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辉

(皖西学院 文化与传媒学院，安徽 六安 237012)

临淮泥塑是淮河中游南岸霍邱县临淮岗乡上姜台村的一项民俗手工艺。田孝琴女士是临淮泥塑的第三代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近年来，临淮泥塑以乡土的艺术特色与丰富的文化内涵，展示了优秀的淮河乡村传统文化、朴素的农耕文化、时代的治淮精神，传递着温暖、积极的社会正能量。它一方面记录着淮河乡村社会的生活经验，另一方面体现了非遗传承人深厚的家国情怀，对社会时事与热点的关注。通过对临淮泥塑历史的梳理、艺术特色的分析、文化内涵的研究，能够管窥一段绚烂多彩的淮河文化。

1 临淮泥塑的历史探析

《同治霍邱县志》卷二“营建志”，记载“九仙观县南一百六十里开顺集，在山巅有上观与下观二庙，仙洞内铸有九仙像”。据县志初步统计，当时霍邱县境内官修和私修的寺、庙、道观、仙洞等各类神灵信仰空间有160余座[1]。无独有偶，《道光颍上县志》同样记载了颍上城内有各类神庙21处[2]，其中不乏像张龙王庙这样的民间信仰神庙的记载。颍上县与霍邱县分别位于淮河的两岸，因此两地生产生活习俗也多有相似。淮河中游两岸的颍上县与霍邱县境内，如此多的民间社会信仰的庙宇空间，它们所需的神像建造在当时一定是一个不小的工程，肯定有满足当地神灵造像需求的工匠艺人群体，据此就不难理解临淮泥塑诞生的历史渊源了。1992年版《霍邱县志》记载，“当地农民在遇到旱灾的年份，有抬龙王泥塑求雨的习俗，此习俗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逐渐消失”[3]。

此外，当时淮河南岸的霍邱县境内，常常遭遇淮河决堤所带来的灾难。据统计，明代至民国期间，霍邱县曾经遭遇洪灾39次[4]。临淮泥塑的诞生地，临淮岗乡上姜台村，距离淮河行蓄洪区的直线距离不过200米，可想而知，这一带遭遇洪水泛滥在过去的时代是非常频繁的。至今，临淮泥塑传承人田孝琴还记得儿时的顺口溜“泥巴门，泥巴墙，泥巴桌子，泥巴床，泥巴囤子好盛粮”，顺口溜记录了她小时候家乡年年闹洪灾，洪水冲走了家具之后，大人们就地取材用泥巴重建家园的情景。因此，当地人面对自然灾害只能寄希望于神灵的帮助，“期盼依靠神力祛除水旱，从而逐步发展成为淮河流域独特而又多彩丰富的水旱灾民间信仰文化”[5]。原始的民间文化信仰让淮河两岸百姓能够在生产生活中找到一点心理的安慰，使得他们能够积极地应对变化无常的生活，同时，也造就了神灵塑像创作在这一地区的繁荣发展，传至今日，逐渐演变为一项普通的民间手工技艺——临淮泥塑。

据临淮泥塑技艺传承人田孝琴女士自己讲述：她出生在淮河岸边的农家，从事泥塑创作已经有四十多年。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她向当地一位名叫田辉柏的老先生学习泥塑手艺[6]。最早是跟师傅学习捏一些泥人和泥玩具，常见师傅们为庙会活动或私人供奉制作一些菩萨像。在田辉柏之前还有一位叫田善朴的老手艺人在当地颇有名气，但在他之前的泥塑历史已无法追溯了。在调研中发现田孝琴女士早期的泥塑作品，也多是道教、佛教仪式活动的神像道具。因此，临淮泥塑从古至今的历史至少包括以下四个时期：其一，传统封建社会至民国时期，这段漫长的历史是临淮泥塑的形成期，这一时期的临淮泥塑仅与当地庙会和神灵信仰的造像活动紧密相关。其二，民国至20世纪50年代，这段时期是临淮泥塑的实用转型期，泥塑已经成为当地民众生产生活的实用工具，如上文所述，人们用泥巴做成桌子、床、凳子、囤子等。其三，20世纪60年代至2004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这一时期是临淮泥塑的自由发展期。其四，从2004年至今，这一时间段是临淮泥塑的繁荣创新时期，标志性事件是它多次被评为安徽省旅游必购商品(安徽特色旅游纪念品)。2017年临淮泥塑又入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逐渐成为淮河文化的活态遗产。不仅如此，2019年临淮泥塑又再次入选文化与旅游部扶持性非遗文化传习基地项目。

2 临淮泥塑的艺术特色分析

2.1 稚拙小巧的视觉形态

临淮泥塑的艺术形态可分为以下四个方面：第一，临淮泥塑造型以圆雕为主，呈现出立体感、真实感。它在造型方面继承了中国传统民间美术注重写意的精神，重点突出泥塑整体形象的神态与动作，着重刻画人物面部表情与肢体语言，有意忽略一些服饰、毛发、手脚等次要的造型要素。第二，临淮泥塑以人物群像造型为主，常表现2至5个人物的全身像，人物群像紧紧围绕一个故事或主题展开。每组泥塑中的人物神情、衣着、体貌各不相同，各个泥塑人像之间仿佛正在笑谈、私语、呼喊、沉思，临淮泥塑艺术因此显示出非凡的艺术感染力。第三，临淮泥塑整体造像的尺寸都比较小，常见的高度多为20～30cm，创作者直接手塑一体成型，这在某种程度上继承了早期汉墓陶俑的某些规制。临淮泥塑小巧的造像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它的展示方式与被观看的方式，这其中起到决定作用的是维也纳美术史学者李格尔(Alois Riegl)所提到的“艺术意志”[7]。临淮泥塑造型是由中国传统民间美术的艺术意志所决定的，它是一种民间艺术，所服务的对象就是民间的普通百姓，这一特点决定了临淮泥塑艺术的某些技术特征。观者需要俯视或者平视泥塑艺术品，因此，观者至少有两种不同的观感：俯视有利于从整体面貌出发，品味泥塑艺术的气势；平视有利于从泥塑人像局部的表情分析其惟妙惟肖的艺术细节，进而理解泥塑的故事情节。观者无论是俯视还是平视，都是一种近距离的观看，这显示出民间美术艺术意志的亲民性与亲和力。第四，临淮泥塑人像肢体语言与面部表情常使用夸张的手法，民间艺人特别重视人像面部细微神态的处理，在塑造人像时为了突出某一种特征，不惜损失正常的人体比例，这反映了民间美术造型的程式化思维与艺术目的的功利性[8]。夸张的人物形态，比例失调的人像造型，显示了临淮泥塑作为民间美术的稚气与作为乡民艺术的拙态，这些成为临淮泥塑艺术造型的显著特色。

2.2 多元化的创作题材

皖西临淮泥塑以表现乡村社会生产、生活的题材为主，具体可分为以下四个类别。其一，是淮河岸边千百年不变的日常生活场景。临淮泥塑如同相机的镜头语言一样，将乡民们的日常生活场景凝固在具有手工余温的泥塑艺术中。如《农家乐·闲趣》《收获系列》《闹新春》等，都表现了淮河岸边生产生活的场景，这使临淮泥塑艺术具有高度的生活化特征。其二，是乡村社会记忆的题材，它凝聚了临淮泥塑的乡土味道。临淮泥塑有一类作品专门表现乡村儿童游戏的题材，如《甩大炮》《丢手绢》《滚铁环》《斗鸡》《老鹰捉小鸡》等，这类泥塑作品以三五个人物的游戏场景组成群像，在某种程度上激活了观者内心深处的童年记忆，进而让观者对乡土生活产生一种久违的共情。其三，是淮河文化类主题，它源于当地自然环境的影响。自古以来，当地百姓得益于淮河给两岸带来的肥沃土地，同时也受到淮河洪水的侵袭，因此，淮河是临淮岗乡当地民众最深刻的社会记忆。2007年临淮岗水利枢纽工程竣工，从此淮河真正成为当地人心中的母亲河。田孝琴创作的《治理淮河系列群像》，由二三十人组成，其中每2～3人一组，每组塑像都在诉说着不同的治淮故事。田孝琴本人小时候亲历了淮河治理工程的修建，因而淮河成为她艺术创作的重要源泉。其四，是社会时政类与热点类主题，“有一种‘精神’的气候，就是风俗习惯与时代精神，和自然界的气候起同样的作用”[9]，它能够深刻影响艺术的生产与发展。临淮泥塑艺术的发展既离不开国家近年来出台的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又离不开淮河岸边淳朴的民风乡情。如《战地魂》《轻点》都是表现淮河抗洪抢险士兵休息的一幕，《快乐是福》表现的是当地民俗戏剧花鼓灯艺术，这反映了临淮泥塑受到当地其他民俗艺术的影响。总之，这些作品体现了民间美术创作者与时俱进的创作意识。

2.3 质朴的创作材料

临淮泥塑选用淮河冲积形成的陈年淤泥，俗称为“猫屎泥”作为其制作材料，经选泥、挖泥、晒泥、砸泥、筛泥、熟醒，最后才能揉搓塑形[10]，仅准备泥料就需要六道工序。陈年的淮河淤泥质地细腻、柔软，便于塑造复杂的人物造型。临淮泥塑制成品阴干后呈现青褐色，保留了淮河泥土的颜色，塑造了淮河乡民淳朴的日常，并为临淮泥塑增加了一层浓浓的乡土气息，更加显示了它的田园美、朴素美。半干状态的泥塑作品，当观者凑近时还能闻到淮河泥土的气味，这正是临淮泥塑艺术的一大特色，它可以激活观者的味觉记忆，进而让观者获得一种莫名的乡愁与感动。另一方面，临淮泥塑成品不入窑烧制，不添加任何涂料，以素面示人，保留了泥塑的高度真实性，这体现了民间美术的“本真性”[11]，促进了临淮泥塑艺术田园美与形式美的有机统一。

2.4 欢乐祥和的叙事情节

临淮泥塑以表现人物群像见长，每组群像都在讲述特定场景中的不同人物故事，塑像面部表情的雕琢表露出跌宕起伏的情节，因而情节性就构成了临淮泥塑艺术的又一特征。临淮泥塑中的人物群像在营造情境时表现出特殊的优势，因为一群人在一起必定会发生一些故事情节。如《稻场秋收系列》作品分别由四组泥塑人像组成，每组人像由2～6个人组成，《收麦扬谷》《堆草垛》《赶牛打稻》《热火朝天》这四组泥塑共同表现了一个收获稻麦的主题。如图1，泥塑作品《收麦扬谷》表现了三个人物协作的场景。一个人物使出全身力气正在搬运一袋麦子，另两个人物站在扬风机的两边，一个人正高举双手往扬风机斗中倾倒麦子，另一个人正在加紧摇动扬风机的手柄，观者似乎能够听见扬谷机发出咕咕噜噜的声响。这四组作品的人物个个精神抖擞，他们似乎忘记了干农活的疲惫，秋天丰收的喜悦洋溢在每个人的脸上。临淮泥塑善于表现群体的人物叙事，原本艰辛困苦的农场劳作，通过创作者巧妙的构思创作，使得泥塑作品洋溢出欢乐、祥和的景象。临淮泥塑常见的叙事主题有：治理淮河、童年回忆、欢庆节日、时政爱国、乡村生活等五类。无论是哪一类作品，创作者都有意让作品表现出积极、阳光、向上的一面，这使得临淮泥塑的艺术特色整体呈现出欢乐、祥和的一面。临淮泥塑创作者田孝琴是土生土长的农家人，通过她创作的泥塑作品，能够体会创作者在日常生活中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因而，她的泥塑作品也向观者传达了乡村社会生活祥和、欢乐的一面，并时刻鼓舞着乡村民众勤劳致富。

图1 收麦扬谷(作者拍摄)

3 临淮泥塑的文化内涵

临淮泥塑丰富的艺术特色折射出不同的文化内涵，其中包括乡民家国情怀的书写，乡土田园记忆的共情，乡村社会生活经验的传承。只有从文化内涵方面理解临淮泥塑，才能从艺术整体性的视角把握它的丰富内涵，具体而言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阐释。

3.1 乡民家国情怀的书写

民间美术的艺术主体与客体有重合的现象。田孝琴作为临淮泥塑的创作主体，总以身边乡民的日常生产生活为创作对象。一方面，她从家乡的视角出发，以泥塑为形式书写自己所经历和目睹的真实的生活。另一方面，作为客体的创作者，也正在被她的作品叙述。临淮泥塑以乡村的“小家”反映出“大家”(国家)的发展与变化。如她的作品《庆丰收》表达的就是乡民们在一起吹号、击鼓等欢庆的场面。如图2，泥塑作品《希望》是一位妇人正在吆喝着一群小猪崽赶路，人物正张口吆喝着什么，小猪崽们哄哄唧唧，拥挤成一团，这个场景无比生动地表达了乡村个人家庭的生活细节。不止关注“小家”，田孝琴的泥塑作品还时常牵挂社会大家庭，如《盼儿归》等一系列作品，表现了作者对乡村留守老人等社会问题的忧虑。《全力以赴，防汛救灾》《众志成城，抗击疫情》等作品表现的是社会性公共事件，作者以赤子心表达对防汛、抗击疫情等社会热点事件的关注与支持，体现了当代非遗传承人的家国情怀和责任担当。

图2 希望(作者拍摄)

3.2 乡村田园记忆的共情

皖西临淮泥塑最重要的文化内涵是保存了纯朴的乡土田园记忆，它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民间手工艺者日常的所见所闻，因此，临淮泥塑艺术默认的观者是有着相似生产生活经历的乡民们，只有这样才能产生某种共鸣。如《童年趣事系列》作品表现踢毽子、滚铁环、打弹珠、丢手绢等游戏，它们生动地再现了乡村孩童们的玩乐情境，并在短时间内唤醒观者内心沉睡已久的乡土基因。准确地说，临淮泥塑保留了部分乡土社会的“土气”，它来自乡民依赖于土地生存的现实，这种“土气”衍生出来的就是费孝通先生所讲的“熟悉与不假思索的可靠性，最终归结到‘心安’”[12]。临淮泥塑艺术能够唤起观者内心深处的“心安”并由此对乡土田园生活产生一种“熟悉”的共情，因此，“土气”的乡土社会是理解临淮泥塑艺术的内在逻辑基础。

3.3 乡村社会生活经验的传承

临淮泥塑作品《收获系列》《田间地头》等是农耕生产生活经验的艺术化表达，作者表现了一系列秋收的场景，如稻场、打谷、扬谷、称谷等，这些都如实记录了乡民们在淮河边生产生活的日常，它成为临淮泥塑艺术书写的一部重要的乡村生产史诗。对农耕生产生活经验进行艺术化的处理，并以泥塑的形式呈现出来，更加体现了临淮泥塑的乡土气息。农耕生产生活的经验是理解临淮泥塑文化内涵的现实基础，也就是说，观者要理解临淮泥塑的艺术内涵必须要有直接或间接的乡土生产生活经验。从这个层面而言，临淮泥塑艺术保存的是一种乡土记忆；但对乡民们而言，临淮泥塑传承的是乡土社会中人与土地的关系，是热爱生活的态度。当今农耕生产生活经验逐渐被工业文明所替代，而临淮泥塑很好地延续了农耕文化的基因，这正是临淮泥塑艺术弥足珍贵之处，它保存了部分农耕社会生产生活经验的记忆，以泥塑艺术的形式生动阐释了乡土社会中乡民与土地、乡民与乡民之间的社会关系，这是理解临淮泥塑艺术的社会文化基础。

4 结语

临淮泥塑既不同于北方的“泥人张”，又不同于南方的惠山泥人，更不同于陕西的凤翔泥塑、河南的浚县泥塑。其具体的历史成因固然复杂，但有一点不能否认，即它的形成深受地域文化的影响。临淮泥塑源于淮河中段的临淮岗乡，这里是淮河治理的行蓄洪区，因而深受淮河水文化与运河文化的影响，淮河两岸的乡民们的耕作方式、生活与休闲方式都成为田孝琴临淮泥塑表现的核心内容。治理淮河的历史与精神在当地已经形成了永久性的治淮丰碑，屹立在临淮岗洪水控制工程纪念园中。它是世代治淮人为子孙后代积淀下来的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淮河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还是临淮泥塑创作的重要主题。淮河地处黄河与长江流域之间的过渡地带，淮河文化对临淮泥塑的影响不是孤立的，而是多元的、复杂的[13]。从临淮泥塑创作的主题，到它的创作原料与艺术表现手法，都与淮河有不解之缘。总之，无论就地缘而言，还是就历史传承而言，临淮泥塑一方面传承、弘扬了淮河文化，另一方面又丰富了淮河文化的内涵。特别是在泥塑艺术形态方面，构建起淮河文化的视觉特征，使得临淮泥塑既表现出粗犷、纯朴的一面，也有玲珑、温婉的一面；既有田园牧歌式的欢乐、祥和之美，又表现出忠厚、凝重的家国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