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晓 伟

(复旦大学 历史系，上海 200433)

《金史·食货志》(下文简称《食货志》)记载有金一代经济总况，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其史源亦受到学者的关注。元初王鹗《金史大纲》列“帝纪九”“志书七”及“列传”，三大门类计二十四细目[1]卷8,181，陈学霖(Chan Hok-Lam)据此认为，元末编修《金史》基本沿袭了王鹗拟就的这份凡例，并且书中有部分内容直接脱胎于王鹗《金史稿》。证据是，《百官志》《食货志》称哀宗为“义宗”，此乃金亡后王鹗辈采用的私谥[2]。梁方仲《十三种〈食货志〉介绍》亦持今本《食货志》源于王鹗说[3]。邱靖嘉全面论述王鹗之贡献，提出《金史》卷46《食货志一》前有一篇长篇序文，深刻剖析了金代财赋制度、钱币之法的利弊得失及其对金朝覆亡的影响，很有可能是元初修史时王鹗等金遗民的辨亡之辞[4]89-111；又《金史大纲》志书有“食货(交钞附)”，大概今本《食货志》是在王鹗稿本基础上修订而成的[4]169-170。曾震宇提出，《食货志》的内容系主要抄自金朝的《实录》《国史》及地方路、府、州、县田赋及税收档案而成[5]。

不过，我们通检《金史》全书，逐条核查卷46～50《食货志》五卷史文，得出的结果则与上述观点龃龉不合，并且有幸从中探明至正初年史官编纂《金史》志书的一般模式，证明《食货志》应该全部修成于至正时期，与王鹗无涉。

一、从《食货志》序文中的“奴婢户”概念谈起

卷46《食货志》总序归纳金代户口类型曰：“其为户有数等，有课役户、不课役户、本户、杂户、正户、监户、官户、奴婢户、二税户。”[6]1028对于“奴婢户”的性质，学界分歧甚大：王曾瑜认为金朝奴婢在总人口中占有一个相当大的比例，确实存在“奴婢户”[7]。宋立恒支持此说[8]。刘浦江则指出，“奴婢户”一词在《金史》中仅此一见，在当时只是泛称或习称，既非金朝实际存在的户类，亦非户籍制度中的正式户名[9]。张博泉等意识到，“奴婢户”乃是《金史》作者概括出来的[10]。诸家似乎未能从根本上揭示问题之源头所在。

细检卷46《食货志》全文，以上诸类户口于正文中均有对应记载：

第一，课役户、不课役户。《户口》云：“金制，男女二岁以下为黄，十五以下为小，十六为中，十七为丁，六十为老，无夫为寡妻妾，诸笃废疾不为丁。户主推其长充，内有物力者为课役户，无者为不课役户。”

第二，本户、杂户。《户口》云：“明昌六年二月，上谓宰臣曰：‘凡言女直进士，不须称女直字。卿等误作回避女直、契丹语，非也。今如分别户民，则女直言本户，汉户及契丹，余谓之杂户。’”

第三，正户、监户、官户。《户口》云：“凡汉人、渤海人不得充猛安谋克户。猛安谋克之奴婢免为良者，止隶本部为正户。凡没入官良人，隶宫籍监为监户，没入官奴婢，隶太府监为官户。”

第四，二税户。《户口》云：“世宗大定二年，诏免二税户为民。初，辽人佞佛尤甚，多以良民赐诸寺，分其税一半输官，一半输寺，故谓之二税户。辽亡，僧多匿其实，抑为贱，有援左证以吿者，有司各执以闻，上素知其事，故特免之。”

将史文逐一排比，知“奴婢户”一词显然源自第三条。按徐元端《吏学指南》良贱孳产条亦谓：“官监户，谓前代以来配隶相生，或今朝配役，属诸司州县无贯者，即今之断按主户是也。其断没者，良人曰监户，奴婢曰官户。”[11]意谓金朝断没者根据身份来区别，良人为监户，奴婢则是官户，这与《食货志》文义相一致。总序作者盖据“没入官奴婢，隶太府监为官户”提炼出“奴婢户”，实则是对史料理解有误。那么，从衍生的“奴婢户”概念判断，这篇序文恐非评论时弊的金人之作，而仅仅是总结史文。

这样，由“奴婢户”概念切入，对《食货志》“户有数等”记载进行考察，从而揭示出其全部内容出自本卷《户口》诸条系事。据此线索，我们全面分析这篇1500余字的总序，可将其所涉具体史事细分为两种情况：

第一种，与志书正文相关照。

首先，总序云：“猛安谋克户又有所谓牛头税者，宰臣有纳此税，庭陛间咨及其增减，则州县征求于小民盖可知矣。故物力之外又有铺马、军须、输庸、司吏、河夫、桑皮故纸等钱，名目琐细，不可殚述。”凡此诸名目，详见于：卷47《食货志二·牛头税》：“即牛具税，猛安谋克部女直户所输之税也”；卷48《食货志三·钱币》：泰和元年(1201)六月，宰臣谓“宜令诸名若‘铺马’、‘军须’等钱，许纳银半，无者听便”；兴定元年(1217)五月，“以钞法屡变，随出而随坏，制纸之桑皮故纸皆取于民，至是又甚艰得，遂令计价，但征宝券、通宝，名曰‘桑皮故纸钱’，谓可以免民输挽之劳，而省工物之费也”。

其次，总序云：“初用辽、宋旧钱，虽刘豫所铸，豫废，亦兼用之。正隆而降，始议鼓铸，民间铜禁甚至，铜不给用，渐兴窑冶。”《食货志三·钱币》写作：“金初用辽、宋旧钱，天会末，虽刘豫‘阜昌元宝’、‘阜昌重宝’亦用之。海陵庶人贞元二年迁都之后，户部尚书蔡松年复钞引法，遂制交钞，与钱并用。正隆二年，历四十余岁，始议鼓铸。冬十月，初禁铜越外界，悬罪赏格。”两者内容基本相同。

最后，总序云：“甚而丁忧鬻以求仕，监户鬻以从良，进士出身鬻至及第。”卷50《食货志五·入粟鬻度牒》则言：贞祐二年(1214)，“从知大兴府事胥鼎所请，定权宜鬻恩例格，进官升职、丁忧人许应举求仕、监户从良之类，入粟草各有数”。与前者相合。

以上三则总序内容与《食货志》正文内容大体吻合。这样来看两者之本末关系，显然总序是据《食货志》正文总结而来，而不是元末修志书时将所谓王鹗旧有序文条目分类拆解、扩充其中的。更有说服力的是，上述《食货志》三条正文还能查出更为原始的出处：《食货志三·钱币》泰和元年六月条，即卷11《章宗纪三》所载泰和元年六月乙巳“初许诸科征铺马、黄河夫、军须等钱，折纳银一半，愿纳钱钞者听”；同卷《钱币》所载“正隆二年，历四十余岁，始议鼓铸”，即指卷5《海陵纪》所载正隆二年(1157)十月乙卯“初铸铜钱”；《食货志五·入粟鬻度牒》所载贞祐二年从胥鼎所请定权宜鬻恩例格，卷108《胥鼎传》则有较详细的记载[6]2373-2374。据此可以推测出一个合理的编纂顺序：《章宗纪》《海陵纪》《胥鼎传》据相同的原初文献编纂，《食货志》同样加以采摭，而其序文盖据志书相关条目归纳。

第二种，本纪、列传能够印证相关说法。

如总序谓：正隆年间，“凡产铜地脉，遣吏境内访察无遗”，《海陵纪》则载：正隆三年二月甲午，“遣使检视随路金银铜铁冶”；总序谓：“继恐民多匿钱，乃设存留之限，开告讦之路，犯者绳以重罚，卒莫能禁”，《章宗纪三》则载：承安三年(1198)十月丁亥，“定官民存留见钱之数，设回易务，更立行用钞法”；总序谓：“高琪为相，议至榷油”，卷15《宣宗纪中》则载：兴定三年四月庚寅，“同提举榷货司王三锡请榷油，岁可入银数万两，高琪主之，众以为不便，遂止”；总序谓：“僧道入粟，始自度牒，终至德号、纲副威仪、寺观主席亦量其赀而鬻之”，卷14《宣宗纪上》则载：贞祐四年八月甲寅，“三原县僧广惠进僧道纳粟多寡与都副威仪及监寺等格，从其言鬻之”。这四条均与本纪有关。此外，总序谓：“州县钱艰，民间自铸，私钱苦恶特甚。乃以官钱五百易其一千，其策愈下”，卷92《曹望之传》则载传主上书论便宜事说：“论民间私钱苦恶，宜以官钱五百易私钱千，期以一月易之，过期以销钱法坐之。”[6]2039可见以上记载分别与本纪、列传相合。

序文中还有一条并见于纪、传的史文，即：“太祖肇造，减辽租税，规模远矣。”而卷2《太祖纪》则谓收国二年(1116)五月，“东京州县及南路系辽女直皆降。诏除辽法，省税赋，置猛安谋克一如本朝之制”；卷71《斡鲁传》所载文字相同[6]1633。由此可见，《食货志》序文与纪、传皆有关，但并不是采自今本《金史》自身，而是意味着存在同源关系。

根据以上所述两种情况可知，《食货志》篇首序文并不是一篇独立的撰述，其所涉诸事的文献源头，乃与本志正文内容及同书本纪、列传密切相关。根据所列诸条文献所呈现出的相互联动关系判断，《食货志》全文当出自一批人之手；从总结史文过程中错误归纳出“奴婢户”的概念判断，编纂者不大可能是具备较高史学素养且熟谙金史的王鹗。

二、以本纪为主线探索《食货志》的史料来源

要想彻底厘清《食货志》的编纂问题，最有效的手段当数一条条地核查整个志书的史文。在此探源过程中，我们发现《食货志》其实与本纪直接相关。《食货志》五卷史文，今检到与本纪相合者如下：

卷46《户口》有14条：《章宗纪》泰和六年正月辛丑，《太祖纪》收国二年二月己巳、天辅五年二月、七年四月癸巳，《太宗纪》天会元年十一月己巳、十二月甲午、二年正月戊午、四月乙亥、三年七月壬申、七年三月壬寅，《熙宗纪》皇统四年十月甲辰，《世宗纪》大定二十三年八月乙巳，《章宗纪》明昌元年正月戊辰，《宣宗纪》兴定元年十二月庚午；《通检推排》有6条：《世宗纪》大定四年十月己卯、五年十一月癸亥、二十六年八月丁亥，《章宗纪》承安二年十月壬午、泰和二年闰十二月辛酉、八年九月甲子。

卷47《田制》有10条：《太宗纪》天会九年五月丙午，《熙宗纪》天眷元年二月己巳，《世宗纪》大定十一年正月戊戌、二十一年正月壬子，《章宗纪》明昌五年二月丁酉、承安二年十二月癸未、泰和四年九月壬申，《宣宗纪》贞祐三年七月辛酉、十月丁亥、十一月庚午；《租赋》有25条：《章宗纪》泰和五年三月癸亥，《太宗纪》天会十年正月壬子，《世宗纪》大定三年三月庚戌、五年正月辛未、六年十月甲申、十六年正月甲寅、十七年三月辛亥、十八年正月庚申、十九年二月乙卯、二十年三月乙丑、二十六年四月壬戌、二十七年六月戊寅、十一月甲寅，《章宗纪》大定二十九年七月辛酉、明昌三年六月乙丑、九月庚午、己卯、五年十二月丁卯、泰和四年四月甲寅、五年正月乙亥、八年六月癸未，《宣宗纪》贞祐四年正月庚辰、兴定二年二月甲辰、四年七月癸丑、十二月乙酉；《牛头税》有3条：《太宗纪》天会三年十月壬戌、五年九月丁未，《世宗纪》大定二十三年八月乙巳。

卷48《钱币》有24条：《海陵纪》正隆二年十月乙卯、三年二月壬辰，《世宗纪》大定十九年八月戊戌、二十七年二月癸未，《海陵纪》贞元二年五月丁卯，《章宗纪》明昌三年四月丙午、五年三月壬申、承安二年十二月己卯、三年十月丁亥、泰和元年六月乙巳、四年七月甲戌、六年十一月戊戌、七年七月壬午、八年正月癸酉、八月壬申，《宣宗纪》贞祐三年四月癸巳、七月甲申、四年正月癸亥、兴定元年二月戊申、三年十月壬申、四年十二月乙酉、五年闰十二月己酉、元光二年五月丁巳，《哀宗纪》天兴二年十月戊寅。

卷49《盐》有4条：《海陵纪》贞元二年七月庚申，《章宗纪》大定二十九年十二月戊戌，《章宗纪》泰和四年十月甲午、七年九月甲申；《醋税》有1条：《章宗纪》承安三年三月壬寅；《茶》有4条：《世宗纪》大定十六年十二月庚寅，《章宗纪》泰和六年十一月庚子、七年正月己亥，《宣宗纪》元光二年三月辛酉；《诸征商》有3条：《海陵纪》贞元元年五月乙卯、七月戊子，《世宗纪》大定二年八月辛卯。

卷50《榷场》有4条：《海陵纪》正隆五年八月辛亥，《世宗纪》大定二十一年正月壬子，《章宗纪》承安二年九月乙巳、三年十月癸未；《金银之税》有2条：《世宗纪》大定十二年十二月辛亥，《章宗纪》明昌五年九月戊辰；《和籴》有4条：《世宗纪》大定九年正月庚午、十六年九月己酉、十七年三月乙丑，《宣宗纪》贞祐四年四月丙申；《常平仓》有2条：《章宗纪》明昌元年八月乙酉、三年十月甲寅；《水田》有3条：《章宗纪》明昌六年十一月戊申，《宣宗纪》兴定五年十一月庚寅、元光元年正月壬子；《区田之法》有1条：《章宗纪》承安元年四月戊午；《入粟鬻度牒》有4条：《世宗纪》大定二年正月庚寅，《章宗纪》明昌二年八月己亥，《宣宗纪》贞祐三年九月丁丑、四年八月甲寅。

以上总计114条，约占《食货志》1/3篇幅。这些相对应的条目，多有文字雷同者，一般是志详而纪略，由此可以确定它们有共同的源头。

除与诸本纪相互契合外，《食货志》与列传相合的史文条目也很多。卷46《户口》载，天辅五年(1121)，“以境土既拓，而旧部多瘠卤，将移其民于泰州，乃遣皇弟昱及族子宗雄按视其地。昱等苴其土以进，言可种植，遂摘诸猛安谋克中民户万余，使宗人婆卢火统之，屯种于泰州”。这条记载不仅与《太祖纪》天辅五年二月条吻合，大致相同的情节还见于卷71《婆卢火传》中[6]1638。值得注意的是，《食货志》中“婆卢火旧居阿注浒水”一句的“又作按出虎”这条小注，则与《婆卢火传》“婆卢火旧居按出虎水”有所关照，表明原文中该河名有两种写法，这两条史料具有同源关系。属于同类情况的还有，《食货志五·和籴》和《宣宗纪》均载贞祐四年四月丙申河北行省侯挚言“北商贩粟渡河”事，卷108《侯挚传》同[6]2386。又如，《食货志一·通检推排》所载“弘信检山东州县尤为酷暴，棣州防御使完颜永元面责之曰”与卷76《永元传》所载[6]1745；《食货志三·钱币》所载大定二十六年(1186)上曰“中外皆言钱难”及太尉丞相克宁曰“民间钱固已艰得，若尽归京师，民益艰得矣”与卷92《徒单克宁传》所载[6]2049，所载泰和八年十月孙铎言与卷99《孙铎传》所载[6]2194；《食货志五·榷场》所载兴定元年集贤咨议官吕鉴言与卷106《术虎高琪传》所载[6]2344：《食货志》与本传文字都能够一一对应。

而通过卷107《高汝砺传》[6]2351-2363则能全面看出《食货志》、纪、传三者之关系(见文尾表1)。

表1所列，《食货志》通检推排、田制、钱币、盐、金银之税、和籴六门凡涉“高汝砺”15条，其中有5条在《高汝砺传》中有文辞相近的记载，而《章宗纪》承安二年十月壬午，《宣宗纪》贞祐三年八月癸巳、十月丁亥、十一月庚午4条亦正相合；另，《食货志》泰和七年七月壬午条，《章宗纪》有而《高汝砺传》无。根据上述志、传、纪史料互相雷同的情况，可以证明三者间非直接传抄，也就是说，不是志书从本传、帝纪中裁剪史料，而是三者应有同一源头，此即实录无疑。那么，今本《食货志》《高汝砺传》与章宗、宣宗纪相重合的4条，就当本诸《章宗实录》承安二年十月壬午及《宣宗实录》贞祐三年八月癸巳、十月丁亥、十一月庚午诸条。此外，《高汝砺传》所载泰和六年六月“汝砺随事上言，多所更定，民甚便之，语在《食货志》”云云，《食货志三·钱币》有相应条目印证，这种两者相合而本纪无，乃至唯见于志书者，仍当是取自实录，只是因为三者体例所需史料取舍标准不一致而已。

表1 《食货志》与本纪、列传史文对比

而将《食货志》与《胥鼎传》[6]2373-2384进行对比，更能说明问题(见文尾表2)。

表2所列，《食货志》钱币、入粟鬻度牒两门共4条涉及“胥鼎”，相关内容亦见于《胥鼎传》，且后3条文字大致相同，均当取自实录。最能说明问题的是第1条，《钱币》载贞祐三年四月胥鼎上言“宜权禁见钱，且令计司以军须为名，量民力征敛，则泉货流通，而物价平矣”云云，即《胥鼎传》所言“建言利害十三事”之“钞法”，但后者未载具体内容，今检《宣宗纪》贞祐三年四月癸巳条，所言“河东宣抚使胥鼎言利害十三事”与之吻合。据此可以证明，《金史》志、传、纪互见相同史文，当系同源，这一条当是共同采据《宣宗实录》贞祐三年四月癸巳条。

表2 《食货志》与列传史文关系

要之，《食货志》乃是元末史官直接采摭诸帝实录编纂而成，这在今本《金史》中还有许多证据。如，《世宗纪》大定二十三年八月乙巳条简记“括定猛安谋克户口田土牛具”，而相关最原始的具体统计数据不仅见于《食货志一·户口》，亦载于《食货志二·牛具税》。又如，卷16《宣宗纪下》兴定四年十二月乙酉条云“镇南军节度使温迪罕思敬上书言钱币、税赋二事”，而《食货志三·钱币》和《食货志二·租赋》则各自保存了与本门类主题有关的思敬上书言事的原始内容。可见，根据不同专题门类和实际情况，前者是两次重复利用《世宗实录》大定二十三年八月乙巳条，后者则是分别归类抄录《宣宗实录》兴定四年十二月乙酉条。《食货志》征引实录，相比于叙述较为简略的本纪，一般较多地保留了原始文献。

以上为《食货志》与本纪、列传比较的结果，而其他志书同样遵从这种编纂模式，是为重要旁证。上引《世宗纪》及《食货志》钱币、租赋两门所载大定二十三年八月乙巳“括定猛安谋克户口田土牛具”云云，在卷44《兵志·兵制》中也有雷同表述，并且还多出“是时宗室户百七十”等内容[6]996。另外，《食货志二·田制》载兴定五年正月“京南行三司石抹斡鲁言”云云，《兵志·养兵之法》亦记之，并且注明“语在《田制》”。而更典型的一例是，《宣宗纪上》记有贞祐四年正月癸亥“监察御史田迥秀条陈五事”，但省书“五事”具体内容，不过在诸志中则有所保留。《食货志三·钱币》载贞祐四年正月：

监察御史田迥秀言：“国家调度皆资宝券，行才数月，又复壅滞，非约束不严、奉行不谨也。夫钱币欲流通，必轻重相权、散敛有术而后可。今之患在出太多、入太少尔。若随时裁损所支，而增其所收，庶乎或可也。”因条五事，一曰省冗官吏，二曰损酒使司，三曰节兵俸，四曰罢寄治官，五曰酒税及纳粟补官皆当用宝券。诏酒税从大定之旧，余皆不从。寻又更定捕获伪造宝券官赏。

又卷58《百官志四·百官俸给》载：

监察御史田迥秀言：“国家调度，行才数月，已后停滞，所患在支太多、收太少，若随时裁损所支，而增其收，庶可久也。”因条五事，“一曰朝官及令译史、诸司吏员、诸局承应人，太冗滥宜省并之。随处屯军皆设寄治官，徒费俸给，不若令有司兼总之。且沿河亭障各驻乡兵，彼皆白徒，皆不可用，不若以此军代之，以省其出”[6]1353-1354。

两志所载田迥秀条陈“五事”缘起，文字基本一致。不过，《食货志》抄录了此五事条目，而《百官志》则只收录了与门类主题有关的“省冗官吏”“节兵俸”“罢寄治官”这三条及其具体措施。关于第二条“损酒使司”，《食货志四·酒》载贞祐三年十二月御史田迥秀言：“大定中，酒税岁及十万贯者，始设使司，其后二万贯亦设，今河南使司亦五十余员，虚费月廪，宜依大定之制。”综合本纪和两志可知，监察御史田迥秀条陈五事的记载当源于《宣宗实录》贞祐四年正月癸亥条。

而论者根据今本《金史》哀宗被称为“义宗”的两条材料，证明《食货志》源自王鹗《金史稿》，这样的看法存在很大的破绽(邱靖嘉承陈学霖之说，对王鹗采用“义宗”谥号及今本《食货志》《百官志》本诸《金史稿》有详细论述)[4]108-110。《金史》卷18《哀宗纪下》载：“帝自缢于幽兰轩。末帝退保子城，闻帝崩，率群臣入哭，谥曰哀宗。”[6]403王恽《玉堂嘉话》叙王鹗履历云：“后为位哭汝水上，哀动左右，天日为变色。仍私谥为义宗。据法，君死社稷曰义，其忠不忘君如此。”[1]卷1,41-42《大金国志》解释王鹗等亡金士人改谥之缘由说：“后主知主崩，率百官诣前，拜泣，因谓众曰：‘先帝在位十年，勤俭宽仁，图复旧业，有志不就，可哀也已，吾欲谥之曰哀何如？’仓卒无知礼者，咸赞成之。……或谓哀不足以尽谥，天下士夫咸以‘义宗’谥。”[12]可知“义宗”“哀宗”并见于史。

采用哪一种谥号，大概不过是金末元初士人的习惯而已，如元好问的文章均称“哀宗”，许衡《编年歌括》[13]、王恽《金故忠显校尉尚书户部主事先考府君墓志铭》[14]及《玉堂嘉话》(“金哀宗朝，有亲军杀其子者”云云)[1]卷7,165-166等亦采该谥号。而尽管王鹗《汝南遗事》称作“义宗皇帝”[15]，然而其所拟《金史大纲》“帝纪九”则谓“哀宗”[1]卷8,181，看来用法尚不一致。因此，根据谥号来推测文献来源并不可靠，很难说《金史》有“义宗”的字样就可证其源于王鹗旧稿。

上文表明，元人是以实录为依据编纂《食货志》《兵志》及《百官志》相关内容的。据此，可以重新检讨《金史》有关“义宗”的两条记载。第一条，《食货志三·钱币》载“义宗正大间，民间但以银市易”未见相应记载。第二条，卷55《百官志一》载“若宣宗之招贤所、经略司，义宗之益政院，虽危亡之政亦必列于其次，以著一时之事云”[6]1216，则有线索可循。卷56《百官志二·益政院》载：“正大三年置于内庭，以学问该博、议论宏远者数人兼之。日以二人上直，备顾问，讲《尚书》、《通鉴》、《贞观政要》。名则经筵，实内相也。”[6]1280此与卷17《哀宗纪上》正大三年(1226)八月辛卯条所载“诏设益政院于内廷，以礼部尚书杨云翼等为益政院说书官，日二人直，备顾问”同源，当是共同采摭哀宗朝留存的日历档案而成。从史料传承源流看，《百官志》篇首之“义宗”云云系作为序文，以与正文内容相关照，当是元末史官的手笔。

综上所述，我们揭示了至正修史不仅以实录为蓝本编纂诸志，而且从中检点个人事迹编入本传的过程，由此从《金史》编纂的整体文献环境坐实了《食货志》作者及史源问题。总之，《食货志》非出自王鹗之手，乃是元末新修。

三、元修《金史》志书的编纂模式及其问题

上文我们以本纪为主线结合列传等对《食货志》进行了全面探源，证明其直接抄撮自实录。该志“金银之税”门中的一项疏漏则对史官编排文献的细节有所呈现。按卷49《食货志四》设有“金银之税”一门，但正文较为单薄，仅有大定三年、泰和四年、七年三月3条[6]1111，然而卷50《食货志五》“榷场”“和籴”两门间复见“金银之税”条目，此下共系有大定五年、九年、十二年、二十七年、明昌二年(1191)5条[6]1116。《金史》点校者指出：“当是本书上卷《食货四》金银之税条之文，误置于此。”[6]1127细绎各条史文，我们发现《食货志五》这5条系年正好介于《食货志四》大定三年、泰和四年两条之间，它们当构成一个完整内容。若论原始出处，大定十二年“诏金银坑冶，恣民采，毋收税”条与《世宗纪》大定十二年十二月辛亥“诏金、银坑冶听民开采，毋得收税”条若合符契、明昌五年“以御史台奏，请令民采炼随处金银铜冶，上命尚书省议之，宰臣议谓”云云与《章宗纪》明昌五年九月戊辰“初令民买扑随处金、银、铜冶”之记载相合，由此可以确认这两条史文来自世宗、章宗实录。对于上述《食货志》门类重出的问题，最合理的解释是：史官从实录中检出有关条目拟归类为“金银之税”，但在整合分篇环节粗疏不慎，遂将其拆分到两卷而又未暇统稿。我们以诸种细节为线索，综合上文《食货志》与本纪同源自实录的考证结果，可复原今本《食货志》编纂的一般流程：至正修史时，史官首先全盘梳理诸帝实录，从中摘录出各种“食货”类史料，然后分门别类，最后厘定为“户口”至“入粟鬻度牒”十八个门类。《金史》其他志书的修纂当仿此。

《食货志》的史料虽来自实录，但经过元人的摘抄、拆分、整合，不免有失，笔者将其归纳为四种类型：

第一，断章取义，节抄史料失当。《食货志一·户口》谓兴定四年：

时河壖为疆，烽鞞屡警，故集庆军节度使温迪罕达言，亳州户旧六万，自南迁以来不胜调发，相继逃去，所存者曾无十一，砀山、下邑，野无居民矣。

仅从此处文义看，“砀山、下邑，野无居民矣”一语似承“亳州户旧六万”。而卷104《温迪罕达传》叙其兴定时仕履云：

改集庆军节度使。是时，东方荐饥，达上疏曰：“亳州户旧六万，今存者无十一，何以为州？且今调发数倍于旧，乞量为减免。”是岁大水，砀山、下邑野无居民，转运司方忧兵食，达谩闻二县无主稻田且万顷，收可数万斛，即具奏[6]2294。

经比较可知，志、传同源。根据今本《温迪罕达传》较完整的史文可知，乞量减免赋役才是其上言的内容和目的，而“砀山、下邑野无居民”则为缘起，《食货志》仅抓住“户口”这个字眼，节略粗率，以致兴定四年条史文语焉不详。

第二，编排不慎，造成史文重复。《食货志四·盐》云：

(大定二十九年)十二月，遂罢西京、解盐巡捕使。

时既诏罢乾办盐钱，十二月以大理司直移剌九胜奴、广宁推官宋扆议北京、辽东盐司利病，遂复置北京、辽东盐使司，北京路岁以十万余贯为额，辽东路以十三万为额。罢西京及解州巡捕使。

后一条文末“罢西京及解州巡捕使”一句明显与前一条重复(参见《金史》该卷校勘记[5])[6]1111。今检卷9《章宗纪一》大定二十九年十二月戊戌条有“复置北京、辽东盐使司，仍罢巡盐使”之记载(点校者将“巡盐使”校改作“西京、解盐巡捕使”)[6]213、226，知《食货志》上述记载来自《章宗实录》是条。其中第一条仅节略大意，第二条则抄录原文。由于两者文字相差较大，志书编纂者未加辨析一并收录其中，由此导致复文。

第三，望文生义，无关条目阑入。《食货志五·榷场》谓正隆五年八月“命榷场起赴南京”，此条与卷5《海陵纪》是年八月辛亥条“命榷货务并印造钞引库起赴南京”同源于《海陵实录》。关于“榷货务”的职能，卷56《百官志二》记载称，“在京诸税系中运司，见钱皆权于本务收”，以及“掌发卖给随路香茶盐钞引”[6]1283。《海陵纪》的记载与此旨意相合。点校者指出，“此处盖修史者误以榷货务为榷场”[6]1126。

第四，系年有误，以致时序淆乱。《食货志二·租赋》谓：

四月，上封事者乞薄民之租税，恐廪粟积久腐败。省臣奏曰：“臣等议，大定十八年户部尚书曹望之奏，河东及鄜延两路税颇重，遂减五十二万余石。去年赦十之一，而河东瘠地又减之。今以岁入度支所余无几，万一有水旱之灾，既蠲免其所入，复出粟以赈之，非有备不可。若复欲减，将何以待之。如虑腐败，令诸路以时曝凉，毋令致坏，违者论如律。”制可。

点校者注意到省臣奏曰“去年赦十之一”指上文“章宗大定二十九年，赦民租十之一”事，故“四月”前当补“明昌元年”(《金史》该卷校勘记[13])[6]1066。不过该条下又载：

十一月，尚书省奏，“河南荒闲官地，许人计丁请佃，愿仍为官者免租八年，愿为己业者免税三年”。诏从之。

这与《食货志二·田制》章宗大定二十九年十一月条相同[6]1049。则上述两条引文显然时序颠倒，当是编者未能理顺史文编年。

从以上四个例子及“金银之税”一门重出，可见《食货志》编纂之硬伤。此乃缘于至正纂修《金史》并无成熟的稿本可供参用，遂从实录中逐条摘取相关史文，匆忙之下疏漏难免。所幸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实录原貌，甚至可以据此质证本纪。例如，《宣宗纪》载：

(兴定五年十一月)庚寅，募民兴南阳水田。

此事并见于《食货志五·水田》：

(兴定五年)十一月，议兴水田。省奏：“汉召信臣于南阳灌溉三万顷。魏贾逵堰汝水为新陂，通运二百余里，人谓之贾侯渠。邓艾修淮阳、百尺二渠，通淮、颍、大治诸陂于颍之南，穿渠三百余里，溉田二万顷。今河南郡县多古所开水田之地，收获多于陆地数倍。”敕令分治户部按行州郡，有可开者诱民赴功，其租止依陆田，不复添征，仍以官赏激之。

若按编纂习惯，本纪一般记述议事的结果，故《宣宗纪》此条当取《食货志》此条末尾“敕令”内容。但其却不当节取“省奏”所引“南阳灌溉”的历史典故，而“募民”则是概括“有可开者诱民赴功”，结果将“省奏”“敕令”混为一谈，所谓“兴南阳水田”也明显乖离原意。

梁方仲通观历代正史《食货志》之编纂，认为《金史·食货志》质量很高，“在十三种《食货志》中是写得比较成功的一部”[3]。据本文考证，根源在于其所据史料直接出自诸帝实录。通过对《金史·食货志》史料构成及编纂过程的分析，希望做到：首先，进一步解决《金史》纂修问题；其次，厘清金代经济史研究中的文献基础；最后，为历代《食货志》研究提供一个典型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