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砚云

仇英作为“明四家”之一，在其从漆工转为画家的过程中，除自身的天分与努力外，还与他跟当时一些重要的大藏家、大画家交往密切，获得赏识、授业、赞助有关。其中，最重要的三位赞助人是苏州的陈官、昆山的周凤来以及嘉兴的项元汴。仇英在与藏家的交往中，或馆饩其家，或订制作画。现存仇英名下的两幅《换茶图》，可称双胞胎，据传即为周凤来所作。一幅定名为《仇英换茶图文徵明书心经合璧卷》（图1），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另一幅定名为《赵孟頫写经换茶图》卷（图2），现藏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以下均简称《换茶图》）。两幅作品均是仇英作画，文徵明书《心经》，且画面内容、构图和设色几乎一致;卷后文彭与文嘉的题跋也相同;画心部分，则为一绢本、一纸本。根据书画创作规律，一般而言，双胞案中最多一种为真，此两卷中是否存在真迹，或者全为伪作，尚有待进一步的讨论分析。

一、《换茶图》基本信息及前人研究概述

两幅《换茶图》的画心均为小青绿设色，绘一名文士与一名僧人对坐松下石桌两旁，石桌上有卷册、砚台、水注等。白袍文士手持毛笔正欲展卷书写，一童子手捧竹箧而来，文士转头而对，僧人亦含笑注目。不远处另一童子正烹水煎茶，炉案上放置盏、碟等器皿。松林边缘由一圈竹篱笆隔开建筑物，另一童子手捧一套书卷向远处走去。

画心后面有金粟山藏经纸书写的《心经》，落款“嘉靖二十一年（1542）岁在壬寅，九月廿又一日书于昆山舟中，徵明”。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本画心左下有“仇英实父制”穷款，下钤“十州”葫芦印与“仇英之印”小方印，金粟笺上钤 “停云”白文印与“徵明”联珠印;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藏本无此诸印及仇英款识，且画心被裁割过。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本，拖尾有文徵明长子文彭楷书题跋：“逸少书换鹅，东坡书易肉，皆成千古奇谈。松雪以茶戏恭上人，而一时名公咸播歌咏。其风流雅韵，岂出昔贤下哉。然有其诗而失是经，于舜请家君为补之，遂成完物。癸卯（1543）仲夏，文彭谨题”。钤“文彭”“文寿承氏”二印。

文彭题跋之后有文徵明次子文嘉题跋：“松雪以茶叶换般若，自附于右军以黄庭易鹅，其风流蕴藉，岂特在此微物哉。盖亦自负其书法之能继晋人耳。惜其书已亡，家君遂用黄庭法补之，于舜又请仇君实甫以龙眠笔意写书经图于前，则此事遂不朽矣。癸卯八月八日，文嘉谨识。”钤“文嘉”印。此外，画幅及拖尾还有“乾隆御览之宝”“石渠宝笈”“三希堂精鉴玺”等清内府收藏印。

目前仅见《秘殿珠林石渠宝笈汇编》中有关于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本（以下简称石渠本）的著录：“二幅画幅，纵六寸五分，横三尺三寸。设色，画松林、竹篱。松雪据石几作书，恭上人对坐。后设茶具、炉案。侍童三……”

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藏本（以下简称王世懋本）的不同之处，在于拖尾后多了明代王世懋及清代費念慈的题跋。此外，王世懋本还盖有清代宋荦、当代藏家翁万戈等人的鉴藏印。

由上可知，两卷《换茶图》画面中文士为赵孟頫，僧人为元代临济宗高僧中峰明本。中峰明本素有以茶参禅的禅风，从之者如云，赵孟頫寓居湖州时，曾与中峰明本有过交往，留下以“中峰和尚老师侍者”为上款的信函多达二十多件。而赵孟頫写《心经》换茶的典故也是有迹可循，辽宁省博物馆藏有赵孟頫《心经》（图3），该帖落款即为“弟子赵孟頫奉为本师中峰和尚书”，由此可证。

学界关于两卷《换茶图》的研究尚不充分，多是在谈及仇英与其他文人或藏家的交往时泛泛提起，不做真伪之判。如利特尔在《仇英和文徵明的关系》一文中，梳理文徵明与仇英联合创作的作品时提及《赵孟頫换茶图卷》存在的几个副本，可见的便有前述的石渠本与王世懋本。李维琨的《明代吴门画派研究》则只在附录中提及王世懋本为仇英为周凤来所作之一。为此，笔者在下文中将两卷《换茶图》与现存仇英公认真迹作品进行对比，并考证其笔墨、款识、题跋与收藏印。

二、对比与考证

本文主要参考《古书画过眼要录》《古书画伪讹考辨》《中国古代书画鉴定实录》《中国古代书画图目》等著作，选取用以对比的仇英真迹有《莲溪渔隐图》《沧浪渔笛图》《赤壁图》及《玉洞仙源图》。

1.笔墨

仇英早期绘画受文徵明影响很大，从画面来看，《换茶图》是受其小青绿风格影响的典型作品。仇英的小青绿作品往往清新淡雅、温润深秀，笔法工整严谨又不失潇洒意趣，带有文人画特色，蕴含高雅情趣。对两卷《换茶图》画面笔墨的对比考证，笔者主要从树法、石法及人物画法三个方面展开论述。

首先从树法来看，仇英小青绿真迹画树往往简而生动、敷色雅致，先用墨笔勾勒树干与树枝，略加皴擦，再用赭石敷染。树叶往往用墨笔勾出叶脉再填染颜色，层次清晰、有条不紊。如《莲溪渔隐图》中的树法，用笔细秀生动，枝干挺立、枝叶繁茂。而王世懋本因画在纸上，色彩减淡，枝干略显松散、不够精神，枝叶画法则与真迹较为接近;而石渠本的树叶画得杂乱无章，缺少层次，板滞不自然，不如王世懋本的前后关系处理得当（图4）。

仇英画石头时采用的是写意笔法，不注重刻意描绘及繁冗皴擦，往往寥寥几笔勾出轮廓，再用短斫笔法简单皴擦或不皴，最后用石青烘染上色并点上苔点（图5）。王世懋本的石头用淡墨披麻皴较多，写意意味浓厚，但用笔偏显软弱，与地平面相交的地方用淡赭色略染，以表现江南土石。石渠本的土石层次相较王世懋本更为明确，用笔更工，但设色过于浓艳，不同于仇英其他小青绿山水画的风格（图6）。

在人物画法上，仇英继承李公麟一路的绘画风格，衣纹喜作流畅的铁线描或兰叶描。画面主要人物的开脸往往为方形，脸部线条柔和精细，尤其注重眼睛的刻画，极具神采（图7）。两卷《换茶图》中对赵孟頫的刻画十分类似，人物开脸俱是广额方脸，衣纹描法流畅。区别在于王世懋本赵孟頫转头的神态更为自然，面庞更具立体感，面容微露笑意，似在期许童子捧来的茶叶（图8）。

总体就笔墨而言，两卷《换茶图》无论在树法、石法还是人物的刻画上，与现在公认的仇英小青绿真迹皆存在些许差别，王世懋本更为写意简率，好于工板浓艳的石渠本，这可能跟此幅创作于纸本之上有关。

2.款识

仇英非文人，不擅书法，因此现存的仇英画作中，往往只落穷款，摹古一路的画作甚至不落款。穷款的字体篆、隶、楷体都可见，用画笔写出。徐邦达提出，仇英真款中“實”字中间的“毌”常作“田”字，两边出头的往往是伪款，此说可作一参考。两卷《换茶图》只石渠本有落款，王世懋本画心前后都有裁割痕迹，推测若有落款也已被一并裁去。对比《沧浪渔笛图》《赤壁圖》及《莲溪渔隐图》中的“仇英實父製”五字款，存在着一定的共性：字体都向左欹侧取态，“實”字中间作“田”而非“毌”，“父”字的捺笔收尾处极为肥厚，“製”字的第二横比第一横长出许多。

再看石渠本的“仇英實父製”，字体平正无欹侧，“實”字中间的“毌”左边出头，“父”字的捺笔纤弱无力，“製”字第二横也未出头，因此可判定伪款无疑（图9）。联系上文对石渠本笔墨的分析，笔者认为基本可以断定石渠本是一卷伪作，款是伪添，很可能是一卷“苏州片”。王世懋本是否为伪迹，还需进一步分析。

3.题跋与印章

上文已提到，王世懋本相较石渠本，其中文徵明、文彭、文嘉三人的书法内容一致，拖尾多出两则题跋，来自明代王世懋和清代费念慈。

王世懋题识曰：“昆山周于舜博雅好古，常尝得赵承旨以般若经换茶诗，而亡所书经。遂请仇宝甫图之，而文待诏徵仲为补书小楷心经，皆极精好……世懋得此卷于于舜家先所珍藏，承旨行书心经为力上人写者妙若合璧，同以换茶诗诸跋足之。而宝甫图徵仲书，居然自称一胜，政无所藉承旨跋也。徵仲两子寿承休承各跋补书之意，惜其字皆入品，不忍去之，盖一举得两完物，自谓得容览者勿以跋为疑也。”旁钤“王敬美氏”“墙东居士”二印。

费念慈题跋云：“周于舜，字六观，昆山人，收藏甚富，十洲尝馆其家，作子虚上林二图，五年始成。文待诏为书二赋，此卷为六观作，当在其时图中。松雪象与本传，所言不同，然往见小楷《尚书注序》，前有提举杨叔谦画，象亦作广颡，与此正同，知十洲必有所本也……”

周于舜（1523—1555），即周凤来，号六观，其父周伦，与文徵明交好。周于舜生平好搜集奇书图画及古鼎彝之属，楷书学赵孟頫，对赵孟頫极为推崇。张丑的《清河书画舫》记载仇英与周于舜的交往：“仇英实甫，其出甚微……壮岁为昆山周六观作子虚上林图卷，长几五丈，历年始就……兼有文徵仲小楷相如二赋在后，其家成为三绝。”由王世懋的题跋可知，周六观曾经收藏过赵孟頫的《写经换茶诗》，因此请仇英画《换茶图》，并请文徵明补《心经》。后来王世懋从周于舜家获得这卷书画合璧之作，文彭与文嘉的题跋也不忍去之，一并保留。

王世懋（1536—1588）与周、仇、文生活的年代相近，他说的话本是十分可信的，然而其钤盖的两方印皆伪（图10、11），所以此跋可判定伪跋无疑，但原本定是经过了王世懋的递藏。画心最右“周于舜氏”印（图12）被裁割过，画心最左相比石渠本也明显有所缺损，极有可能是作伪者的心虚矫饰之举。

而从费念慈的题跋可知，仇英将赵孟頫画成广额方脸的模样，是仇英馆饩周家之时，见到了杨叔谦的赵孟頫画像，以此作为临摹底本，有据可依。继而也可推测，石渠本与王世懋本虽俱为伪迹，但应该是存在仇英与文徵明合作的《换茶图》底本真迹的，且王世懋本的作伪时间晚于石渠本。

三、结论

综上所述，两卷《换茶图》就笔墨而言均为小青绿风格，但皆与仇英真迹存在一定差距。王世懋本优于石渠本，近文派风格，然稍显软弱粗率;石渠本笔墨缺少层次，且敷色浓艳，不如王世懋本雅致。从款识来看，王世懋本无款，有裁割痕迹;石渠本款识与其他基本公认真迹相较，笔法纤弱无力，全非仇英面目，因此可以断定石渠本是伪作无疑。从题跋和印章来看，王世懋本比石渠本多了明代王世懋与清代费念慈的题跋，然王世懋的两方印章经过对比可确定是伪印，卷首“周于舜氏”印被裁割过，是作伪者矫饰之举。

明朝嘉万时期，经济上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景象，收藏市场极为活跃，庋藏书画不仅是当时的消费时尚之一，也成区分雅俗的标杆。士商阶层消费需求带动了书画收藏市场的繁荣，同时也促生了书画作伪的风潮。仇英作为当时有名的工笔画家，其伪作更是泛滥，因为这类画风最易学，只需下苦功夫即能肖似。笔者推测，此两卷《换茶图》很可能是明晚期至清早期苏州造假行业的产物，王世懋本带有文人写意意味，艺术水平高于石渠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