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亮

作者公开谈论自己的作品，显而易见，算不上什么明智之举。按照美国新批评的观点，既要切断读者与作品的关系，以杜绝“感受谬见”（Affective Fallacy），还要切断作者与作品的关系，以杜绝“意图谬见”（Intentional Fallacy）。最终的释然仍然缘于一句老话，“诗无达诂”，这句老话也许倾向于揭橥一个真相——作者公开谈论自己的作品，为害甚微，绝对不会导致读者保卫派的大面积缺席。

要问我都写出了什么样的新诗？不外乎以下几类：吊古诗、怀旧诗、感时诗、咏物诗、论诗诗，以及作为一个大宗的游仙诗。

先来说吊古诗——比如《风流》和《夜难寐》，前者献给清代诗人张船山，后者献给唐代诗人陈子昂。张船山和陈子昂都是吾乡之先贤，在一篇小文章里面，我曾經这样谈到他们：“在美国学者斯蒂芬·欧文——亦即宇文所安——看来，陈子昂可以视为李白的前奏。而在两位清代学者——吴修和顾翰——看来，张船山可以视为李白的再世。”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两者，完全可以代表吾乡之古典诗传统。《风流》既是向张船山也是向古典诗传统致敬——想想吧，张船山，他的父亲，他的兄弟，堂兄弟，众妯娌，众姐妹，全都能写诗，那是一种多么引人入胜的风流啊？引人入胜，久已失传。再来说怀旧诗——比如《避秦》和《惊艳》，前者献给罗马尼亚体操玉女科马内奇，后者献给英国作家伍尔芙。1992年，我见到了少女科马内奇的一帧照片。1997年，又见到了中年伍尔芙的一帧照片。如果说科马内奇已经臻于青春、人体和清澈的至高境界，那么伍尔芙已经臻于独立、高贵和忧郁的至高境界。接着说咏物诗——比如《惨败》和《星星》，前者咏夹竹桃，后者咏墨蚊儿。咏物诗而能穷形尽相，首推杜甫，我的几首当然不值得多费笔墨。接着说论诗诗——这是我的杜撰，也就是所谓元诗——比如《干脆》和《烹饪》，前者论及世俗生活如何让诗延了期，后者论及情感如何对诗抢了先。这样两种情况，当然并非罕见：世俗生活太凶猛，诗只好掉队;情感太强烈，诗只好靠边。

我的分类法也许只能反证我的无知，或无能。比如《杭州》，是赠友诗，也是论诗诗。这件作品牵扯到我与蔡天新的一桩公案——2021年，杭州，我们一边吃料理，一边聊及诗与语言的问题。我意，应交由诗人来解决;他说，应交由语言学家来解决。虽然小争了几句，也无妨，且让他坚持他的“平易”“晓畅”和“语言（langue）至上论”，就让我坚持我的“妖娆”“陡峭”与“言语（parole）至上论”。《杭州》继《新诗去从论》再次出示了我的汉语立场，“找回更多的汉字，发明更多的鸳鸯”，蔡天新却怀疑此处误用了动词。他问我：“发明？”是的，这正是诗人与语言学家的致命之别。

似乎已经穿过了太多的小密室，我们终于来到了一个大套间。现在，重点说游仙诗——比如《放弃》《照看》《仙境》《无休》《忘机》《悟空》和《无遮》。从某种程度上讲，吊古诗也罢，怀旧诗也罢，感时诗也罢，赠友诗也罢，咏物诗也罢，论诗诗也罢，几乎全都是游仙诗。游仙诗是古典诗的一个小传统，主要有两个大宗：一个大宗是“神仙”（寄望于神仙），一个大宗是“山水”（托身于山水）。两个大宗，时有交错。由此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古代游仙诗，与道家和道教颇有关系。南朝理论家刘勰讲“正始明道，诗杂仙心”，又讲“庄老告退，山水方滋”，上句说“道”的蓬勃导致了游仙诗（这个没有问题），下句说“庄老”的避让导致了山水诗（事实并非如此）。我认为山水诗意味着游仙诗的泛化，与此同时，山水诗意味着道家哲学向道家美学的转化。如果把“山水”解释为“自然”，把“神仙”解释为“自然规律”，所谓游仙诗也就类似于近来盛行的“自然文学”（Nature Writing）。自然文学的奥义与要领，一个是大地伦理（land ethic），一个是地方感（sense of place），一个是非人类中心主义（an ti-anthropocentrism）。如果回译成老庄哲学，无非就是避免“天人交战”而促进“天人相合”。我当然并不是道教徒，却甚爱山水，不厌其烦地写到西山、渠河、涪江、动物和植物。以我观我，以我观物，以物观我，以物观物，不过四站路，我却来回走了几十年。最终得到了什么呢？除了平静，就是喜悦。稍微夸张一点儿来说，“我”，已经得到了或得到过“无我”。

前文已从主题学的角度交出一份自供，后文将从修辞学的角度寻来一份旁证。在论及《非李》的时候，有位北方学者，引用江弱水先生的观点，说此诗大体上乃是“棋手的诗”而非“赌徒的诗”。按照江弱水的说法，赌徒的诗——比如李白的诗——乃是“神力”“灵感”“迷狂”和“空手套白狼”的结果，而棋手的诗——比如杜甫的诗——却是“手艺”“冥思苦想”“推敲”和“不断试错”的结果。江弱水还引来刘勰的《文心雕龙》，“权衡损益，斟酌浓淡”，又引来南朝萧衍的《围棋赋》，“今一棋之出手，思九事而为防”，反复论证何谓棋手、何谓棋手的诗。我确实一直致力于字字必较，步步为营，读了《鸡尾酒》前十行便可知晓——此种修辞不能不说是复杂修辞：一条线索是攀登冰山，由低到高;一条线索是吟诵史诗，由缓入急;两条线索合为一条线索，故而索道既有舌头亦有语速，故而视觉形象也就突变为听觉形象;细节与细部方面，定题、起兴、用喻、通感、夸大与缩小、炼字、造句、跨行、设色、定调、留白乃至诗速与诗形，肯定不能说，没有下过一番雕虫的功夫。也许，就大概率而言，我并没有锻造出棋手的诗，却暌违了赌徒的诗（暌违了那种可贵的冒失、冲动、热烈、孤注与孤胆）。棋手的诗与赌徒的诗，两者的对峙，被江弱水引申为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对峙，现代主义与超现实主义的对峙。棋手的诗，邻于古典主义与现代主义;赌徒的诗，邻于浪漫主义与超现实主义。

诸如此类的区分与判断，当然只是假想或绝对理论，因为赌徒不妨是棋手而棋手不妨是赌徒。那么，并非出于对“博弈互济”的觊觎，我反而乐于自领一顶这样的冷色花帽子——“浪漫主义”，不，“冰镇浪漫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