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玲娟，李辉婕

(江西农业大学 人文与公共管理学院，江西 南昌 330045)

《中国气候变化蓝皮书(2020)》显示全球变暖趋势仍在持续中，中国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敏感区及显著影响区，升温速率明显高于同期全球水平，[1]极端天气及气象灾害的发生越发频繁，[2]对农业生产造成巨大破坏，农户减产、减收情况频发，[3]适应气象灾害行为成了日常。[4]农业作为典型的风险型产业，[5，6]农户在面对自然及市场等诸多风险时，为了获得经济收益，必然会考虑风险对收入造成的不确定性，[7]因此在气象灾害频发的背景下，农户对气象灾害风险的感知程度将直接影响到农户采取的适应措施。

现有研究也显示气象灾害风险感知在农户采取适应行为过程中起着主要作用，[8，9]当农户气象灾害风险感知程度不强时，其采取适应行为的概率也随之降低[10]，相反，感知程度较强时，采取适应措施行为积极性随之提升，[11]呈显著正相关关系。[12]但气象灾害风险感知与农户适应行为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13，14]由于个人的感知总是依赖于社会—自然环境，[8，15]因此农户往往会通过社会交流以获取有效的气象灾害信息，再根据获取到的信息采取相应的适应措施，这也符合农村的人情社会、熟人社会情况，[16，17]在这样的关系网络下，主要的信息传播方式即为人际传播，[18，19]种粮大户之间的关系强度影响着信息获取，进而影响着种粮大户适应行为的采取。据此，笔者认为关系强度在风险感知和适应行为中存在一定的中介作用。

自我效能感被认为是重要的个体认知因素之一，[20]与个体心理和行为有密切的关系，[21]具有较高自我效能感的人，在决策过程中能够充分掌握和利用信息，实现理性判断，[22]因此可以推断具有较高自我效能感的农户，其信息获取抑或是信息使用能力都要优于低自我效能感农户，意味着农户之间交流更加频繁，更易获取到优质信息，采取适应行为的积极性提升。笔者也对其调节效应进行了检验。

综上所述，笔者在对所获取的数据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依据分析结果拓展现有风险感知与适应行为关系相关的实证研究，尝试解释风险感知对农户适应行为的作用机制，以期帮助理解和证实风险感知如何提升农户的适应行为积极性。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1 气象灾害适应行为

不确定性的气候变化会对自然系统和人类系统造成各种影响，尤其是以自然资源为生计基础的农户，由于种粮大户相对于小农户其经济来源更依赖于农业生产产量，气象灾害对其影响更为严重，因此笔者将研究对象界定在种粮大户这一群体。种粮大户在面对这种影响面前，主要有减缓和适应两类行为，但减缓行为在短期内的效果并不明显，因此适应行为被认为是当前最有效的应对方式。[23，24]种粮大户会根据当地的灾害情况调整农业生产行为，[25]其行为可以分为提前适应和被动适应，[26]文中的适应行为也基于此，提前适应行为指调整农时，被动适应指化肥使用及灌溉，这也是保持持续产出的重要因素。[27-29]这些也是种粮大户偏好选择的传统适应行为。

1.2 风险感知与种粮大户气象灾害适应行为

风险感知是人们依靠直觉对未知事物进行风险判断和评估的过程，[30]是一个主观概念，(Sunstein C R, 1987)强调的是由行为主体感受与直观判断对其认知的影响，[31，32]农户不仅是气象灾害风险的直接感知者，还是适应行为的选择和实施者，因此决策常伴随着风险感知产生。[33]现有研究也有以“感知”角度为切入点对农户适应行为进行剖析。[34，35]农户会将作物产量减少等负面影响归因于气候变化原因，并会根据感知到的气候变化选择不同的适应策略；[36，37]不同地区农户对气象灾害的感知并不相同，具有本地性，且在适应行为的选择上，偏好于选择当地的方法；[38]不同水平的风险感知农户在适应行为采取上有不同的积极性，农户对风险的感知和关注程度越高，就越有动力采取相应的风险应对措施，相反，如果农户认为风险降低或对自己不会造成损失，将不会采取相应的措施(Brondizio E S, Moran E F,2008)。因此，农户对气象灾害的风险感知可能会直接影响农户的适应行为选择，据此，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H1：风险感知对种粮大户气象灾害适应行为具有直接的正向影响，即种粮大户风险感知水平越强，其适应行为采取的积极性越强。

1.3 关系强度的中介作用

关系强度代表农户与他人来往的频繁程度和关系紧密程度，[39，40]是关系网络中代表强度的维度，[41]农户与他人的来往越频繁，说明农户的关系网络的联结就越强。因此，笔者通过农户与他人的来往频繁程度来反映关系强度的大小，选项涉及与村民、政府工作人员来往频繁程度及参与村内活动的频率。

首先，农户风险感知程度越强，愈会通过关系网络寻求有关于气象灾害的信息，[42]即种粮大户关系强度越强，其信息交流和资源共享程度越深，[43]风险降低的概率增加。因此，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H2a:风险感知对种粮大户关系强度具有直接的正向影响，即种粮大户风险感知程度越深，其关系强度就越强。

其次，种粮大户之间的关系强度越强，意味着其之间的交流频繁，信息共享程度较深，这类信息共享，正是依赖于其所嵌入的关系网络所实现，[44]从这种关系网络获取到的信息，往往会强化农户之间的信任，[45]以及减少信息不对称的现象，避免农户适应政策执行的失败。[46]因此，关系强度越强，意味着种粮大户适应决策执行失败的降低，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H2b：关系强度对种粮大户气象灾害适应行为具有直接的正向影响，即种粮大户关系强度越强，其适应行为采取的概率增强。

风险感知如何通过关系强度对适应行为产生影响……

综上所述，风险感知能力越强的种粮大户，愈可能有更强的关系强度，而良好的关系强度能够打破信息壁垒，减少信息不对称，[47]提升种粮大户适应措施采取的积极性。因此，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H2：关系强度在风险感知与适应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

1.4 自我效能感的调节作用

自我效能感源于班杜拉的三元交互决定论，是个体在特定的环境中，对自己能够达到特定的目标、捕捉机会以及具有执行能力的自信程度，即当面对一项具体的任务时，对自己是否有能力完成任务的自信程度。[48]只有人们在相信通过自己的行动能够获得期望的结果或是避免消极的后果时，才会有动力去面对困难。[49]因此，笔者将自我效能感定义为种粮大户在面对具有不确定性的气象灾害时，对自己适应能力的自信程度。

对于不同水平的自我效能种粮大户，其认同适应行为起作用的程度也有所差异。具有高自我效能感的种粮大户，拥有越积极的适应行为采取态度，[50]越有动力去采取适应行为。而低自我效能感的种粮大户，往往会认为所面临的气象灾害难以解决，导致适应气象灾害的行为意向减弱，积极性也降低，[51]同时，在同样的风险感知水平下，具有高自我效能感的种粮大户，为了实现自己的预期目标，势必会搜寻更多有关于气象灾害的信息，[52]意味着与他人的沟通更加频繁，也即关系强度更强，据此，笔者认为自我效能感可能存在一定的调节作用，并做出如下假设：

H3：自我效能感正向调节风险感知对关系强度的正向影响。相比于较低的自我效能感，风险感知对关系强度正向影响增强。

基于社会认知理论，可构建文中的概念框架图，三元交互决定论是社会认知理论的重要内容，三元交互决定论认为个体行为、认知和环境三者之间是相互依赖、相互决定的，映射到文中的变量，个体行为即为种粮大户的适应行为，认知即为种粮大户对于气象灾害的风险感知，环境即为种粮大户的社会环境，在文中用关系强度表示。另外，自我效能感作为影响个体感知及行为的重要变量，可以推断自我效能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种粮大户风险感知与关系强度之间的关系，笔者也对其调节效应进行了检验。文中最终构建的概念框架图如图1所示。

图1 概念框架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样本

本研究调查对象为江西省内典型的水稻种植区种粮大户，共发放问卷536份，最终回收问卷414份，问卷有效率为77.23%。性别结构方面，男性占91.8%，女性占8.2%；年龄方面，30岁及以下的占2.7%、31岁～40岁的占14.7%、41岁～50岁的占38.6%、51岁～60岁的占37.2%、61岁及以上的占比6.8%；务农年限方面，10年及以下的占34.1%、11年～20年及以下的占28%、21年～30年的占21%、31年～40年的占12.3%、41年及以上的占4.6%；受教育程度方面，小学及以下的占22.7%、初中占45.4%、高中占比20.8%、大专占比9.4%、本科及以上占1.7%；健康状况方面，很差占比1.0%、较差占比2.9%、一般占比30.9%、较好占比39.4%、很好占比25.8%。

2.2 变量测量

2.2.1 自变量。为简化分析，根据已有研究结论，笔者选择了调查区域多发的气象灾害，测量种粮大户对这些气象灾害的感知，在调查问卷中设置以下3题：“您认为低温连阴雨灾害发生的概率大吗？”“您认为倒春寒灾害发生的概率大吗？”“您认为寒露风灾害发生的概率大吗？”来反映种粮大户对气象灾害的风险感知水平。

2.2.2 因变量。依据前文对于适应行为的定义及分类，笔者选取了“面对气象灾害，您会调整农时(提前种植、收获等)。”“面对气象灾害，您会调整灌溉、排涝的频率。”“面对气象灾害，您会增加普通农药、化肥的投入。”来反映种粮大户气象灾害适应行为水平。

2.2.3 中介变量。关系强度，根据关系强度的定义，笔者选择了“您与其他村民关系如何？”“您与政府工作人员交流频繁吗？”“您参加村内活动的情况如何？”题项来反应种粮大户与其他人的关系强度水平。

2.2.4 调节变量。根据自我效能感的定义，笔者将“您认为自身应对气象灾害的能力怎么样？”题项作为反映种粮大户对于自身适应气象灾害能力的自我效能感水平。

各变量的含义及赋值见表1。

表1 变量设置

2.3 拟合检验

采用SPSS22.0软件进行因子分析检验其信效度，结果如表2所示，风险感知量表的KMO值为0.67，CR值为0.85，AVE值为0.65，各题项的因子载荷系数均在0.7以上；关系强度量表的KMO值为0.66，CR值为0.80，AVE值为0.57，各题项的因子载荷系数均在0.7以上；适应行为量表的KMO值为0.65，CR值为0.81，AVE值为0.59，各题项的因子载荷数均在0.7以上。看数据整体上的信效度可以接受。

表2 各变量的因子载荷及信效度检验结果

3 实证分析

3.1 假设检验

中介效应检验。为检验关系强度的中介效应，采用温忠麟[53]结合依次检验法和Bootstrap法的优点所提出的新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中介效应检验表

由表3可知，总效应c(c=0.068，p=0.171>0.05)便不显著，表明风险感知对适应行为并无影响，但温忠麟[53]认为将系数c显著的条件作为中介效应成立的前提是有些武断的，因为在系数c不显著的情况下完全可能存在中介效应。例如Shrout和Bolger[54]指出当ab和c’方向相反时，就可能会导致系数c不显著；例如Preacher和Hayes[55]指出有可能存在两条或多条中介路径，其间接效应大小相近但符号相反，导致了总效应不显著。总结来说，即使总效应不显著，间接效应还是可能存在，总效应c是否显著都不影响之后的检验。

路径系数a(a=0.119，p=0.014<0.05)和b(b=0.135，p=0.008<0.01)都显著，表明中介效应存在，属于温忠麟所定义的广义中介作用。且路径系数a的置信区间为[0.027，0.194]，路径系数b的置信区间为[0.026，0.209]，都不包含0。而直接效应c’(c’=0.052，p=0.295>0.05)并不显著，表明为完全中介效应。但由于在样本较小、总效应较低的情形下，易得出完全中介的结果[55]，且ab与c’的符号相一致，故关系强度的中介作用类型不能简单判定为完全中介，可能存在其他中介变量，导致了遮掩效应的产生，由此，本研究初步认为关系强度在风险感知与种粮大户适应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该中介作用类型及其他中介变量的探索与考证在未来的研究中有待深入。

3.2 调节作用

为检验自我效能在风险感知、关系强度之间的调节效应，运用SPSS22.0软件进行层级回归分析，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自我效能、风险感知对关系强度的层级回归模型

如表4所示，交互项的非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120(P<0.01)，代表自我效能每增加一个单位，则风险感知对关系强度的回归系数会增加0.120，也即自我效能显著正向调节风险感知与关系强度之间的关系，验证了假设3。

为更加直观地展示人力资本的调节作用，分别检验高自我效能(M+1SD)和低自我效能(M-1SD)情况下，风险感知对种粮大户关系强度的作用，绘制的调节效应分析图如图2所示。当自我效能处于较低水平时，风险感知对关系强度并未存在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B=-0.019 9，P=0.761 4，95%CI=[-0.148 9，0.109 0])，而随着自我效能水平的提高，当自我效能处于较高水平时，风险感知对关系强度存在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B=0.249 9，P=0.068 8，95%CI=[0.114 5，0.382 5])。因此，自我效能对风险感知与关系强度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也即自我效能水平越高，风险感知对种粮大户关系强度的影响越强。

图2 自我效能对风险感知与关系强度的调节作用

根据Preacher[31]的建议对被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对显著性进行了检验，主要是考察在3种不同水平自我效能条件下，风险感知通过关系强度影响适应行为的间接效应强弱的差异。由表5可知，在高水平自我效能条件下，风险感知通过关系强度影响适应行为的间接效应显著(β=0.034 8，95%CI=[0.010 2，0.067 9])，说明高自我效能条件下被调节中介效应是存在的，但低自我效能条件下，风险感知通过关系强度影响适应行为的间接效应变为不显著(β=-0.002 8，95%CI=[-0.024 6，0.018 7])，说明自我效能水平越低，风险感知通过关系强度影响适应行为的间接效应逐渐减弱，反之，则会越来越强。进一步验证了假设3。

表5 被调节的中介效应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笔者基于江西省11个市的种粮大户调查数据，采用改良的依次检验法及层次回归模型对其风险感知、关系强度、自我效能及适应行为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到如下结论：①风险感知对种粮大户的关系强度存在显著的正向直接影响，即农户风险感知程度越高，其采取行为增强关系强度的概率增加；②关系强度对种粮大户的适应行为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即种粮大户关系强度越强，其采取适应行为概率增大；③风险感知对种粮大户适应行为并未存在显著的直接影响，但会通过关系强度对种粮大户适应行为产生影响，即关系强度在风险感知与适应行为之间存在中介作用，这可能是遮掩效应所带来的结果；④种粮大户自我效能在风险感知对关系强度的影响中起到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即种粮大户的自我效能水平越高，越能够拥有更强的关系强度，信息共享程度越深，越能够采取贴合种粮大户实际情况的适应行为。

4.2 建议

基于上述结论，笔者就如何帮助种粮大户提升风险感知能力、强化关系强度及增强其自我效能感方面提出对策建议如下。

4.2.1 引导种粮大户正确感知气象变化及气象灾害，提升其风险感知能力。①政府应日常积极科普宣传各类风险，并通过多渠道发布风险信息，尽量消除信息不对称的影响；②政府应加强针对种粮大户的风险教育，为其提供足够的培训教育机会，帮助其科学合理理解及认识各类风险，知晓应对措施；③关注种粮大户后续应对气象灾害的行为反馈，助力农户巩固风险相关知识及提升风险感知、应对能力。

4.2.2 重视种粮大户关系网络维护，充分发挥关系强度在信息共享及沟通等方面的优势。①政府应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为种粮大户搭建沟通场所，提供更多的沟通及交往机会；②政府可帮助种粮大户建立合作社、协会等类似组织，增强其合作意识；③应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丰富种粮大户日常生活，增强种粮大户社会网络的信任度和互惠度。

4.2.3 重视种粮大户自我效能培养，增强种粮大户参与程度。一方面，自我效能作为一种主观信念，是可塑造的，因此政府应重视在教育、培训等过程中融入成功经验、成功案例示范等教育方法，从源头上塑造自我效能感；另一方面，种粮大户对于气象风险等相关知识或信息了解的越充分，其自我效能感越强，因此，政府应注重增强种粮大户之间的信息共享，提升种粮大户沟通交往过程中的参与程度，进而提升其自我效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