、故步自封的泥淖，无力超拔的病态种种；他的睿智与深邃、勇猛及精进、行动和果敢，都已抵近了文学话语亟须重构的内部肌体，或者需要重新厘定的理论前沿。当然，要将卢一萍的先锋、在场与精进的新内亚小说式样，作出更进一步地论述，这又需要更多的篇幅与语境，这也是个不算遗憾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