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许晓敏

我做了一个梦。

这真的是一件怪稀奇的事儿，因为我不是一个爱做梦的人，经常头刚沾着枕头，过不了两分钟，已经昏昏欲睡，很快发出浊重的呼吸声，就跟八辈子没睡过瞌睡一样，睡眠出奇的好。做梦，比起生意上的顺利签单更稀奇。

在梦里，分不清是白天还是晚上，到处都是灰暗一片，云遮雾罩，父亲和母亲去地里干活儿回来了。父亲在山上抓了一只野兔子，右手拽着兔子耳朵，那兔子还在不停地蹬着空气翻滚，左手提着三个红彤彤的胡萝卜，泥巴湿漉漉地黏在上面，两只手举到了头顶，跟母亲说要做萝卜烧肉，得放点点儿醋。因为我喜欢吃酸的，菜里只放一点，舌头都能尝出来，母亲用一根筷子把马尾盘在了头上，笑眯眯地回答说，要放要放。

过了一会儿，他们就站在家门口叫我回去吃饭，我正要跑过去，杜峰就走过来了，他说他去城里专门买了我爱吃的卤肉，红油凉拌的，我得去他家里吃饭，两边都在叫我过去。正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闹钟就把我叫醒了，这是我女儿杜菲之前用的蓝猫闹钟，叫的是“懒猪起床，懒猪起床”。

我揉了揉眼屎起床，扯开窗帘，日光还没有完全亮开，只撕开了一个小口子，空气里的凛冽让人缩紧了，喝了一盒热牛奶，再烤了几片吐司充当早饭。刚收拾完盘子，司机老廖的出发电话就来了。

老廖要开车回老家夹江，邀我一起，这是他年年都会提一嘴的事情，今年我答应了。说实话，我并不是热衷于远行的人，曾笃定一成不变是最好的状态。此次的反常，我把它归结为一种渴望。说白了，离开原地，到一个全然陌生处，仅是心底冥冥之中的指引。

夹江竹林密布，跟我土生土长的绿水，隔了两百多公里远，但在贫困县的名单里却紧紧地挨在一起，似一对难兄难弟。我坐在副驾驶的位置，心沉得发紧，脸也绷疼了，主要是不习惯。老廖也不习惯，时不时偏过头看我，巴不得像以前那样，我在后面打电话或闭目养神，他只负责一言不发和开车。

正值寒冬，光秃的梧桐树上缀满了小红灯笼，我正看着街景出神。

老廖突问，杜总，你知道夹江还有个名儿叫啥吗？

我摇摇头。

他说，鬼城，不骗你，孤魂野鬼都得从那儿过，所以夹江的各路神像最多，全省可是能排第一。

这话我不太能接住，他也不吭声了。我调整身姿，直视前方，老廖脸很圆，下巴短，从侧面看往后缩，有很严重的水泡眼。他今天穿了一件夹绒的灰棕色皮夹克，衣服已经掉皮很严重了，背上有一只刺绣的凶悍老鹰，这是老廖从他父亲那里继承的。当年花了十几块钱买的高价二手，据说产地是在美国，他每年回家过年的时候都穿着，喜欢得不得了。

我们没怎么说话，稍静下来一会儿他就按捺不住，又挑起一个新话题。这次回家，他要抽空上美容院割眼袋，至少可以年轻五岁。有一个他喜欢的演员倪大红就割了，看着就挺好，他找的是侄女割双眼皮的店。我不怎么接话，只是听着，间或点点头。

一路往北，已经开了四个多小时。为了节约一百多块的高速费，老廖提前下了高速，驶进了一条还算宽阔的乡道。之前跟老廖说我来给高速费，他不同意，还说让我节约着用钱，公司不在了，家里还有老小等我养家。

一路上经过的人家不多，好不容易在拐弯处，遇到家叫“小何血旺”的小菜饭馆子，我们就停下来吃午饭。老廖去了厕所，出来之后脸湿漉漉的，估计洗了个冷水脸提神，就像一只刚游完水的水獭。他甩了甩手上的水珠，反手抹了抹自己的发型，后面有几根头发翘起来了。我朝他笑了笑，把烟头踩熄了，胸口有一种奇异的平和。

这家店的招牌菜是麻辣血旺，酥油、辣椒、花椒面、芹菜、小葱，一层铺一次，搅和一下，血旺下面，还有一层切成段的卤猪大肠，就这一份足够两个人吃。老廖吃了尖尖一碗饭，用勺子舀着大口吃血旺。我因为久坐没什么胃口，只吃了小半碗。

老廖满嘴红油跟我说，杜总，我跟你说个事儿。

我说，你讲。

他说，我跟我婆娘说的是我拿钱退休回来陪她，不是被辞的，你可不要说公司的事情哈，我害怕露馅了。

我看着老廖，嘴皮一张一合，而不去看他脸上的其他器官，觉得很滑稽，有点伤感，点点头，从烟盒里抽出一支烟递给他。老廖吃完饭之后，就翻过手背，擦了擦嘴，人一下子就站起来，双手抱臂，跺了跺脚。一双皮鞋的脚后跟，甩得叮叮作响，熟练地点了烟，猛吸了一口。

也许是离家乡近了，他身上土生土长的味道就出来了，相比之下，我像个没见过世面的愣头青，我倒是很喜欢这种感觉。以往都是由我来做决定，现在只需要站在老廖身后。

我目视着窗户上水滴运行的轨迹，线条感极强的事物，总是可以很快吸引我的注意力。有一只蚂蚁，悄无声息地爬了上来，一身黑亮，威风凛凛，个头比在城市里见的大了很多。老廖还在喋喋不休地说着他老婆那些事儿，说着说着他老婆的电话就来了。他走去旁边接电话，这个习惯还是没变。

老廖的老婆叫霞姐，在他之前的描述中，听起来是有些势利和薄情的女人，每个月只有老廖打电话给她，说往家里寄钱的时候她才会热情点，有时候还会说话威胁老廖，她想要改嫁别人，这样她也不用独守空房，一个人下地干活儿，伺候一家老小。

她语气很酸汤，不是直接大声宣告，而是用奇怪的声气说，自己再找个男人帮忙养老廖的家，说不定找个能干的，还能把老廖也养起，就不用受两地分居的苦。

这时候，老廖一定会哄她，还承诺会多问老板要点奖金给她买新衣服，他是个把自己位置放得比女人还低的男人。从老廖对待厕所的清洁阿姨，就看得出来，别人都是侧身直接过，唯独他佝偻着身体，像鞠躬一样走进去。老廖说那阿姨长得像他妈妈，可他看公司其他女同事是这样，说话畏畏缩缩的。我们都觉得他的老家一定是个母系氏族社会。

老廖存的私房钱，都是给自己攒的养老金，一分钱也没透露给霞姐，这也是他回家有话语权的底气。他说，即便霞姐真的和别人跑了，我靠着这些年攒下的，再娶一个也成。他的语气变得越来越得意，看我的眼神就像是在看一个年轻不懂事的侄子。

手机导航显示，前面至少3公里都红红的一条线，老廖机智地把方向盘一甩，就要在一个路牌叫“荣昌”的地方拐弯。

他说，之前这条路就爱堵车，有大货车夜间也走这条路，估计出车祸了，路太窄了，完全不好掉头，我还知道一条路，十年前我和我舅舅一起路过，那时候去找他一个朋友买西瓜，本地瓜，可甜了。

老廖显然不是很熟悉这条路，导航也没有识别到这条刚好一车宽的小道。他战战兢兢地开过了一个人家户密集的村子，又不好露怯，直直地盯着前面，不敢打晃。

我们很快就进入了一片宽阔的田野，像是到了北方地区。我之前生活的地方小山多、平地少，田地的形状什么样儿都有，梯形、三角形、长方形，大家寸土必争，有时候田埂挖窄了，还会被隔壁地的主人一顿好骂。这一片规整得让人称奇，四四方方的，像是数学家亲自来划分的。晚间的大雾和燃烧东西的烟味儿混合在一起，我和老廖眼睛直勾勾地看着这陌生的一幕。

车子“嘭”的一声闷重撞击，老廖赶紧脚踩刹车。我们下车去看，他嘟囔了一句，刚刚明明没看见有人，嘴上虽然这样说着，但心里依然是慌的，语气都带着颤音。我们很快就看到一个长着厚毛的动物轮廓。

老廖舒了一口气说，幸好，估计是野兔子。

我摇摇头说，不太像，这个长得有点瘦长，尾巴也很长，毛也很深。我打开手机的电筒，照了照，这是一只个头和猫差不多大的白毛狐狸，一动不动地侧躺在地上，看样子已经死了。

老廖说，撞死狐狸会有血光之灾。他有些慌乱，摸出了兜里的香烟，站了一会儿，想了想，才拍了拍脑袋说，瞧我怎么没反应过来，我们山上还有人抓狐狸，剥了皮卖钱的，这可是不劳而获，捡回去说不定还有用处，你还没吃过狐狸肉吧。

他说这话像是自我安慰，刚刚还没点着的烟，现在像模像样地抽了起来。

我站着等他指挥，好半天，他才一跺脚说，走，再去看看。

等再去车头那里，狐狸已经不见了，地上除了一摊血迹，连根毛也没看见。

老廖用手指抹了抹地上的血，放到鼻子那里嗅了嗅，脸上也不知是喜是忧，摆摆手说，算了，算了，不死也是好事。

我们正要坐上车去，就听到有人在大声地喊，过来，快过来。声音是从至少五百米以外的田里传来的。不知道这大雾是不是会影响到传播，定睛一看，说话的人也就在一百米处站着，朝着我们大力挥手。渐渐地，就离得近了，那真的是一个完完全全赤裸的男人，但幸好天色太黑了，他下体的毛发也很旺盛，看不清楚身上的生殖器。

他眯着眼说，你是不是廖明军。

老廖像被震慑住了，点了点头。

他在我们面前走来走去，歪着脑袋说，我是你舅舅的朋友老董，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老廖似有所悟地说，哦，你是董叔，我们开车过来的，大路堵住了，准备从这边绕路回去。

这样，确实好像有一条路，他若有所思地看着远方说。

老廖说，这么晚了你怎么来这里？

他说，我来游泳，那边有个沟，水可深了，平时爱过来凫水。

我们才注意到，在这片田地的中央，有一条水沟，可能是下过暴雨，就这么一个窄沟，却有一种河面上波涛汹涌的假象。我拿手机照了照，水是青灰色，触手冰凉。

老董说，我在烧土豆烧柑子，你们一起来吃点。

烧土豆我听说过，烧柑子却是闻所未闻。

我们跟着老董，走到了火堆那边，已经只剩下一些烟雾、几点火星子，再燃一会儿估计就熄了。老董拿了根木棍，把土豆一个个掏了出来，又去别处抱了些树叶树枝过来，扔进了火堆里。一阵浓烟袅袅过后，火堆又燃了起来，一口吞没了浓雾，周围一瞬间亮堂起来。

老董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两只眼睛依然炯炯有神，敛去了让人无法直视的逼人，此刻奇怪地闪着几丝和蔼的光。他用长着厚茧的手指，摩挲着自己的眉毛，打量着我们。

我和老廖都低着头看火堆，脸被烤热了，不知道说什么是好，更不愿直视老董的裸体。

老董用棍子戳过来一个黑乎乎圆滚滚的小玩意儿说，吃，别客气。末了，还专门把手伸过来，在我们面前挥了挥。

老廖捡了起来，用手捏了捏，是软的。他使了点劲儿掰开，热气蒸腾，里面露出了黄色的果肉，白色的橘络都被热气浸湿了，呈半透明状，是一个柑子。

老廖分了一半给我，我扯下一瓣塞进嘴里，温热的，又苦又甜，还有浓郁的霉煳味，强压住心头的不适感，才咽下去。老廖似乎以前吃过，神情闲适地两三口就吃完了。

老董说，肚子饿的话，可以先吃土豆。

我如获大赦，赶紧从地上捡了个剥皮。

老廖说，我车上还有米酒，要不我们喝一杯。他说完就去车里取酒。我平时也喝酒，都是业务上不得不喝，像今天这样恣意地坐在田里喝一杯，还是头一次，顿时性子就有些放开了，吆喝了两嗓子，叫他快拿过来。

老董也起身，没走多远就回来了，手里拿着个几十年前流行的搪瓷盅盅，说热一下好喝，这天气太冷了。他似乎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光着身子的。老廖不开腔，我一个外人也不好提醒他把衣服穿上。

米酒装在一个5L的塑料矿泉水瓶里，老廖倒了满满一杯，撒了一把糖。

老董不知道从哪里摸了一双烤煳的筷子，搅了搅，把盅盅架在火上，煮热了就端下来晾一会儿。他最先喝了一口，说不烫了，再递给老廖。米酒煮一下酒精就挥发了，度数就没有那么高了。老廖递给我，我尝了尝，味道偏甜，就着三个土豆喝了好几大口。

老廖借着酒胆问了句，你为什么不穿衣服，不冷啊。

老董说，治病，我得了要死的病，无药可治，这是朋友教我的法子，冷天脱光了，去冰水里游泳，一天游三圈，除了晚上睡觉盖被子，其他时候什么都不要穿。这人的意志力一旦顽强起来，什么病都可能被赶走。人死，那是意志涣散的结果。你也可以想象成魂魄，聚不到一起了，这肉身虚弱，就抓不住，自然而然就上天了。

老廖听得兴致盎然，就差鼓掌了，他也不知道怎么接这么高深莫测的话，就把酒盅子递给了老董，劝他多喝一点。

就在醉意蒙眬之际，忽地从平原上传来一阵优美的笛声。我是个音痴，听不出是什么曲子，有种欲说还休的调调，时而浅吟，时而激扬，等到了豁然开朗的境界，仿佛一刹那间，这片田野上会接二连三开出一片又一片五彩鲜花，有一窈窕女子从中走来吹奏笛子。老董和老廖置若罔闻地喝着酒，像两位无声送别的知己。

笛声越来越小，我感觉自己的心跳由擂鼓转入平静，也许太沉迷了，顿感精神不济。我低声说，眼睛困得遭不住了。老廖说，我也有点儿。老董咧开嘴笑了笑说，眯一会儿嘛，等会儿我喊你们。

第二天，我和老廖醒来，才发现两人在一片荒地里，身体因为寒冷，紧紧贴在一起。旁边有一个未燃尽的火堆，还冒着几点火星。在这样一个湿重的早晨醒来，冰霜浸进了骨髓里，血液就像流过了冰，凝结了，搓了好久，两只手都没有完全恢复知觉。我以为自己快冻死了，用力掐了掐大腿，幸好还能感觉到疼痛。

老廖嘟囔，老董是不是走了，都不说一声。

他酒气还没醒，又说，走，去沟里洗把脸清醒下。我们走到沟边，才惊恐地发现，这是一个臭水沟，水已经变绿了，藻类生长茂盛，还有些被人丢弃的衣物、日用品、烂菜叶子，混作一堆，一股发酵的臭味扑面而来。

老廖站在沟边上一直干呕反胃，差点吐了出来，惊慌失措地说，遭鬼了，这地方邪门了。

他四处张望，突然就膝盖一屈，屁股一坐，跪在了地上，连续磕了三个头，蹭了满头满额的泥巴灰，神智失常样儿。我虽不信鬼神，但也看懂了他眼神里的示意，跟着照做了。

老廖站起来，惊魂甫定地说，天亮了，我们还是回大路走。

这一路，我们都没有再说话，两个人的脸上，都是精疲力竭的感觉，气氛凝重得像拉着一台灵车。

掌灯时分，炊烟四起，天上坠着一轮浅黄的月亮，几颗微弱的星，隐匿在浮动的云层之后，路边枯萎的草丛，毛茸茸的一团又一团，还有不知名的昆虫时不时几声鸣叫。乡间的虫子声音更沧桑更悠长，更显得这里寂静荒凉。我仰头望着陌生的天色时，老廖说了声，到了。

老廖家是个很宽的院子，一座二层老楼房。这样的房子，在好一点的镇上比比皆是，但他的村子又偏又穷，几乎都是平房，所以显得很气派。一口大铁锅就放在院坝中央，两块木头还在其中燃着。我们下车时，霞姐拿着火钳正在掏小红薯，早早地埋在土堆里，就等我们回来一起吃。

她长着一张圆润瓜子脸，长时间日晒的斑，零星分布在脸上，因为发胖，身材已经像气球一样吹胀了。走起路有些笨拙，但双手格外灵活，做起事来很利索，时不时用围腰帕擦手，审慎地打量着我。老廖已经有一阵子没回家了，但和霞姐丝毫没有生疏的感觉，他在门口站了一小会儿，径直拉着她进了里屋说悄悄话。

我便坐在板凳上伸手烤火，闭目养神。老廖很快就出来了，挑了个大的红薯，掰成两半和我分。我尝了口，不怎么甜，比不上在超市买的烟台糖心红薯。

老廖说，后山的地里种的，正宗的绿色产品，多吃点。

我的味觉一直很奇怪，喜欢吃很咸、很酸或很甜的，对于味儿淡的提不起劲儿，便起身，假装到处走动看看，把没吃完的红薯，悄悄扔到了地里。

大柴烧的旺火，是聚会的信号，人本能地就会靠近温暖的地方。晚饭时间过后，就陆续有村民围了过来，和老廖与霞姐打完招呼后，坐下来烤火，也有三两个男人站着抽烟的，聊些家常，很快脚边就一地的烟头。他们都是老烟枪，牙齿被熏得像梁上的老腊肉。一个牙齿掉光的老太太，嘴已经缩进去了，人瘦得皮贴骨，伸手讨烟抽。她说自己头疼得紧，手也哆嗦，吸烟可以转移注意力。

很快就凑够了人数，老廖一人从屋里抬出了桌子，就放在离柴火不远的地方，和人打了一宿扑克，直到第二天早上，都还没收工的意思。

他衔着烟，耸了耸肩膀，得意洋洋地说，我一年才上几天牌桌子嘛，还不是把你们全部干翻。

其他男人都长期待在村里，没有像老廖这样健谈的，闷着头，只管看着老廖洗牌的一双手，怕他作弊。

霞姐烧了一锅热水，下了四碗细面，每一碗浇了小半勺面汤。廖一梅，他们夫妻俩放在心尖儿上疼爱的女儿，已经二十五岁了，人长得乖乖巧巧的，钻进鸡棚里捡了四个大鸡蛋。她衣服上粘了好几根鸡毛，刚下的蛋，摸起来还是温的，按在脸上滚着玩儿，面若稚童。听到霞姐喊她名字，廖一梅在柜里拿了四个碗，有模有样地把蛋磕碎了，打在碗里。鸡蛋清起了一层碎蛋花儿，鸡蛋黄还是圆滚滚的一团，切碎了一把葱花儿，用筷子一搅和，蛋黄和面条就黏乎乎地粘在一起了。霞姐从门口坛里舀了一小碗腌鱼，放在桌上。

我听老廖说过，这鱼放了本地一种叫芥花儿的香菜。这种菜，长得高，会开和大葱一样的花儿，秆儿粗，像芋头秆，剥了外面一层厚厚的绿皮，露出里面白生生的芯。味道和芥末一样冲鼻，口感脆嫩，生的切成大块，就扔进坛子里，熟油熬了香料，再加酱油和水煮，晾冷了才倒进坛子。先泡一个星期，把芥花味儿逼出来，再捞出扔掉。扔到猪圈里，猪都抢着吃，吃完还会放响屁。

鱼烤干了，宰碎，泡一坛子，半个月后就可以吃了。有人做一坛子的汤料，可以吃一年。鱼干泡了一轮又一轮。吃一口面，夹一小块腌鱼，又咸又辣，又油又香。得掌握好每一筷子的剂量，多了就臭，越少越香，舔筷子是好味道。一人伸五次筷子，一碗面就见底了。蛋黄葱花味儿的面，一点盐都没放，还能吃出一股醇厚的鲜味儿。这里的小葱味道也是甜的，吃完了，口不臭，这一顿是吃得饱胀又舒坦。

霞姐端出了果盘，我们围坐在饭桌上聊天。

老廖说，这是一顿回魂饭，芥花儿的味道比大蒜还重，可以驱邪，生蛋拌面，寓意是吃了这面人能找到生路。

霞姐说，要是生了重病，得连吃七天，身上就松了。

我好奇地问，如果七天都不见效会怎么样。

老廖说，这往生饭救的是心智迷失的大病，有邪祟企图侵占身体的怪病，如果是得绝症，虽然必死无疑了，但吃着好歹有点希望。

他说完就站起身来，朝路口张望。

等着的牌搭子过来了，这也是最后两天过牌瘾，等年后他们家还有一件大事，动工修房子。老廖在牌桌上就已经谈好了工匠，和霞姐预备修个漂亮的两层小洋房，看能不能招个上门女婿。这个地方，和我料想的一样，女人比男人金贵，男人上门算不得丢人，去有钱人家的门更是有面。更细的，生男随男方姓，生女随女方姓，条条框框早就妇孺皆知。

霞姐说，等明儿天一黑，家家户户，就得闭门不出，各家的人都在各家里待着，如果我有什么需要提前跟她说，有人进城就可以带回来。这是他们的家乡习俗，说是守财，传统来自年兽的故事，它在这边，又被叫作吞金兽。年二十八开始，晚上就出来吃人家的金子、粮食、牲畜，贴上门神，大门紧闭，年兽就不敢进来。人也是从二十八的晚上开始守，这一守就得到初一早上。

说完，她已经把糕饼、柑子、柿饼、糖果、瓜子、花生，都分装在平盘里，堆得跟小山儿似的。廖一梅跟着几个五六岁的小孩儿，围着这些吃的团团转，一会儿伸手摸摸，舔舔手指头，一会儿拿一个花生剥开，躲在门背后吃。老廖还叫了一个住得近的侄子，塞了过年红包，让他过来劈柴火，足足劈了六大筐，关着门就只能自家烧小柴火。霞姐又花了一中午的时间，备了红糖、芝麻、腊肉、蒜苗，无事儿的时候就烙饼吃。人睡久肚子不消化，吃过的面和饭还都顶着肚子，慢慢地嚼饼吃，能吃几口就几口，煮点茶水喝，压得住胃，又不会撑。

我准备沿着河边走走，这里空气挺好的，出去多呼吸呼吸，延年益寿。

老廖嘱咐说，这边山清水秀，确实舒服，但你也要小心点，不熟悉的地方千万别去。

我抽着烟，走了几条田埂，云迷雾锁的，走远了，估计连回去的路都找不到。雾不是散开的，而是收紧了，捆作一团，远看着像能抓着似的，老一辈的人把这个叫作瘴气，有这种瘴气的地方，必会出鬼怪。我捂住了胸口，不知道自己内心的恐惧，是来自于那些没有来由的传说，还是在雾里不知道会遇见什么。

自从在荒野露宿后，胆子越来越小了。人们都说，人长大了，就知道小时候大人嘴里的妖魔鬼怪都是假的。而我恰恰相反，小时候天不怕地不怕，随着年龄的增长，怕的事情越来越多。广阔天地也只有脚底下这块儿踩着的，才实实在在。

听到水声，是一种令人愉悦而舒缓的感觉。循着声儿去找，这是一条不算宽的河，但长到看不到尽头，这应该是某条大河的支流。着魔一样，完全不觉得冻，一只脚就踏进了水里，想着这水会把我冲向哪里，会不会冲回绿水的河里。踉跄着没走几步，就踩到脚下的湿滑藻类，结实地摔进了水里，费了好大劲儿，才重新站起来，一边走一边拧干身上的衣服。等站在岸上才感觉到疼，太冷了，人哆嗦起来就没有知觉。坑坑洼洼的石头，扎破了小腿，胳膊上也蹭出了血痕，额头上有个伤口，摸得到血。

我狼狈不堪地又跑了一段路，找了个草垛子，幸好外套扔在了地上，打火机也还在里面。点燃了一堆稻草，又捡了些枯树枝，引燃了烤火，火势越来越高，这才找回了点知觉。想着此刻，如果带上酒柜里那瓶九几年的茅台，现在喝一杯，应该会舒服很多。

溪边的山，已露出了清晰的面目，长满了密密麻麻的竹子，细如笔杆，粗如碗口，大多弯着腰，一层压一层，翠色欲流。我想起了书桌上曾摆过的一个山脉模型，除了自然山脉的地形景观，上面还专门画出了河流和植被的分布曲线，有一次无事可干，便依葫芦画瓢，勾了一遍。

影影绰绰的，有个女孩儿朝这边走来，穿着粉色的羽绒服，黑色皮裤，配着一双过膝皮靴。看人的时候，两只眼睛瞪得老大，额头上有一抹不正常的血色，极不协调，是廖一梅。

我第一天就见过她了，但从未像现在这样，相互直视过。霞姐用眼神示意过她，离我这个陌生的外地男人远点，所以她在家里也总避着我。看我浑身湿透，她好像并不意外，不知道已经在暗处看多久。她在离我一米远的地方蹲地，揪了一把河草在手里把玩。我没再看她，点了支烟，抽了起来，烟有点潮，就跟抽着白纸一样，太冷了，打了一个又响又大的喷嚏，险些把手里的烟给甩出去。

廖一梅走过来，丢了一包皱巴巴的纸巾在我面前，就像一阵风儿一样跑开了。

这两天我也观察过她的行为举止，不正常时会埋着头，除了自言自语，从不跟别人说话，嘴角有几丝晶莹的口水挂着。这时候，老廖和霞姐就不让她出门耍，只能在家。老廖之前提到过他这个女儿，以前叛逆得很，读高中就耍朋友，失恋之后就寻死觅活，一直都没出过家门，人长得漂亮，就是脑壳不够用。如果不是要照顾廖一梅，霞姐当年也会来我们公司当个做饭阿姨，和老廖一起在外面打工赚钱。

衣服还没烤干，就有人来了，不是老廖，是那草垛子的主人。四方脸，皮肤黑，五十出头的样子，因为日晒和衰老，两只眼睛深深地陷了进去。他说在家里就看到，这边有火堆儿燃起来了，以为是哪家顽皮孩子丢了炮在上面引燃了。他听出了我的外地口音，就问我要三百块钱的损失费，我出门时没拿现金，问他能不能手机支付，他以为我捉弄他，大为光火，骂骂咧咧地说要去找老廖算账。

我听他这样说，连忙安抚，答应了回去拿钱，让他在这里等着。

他说，你反正跑不脱，我就在这儿等你。

回去之后我把事情跟老廖说了一下，老廖让我别理他，村子里没几个人看得惯他，狮子大开口，他如果真找上门来，就等他闹一闹。

还没等吃完晚饭，那人就来了，声势浩大，扛着一个锄头，带着家里的两个小孩，穿得都很单薄，小的那个畏畏缩缩地目视着我，大的那个倒是胆气很足，目露凶光。

老廖跷着二郎腿，笑着说，稀客稀客，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坐下来一起吃。

他原本想过来先恐吓我，方才一靠近，突然如临大敌，又退了几步，只说我身上有灾。

我疑惑不解地问，什么灾。

死人的灾，他恐惧地说，又有掩饰不住的惊喜，像一只被抓住又意外被放生的鬼祟老鼠。闹剧戛然而止，他带着家人，匆匆忙忙地离开了。

霞姐说，这人是神棍，天暖时，就去外面摆摊算命，说是老天爷赏饭吃。那个草垛子，是他立的敛财风水，旁人碰不得，少一根稻草，他都要蹬鼻子上脸。这么多年，也没见着他发财，村里人对他这副做派，早就见怪不怪了，别放在心上。

老廖拍了拍我的肩膀，眼神一变，察觉到我身上的衣服是湿的。

我连忙说，人走滑了，摔进河里了。

他叹了口气说，你可别瞒着我，论年龄我吃过的盐都比你吃的饭多。

然后，他提议明早给我找个巫医看看，他女儿脑壳出了问题就去找过的婆婆。年轻时候在庙里住了三十多年，读了不少书，还可通鬼神，想死就是被邪祟缠上了，只要赶走不干净的东西，人就好了。

巫医住在两公里外的河边，不算远，但走路也得走一会儿。主要是早晚都起霜，抄近路怕沾湿了裤脚和鞋面，两条腿冻得像两条棒子，反而走不动。大年二十八早上，老廖找朋友借了一辆打火就冒浓烟的摩托车，载我一起过去。霞姐拿了一瓶醪糟，说巫医早饭爱吃醪糟蛋花汤配干玉米馍馍，正好给她带去点，过些日子要房子修灶，还得让她亲自上门看地方看方向。

到了地方，巫医正在写符纸，老伴儿站在门口，牵防水布。原来是房子塌了一方，虽说冬天不落雨，但冷风灌进来也不好受。老廖便让她和她老伴儿，一块儿去他家守夜，这村子小，彼此都沾亲带故的，老廖极力邀请，他们也不好再推拒，把屋子里的摩托车推了出来，再用铁链锁住门。

巫医家门口，还坐着个一米高的石雕神像，风吹雨淋，生了一层青苔，像我在西安兵马俑见过的士兵脸。雕得是一脸正气，却被裹着飘逸的长衫，显得不伦不类，不知道是哪路神仙。

巫医见我一直瞧着，看了我两眼，也没解答，只说，天见着就阴了，很可能要落雨，然后催着老伴儿赶紧出发。

老廖挺高兴的，大概觉得巫医上门守夜，这是一种福分，说起了赢钱的事情，说最近回来真是顺风顺水，他把自己的好运跟巫医多年的照拂联系在了一起。巫医也很高兴，客套了几句。

回到他家，霞姐已经烙了十几张饼，一人一碗酽酽的热茶水，就着饼吃。晚上我们都住在一楼，所有的房间都有两道门，一道门向着外面。另一道门，就像一条直线，贯穿了两间卧室，一个客厅，还有厨房。厕所就在厨房背后，所以即便晚上不开大门，我们也可以在屋子里行走自如。

老廖家一楼的客厅有个炕，炕旁边是架子，架子上支了一口锅，里面烧了三根柴，人如果困了，就爬上炕睡，不困的，就坐在边上烤火聊天，也看看电视。村里电视能收看的台，医药广告特别多，尤其是治不孕不育的，电视剧没放一会儿就是广告，看得人心浮气躁。

廖一梅去隔壁房间睡觉了，霞姐和巫医两个人围着一起，窃窃私语。先是修灶，然后是廖一梅的婚事，年后要开始说亲了，看能不能先摆个桃花阵。

巫医说，一梅之前怀过孩子，去卫生所流掉了，没有生下来，这孩子至今还没轮回，对这人间恋恋不舍，缠着她。桃花运就上不了门，只能一辈子孤独终老。

霞姐慌了神，可有什么法子超度？

巫医说，下个月有个好日子，去我那里做个法，看能不能解，等新房子修好了，再摆个厉害的阵，肯定媒人把门槛都踏破。

霞姐一听又笑了，说有三四个就行，多了要挑花眼。

巫医的老伴儿，吃了一把花生，喝了点烧酒，已经呼呼大睡，身上烟叶子的味道浓烈。

我和老廖靠在炕上，我拿了一本武侠小说看，他刷手机，并不去听巫医所说的那些做法细节，霞姐听完了想做，他就点点头，表示赞同。

等她们说完，老廖就说了我想自杀的事情，他也是第一次当众提起我们在荒野上的那段经历。霞姐似乎已经知道了，只专注地盯着巫医看她怎么说。我心里咯噔一下，并不喜欢有人当面谈论我的事情，这总会让我感到不适。

巫医直勾勾地盯着我，像是在打量一件器具，连上面细小的纹路都得看清楚。她沉吟了片刻才说，你幸好来了这里，只要春天之前都得在这里，就没有性命之虞，看你的脸就知道，六亲不认，没有兄弟姐妹父母的亲缘，人孤了，就会有鬼来害。

她隐秘地笑了。

借着忽明忽暗的火光，我不以为然地目视着她。人一旦掌握了孤苦的命运，仿佛就获悉了一条无人敢走的路，胆子就会被撑大。

她问我，原本今年过年要去哪里。

我说，哪里也不去。

她说，不是的，你想去一个地方，这个地方让你又爱又恨，你最不想去也最想去。

我胸口发紧，但也故作镇静地蔑笑了一声，不作回答。

巫医站了起来，走到我跟前，压着声音警告我，不能去有水的地方，可以见不认识的水，不能见认识的水。

毫无疑问，她说的话并不比街边上推销的骗子更可信，但这声音就像是从房子某处缝隙潜入的咒语，让人无法辩驳。

她话锋一转，又和霞姐攀谈了起来，继续说廖一梅的事情。她说廖一梅傻了，傻了的人就会有阴阳眼，人至纯则开天眼，也是个好事情。

我听着，心里跟猫抓了一样，指着巫医说，说的什么玩意儿，到处骗钱吧。

她转身看我，眼神就跟母豹护崽一样，并不说话，让我起了一背的汗。

巫医的老伴儿，也被我的声音吵醒了，撑了起来，呆呆地望着，老廖和霞姐不语。

我突然意识到，所有人都在看着我，我就像一个自以为是的跳梁小丑。

出了这样的闹剧，他们家我肯定是待不下去了。

初一一大早我收拾好行李，准备去街上找个旅馆暂住。我骗老廖说要赶车回去了，公司还有事情没处理完。老廖才放开我袖口，骑着摩托车载我进了城。我下车就塞了八百块钱给他，他推辞不过收下了。

大过年的路上，连小车都很少，一半是因为疫情，一半是因为过年。夹江没有通大巴和火车，全靠坐农村公车去县客运站赶车。我在镇上晃了好几圈，走到了最后一个赶车地儿，才确定在这个春节结束前，注定要被困在这儿了。

我去了最繁华的那条街，找一家能住的旅馆，不知道得住多久，打算找个条件不错的。

用房卡打开三楼走廊尽头的门，走进去，坐在沙发上，脑子还有点晕。我按开电视放着，显得这屋子有点人气儿。时间像透明的蠕虫爬满了身体，让我浑身发痒。去浴室洗了个澡，镜上白蒙蒙一片，抬手擦去，印出的人像，十分陌生。

人有些乏了，靠着床头，不知过了多久，有水声滴答，透过玻璃，恍惚看到一个女人洗澡时的背影，浴室里的水哗哗地响着，背后的曲线一览无余。她湿漉漉的头发，一绺绺粘贴在脸上，离我那么近，伸伸手就能碰到她冒着热气的肌肤。接着，她旁若无人地走了出来，穿上衣服，高跟鞋，在木地板上行走，发出“咚咚咚”的声响。我目视着她离去的身影，直到房间里空无一人，才发觉自己刚刚是睡着了。

因为寒冷，我预备再次睡去，此时倒有些情难自禁，想起了李兰宣，想起了她玲珑有致的身体，想起我在无数个空乏的夜里，搂紧了她馨香的裸体，身体里的欲望开始萌发。她常匍匐在床上，血肉骨头烫如烙铁，等我掰过她湿黏的脸，绵密不停地吻下去。而她耸动着双肩，把整个人都送到了我的怀里，臂如铁箍扣住腰。我低吟一声，似被热烈的痛楚勒到呼吸紊乱，猛一睁眼，用力把身体支撑起来，甩了甩头，掐断了这段联想。

房门此时却在咚咚咚地响，我走过去，开了门，竟是廖一梅。她大摇大摆进来了，坐在床边上，长手长脚伸着，前后荡着两条纤细的腿。她说，老廖让她来找我。我知道这肯定是假的，她一定是自作主张跑了出来。我不确信，她是不是发病了，现在整个人是不是还清醒，掏出手机，想给老廖打个电话。

廖一梅说，我马上就要走了，尿急，上个厕所就走。很快厕所里就传来淅淅沥沥的水声，接着是一阵冲马桶的声音。

她出来了，但没有直接走，而是拉着我去了厕所，说她发现了一个秘密。

这里空间狭小，她站在马桶上，轻轻揉了揉手里的一团卫生纸，说，你看，有雪，刚才我蹲着扯纸的时候就能看见。

在半白半黄的灯光下，我确实看到一些白色的粒子，在空中向上飞扬，慢慢地靠近天花板的灯罩。有一瞬间，以为自己的思绪，就要骑着每一颗粒子飞走了。

她演示完了，又蹲在马桶上说，我不想作法，不想嫁人了，跑出来就是吓吓他们。说完抽抽噎噎地哭起来了，看着确实伤心极了。

我并不擅长安慰别人，怕她发病，给老廖打了电话，但无人接听。又看了看时间，已经快九点了，等老廖赶过来，一来一去就半夜了，不如明早再说。

她似乎已经洞穿了我的心思，擦干了眼泪，不急不忙地坐在床上，看起了电视。我去超市买了鱿鱼、干豆皮、雪梅，她就自己撕开吃。在楼下时，我已经给廖一梅在隔壁开了一个房间，等她睡着了再想办法，我怕她醒着，不愿意过去。

她看累了，歪着头不动，发出持续均匀的鼾声。确认睡熟了，我把她抱了起来。她睡得很恬静，就像一个刚出生的婴儿。这让我想起了杜菲刚出生的时候，我在产房外面站着，护士抱出了一个红红皱皱的婴儿，说是个女儿。

我回到房间，很难入睡，又记起前妻当初冲进酒店，愤恨地看着我和李兰宣，伸手要去抓李兰宣问个清楚。李兰宣站在我的身后，手掌贴在我的肩膀上，指甲快掐进肉里去了。我很疼，身体漏风一样，冷得很。往事历历在目，我仅开了一盏台灯，记忆从黑暗中成簇成簇地涌过来。

倏忽之间，她们的脸，重合成了另一个女人，冒着刚洗完澡的热气，在我眼前晃了晃，张了张嘴，做吞咽的动作，要是在往常，准会给她嘴里塞一颗湿漉漉的甜樱桃。

门没锁，廖一梅又进来了，她不知从哪里领回了一只黑猫。

它的毛，不是毛茸茸的，在灯光下，油光滑亮的一片，仿佛刚刚泅过水，走到暗处的时候，又成了一团移动的影子。

廖一梅蹲下来，抱起黑猫，眼色澄明地看着我，黑猫匍匐在她的胳膊上，温顺地闭着眼睛。

我感到有一丝毛骨悚然。

廖一梅说，猫和人亲近，但狗却要吃人。

她抱着猫，坐在沙发上，我坐在床边，捏着遥控板换台。

廖一梅说了一句没头没脑的话，我在这里，其实也还在老廖家里，不会有人来找我。

老董是谁，我不知为何问出这样的问题，这句话就像是自己从嘴里冲出来的，借着我的声音发问。

廖一梅笑了笑说，他是阎王手下勾魂的小鬼，识得我父亲廖明军，不想他惹上你死后的人间官司，所以留了你的命。

我掐了一下自己的手掌心，这让我确信自己还活着，也确信廖一梅说的每一个字都钻进了耳道。

廖一梅看了看窗外说，他走了，所以我来了，现在你该给最放心不下的人打一个电话了。

我翻出前妻的电话，想一想，还是没有拨出去。离婚后，她就带着杜菲嫁人了，仅在杜菲改姓的时候，联系过我。她是一个为了不让我去探视女儿就不需要我支付抚养费的女人。

似在意料之中，廖一梅继续问，你还有什么欲望。

欲望，我脑子里又跳出了李兰宣的名字。

廖一梅没有说话，轻拍了一下黑猫，放任它跳到我的膝盖上，扑翻我的手机。

手机掉到地上，屏幕亮了起来。我捡起来，关了屏幕，却又亮了，上面有一条信息，是李兰宣发过来的，她说，祝你新年快乐。

黑猫埋下头，舔了舔我的手掌心。有一丝痒，猫毛像蝴蝶的翅膀扫过。

这感觉，和我记忆里的李兰宣，简直一模一样。

去年的十一月份，我们还一起自驾去了一趟千丈湖。那个时候，我是全无心情的，公司终究还是没熬过这场疫情。虽然七月份的时候，就已经知道结果，但还是死撑着过了四个月，山穷水尽了，才能死得瞑目。我也不愿留在公司，亲手结束一切，合伙的朋友刘诚光是做会计的，就留了下来处理。

李兰宣喜欢吃鱼，不管是大鱼，还是小鱼，塞进嘴里，很快就能把鱼肉抿下来，把鱼刺吐进渣盘里。不管是多小的刺，都逃不掉她敏感的舌头，所以看着她把一盆鱼打整干净，有时候是一种享受。

她皮肤白，喜欢点香辣味的水煮鱼，说鱼肉就是越辣越鲜、越辣越嫩，吃得脸红扑扑的、嘴皮油滑滑的，看起来着实很可爱。有时候她吸着鼻涕，没有多余的手去抽纸擦擦，不停地在盆里翻找漏网之鱼。我说帮她再叫一斤鱼。她一边眼皮都不舍得抬起来看我，一边摆着手说，不要了，吃多了就不安逸了，就是要吃得欠兮兮的才好嘛。说的时候还在翻找，直到确认确实一扫而光了，她才夹一簇豆芽，塞进嘴里嚼。

结了账，无论是春夏秋冬，她一定会挽着我的胳膊，去超市买一根巧乐兹蓝莓夹心巧克力冰激凌，在街上吹着风吃完。即使冬天冷得直哆嗦，她也会吃到舔干净棍子，我们再一起回酒店。

我特别喜欢看李兰宣的后颈窝。当她背对着我，擦拭自己湿透的长发，那美妙的一节，鲜嫩得像剥了皮的菱角，我总是坐在沙发上，抽一支烟，静静地看着。她弄干头发后，总会嗔怪地对我说几句不着边际的话，然后抱着我的腰。我们就像许久未见的老夫老妻一样，依偎在一起。

之前我生意顺风顺水的时候，从未去细想过她为什么跟着我，如今潦倒落魄了，我反而觉得她眼光确实不好。她已经快三十岁了，我肯定是不会娶她的，她也没想过挪窝重新找个人结婚。

刘诚光说，李兰宣就是傻，是那种只想过舒坦日子的女人，稍微动点脑筋的事情都不会去碰，也不可能放下身段去做进工厂的活儿，一个月给一千她估计都不会跑，你一个月至少五千块，更加像狗皮膏药一样，甩都甩不脱。

其实，我只会在有需要的时候，打电话给她，每次也是当面给零花钱。我们都不清楚也不关心，不见面的时候对方在做什么。她和我，是在一个饭局上认识的，另一个公司的黄主任，平时就做些拉女配的事情，她就是在那时候被他推进来的。

黄主任说，李兰宣刚刚过完二十七岁的生日，高中文凭，现在还没找到工作，有没有老板可以照顾照顾她。

说实话，她除了白，其他方面没有什么特别的。那时身材还有点微胖，左边眉毛里有颗黑痣，眼睛也不算大，好在脸是瓜子脸，其他五官也算长得恰到好处。那天在另外两个化了浓妆的女人面前，不施粉黛的她，穿着一件大红色裹身长裙，显得有点土，就像地方台春晚上面喜庆的主持人。

李兰宣选择坐在我旁边，给我敬了小半杯白酒之后，就开始对桌子上的菜下手，她一直认真地吃着。别人都说说笑笑的时候，她会假装矜持地停一停筷子，傻傻地乐呵呵；等别人开始交头接耳了，她又开始夹菜往嘴里塞。我在这样的酒局上，简直百无聊赖，就一直观察她。

公司对外的应酬，一直都是刘诚光在负责。我只露个脸喝个酒，以示尊重。连刘诚光都经常说，别人怀疑他是个无实权的董事，我才是幕后大老板，小客户请都请不动。其实我和他读了高中就认识对方了，好得跟什么似的。我知道他说的都是些玩笑话。公司破产后，清算完剩的五万多块，我一并都留给了他，他有两个孩子，一儿一女，负担比我还要更重些。

廖一梅抱起了黑猫说，你会失去牵挂，失去欲望，这些都是死亡的征兆。

她拉开窗帘，给我看外面行走的人、叫卖的小贩、灯火通明的商铺。

她说，你看他们都会笑，都会交流，对鬼来说，语言是无用的，人更无用，所以你不愿意再张口，直到你身边都只剩下不说话的鬼。

我还活着，我没有死，我张嘴辩解，却发现喉咙就像被鱼刺卡住了，仿佛这些词语会刺伤我。

廖一梅对我粲然一笑，把我推倒在床上。而我像一个溺水者一样，挥着双手，却什么也抓不住，陷进了床铺，接着灵魂继续下陷，我的身体变得越来越远。

她也在上面，俯视着我。接着，我眼前一片漆黑。

第二天，廖一梅如常来敲我的门。走廊的灯光昏暗，她扎了一个高马尾，隐隐约约，我把她认成了李兰宣。她说肚子饿了，想去吃东西。

她很开心，抬起头，冲我笑了笑，同我在老廖家所见到的，完全不一样的笑容，眼睛眯起来了，嘴唇微勾，更像一个成熟女性。

我问，你是如何找到我的？

她说，如果你不离开夹江，我就能随时找到你。

我从她的话里，找到了一种熟悉的痛感，觉得自己的心快要裂成两瓣。

廖一梅察觉到我的异常，走了过来，按了按我的头说，你快回去吧，你很有可能要不见了。

她的手，像是刚从冰窖里拿出来的，极冷，我后知后觉地打了一个寒噤。

我不知道她在胡言乱语些什么，听完了她的话，只感觉头上有一股气在提着全身往前走。回到旅馆，我钻进了被窝里，就像捉迷藏害怕被发现一样，蒙着头，心乱如麻。这一睡又到了晚上，睡醒了就饿得不行。

我下楼买了一碗夜市的麻辣烫和小瓶的红星二锅头。读大学的时候，去重庆吃火锅第一次喝酒，是当地同学的父亲，给我倒了小半杯，这酒对我来说有点太呛了，很快就开始上头，睡得是昏天黑地。这次，我喝了半瓶，迷迷糊糊地爬上床又睡过去了。

半梦半醒之间，廖一梅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了，似乎在同我说话，眼皮太重了，实在没法睁开，我竖起耳朵想听清她的声音。

廖一梅说，如果离开这里会死，你还走吗？

我答，生亦何欢，死亦何苦。这是一句快死的人才会说的话。

她听完亢奋起来，说，你请我吃饭了，现在轮到我请你吃饭了。

我问，吃什么？

她说，生酒配生鱼片。

我问，什么是生酒？

她说，就是往生酒，死人喝了就找得到生路，而活人喝了，会出现死人才有的幻象。

我并没有感到一丝讶异，已经习惯从她嘴里听到一些惊世骇俗的话。

店在一条没有路灯的胡同，青石板路，唯有一家开了灯，不亮，一道窄门走进去，还有一条细长的巷子。门口是一个大火炉，烧红的炭火。我蹲下来看，这炭是烧不融的，火就像铺在炭的表面。炉上一锅滚烫的热水，咕噜噜冒着气。

一个老妪用一长柄竹筒在坛子里舀了一勺酒，到滚水里滑了一下，再倒在碗里，动作行云流水。

再来一碟鱼片，廖一梅说。

老妪用长筷子夹了一片生鱼片，在滚水里烫一下，放在碟子里，倒了一点乳白色的液体在鱼片上。

廖一梅招呼我坐下，我们坐在靠墙壁的位置，除了我和她，这里没有其他客人。

我尝了一口酒，有一丝淡淡的苦味，带着麦子的醇香，入口热，吞下去就是冷的。生酒，就是冷酒。寒气逼人，像小刺刀刮着肠子过。鱼片极嫩，舌头稍微一抿，就融在嘴里。那乳白色的液体是蒜水，回味起来是一股蒜辣味。

廖一梅看着我，既不说话，也不吃喝。

我们在这条格外僻静的巷子里坐到了半夜。天上黑漆漆的一片。

她说，我们该走了，马上有其他客人上门了。

我也感觉到四肢乏力，最重要的是整个人软成了一摊，提不起劲儿来，感觉倒头就能睡。

果不其然，回到旅店之后，我又睡着了。

这是我在梦里第二次见到杜峰，我还是个小不点儿，不上学的时候总缠着他。

杜峰从叔叔家借了一个捞鱼的圆锥形网架。他长得像猴子一样精瘦，扛着高过他一头的渔网架，走在大马路上，一路大摇大摆。可惜这黄昏时候的天气很不好说，一阵大风贸然吹过，杜峰就会接连踉跄好几步，才稳得住步子。我跟在他身后，模仿他二流子一样的步态。

他并不恼，转过身子冲我笑了笑，脸上的褶皱，像打了个结，脖子上围了一条红色的兔绒围巾，和杜菲的一样。我兜里揣着一盒黄烟炮，点燃了一个，啪的一声响，这像是天上落下个石头砸钢管的声音，吓得他原地蹦了起来，网架摔到了地上，那一阵儿黄烟，还没完全散去。

我幸灾乐祸地笑了，又扔了一个过去。

这一声把我从梦里炸醒了，睁开惺忪睡眼，看着窗外天上巨大的烟花。天已经黑透了，这是过年的晚上，将会有彻夜的响动。

我知道我不该去想起杜峰。原本我也打算这样做，但我已经走到了一条死胡同。也许每到人生不顺的阶段，我都和他牵扯不清。

我踌躇了很久，还是给他打了一个电话。不知道什么时候通的，我又说了什么醉话，只听到杜峰让我在夹江等他，他一定会来找我。

其实，在去年年后，杜峰来过雅江看我。那时候疫情还没有来，公司也还沉浸在下半年盈利的喜气洋洋之中。刘诚光在海天酒店搞了一个很体面的年会，宴请全公司的人，包括食堂阿姨和清洁阿姨。他费心疏通关系，找了本地的笑星来表演节目。晚会很成功，拍照留念的人不计其数。

那晚我坐在第一排，后面全是闪屏的光，接二连三地射过来，搞得我的眼睛根本无法长时间睁着，只得像汽车雨刮器一样，来来回回地一睁一闭。耳边的声音，就像驾车在快速路上疾驰一样嘈杂。如果把公司从起步到破产的整个过程看作一条线，唯一的高峰就是那天晚上。

直到收拾现场的工作人员无意之间把总闸关掉的时候，我们才突然掉进一片混沌黑暗之中，刘诚光用手机电筒晃着前方，看着钢筋架子横七竖八地乱放着，就好像在一片厂房废墟之中，我们是世界末日最后的幸存者。

杜峰穿着一件深绿色的呢子外套，和他头上的灰色厚毛线帽一点都不搭，看起来就像在茶馆里刚刚通宵达旦搓完牌的人，身体已经萎靡不振了，眼睛还透亮。

我喊了一声，舅。

他把放地上的黑色牛仔行李包，一把甩到了肩上说，我来看看你。今天一路过来真的是坐车坐难受了，新上岗的小伙子，油门深一脚浅一脚的，这要是岁数大点，非得把脖子甩脱臼不可。

他喜欢说一些夸张的俏皮话，来引起别人的注意，对于他这样的表现，我已经见怪不怪了。

我带着杜峰，去了同福路的一家东北饺子馆。老板是一对东北来的夫妻。我常在这里吃饭，尤其是加班加点之后。冬天屋子里就跟开了暖气片一样，熏得热烘烘的。要了一大盘酸菜猪肉饺子，一盘凉拌黄瓜，一盘油酥花生米，太久没见面了，我们相顾无言，我又给他点了一小瓶歪嘴，正要拧开盖子。

杜峰摆摆手说，我不喝酒，一直以来都不喝的，你忘啦。他面无表情地说完后三个字，我心里就有点刺痛了，觉着他是给我找不痛快，指责我这些年没给他尽孝。

我压着心中的火气，软着声音说，不喝就不喝，吃饺子。

杜峰接着挑剔地说，我也不爱吃饺子。我偃旗息鼓了，感觉没法沟通，淡淡地说，行吧，那你等我吃完。他举起筷子就夹了几颗花生米吃，黄瓜也不碰。

我怄气吃了一大半饺子，撑得眼冒金星。

等出了店门，已经快十点了，他用打底衣的袖子擦了擦斑驳的手表说，这个点就合适，我知道去哪里吃点，不吃晚上肯定要饿醒，你那屋子干净得老鼠都不得上门。

他领着我穿了好几条巷子，到了一个老式居民楼的拐角。

这里摆了一个地摊，吃的菜单就用红胶带贴在玻璃橱窗上。杜峰要了一碗香辣豆花和清汤肥肠粉，我坐在小板凳上抽烟等着他。他吃得很快，我一支烟还没抽完，他就已经把两个碗吃得瓦亮瓦亮的。

他问起我养父母的事情，我也懒得回答，就说挺好的。

他又说，你得抽空去看看，毕竟还是养过你的，算是有亲缘。

我被一对夫妻领养，已经是十五年前的事情了。那时候刚读高中，听说是一个伯父的亲戚，通过这一层关系，对方只是成为我名义上的监护人，实际上日常的开销，都是杜峰打给他们，他们再给我（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在我读大学时，养父母通过试管生了一个儿子，然后就要和我脱离关系。我从初中开始就已经独自住校，对于没有经济来源，这顿吃了担心下顿的生活，已经习惯了。他们并不祈求回报，我也开始学着承担自己的人生。

杜峰说着一些我小时候的事情，我就竖着耳朵听，也不搭腔。我知道他来，就是为了给我找不舒坦，不让我按照自己的方式过日子。自从父母走后，跟着杜峰生活了三年，他教我的那些，都是四处碰钉子的做法。等我学会看人脸色之后，才渐渐摸着了混迹人间的门道，过上了别人眼里体面的生活。前妻，那个我绝口不提的女人，也只是我读心术的战利品而已。

我和他的最后一顿饭，是在一家高档日料店，人均五百。有萝卜泥拌红鱼子、酱腌蛋黄、烤鱼块、厚切金枪鱼片、鳗鱼饭、大虾天妇罗，每一道菜上来的时候，都会有服务员在旁边细致地解说，每一个食材从哪里来，应该怎么吃。我本以为他会挑三拣四，说东道西，可他那天却出奇的沉默，用一种慈父一样的眼神望着我。

吃完之后，我单点了两杯热酒，给他讲日本的清酒。我说，随着曲菌的发酵，会产生一种栗子的香气，好的酒，入口会有一种凛冽的快感，在中国，很难喝到正宗的清酒。

服务员送了一小碟酱瓜咸菜，杜峰尝了一小口后，开始讲我喜欢爬山的事情。

他说，一到长假，你就往山顶上跑，我曾经悄悄跟着你上山，你走在路上，什么都不怕。那会儿长得又瘦又黑，可两只眼睛就像是游荡在森林之中的两盏明灯，这让我一直觉得，你是一个在山上出生的孩子，就同我一样。

我没去瞧他脸上的表情，只嗤笑了一声，叫伙计过来埋单。

夹江鬼节的开始，是在正月初十正午，日头高挂的时候。披着金丝袈裟的高僧双手合十，在最前面引路，垂目诵经，四名壮汉抬着一米高铜雕的地府娘娘，八位妙龄少女，手捧香果鲜花尾随其后。家中有客死异乡的，亲眷都可以带着相片放在地府娘娘座下，为其招魂引路。如果说阎王爷凶神恶煞，专抓孤魂野鬼，那地府娘娘就是面慈心善、普度众生，是鬼魂能够亲近的神灵。接着是王母娘娘、玉皇大帝、佛祖、观世音菩萨铜塑像等等列队，其中亦有两位尼姑来做领队。这一拖得老长的浩大列队，将从夹江的城南一直步行到城北的庙堂中，耗时一个小时，直至将神像放归其位，享用民间香火。

天气有回暖的迹象，人挤着人，让寒气也无钻空的可能。行人都穿着单薄，各方口音交织在一起，齐头并进。其实早在来之前，我已听闻这里是寻人之处，有神灵出面，阴曹地府门便会打开，出来吸饱了阳气的鬼，将会化作实体模样混迹在人群当中寻欢作乐。这是我来这里唯一的目的，一个从出发就已经快忘得一干二净的目的。后面的人推着我的背，我亦紧随前人，踮起脚尖，伸长脖颈，在潮涌似的面孔中找着找着那张熟悉的脸。

等到太阳落山，一如中元节时，人们在门口设火盆，焚烧冥币，这是夹江本地人对孤魂饿鬼的布施，来者皆为客。明火和街灯把夜映得通明，从高处往下看，房屋和人，如在地狱之底的血池沉浮。活人穿行其中，夜深人静，纸灰纷飞，顿觉人鬼无界。

我已走到双腿麻痹，两眼昏昏，还未看到他的脸，出于大脑的兴奋，胸口也跟着震颤不已，这许是上天在给我机会。

回到旅馆，日日夜夜耗着，进食越来越少，常常一整天都感觉不到饥饿，摸着身上日渐凸起的肋骨，我嗅到了新鲜的血腥味。一直等到了二月底，杜峰还是没有来，我决定先回绿水找他。巫医的预言，时不时在耳边回响，像一阵卷着漩涡的风，绵绵不绝。廖一梅似乎也还没有离开我，仍然像一片薄薄的影子，跟在后面。我无视她的存在，开始寻回去的法子，在客运站窗口得知，县里的第一辆长途客运车开通了。这是一个旅行社包的大巴车，我购买了299元两天三夜的旅行套餐。等车子开到第一站，我便奔向当地客运站门口，赶去自己村庄的面包车。

下车之后，已是傍晚，颠颠簸簸地走了一路，险些错过了右转的路口。原本那里有一座红房子，是一个葡萄园的主人修的，我一直靠着它识路，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拆掉了，田也荒弃了，长满了杂草。

去杜峰家得走一条窄窄的山路。那么多年了，路似乎还是记忆中的路，没什么变化，那棵皂角树仍歪斜伸到了路中间。没走多远，就遇到了第一只活物，不知名的矮树上，盘着一条蛇，全身都被灰色的鳞片所覆盖。它在树上柔韧地游动着，依稀可看到鲜红的信子，一伸一缩。很快，它就从树上滑下来了，绿豆大小的眼睛，在月光下熠熠生辉，娴熟地蜕掉了一层皮，变成了近乎半透明色，游进了草丛里。

我并不惧蛇，在山中生活，就是与蛇做邻居，蛇爱在灶台下取暖冬眠，拿开稻草就是赫然一团。杜峰说青蛙干磨成灰可以驱蛇，他却从未撒过，见蛇如见亲友般稀松平常。

没走多远，旁边山道上有一黑黑的人影，似是一位枯瘦老者。我想叫住他，问个好，兴许是认识的人。张大了嘴巴，用尽全身的力气去呼喊，却发不出任何声音，浑身的汗毛，在一瞬间都竖立起来。我深吸了一口冷气，才平复下来继续赶路。

杜峰家门口的茅草，已长到了人头的位置。隔着密密实实、黑黢黢的一大片，依稀能看到，客厅双开木门虚掩着，露出一人宽的大缝，桌上的省油灯燃着。灯火在夜风中轻轻晃动，昏黄一片。他独自坐在四方桌前，将一块回锅肉塞进嘴里，慢慢嚼着，又抿了一口自酿酒。

眼角已有潮意，我一头扎进草丛里，那粒光，如同果核般大小，虚虚实实，就在前面。穿行在蓊郁之中，草香味一直在鼻端飘荡，隐约可以感觉到起阴风了，草尖抖颤，脸颈一凉。抬头看天空，不似过去繁星满天，一颗星都没有，连月亮都不知躲到何处去了，就算眼睛看到灼出一块窟窿，可能都寻不见。再往前看，那房门却还在那么远的位置。

这是鬼打墙吗，心想，随着这个念头的产生，周围的黑暗一下子就浓重起来了。我不禁起了一身鸡皮疙瘩，立在原地，不敢回头看自己走了多远。

民间传言，每个夜行的人，身上都有三盏阳灯，一盏亮在头顶，另外两盏亮在双肩，每回头一次，就会灭一盏灯。鬼见灯不敢近人的身，但灯灭了鬼就敢近了，侵占人的身。想到此，我嘴里念着阿弥陀佛，加快了步伐，埋头朝前疾走，不顾草拍打在头顶的生疼。过了许久，停下来，脚下踩着的依然是松软泥地，睁眼仍是草丛，分明记得他家门前是一片水泥地，却怎么也走不到。

我怀疑自己的三盏灯已灭，早走在了黄泉路上，指不定从哪里冒出一只青面獠牙的恶鬼，将我拆卸吞入腹中。老人言，阴间也有食物链，大鬼吃小鬼，好鬼走不到阎王殿，就会被恶鬼吃掉。就这样被无边的恐惧，沉沉地压着背脊，细密的汗水出个不停，我抑制不住浑身哆嗦，昏了过去。

等睁开眼，我发现自己躺在一个棚子里，旁边坐了三个人，两男一女，看起来像一家人，无声无息地在烤火。我很高兴自己还活着，刚刚只是脑子发蒙，胡思乱想罢了，现在躺着的才是我走到的地方。这种侥幸的快感没有持续多久，我便陷入了更深的疑惑，这里又是何处。

那女人见我醒来，高兴地说，杜志，你回来了。她叫出了我的名字，让我暂时卸下了防备，点点头。她又说，先等着吧，雨停了，你就可以回家了。

我才听到外面水流肆虐的噪声，夹杂着雨点敲打棚子的响声，像一场大张旗鼓的表演开始的前奏，忍不住问，怎么了。

外面发洪水了，这里是最高的地方了，如果雨停下来，这洪水就不会继续涨了，女人戚戚地说她的预感，脸上没有丝毫血色。

我走到棚子外面一看，暴涨的河水，猖獗地裹挟着木头树干家具，以及死掉的牲畜，奔流不止。不禁缩成一团，向后退回了棚子里。

真是一个异常难熬的夜，谁也不知道洪水是否会爬上山顶。这个临时棚子，是山上种橘子老农的杂物间，除了屋顶是木结构的，四面挂的都是加厚的防水油布。怕引燃油布，不敢烧太旺的火，每次火势小了，只往里面添一两个柴。

女人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无比粘牙的糕点，塞进嘴里，费劲地咀嚼着。她一次性咬得太大口，咽不下，抠出来，竟扯下了一颗牙齿，挫败地把这块糕点扔到了地上。

这些人看起来都有一肚子的事情，这让我产生了一种倾诉的欲望，我自顾自打开话匣子，说起了杜峰。

每年涨水的时候，杜峰都会去矮坡下面网鱼。水刚刚淹到路的一半，把岸边的泥沙全推到了路中央，得穿着筒靴才敢下去走，不然一双好鞋就糟蹋了。杜峰光着脚，把裤子挽到膝盖，就下去了。

整个下午，他才捞一些猫猫鱼起来。这种鱼煮鱼汤都捞不到肉的，也不能提回家去，就塞给我。他知道我养了三只鸭子，叫我扔在鸭盆里，鸭子就会自己啄来吃。

过不了多久，他又热衷于别的事情，比如拿着金属探测器去寻宝。

寻宝这件事，起源于他看到的一个视频，有人靠着金属探测器，发现一袋价值百万的古金币，因此他也托人购买了一个，从此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我发了两天高烧，昏昏沉沉地睡了两天。杜峰在家守着我，就背着那台滴滴响的机器在屋子里走动。在猪圈里，机器的声音突然变得急促而响亮，就像从门口驶过了一辆呜啦啦的警车。他连蹦带跳，额头因激动渗出了汗水，像一只兔子一样冲出了家门口，门打开了，光蜂拥而入，杜峰抱着一个罩子，汗淋淋地艰难挪动着步子。这是他叫老木匠按尺寸打出来的，一个圆形的罩子，把老钟嵌进去刚好合适，还从城里载来了一个修表老头，哐当哐当摆弄了几天。

从此，这口钟到了午夜十二点，或是中午十二点的时候，就会发出一声闷重的齿轮卡过的机械声，接着就是清脆的布谷鸟叫声，咕咕咕响三声。据说这是德国的工艺，是一个曾经住在这里的日本军官不惜重金找人定做的。至于这座钟为何会流落到杜峰家的地底下，谁也没搞明白。最终，这座钟卖给了城里一个古董收藏铺子。后被一富人买走了，挂在别墅墙上。传言谁把这钟往回拨，谁的时间便会倒流，富人家中老母拨了两转，竟变成了襁褓中的婴孩。

我还没讲完，其他人就已经睡着了。

他们靠着墙壁，僵硬地把自己摊在黑暗里，像一块块无人问津的饼。

外面的雨声小了些，我走出去，仰面看天，迷迷蒙蒙，雨下得很柔，像在抛洒着细细的白沙子一样。身体里仿佛蓄满了潮气，这足以使我产生一种幻觉，如果天气干燥一些，我会像一种浮游生物一样，悬浮在半空之中，看见整个村子的样子。

重新坐下的时候，中年男人醒了，开始说话，之前他总坐在身后，吭哧吭哧地咬一个鸭梨，眼神不安地逡巡着周围，身体弯得像一根弹簧。

他说，杜峰的家在半山腰上，墙粉刷得雪白，瓦片也铺得整整齐齐，三间宽敞的屋子。院子里摆了一个破旧的藤椅，旁边撑着一把黑色的大伞，遮天蔽日的，护着那把椅子不受日晒雨淋。有传言说，杜峰的父亲生前最爱坐在这把椅子上，叼着烟斗，望着天边。人的骨灰，从殡仪馆抱出来的时候，旁边定要有人撑一把黑伞，伞是用来护鬼魂的。

年轻的男人接着说，杜峰的父亲，一直都坐在那把椅子上，从未离开过。他的继母偷偷地把骨灰埋在了椅子底下，那坟包里一定是空的。她身上有一种阴森森的气息，这都是长年累月和鬼魂生活在一起的缘故。

听他说完之后，中年男人又从地上捡了一个苹果起来啃。

一声惊雷乍起，从外面进来了一个女人，披着一条花布，步履蹒跚，浑身一点都没湿。她每一步不像是踏在地上，像棉絮一样落在地上。仔细看的话，身体竟像是被一阵风给吹进来的。

她找了一个位置坐下，摘下花布，露出了斑白的发，声音有一种泥沙流动的质感。我不认识她，她却认识我，准确地说，她认识这里所有的人。她讲的是杜峰的母亲，那个总藏在只言片语里的女人，没有人能完整地说出她的事情。

杜峰的母亲叫奶奶，不是按辈分的称呼，名字就是这个，这是清虚道观的一个姑子给她起的。因家里一贫如洗，糊不住口，她十岁到了观里，还每天嘀咕着喝奶。在家时她年幼的弟弟尚在襁褓，母亲有时候见她饿了，也会把一边乳头塞进她嘴里让她吮吸，就留下了这个习惯。按当地方言的叫法，“奶奶”从每个人嘴里发出的是一种极其温柔且缱绻的轻声。

奶奶长大了，有时候陪姑子进城买油盐酱醋，还可讨一个白糖烧饼吃，薄薄的，外面一层黑芝麻，烫着嘴皮，她就三下五除二地囫囵吞了下去。姑子又好气又好笑，见着她眼巴巴地望着，又叫烧饼王给她拿一个。

奶奶遇到杜如青，还是她三十五岁的时候，那时候她也变成了一个姑子。杜如青晃了晃手里的鸡腿儿，她就下山还俗了。他们去村里登了记，买了一包糖，发给亲朋好友。离开道观那天，奶奶穿一件红色的棉袄，在道观门口磕了三个响头。她重新回到道观，是去照顾生病的姑子。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了。三年后，杜如青另外娶了妻，也就是杜峰的继母、我的外婆。

我听着，就像回到了和杜峰待过的那孤岛似的房子，清凉之夜，在床上盖着霉潮的被子仰息，数着扑打钨丝灯的蛾子。风的恸哭钻进了窗缝，梁上蛛网便破开了大洞，而蜘蛛顺着墙往下爬，早已不知所踪。那时，他总坐在我床边，絮语般讲着家族中所知的那些事情，引来瞌睡虫。除此以外，他也曾在我面前死过两次，绝过食，摸过电门，虽然都没有决心死成。也许他背着我，又在哪里死了第三次。离开雅江时，他噙着泪，怜悯而慈悲地望着我，像一位来自更加遥远过去的祖先，同我告别。

所有人都沉默了。

我从这人的脸上，找到了杜峰的眼睛，在那人的脸上，找到了杜峰的鼻子，还有他的嘴巴、耳朵，说话的语气，内心百感交集，张嘴问，你们是谁。

那些人笑了笑，像一阵烟儿一样就散了，这地方空得像从未来过人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