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再阳 图/娅玲

同学们，你们一定听说过“见义勇为”“舍生取义”这两个成语吧？这两个成语中都含有“义”字，你们有没有思考过它是什么意思？它是怎么来的？

儒家经典《中庸》说：“义者，宜也。”意为事事做得适宜就是义；凡是适宜的言行，就符合于义。在孔子思想里，义往往与仁、礼相联系，凡符合仁、礼的要求，就是义。义还有正义、道义之意。

君子义以为质

子曰：“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古文小词典

①君子：道德品质高的人。

②质：本质、实质，这里引申为基本原则、根本。

③之：代词，三个“之”都指代“义”。

④孙（xùn）：通假字，通“逊”，谦逊。

⑤出：出言，表达，表述。

⑥信：诚信。

⑦成：完成。

古文翻译机

孔子说：“君子以义为内在的本质，依照礼节实行它，使用谦逊的言语表达它，用诚信的态度完成它。这才是君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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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则《论语》论述了君子品格。孔子说，君子最根本的特质就是义。用适宜的行为实践义，用谦逊的态度表述义的观念、展示义的内容，用诚信的作风保障义的贯彻、促成义的实行。这样做的人，才是真正的君子。

在孔子眼里，义是君子的根本特质，是内在的观念和品德；“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是具体做法，是“义”的不同的外在表现形式，可以使“义”在君子的言行中得到贯彻，所以义是核心，因此作为孔子心目中理想人格的君子，义就成了他应该追求的一个重要人生目标，义也成了君子与小人的一条分界线，所以孔子在《论语·里仁》里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意思为君子懂得的是义，小人追求的却是利。

那么，是不是说君子只应该追求义，而不应该追求利呢？

孔子强调君子与小人的根本价值取向不同：君子最看重义，但利也是君子的生存基础和基本生活保障，因此君子不可能全然撇开利。

见利思义

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 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

古文小词典

①仲由，字子路，又字季路，鲁国卞人（今山东泗水县），比孔子小九岁，被列入“孔门十哲”“孔门七十二贤”和“二十四孝”。他性情粗朴直爽，逞勇尚武，曾头戴雄鸡式帽子，腰佩公猪皮装饰的宝剑，欺凌孔子。孔子用礼乐教化启发他，子路受到感化，请为孔子弟子。

②成人：人格完备的人，即完人。

③臧（zàng）武仲：即鲁大夫臧孙纥（hé），早年长于宫中，深得鲁宣公夫人喜爱，曾任司寇。当时鲁国权臣孟孙氏很讨厌他，季孙氏却喜欢他，但他终不能见容于鲁国，先逃到邾（zhū）国，后又逃到齐国。他很聪明，逃到齐国后，预见齐庄公被杀而设法辞去庄公给他的田。

④知（zhì）：通假字，通“智”，智慧。

⑤公绰（chuò）：即孟公绰，鲁国大夫，鲁国权臣孟孙氏的族人。《史记》说他是孔子所礼敬的人，廉静寡欲，但短于才智。孔子在教育弟子时，常引用孟公绰的德行。

⑥卞庄子：鲁国的勇士。

⑦冉求：字子有，通称“冉有”，鲁国人，孔子学生，以政事见称，多才多艺，尤擅长理财。

⑧文：修饰。

⑨然：这样。

⑩久要（yāo）：“要”通“约”，穷困。久要，长久处于穷困中。

古文翻译机

子路问怎样才是人格完备的人。孔子说：“像臧武仲那样有智慧，像孟公绰那样清心寡欲，像卞庄子那样勇敢，像冉求那样多才多艺，再用礼乐成就他的文采，也就可以说是完人了。”又说：“现在的完人何必一定要做到这样呢？（只要他）见到财利就能想到是不是符合道义，遇到国家、民族危难而愿意付出生命，长久地处于穷困之中却不忘自己平日的诺言，也就可以说是完人了。”

成语储蓄罐

这一则里有两个成语，“见利思义”和“见危授命”。

“见利思义”的意思是见到钱财利益，就要想到是不是符合道义，后来形容人无贪欲，廉洁自守。

“见危授命”的意思是遇到国家、民族危难而愿意付出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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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即完人，人格完备的人，是孔子教育弟子的培养目标。孔子论述了完人的标准，教育子路做一个品德完备的人。孔子对成人的标准似乎有高低之分，他回答子路的标准是兼具臧武仲的智慧、孟公绰的廉洁、卞庄子的勇敢、冉求的多才多艺四种德行外，还要受礼乐的熏陶。这样的要求很高，一般人不易达到，所以孔子又提出了低一级的要求，即见利思义、见危授命和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孔子主张见利思义，运用符合道义的正当手段获得利，体现了君子“义以为质”的特点；见危授命，强调一个人对国家、民族的责任，在国家和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要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要有“杀身以成仁”的勇气和精神，体现了对国家民族的忠；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就是长久地处于穷困境地或人生不得志之时，依然能信守诺言，体现了信。义、忠、信是君子的基本要求，如能做到，就可以说是完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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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利之辨·

有一天，孟子拜见梁惠王。梁惠王，即魏惠王，战国时魏国第三任国君。此时的梁惠王在东边被齐国打败，连他的大儿子都战死了；在西边被秦国夺去七百里国土；在南边又受楚国的羞辱。梁惠王为这些事感到羞耻，急着报仇雪恨。因此，他一见到孟子就问：“老先生，你不远千里而来，一定有对我国有利的高见吧？”

孟子回答说：“大王！何必说利呢？只要说仁义就行了。如果大王说怎样使我的国家有利，大夫说怎样使我的家有利，士人和老百姓说怎样使我自己有利，结果上上下下互相争夺利益，国家就危险了！在一个拥有万辆兵车的国家，杀害国君的，一定是拥有千辆兵车的大夫；在一个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杀害国君的，一定是拥有百辆兵车的大夫。这些大夫在一万辆兵车的国家里就拥有一千辆，在一千辆兵车的国家里就拥有一百辆，他们的拥有不算不多。可是，如果把义放在后面，把利摆在前头，他们不夺得国君的位置是不会满足的。反过来说，从来没有讲仁的人而抛弃父母的，从来没有讲义的人而不顾君王的。所以，大王只说仁义就行了，何必说利呢？”

在孟子看来，富国强兵、征战夺地这种急功近利的“利”不是治国的上策，反而是引起动乱的根源。要使国家强盛，最好的办法是讲求仁义，积极推行王道，实施仁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