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 怀 银，买 寒 笑

(1 山西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山西 太原030006；2 华东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上海200062)

民国时期,在“西学东渐”热潮、师范教育和教育学科的不断发展等推动下,公立大学、私立大学、教会大学等大都设有教育系科。[1]大学教育系科在发展过程中,承担了教育学的引进、传播与创新的责任,形成了独特的办学模式,为我国近代大学教育学科的科学化与专门化做出了重要贡献。目前已有一些对近代大学教育系科的研究,但山西大学教育系科尚缺乏研究。有鉴于此,本文试图对民国时期山西大学教育系科的发展进行研究,并寻求对当下教育系科发展的启示。

一、民国时期山西大学教育系科的发展历程

依据民国时期山西大学教育系科的成立、合并、停办和重建,可将其发展历程划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一)山西省立教育学院阶段(1929—1933 年)

山西省立国民师范学校是抗日战争前山西省规模最大的一所中等学校。1925 年,赵丕廉任国民师范学校校长,提出“学术自由,收敛身屯,学问是公,打成一片”的办学宗旨,[2]并增设高等师范部(此即山西省立教育学院的前身)。[3]1929 年7月,为推动国民教育快速发展,适应国民教育的需求,弥补山西省高等师范教育的空缺,遵国民政府教育部新学制案规定,高等师范部改为独立学院,并遵国民政府颁布的«大学组织法»第三节第五条规定,定名为“山西省立教育学院”,学院设置文科与教育科,文科设中国文学、史学两系,教育科设教育、心理两系。

成立伊始,山西省立教育学院确立了“研究高深学术,养成教育服务人才”的办学指导思想,制定了«组织大纲»«学程大纲»以及院务会议和教务会议等一系列规程。1930 年2 月,奉教育部令,国民政府教育部聘赵丕廉为首任院长,依本院组织法,设教务、斋务、文书、庶务、会议、图书等六课；1930年10 月,山西省教育厅发布公告,山西省立教育学院实行四年制教育制度,招收高中和师范学校的毕业生。1930 年12 月,赵丕廉辞职,国民政府教育部聘郭象升为院长。1931 年9 月,复开教育科,招教育系学生两班,第一班22 人,第二班19 人,合计招生41 名。[4]6

该阶段,山西省立教育学院的发展主要呈现出以下四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课程设置灵活。郭象升“不深究办学方式,专凭他欣赏熟悉的书院模式,以意为之”[5]130。这体现在山西省立教育学院的课程设置上。郭象升提倡教师不拘泥于固定的教学大纲,主张根据本院师资的专业特长开设选修课并自编教材。

第二,重视学生写作。郭象升坚信“以文取士”,认为“文章和书法可观才、观学与观性,甚至可以观察其成就矣”。他组织专业教师指导学生写作,鼓励学生积极写作。刘克笃重视作文,教学风格自成特点。为引导学生学作某文体,学生作完后,他一一面讲,精心指导。“初时仅有少数人来请益,及至均惬意而去,终乃接踵而来,蔚然成风”。[6]1932 年,国民政府教育部督学对该院写作培育方式与学生的写作水平表示赞赏和肯定,并呼吁其他学校学习借鉴。[3]

第三,积极开办讲座。1933 年寒假,教育系曾聘请校内外知名人士举办大型讲座会,涉及教育、历史、文学、经济、哲学等13 个主题。1934 年2 月,山西省立教育学院组织寒假讲学会,邀请常乃德、赵燕婷、郭象升、陈受中、胡默青、薄毓相、张舜举等,做有关教育、历史、中华传统文化、政治经济、文学的演讲。[7]讲座结束后,教育学院组织刊印了«寒假讲学录»。通过大型讲座的举办,有效促进了师生交流,也增长了学生学识。

第四,创设学会,开办杂志,注重知识的保存与宣传。山西省立教育学院时期创设了教育学会。教育学会以联络感情,研究教育学说,促进三晋教育事业为宗旨。教育学会通过开设«教育季刊»等学术期刊,发表了“片断的教育批判”“小学教育的探讨”“古今教育宗旨变迁之鸟瞰”[8]等一系列教育类学术文章,促进了教育学知识的传播。

(二)山西大学教育学院阶段(1934—1936 年)

1933 年12 月,«教育部督学视察山西省教育报告»中指出:“山西大学,须添设科系,增加预算……独立各学院及专科学校之科系重名者,应力求与山西大学归并,办理失宜,成绩太差者,宜尽先饬停。”[9]17为了重建师资队伍、解决就业问题、整合教育资源,根据山西省政府«关于调整专科以上学校办好高等教育»的决议,山西省教育厅将山西省立教育学院并入山西大学。

山西省立教育学院并入山西大学并停止招生这一政策,对享受公费待遇的寒门学子来说无疑是一次“求学危机”,教育系学子对此政策表示抗议。在广大毕业学子和各类学生组织的支援下,“护院”运动逐渐开展起来。教育系主任赵青誉在«晋阳日报»上阐述保持教育学院的理由,学生们在太原市内张贴标语。同时,山西省立教育学院派教师、学生和毕业生代表,赴五台寻阎锡山请愿。为了安稳同学情绪,实现平稳过渡,阎锡山提出折中方案:执行部令,但维持教育学院名义,不改变学生待遇,直至现有学生毕业,再与山西大学文学院合并。

1934 年7 月,奉国民政府教育部令,山西省立教育学院并入山西大学,改称为“山西大学教育学院”。[10]11935 年实行人才教育专案,山西大学教育学院停招新生。[11]山西大学教育学院到了“等待现有学生毕业”的过渡时期。为了实现平稳过渡,在系科设置上,保持原有的国文、教育、历史三系,在教学组织安排上仍保持山西省立教育学院的各项传统。原山西省立教育学院教育系四年级第一班与第二班,国文学系三年级第三班与第四班,二年级第五班与第六班合并进入山西大学教育学院,教育学院院长仍由郭象升充任,赵青誉为教育系主任。原山西省立教育学院学生已全部毕业。根据«修正山西大学组织大纲»的要求,取消开设山西大学教育学院,预备于1937 年在山西大学文学院增设教育系并招收学生,[12]136但因战事原因未能顺利进行。

(三)停办阶段(1937—1944 年)

1937 年7 月,“七七”事变爆发,山西大学与平津流亡的学生们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抗日运动中。11 月间,日寇攻占太原,山西大学奉山西省政府令暂时停办。1939 年12 月,在山西省政府协助下,山西大学于陕西三原复课,后迁移至陕西省宜川县秋林镇虎啸、山西吉县克难坡和陕西韩城等地,复课之路几经坎坷。1943 年4 月,山西大学改设“国立山西大学”,[10]2下设文学院、法学院、工程学院,这一阶段原定在山西大学文学院下设教育系招收学生的决定因战争原因亦未被执行。

(四)文学院下设教育学系阶段(1945—1949 年)

1945 年中国抗战胜利后,山西大学各系师生借用后方医院空房进行复课。1945 年7 月,国民政府教育部规定各大学在文学院内增设教育学系,故自本学年起,山西大学文学院内增设教育学系,拟先招收新生一班,人数30 名,一律给予师范生公费待遇,招生计划已列入本年度招生简章。1945年教育系共招12 人,1946 年教育系共招23 人,1947 年教育系共招生19 人,1948 年教育系共招8人,各年度实际招生人数均低于30 人。[12]199－2381946 年3 月,山西大学组织教育学系全体师生陆续返回太原。1946 年5 月,山西大学文学院正式开课。

该阶段,山西大学文学院教育学系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实行学分学年制,必、选修课程相结合。教育学系紧扣国民政府教育部课程设置要求,实行学年学分制。其中,对于理论类科目,每周为一课时。对于实践类操作类的科目,例如教育见习,每周为二课时。每学期每周上课一小时或实习二小时计为一学分。教育系学生如需顺利毕业则至少修满142 个学分。该阶段通过的第十六次校务会议,明确了教育系一年级的必修科目为国文、英语、教育概论、普通心理学等。

第二,师资队伍更为齐全、完善。山西大学校长徐士瑚广泛招贤纳士,宣布教职员的新待遇办法,一批教授受邀来到山西大学任教。教育学系聘请的教授有赵青誉教授、张元恺教授、黄丽泉教授等。1947 年9 月,李荆舟被聘为教育学系副教授。1949 年8 月,校务委员会联席会议聘刘明越与张津飞为教育系教授。教育系通过不断扩充师资力量,师资队伍逐渐完善。

第三,学生活动更为丰富、多样。为了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提升学生的音乐素养,教育系学生于1946 年11 月发起了音乐研究会,各院系均派代表出席。同年12 月,在校务会议上讨论通过了关于训导处指导教育系学生办理民众夜校的提案,有助于使学生实现理论学习与教育实践的互动。1948 年5 月,李荆舟教授带领教育系学生前往山西省教育厅参观。[12]234此外,教育系学生还积极参与社团活动,教育系学生高波为教育学会负责人,马作楫为寒风社和新生英文报社的负责人。这些活动丰富了学生的课余生活,实现了理论和实践的结合。

二、民国时期山西大学教育系科的发展特征

民国时期,山西大学教育系科屡有变迁。无论是其师资培育,还是其课程设置、学生活动等都呈现出其独特性。民国时期山西大学教育系科呈现出以下六个方面的特征。

(一)培养教育师资，趋向多元目标

山西省立教育学院以“研究高深学术,养成教育服务人才”为办学指导思想,山西省立教育学院的大部分毕业生任职于教育界。如表2 所示,1933年山西省立教育学院的毕业生中共有14 人成为教员,占山西省立教育学院毕业生人数的32%,超过当年各省立学校培养教员总人数的三分之一。在一次纪念会上时任校长如此评价:“现在已经逐渐踏上了教育轨道,同学们似乎一致觉悟了起来,以教育为目标。”[13]

表2 1933 年山西省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生学生从业统计表(省立)[14] (单位:人)

最初的师范教育以培养义务教育阶段所需师资为己任,随着义务教育不断发展,待升入中等学校的学生数量逐渐增加,导致中等学校师资紧缺。为了培养中等学校师资,推动高等师范教育的发展,山西省立教育学院进行了相关调整,“高等教育阶段,将旧制高等师范升格为师范大学,在大学教育科(系)附设师范专修科,招收高中毕业生和师范学校毕业生,使高等师范教育处于与大学同一发展水平”[15]。山西省立教育学院顺应时代发展需要,培养民国时期中学和中等师范学校所需的部分教师资源。在师资压力得到缓解后,山西大学教育系的培养目标更为多样化。1937 年在«山西大学开设教育系的意义及其任务的商榷»中,教育系的培育任务分为三大部分,即教育人才的训练、直接研究实验事业与推广工作,“协助大学文理法工学院及其他各系培育中学师资”[11]仅为其任务之一。

(二)完善课程设置，逐步全面科学

山西省立教育学院时期,教育学院原则上按规程设置必修课课程(如表3 所示)。课程主要集中在文学和历史类,书籍课本以中国文学、历史、社会科学、教育学为主,而讲解西学的课程较少。«山西省教育视察报告»指出:“所设科目,未能尽如计划而实行……同一学科,亦不宜强立名用。”[9]32山西省立教育学院的课程数量多,设置分配不合理,科目内容颇有重复。同时,教师不可避免地选择以同样的方式讲解有关课程,缺乏创造力。

表3 山西省立教育学院时期课程表(必修课)[4]35

山西大学文学院教育学系时期,教育学系删除了部分重复科目,保留了心理学、中国教育史、教育统计学、教育实习、国文等科目。学生可以从英语、法语、俄语和日语四门语言中选择一个进行学习。同时,新增设一些选修科目,如中国文学史、西洋哲学史、西洋教育名著选读、中国教育、比较教育等。通过必修科目的删减和选修科目的改变,课程设置进一步突出了教育系的学科特点,学生可以根据学术兴趣进行针对性学习。

表4 山西大学文学院教育学系时期课程表(必修课)[10]36－38

与1939 年教育部颁布的«师范学院教育学系必修选修科目表(草案)»、1946 年教育部颁布的«大学科目表»以及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形成的教育学科等相比较,我们可以看出,山西大学教育学系的课程设置主要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课程设置更为全面。山西大学教育学系课程遵循教育部规定由选修和必修两部分组成。根据对比,山西大学教育系课程设置了20 世纪上半叶所引进教育学科科目的61%左右,此时山西大学教育系的课程与教育部的大学科目表较为一致,课程设置不断趋于全面。

第二,课程设置更为科学。在课程设置难度上遵从由浅入深的原则,呈现出基础性教育课程为根基,不断向教育门类性知识衍生的形态。课程设置更加关注学生能力,尊重教育需求。在改革中不断完善课程设置,取消了部分重复课程,课程设置更具针对性、有效性,加设世界通识、西洋哲学史、比较教育等课程,课程设置更具国际视野。

第三,注重实践类课程。教育实习与教育见习均占有一定学分,学校以分组实习和个别实习的方式组织学生进行教学实践。为规范实习规程,制定了«教生实习规程»,对实习分组、实习时长、实习评价等一系列细则做出了规定。

(三)关心学生生活，提供入学保障

民国时期,每年学生上学需花费百元左右的银币,高昂的花费使一些务工、务农家境的子弟很难入学。省立教育学院大多数学生出自寒门,以公费来维持学业。省立教育学院学生则免学费、住宿费,[9]28每半年可领22.8 元餐食费,每学年可分配一双布鞋和一套制服,亦免费提供讲义、课本、作业簿、笔记本等学习用品。在临近毕业时发放毕业补贴20 元。此外,时任院长郭象升每月还会资助3—5 元给家境特别贫寒的学生,帮助学生完成学业。[16]根据1933 年的«山西省立教育学院教育部视察报告»记录:提交10 元押金、32 元书本费和3元体育运动费用就可以入学,学院在学生毕业时将退还全部押金。[9]281945 年,教育学系学生享受师范生待遇,实行完全公费制。[12]199通过一系列奖励与保障措施,大大减轻了学生负担,为教育系学子安心学习提供了外部保障。

(四)重视师资建设，鼓励教师研究

山西大学教育学院开办过程中,始终重视师资队伍的建设问题。一方面,教师队伍注重学历,尤重视海外留学背景。如表5 所示,民国时期教育学院具有海外留学背景的教师占比达35%,其中留学日本的教师人数占海外留学教师总人数的64%。另一方面,教育学院通过聘任兼职教师充实师资力量。如山西省立教育学院时期的部分教员不仅在教育学院任课,而且兼职于其他学校。聘用兼职教师,不仅有效缓解了教育学院的师资压力,而且繁荣了教育学院的师资力量,但是过量的兼职教师也带来师资队伍不稳定,教学质量良莠不齐等问题。如1933 年,教育部给予“教员资格,未能尽全,兼任教员占三分之二,亦属失宜。嗣后方多聘专任,以符规定”[9]31的意见和建议。

表5 民国时期教育学院师资名录(部分)

山西大学教育系科除注重延揽名师外,还注重鼓励教师开展学术研究,促进自身发展。在教师教学讲义方面,教育学院对有自编讲义或能在依据课堂形式生成讲述内容的教师更为青睐；教育学院鼓励教师根据自己编排撰写的讲义来授课,教师可依据自身特长和具体情况灵活授课,给予教师充分自由度(如表6 所示)。教育系教师在授课时多使用国内外相关书籍自编讲义,教育学院则将较为成熟的讲义列为学院丛书并印刷,此举既为广大教师提供了良好的创作环境,又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教师的学术研究。

表6 教育学院教授著述表(部分)[5]130－131

(五)丰富学术生活，广泛开展活动

民国时期山西大学教育学院活动较为丰富,类型多样,自由活跃的学术氛围以及求实好学的研究精神不断在该院形成,突出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第一,学生创办刊物。山西省立教育学院时期,教育系学生创办了«教育季刊»«采社»«夜光»等一系列刊物,该院学生主办的刊物数量在太原首屈一指。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派出人员视察华北地区的大学和督学时,对此表示了赞扬与认可。山西大学教育学院为抨击“不抵抗”政策,宣传爱国抗日思想,特创办了«救国报刊»。1936 年7 月,为帮助大众了解国难之严重,教育系学生创刊«新教育»,对当时的国家形势进行介绍。1947 年3 月,教育系学生马作楫等主办«绿洲»文学副刊,给当时的山西大学注入自由清新空气。1948 年1 月,为宣传民主思想,山西大学教授李毓珍与教育系学生马作楫主办的宣传刊物«北风»创刊。教育系学子积极创办刊物,既培养了学生的人文素质、创新能力与开拓精神,又推动了自由活跃的文化氛围的实现。

第二,学生积极参与各类活动。山西省立教育学院时期,学院曾多次派学生代表参与网球活动。1934 年,山西大学迁回太原后,为活跃学生学习研究氛围,学校通过了«学生学术团体经费补助办法»,成立各种文艺社团,充分调动起学生参与各类活动的积极性。教育学系学生充分利用课余时间,踊跃到各类学生社团中。1935 年,山西大学教育学院学生主动请愿参加义务教育活动。教育系学生通过参加各类活动,不仅积累了丰富经验,而且有效锻炼了自身能力。

(六)弘扬时代精神，参与革命事业

山西大学教育学系开办之初,正值“九一八”事变爆发之际,全体师生同仇敌忾,为保卫国家主权进行斗争。由于当时特殊的时代背景,学院组织的和学生自发形成的部分课余活动多与革命息息相关。学生运动自此从独立于政治组织之外而逐渐被纳入到政党活动的范畴。[17]如抗日战争期间,大部分同学都在山西东南部的太行山打游击战。[18]其中,教育学院学生李雪峰、戎子和、王中青、杨蕉圃、史纪言、朱纯仁、张菊如等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积极进行抗日活动,发起组织“抗日反帝大同盟”,加入中国教职员联合会太原分会等组织。1936 年3 月,教育学院李占春指出今后的方向是扩大民众爱国运动,铲除汉奸,严防反动分子破坏。教育学院的学子,积极响应时代号召,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为保家卫国做出自身贡献。山西大学教育系科虽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停办近十年之久,但是始终保持着不断向前的发展姿态。正在这种外有强虏,内有艰难的时代环境下,愈发凸显了教育系师生团结一致,奋勇抗敌的大无畏精神。

三、民国时期山西大学教育系科发展的启示

民国时期山西大学教育系科经历了建制改革、停止办学、恢复重建的曲折历程,与办学地点和办学制度几经更迭所不同的,是当时的教育学人对发展好山西教育事业,培育为国效力人才的使命和责任。民国时期山西大学教育系科的发展对我国教育系科的发展具有以下五个方面的启示。

(一)全面认识综合性大学教育系科价值

民国时期山西大学教育系科发展境遇与外部因素的变化联系密切。作为其前身的山西省立教育学院在一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中应运而生,既与西学东渐历史背景下西方教育学传播有关,又是中学师资紧缺的社会背景下山西高等师范教育的一次尝试。山西大学教育学院的成立与就业问题直接相关。抗战后恢复建设的教育学系将革命人才培养作为直接办学目标。不论处在哪一办学阶段,教育系科师生始终以国家为重,通过多种形式为国家事业做出贡献。

教育是一项社会活动,作为教育学重要载体的教育系科,要能在时代发展中看到自身价值,自身发展应紧跟时代、服务社会,而不能墨守成规、一成不变。在“双一流”建设与新文科建设背景下,综合性大学的教育系科不应一味地选择简单裁撤、盲目合并或拆分,而应继承传统,定位特色,着眼并利用好“综合”的大学科平台,在与优势特色学科开展合作、强化学科特色、促进交叉创新等方面下功夫。[19]同时,在社会人才需求愈加细化的大背景下,综合性大学教育系科要找到未来发展的立足点,注重人才培养与社会发展态势相适应,以实现教育系科的高质量发展。

(二)注重优化课程体系，融通理论与实践

民国时期山西大学教育系科注重培养中等学校师资,在课程设置上注重理论与实践的双向融合,一方面,普通教学法、心理及教育测验、小学各科教材教法、训练原理及实施、毕业论文等实践类课程占有一定比重,充分保障理论知识的实际化；另一方面,中国通史、普通心理学、中国教育史、新哲学概论、新民主主义教育概论等课程的开设充分体现了教育系重视学生理论水平提升。在课程的传授上,不主张照本宣科,尊重教师创造性。与此同时,为实现教育学专业培养目标,进一步提高教育系学生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学校以分组实习和个别实习等方式组织学生进行教育实习、见习,制定了«教生实习规程»。为更好地推进理论成果落地,特设置了专门的教学实习场所,如教育系主办的附属中学、附属小学等。学生在实习过程中通过验证、复习和巩固所学的教育理论,查漏补缺,增强综合运用专业知识的能力。面向未来,我国大学教育系科需要聚焦一流教育学学科、专业建设,以课程教学为抓手做好人才培养工作,不断完善优化课程体系,注重实践课程、实践活动、理论课程三者的协调统一,在融通理论实践中实现培养目标。

(三)关怀学生成长，彰显人文情怀

山西省立国民师范学校高等师范部以及之后的山西大学教育学院每年给学生提供一定的餐食补助、学习用品等各项福利。通过各项福利政策与奖励,为贫寒学子上学提供了经济救助,大大减轻了同学的入学负担,体现了当时教育系科对国民教育的重视和对教育人才的支持。高校处在社会场域,高校办学不仅应赋予科学精神,更应彰显人文情怀。一方面,高校应进一步完善资助政策,加大政策宣传。通过制定并宣传各项福利政策与奖励规定为困难学生提供绿色援助渠道,让学生充分了解各类资助政策,为学生学习消除后顾之忧；另一方面,高校应进一步做好服务跟踪,关怀学生心灵。教师应深入学生,倾听学生的声音,做好补助后的跟踪服务工作,引导学生以理性态度正确面对困难,帮助学生树立信心与勇气。只有资金帮扶与情感激励双管齐下,才能真正为学生成长提供助力,推动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四)充实教师队伍，完善师资结构

在高校的建设发展中,师资队伍建设的好坏直接影响着院校教学质量的发展。正是教师使学术变成“人的学术”与“传承的学术”,教师肩负了使整个社会群体向更高精神层次进步的责任。从山西大学教育系科教师队伍建设的历史发展寻求反思,高校要推动形成以专为主、专兼结合、结构合理的师资队伍。第一,专职教师为教师队伍的主力军,教育系科需注重专职教师的选聘与培养,在选聘教师时需注重学历层次的提升、海外学术经历等,构建起一批师资水平高、专业素质强的专职教师队伍；第二,适当招募兼职教师,明确兼职教师的标准、责任、权利,建立起兼职教师评聘机制；第三,教师队伍与学生数量的比例需不断合理,从而为实现“教学相长,因材施教”的师生关系提供师资队伍保障。

(五)寓学术于日常生活，推动学生全面发展

民国时期山西大学教育系科的学生日常生活较为丰富,既有娱乐性活动,包括各类社团活动、音乐协会、体育活动等,又有学术性活动,包括自由讲学、开办杂志、学术演讲报告、写作比赛等。这两者并非完全对立,往往学术性活动附以娱乐形式,从而达到促进教育学理论知识的宣传推广,繁荣校园文化的目的,为推进学生成长提供了良好土壤。校园文化是学校发展的灵魂。学术研究需注重理论知识与实践运用的融会贯通,通过理论的不断落地,推动校园日常生活不断富有创造力与生命力。高校教育系科发展应探索寓学术于日常生活的办学新形式,既在“做中学”,又在学中成长,实现校园活动有效价值,充实教育系科学生的大学生涯,在激发学生刻苦钻研,勇于创新的同时,丰富学生日常生活,提升学生文化素养与水平,推动学生全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