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 阳

(哈尔滨工程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1)

坚持新发展理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其中，“坚持共享发展，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增强发展动力，增进人民团结，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在此背景下，共享经济模式异军突起，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目前，我国已经打赢脱贫攻坚战。脱贫攻坚、精准扶贫是实现共享发展的具体路径，而共享经济则在精准扶贫的具体实践中体现出应有的价值；两者相得益彰，统一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中。

1 共享发展、共享经济与精准扶贫的关系

共享经济与共享发展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既不是同一物，也不是互异物，而是存在共通的价值指向。有学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享经济理论所倡导的“共享”经济理念可以说是从经济学角度对“共享”发展理念的一种新的解读。[1]共享发展理念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理念，不仅是一种价值理念，也是一种政治设计，必然要求相应的制度安排和政策措施。从根本上来讲，共享发展理念为共享经济提供理论导向，后者则是前者的一种现实化机制。“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于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2]

有的学者对共享经济理念的演进历程进行了细致梳理，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享经济理论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享经济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前者分配对象更加广泛，实践形式更加丰富，实现媒介更加多样，发展理念更加包容，将是通往共同富裕的新路径。[1]充分肯定了共享经济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并从中西对比的视角进一步分析发现，中国特色的分享经济理论在理论来源、研究目的、出发点和理论内核上与西方分享经济理论不尽相同。也有不少学者，对共享经济的缘起、发展历程进行了系统阐释，认为对共享经济的研究经历了案例盈利模式—商业运作模式—经济规律揭示三个阶段，逐步深入到共享经济的本质特性的探究。[3]

在共享经济内涵方面，学界比较统一的认识是，共享经济共享的主要对象是闲置物品和服务，也有学者提出“文化共享”的问题，认为文化共享是共享发展理念的有机组成部分。从一般性角度理解，共享的内涵具有很强的广泛性，包括经济、文化、社会、政治以及生态等层面。当然文化共享也可以包含在服务之中，目前已经出现文化共享的相关服务模式与实践。就发展现状层面，有些学者从整体态势上分析认为，目前我国共享经济发展呈现出三个层面的特点，即共享经济规模不断扩大，本土化创新之后积极开拓国际市场，共享交通领域发展尤为迅速。对于整体态势的分析显而易见，共享经济的发展非常迅速，体量不断扩大，并在量变的基础上逐渐发生质变，尤其需要注意如何建构起更加符合中国实际的民族的当代的共享经济模式。

整体而言，学界认可共享发展、共享经济在扶贫、脱贫中的独特价值。有的学者认为，共享发展能够提升精准扶贫的社会效益，以共享发展理念为指导的精准扶贫工作能够使贫困地区、贫困人口在贫困开发过程中拥有更多的存在感、获得感和价值感。[4]在共享发展理念的价值引导下，有助于改变以往单向度的被动脱贫，形成外在拉力和内驱动力的合力。最为重要的是对贫困人口积极性、主动性的激发，从尊重主体尊严、发挥主体价值角度增强扶贫的效度。

将共享发展理念与精准扶贫结合起来研究的较多，直接将精准扶贫置于共享经济发展模式中研究的较少，像胡同恭的《论共享理念的科学性及其实现》，吴忠民的《论共享社会发展的成果》，肖文涛、唐国清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关键》和陈进华的《改善民生视阈中的财富共享》，都是从共享的一般性意义上来分析的。因此，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下，将共享发展理念、共享经济模式和精准扶贫举措融入同一价值范畴中，有助于实现价值理念在实践中的现实化，有助于价值导向与具体路径的融合，有助于经济模式与发展战略的对接，有助于共享发展理念的进一步民族化、当代化。

2 共享发展与精准扶贫的价值衔接

价值衔接的前提是价值共通，从理念上统一于共享发展理念，根本上统一于社会主义本质认识。“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5]选择共享作为一种设计原则和价值取向，是由党的性质、宗旨和历史使命所决定的，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逻辑与社会主义本质认识接续发展使然。实现价值衔接，建构起“共享”理念的共同价值，形成更加牢固的“命运共同体”，而全面小康社会则是“命运共同体”在一定历史阶段的具体形式。

“价值-命运共同体”会伴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生变化，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文化多样化和社会信息化的环境中，共同体的内部结构和运行机制需要与历史进行磨合。现阶段面对形势发展的态势和阶段性历史任务，只有适时对共同体进行调试才能更好实现时代化的回应，也才能建构起更具开放性、更富活力的“价值-命运共同体”。实现共享发展与精准扶贫的价值衔接，就不能使共享经济长期处于一种自发的状态，而应当通过主动引导和积极建构，使其发展成为一种自觉的发展路径，从而实现共享经济由自在模式向自为模式转变，对于主体而言存在这种转变，对于客观的经济模式和路径而言亦是如此。

3 共享经济与精准扶贫的机制联动

对于小康社会的定位与认知是推进共享经济与精准扶贫机制联动的基本条件，“没有农村的小康，特别是没有贫困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5]。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突出任务是“补短板”，实现路径就是“精准扶贫”，这既是一种指导思想，也是一种现实机制。“扶贫”是价值原则，“精准”是机制要求，而实现共享经济与精准扶贫的机制联动的契合点就在于“精准”。实现精准式扶贫既需要精准识别，还需要精准施策，共享经济在数据、模式等方面的优势就可以在精准扶贫中得到有效发挥。

立足于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实现机制联动的前提有两个方面，一个是主观方面，精准扶贫的对象首先要有共享的意识，更为重要的是在公权力层面形成关于共享的权利性确证，增强贫困人口的主体意识和权利意识，还要不断增强贫困人口以及相对弱势群体的共享能力，尤其是参与到共享经济中的知识与技能；另一个是客观方面，国家要在共享经济对接精准扶贫方面发挥主动建构作用，由于市场机制的弱点和缺陷，单纯依靠共享经济运行机制难以在贫困地区快速形成规模，为此国家要强化发展战略、扶贫政策与共享经济的整合，并多层面、多向度营造共享经济向贫困地区延伸的优良环境。立足于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背景，不断健全适应共享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体系，并建立起完善的社会诚信体系，保障共享经济与精准扶贫的有效衔接。

4 共享经济与精准扶贫的历史性统一

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不仅要坚持基本价值原则，还要不断创新体制机制。共享经济与精准扶贫的价值衔接和机制联动，有助于缩小贫富差距，有助于增进社会和谐，有助于缩小公正层面应然与释然之间的张力。在当前背景下，共享发展、共享经济与精准扶贫的有效衔接，体现着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规律。从社会主义本质角度分析，生产力是逻辑起点，但是最终还要回归到人，而逻辑中介就需要诸多不同的价值层次和体制机制。理论和实践的最终指向是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共享经济模式的机制具有某种自由人联合的因素，虽然不能完全等同，但是两者存在一定程度的契合性。

任何一种经济模式的萌芽、形成与发展都是与特定的历史因素结合的结果。共享经济模式的产生基于移动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得传统时间空间的限制条件被打破，资源和服务的整合得以在更广范围、更长时间内实现，资源的配置方式也更加灵活高效。尤其是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之后，运用创新思维实现协调发展，并形成有利于生态文明的开放发展道路，从而达到改革开放的丰硕成果得以共享的格局。共享经济模式作为一种创新性模式，有助于优化配置贫困地区的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并借助国家扶贫政策进行扶持性、开发性、保护性发展。

5 共享发展、共享经济与精准扶贫有效衔接的方法论启示

共享发展、共享经济在精准扶贫中已经开始发挥出其独特价值。农业、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有可能成为共享经济的新“风口”。

第一，共享发展的要求就是要创建“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6]的局面和态势，坚持这种基本要求是对群众史观科学认识的体现。为此，就要重视群众地位，发挥群众价值，保障群众利益。因此，应当进一步充分整合各种资源，运用共享经济模式进行运营，形成“多元投入、产业带动、社会参与、农民受益”的机制，以转变农民的参与方式、投资方式、创业方式、就业方式和增收方式等形式，让广大农民尤其是贫困农民成为产业链、资金链、供应链、价值链的参与者和受益人。

第二，共享经济的实质所在就是要整合线下的闲散物品或服务资源，然后转化为定价较低的产品或者服务。因此，要进一步集中解决长期以来农村资源、资金、农民分散的问题，以适应农村经济规模化、组织化、市场化的发展需要，再度激发双层经营体制的优越性，并将集体所有制的制度优势转化为经营优势，因此要充分利用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政策，真正实现“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解决扶贫与返贫之间的矛盾，实现精准扶贫向永久脱贫的转变。

第三，“精准扶贫”是一项系统性工程，不仅要加强制度安排、政策倾斜、机制构建、价值引导，还要提供智力支持，后者是实现扶贫而不返贫的关键所在，主体认识世界的能力提升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发挥出其改造客观世界的价值。因此，要进一步强化教育资源的共享，使得知识和技术普及的方式更加多元化。尤其是在构建价值共识的基础上，融聚社会资源，更为重要的是培育新型改革主体和经营主体，要在原有劳动力分类整合的基础上，积极支持村级组织和外出务工人员、产业带头人、返乡创业大学生等领办创办生产型、加工型、商贸型、物流型、乡村旅游型等经营主体，充分发挥国家产业政策和自身资源禀赋的融合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