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本刊全媒体记者 曾勋

唐先天元年（712年），唐玄宗李隆基登基称帝，即将开启开元盛世。少年李白从四川江油境内的大匡山走出，从成都再到渝州（今重庆），去拜见渝州刺史李邕。

当时，从成都到重庆虽有小路相连，但山路上人迹罕至，常有毒蛇猛兽出没，人们一般选择走水路。成都到重庆的水道，从今九眼桥的合江亭码头或者从蜀州（今崇州）的岷江码头登船，顺江而下到达眉州（今眉山）、嘉州（今乐山），在戎州（今宜宾）汇入长江，最终抵达渝州。等待李白的，除了两岸旖旎的风光，还有未来的不确定。

22年后，李白奉诏入长安供奉翰林，他送友人王炎入蜀而作《蜀道难》，历数从太白山、剑门关到锦官城的险要古道，是谓蜀道艰险，还是叹仕途坎坷，迄无定论。不过，一生狂傲的李白竟发出“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感慨，为千年蜀道蒙上了神秘色彩。

水道上的惬意与失意

战国时期的纵横家张仪在《战国策》中这样论述秦国地理位置的优越性——秦国西边巴、蜀之间用船运粮，从汶山起锚，顺长江而下，到楚都有3000多里，路途虽遥远，却不费车马之劳，不到10天，就到达楚地与楚军对峙。

东汉末年公孙述割据益州称帝，靠的就是北面蜀道的天险和南面纵横的河道，他可以顺江而下以震鱼复（今奉节）、荆楚（今湖北）。公孙述称帝12年，直到东汉政权在建武十一年（35年）派大司马吴汉从荆楚走水路到今重庆，最后沿岷江打到成都，消灭了公孙述的割据政权。

三国时期，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基于地理战略优势而提出先取荆州为家，再取益州成鼎足之势继而图取中原的战略构想。建安十六年（211年），刘备率数万步军入蜀，前半程与吴汉的路线一样，只不过刘备到重庆后，走东线水路从合川经涪江到今绵阳，与统治巴蜀的同宗兄弟刘璋会合。可见，岷江、涪江下续万里长江，外通荆楚，自古以来，这条水道都是重要的军事、商业要道。

到唐代，蜀商通过水路把蜀锦等商品贩运到重庆、湖北乃至江南，又载回吴地的海盐和海货返回锦官城。当唐代诗人卢纶看到成都与重庆的水路运输如此发达时，不禁作诗感叹，“水程通海货，地利杂吴风”。

深居草堂的杜甫吟出“门泊东吴万里船”，并非艺术家的凭空想象。彼时成都南门的府河顺下几十公里，可以从彭山江口入岷江主道。贞元年间，川西节度使韦高修建合江亭码头，从此，蜀锦蜀绣和产自温江、郫县的大米、药材在这里储藏，被贩运到嘉州、渝州和荆楚及江南地区。从唐初始，沿岸商旅繁华，新津码头甚至出现了“船只栉比，帆樯如林，舟楫往来”的盛况，每日停靠码头的船只有两百多艘。

李白去渝州拜见李邕，走的就是这条水道。年轻气盛的李白过于张狂，李邕不接招，草草地把李白打发走了。

开元十二年（724年），24岁的李白离开故土开始远游。这次他没有从成都直接沿岷江而下，而是先游了峨眉山，看了佛光云海，然后泛舟岷江支流平羌江（今青衣江），再进入岷江。他写下著名的《峨眉山月歌》：“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

这首诗透露了几个值得注意的信息：彼时成渝水道交通便利，行船几乎实现了24小时不打烊的公交化；就连沿岸支流水系也设有驿站，餐馆、旅店等服务行业十分发达。

在古代，连接成渝的水路众多，其中一条沿沱江经今龙泉驿、简阳、资阳、资中、内江，进入长江，与成渝古驿道基本重合。1170年至1178年，陆游在巴蜀任职，辗转于夔州（今重庆）、蜀州、嘉州、荣州（今荣县）、叙州（今宜宾）和成都等地。有一次，他从夔州到成都，走沱江水道，夜晚寄宿在沱江边的弥勒院。因坚持抗金屡遭主和派排斥，陆游那晚失眠了，写下《宿沱江弥勒院》一诗，用“青灯照无寐，寂寞数更长”一句表达了惆怅失意的心绪。

两宋时期，巴蜀地区与长江流域的经贸联系日益密切，这条水道让不少沿岸的百姓放弃了刀耕火种的农业生产方式而选择经商。史志记载，当时的资中人李处和，“因贾于荆、襄、巴、夔之间，不十年而利其百倍”。

嘉陵江及其支流渠江、涪江虽未流经成都，但在成渝两地的文化经济交流中，仍然在东线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唐时，画圣吴道子奉唐玄宗旨意，从成都出发往东走，漫游四川和重庆境内的嘉陵江采风数月，回京后，一日画尽南充境内嘉陵江三百里绚丽风光，唐玄宗赞其为“活神仙”。

驿道中的孤寂与繁荣

嘉靖三年（1524年），任翰林修撰兼经筵讲官的杨慎在“大礼议”事件中冒死诤谏，得罪了皇帝，被谪戍云南永昌卫，此后常年往返于四川、云南等地。

一次，他下榻璧山马桥坊驿站上的客栈，思乡深切，要了几两村里人家酿的土酒下肚。他看到深秋窗外的枫叶飘落，写下绝句《马桥坊》：“无奈旅怀多，村酤引睡魔。醒醒不成寐，枫叶助吟哦。”漫漫古驿道上，人影幢幢，却无人宽慰这位孤寂的才子。

那个时代，成渝的交通方式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人们时常沿成渝古驿道到重庆，再坐船经三峡出夔门。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谭继和认为，唐宋之前，巴蜀百姓将交通重点放在由蜀到陇的山路开凿上，直到宋代后期，江州变成恭州、重庆以后，成渝陆地通道愈显重要。

到了明朝，开辟陆路的迫切性更为明显。水路经过了不少没有归依朝廷的少数民族聚集区，运输安全受到影响，朝廷决定整顿成渝的陆路通道，将元朝时设立的“站”改为驿。

这样，从成都出发翻越龙泉山，赶到简阳石桥驿，差不多一天，住宿一晚后，经今简阳、资阳、资中、内江、隆昌各驿铺，至设置在今荣昌县的安富驿抵达重庆境内，再经永川到达璧山来凤驿，最后过石桥铺、浮图雄关进入重庆城内，全程需要一二十天。清康熙年间，朝廷继续在四川增设驿站，又因这条成渝陆地大通道盘横于成都城东，故被称为“东大道”。杨慎来往成渝，就是走的这条路。

明清两代东大道上的驿站服务于官差和信使，周边的茶馆、商铺、客栈等带动了商贸城镇的崛起，遂有了“五驿五镇三街子”的说法。“五驿”是指简阳龙泉驿、资阳南津驿、隆昌双凤驿、璧山来凤驿、巴县铜罐驿；“五镇”是指简阳石桥镇、资中银山镇、内江椑木镇、隆昌李市镇、荣昌安福镇；“三街子”则是指简阳杨家街、内江史家街、隆昌迎祥街。

当时，成都锦官驿、龙泉驿是成渝古驿道上的“明星服务区”，前者是大宗货物的集散点，后者则是入城休整的最后一站。根据明天启年间冯任修撰的《成都府志》记载，龙泉驿的正规编制配备有旱夫60名、厨子6名、马45匹，每年花费2600多两白银，由此可见东大道的繁忙。

咸丰四年（1854年），时任四川学政的何绍基在果州（今南充）主考。考试结束后，他收拾好行李返回成都。按照习俗，他应该在正月初七这一天来到草堂吊唁诗圣杜甫，并题写对联。来到龙泉驿时正是初六，为了表示对杜甫的尊敬，他在驿站沐浴更衣后，写下“锦水春风公占却，草堂人日我归来”的对联，于次日进入草堂，将对联奉上。如今，这副对联仍挂于草堂工部祠大门外。

而在重庆这头，通远门、佛图关等自古以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据《宋史》记载，宋元交战时，“大兵会重庆驻佛图关”。和平年代，驿道除了发挥交通功能，还肩负着社会教化的作用。隆昌的石牌坊、大坪七牌坊，或褒奖德政或表扬贞洁或教人从善，发挥着成渝古道上“公益广告牌”的作用。

如果说东大道承载了政治、商业的需求，那么，东小道则是成渝文化交流的重要阵地。从成都出来，东小道在简阳与东大道分路，经乐至、安岳、大足、铜梁，在璧山与东大道会合，到达重庆，全长约400公里，比东大道近130公里。由于山路偏窄，走这条路的一般是不追求运输效率的僧侣和小商贩。东小道也因此聚集了巴蜀石窟艺术的精华。

南宋绍兴十一年（1141年），何格非任昌州（今荣昌县）知州。一天，他与友人游南山，在大足南山道教石刻中留下一首诗：“分野高低连普遂，山川指点连涪恭。横斜下接行商路，夭矫偏多偃盖松。呜咽逈闻孤垒角，丁当时听夕阳舂。”

彼时，宋金战火逼近，军情告急，交通的便利也是军事隐患，如果敌军攻下重庆地区，便可循古道直捣蜀地。何知州在这风景秀丽的古道上，不时听见呜咽的号角，想必心中五味杂陈。

不断缩短的时间与空间

清末，由于古驿运弊病丛生，裁驿归邮呼声四起。从1912年开始到1913年结束，成都、重庆的驿站全部裁撤，由“邮传部”接管。

当船桨桨声淡出历史舞台，战火和马蹄声消弭在被废弃的古道上，在成渝水路、东大道的崇山峻岭和乡野城镇，蒸汽轮船来来往往，变革悄然而至。

近现代，涪江和渠江浓墨重彩地书写着红色故事。1914年，政局越发动荡，经历过保路运动、武昌起义和二次革命的中国正酝酿着一场深刻的变革，来自成都的进步信息通过涪江和渠江“水电报”传遍川东，义气青年倍受鼓舞，纷纷寻求强国之道。1919年9月，开往重庆的千吨货船载着邓小平驶离渠江东门码头，他到重庆经过短暂的学习走出夔门……

东大道经过历史的检验，选择了最优化的路线，以至于近现代修建公路、铁路，都大致选择了与之重合的线路。

1921年，四川军阀刘湘筹建成渝马路，但未能成功。第二年，成渝马路被列为6条省道之首，当政者聘请了两名外国人组成两支测量队展开测量工作，结果用人失察，两名洋人不学无术，测量工作不了了之。后因经费不足、政局动荡等原因，成渝马路多次停复，直到1933年才全线通车，终于取代了东大道。不过，那时龙泉驿的飞龙桥好多老司机摔过车，还有送命的。当时，司机们口中经常说着这样的顺口溜，“跑了两三里，抛锚四五回，下车六七次，八九十人推”。

1944年，作家沙汀作为地下党员从成都到重庆学习，坐的汽车是烧炭火的经常抛锚的老柴油车，他一路翻山越岭，花了三天时间才到重庆。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对这条路进行了多次改造，建成了如今仍在使用的老成渝公路，正常情况下，头天出发，第二天能到重庆。但如果遇到塌方堵车，人们仍旧可能耗在路上一周。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逐渐有了机场、铁路、高速公路、高铁，成渝之间的时空距离不断缩短，路线选择也不断增多。

过去漫游在成渝之间的诗情惬意，似乎已转变为匆忙奔波，但这不会消弭人们对生活的热情。毕竟对路来说，任谁都是过客，对人而言，一路都是归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