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丽娟

“一怕文言文，二怕写作文，三怕周树人。”教学现场流行的戏语，从一个角度说明了文言文在教学体系中所处的尴尬境地。但是，作为文化的瑰宝，不论是从应试的角度审视，还是从自我成长的层面观照，文言文在一个人的成長与发展过程中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显性的，隐形的，无处不在。如何改变“学生怕文言文”的状况？立足具体的文本，抓住文本的关键点，由浅入深、从表到里的进行解读，授生以渔，是有效的方法之一。不过，文言文因为语言和文体书写的时代性，所以在特定的语言情境中实施，才不至于流于空泛。

《种树郭橐驼传》是柳宗元写的一篇寓言体传记文章。文章托借其貌不扬，但技艺精湛而又豁达担当的种树人郭氏之名，通过对话的方式，由种树之道引发拓展治人之理，融政治治世之理于生活气息浓郁的种树之事中，舍严肃正统而取譬俗世生活，是一篇独具风格的佳作，值得细细品味。

一、立足文体，夯实基础

综观全文，作为一篇经典的文言文，它具有文字、文章、文学和文化四重意蕴。既然如此，在实际教学中，对文本的解读，不可能从四个维度对文本进行字斟句酌地精细化解析，也不可能蜻蜓点水般大而化之地处理。从现实学情出发，有侧重地选择教学的基点，由浅入深地进行挖掘是必要的。既然是古文，对文言知识点的梳理是不能忽视的一个环节。因为时代不同，文本语言具有特定的时代印记。如何实现古代语言和现代语言的对接，并在两者之间找准契合点，这是把教学向纵深推进需要解决的问题。按照惯例，对文言文语言的观照不外乎是实词、虚词、固定结构和句式。其中较为复杂的是实词，像单音节性、多义性、活用性、古今异义性、偏义复词、通假字等都是古汉语实词的特点。教学中一些常见的高频词应成为教学的重点，如“名、蕃、孳、莳、勖、怠”等。至于句式，文章是特定时代文明的记载、文化的呈现，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在分析理解文章时，如果忽略了时代差异性的存在，用现代汉语的语言体式理解，而不把特殊的句式进行现代汉语句式的还原，会给理解文章带来很大的困难。像“故不我若也（宾语前置）”“凡长安豪富人为观游及卖果者（定语后置）”等。当然，文章中一些重要的虚词，如“因、以、而”等，也需要把它们在特定的语言环境的语法意义和逻辑关系搞清楚。

通过文字的梳理解决了重要的语言问题，下面就要回到文章的本体。作为一篇寓言体的传记文章，全文由5个自然段组成。1—2段按照一般传记体文章的写作要求概括性地介绍了“传主”的姓氏、形貌、职业和品性；第3段运用对比的手法，把“传主”种树之法与“他植者”种树之状进行对照，把“爱与害，忧与仇”相对举，用“故不我若”加以总结；第4段由“种树”之事引出“政务”之理，交代本文写作的旨归；最后一段交代写作的目的——“传其事以为官戒”。粗线条梳理文章的内容之后，接下来需要从微观上对文本写作方面的特点进行分析。因为是寓言性的文章，托事明理是主要的特点。从标题看“种树”既交代了“传主”的职业，又是依托的事件。围绕种树把郭橐驼种树之法——“其莳也若子，其置也若弃，则其天者全而其性得”与他植者种树之法——“旦视而暮抚，已去而复顾”“爪其肤以验其生枯，摇其本以观其疏密”进行对比；把他植者待树之法与长人者治民之道相类比。经过多层次比照，文本蕴含的道理和作者写作的真正意图自然呈现于文面。

二、观照文章，解读文意

对文本的文学和文化属性的观照，细细咀嚼文字，不难从字里行间品味出浓郁的文化气息。“文以载道、经世致用”，作为古文运动的领导者之一，柳宗元借助文化、文明的载体，在本文中把事件与道理、情趣和理趣、形象与深刻很好地实现了融合，而且不是单一浅层的个性化的，具有普遍性的意义。从种树的角度看，要让所种之树“无不活、硕茂、实蕃”，必须“顺木之性”。推而广之，对待事物，只有遵循其自身的特性，按照事物发展的自然规律，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否则，就会出现“爱之实害之，忧之实仇之”的尴尬。而从政务、为官之道看，为政不可扰民，顺应自然，百姓才能休养生息。两个层面，浅层的生活之事，隐射社会政事。一篇短文，巧妙地把哲学和政治融入其中，文以载道、文以致用的社会功能得以体现。

从四个角度分析文本后，接下来就是对人的观照。这里的人，除了“传主”——郭橐驼，还有作者柳宗元。“读其文，知其人”“知人论世，读文识人”，郭橐驼是文章着力刻画的对象。文题中的“传”划定了文本的体裁。从严格意义上看，本文只是寓言体的传记，而非真正的传记。至于郭橐驼是不是真实的存在，尚待考证。但从文本提供的信息看，他应是生活在社会底层，身份低下的小人物。他因驼背形似骆驼而被人们戏谑地冠以“橐驼”的绰号。对这种带有轻视和贬低的称谓，他非但没有生气，反而以“甚善”之态欣然接受，豁达与开阔的胸襟可见一斑；而其能够“顺木之天”，种树或移徙而无不活，足见其技艺精湛。职业本无高低贵贱之别，只要把事情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郭橐驼出于对职业的坚守和热爱，把种树之功演绎到极致，这是他平凡中的不平凡。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能够以生活中常见之事为触发点由事悟理，由生活看社会，由自我个体的生命观社会世相，从中悟出深刻的道理。普通人的大情怀清晰可见。种树与治民本没有必然的关联，但褪去外在的表象，在本质上还是有很多的契合点。种树是“爱之太恩，忧之太勤……摇其本以观其疏密”。而做官者则“好烦其令”，并“促尔耕、勖尔植……击木而召之”。试想，如果没有敏锐的洞察力，没有强烈的家国情怀，郭橐驼对世相的参悟与思考是无法抵达这个层次的。

三、深挖文本，读出寓意

认识了“传主”小人物的大情怀之后，下面当走近作传之人。作为中唐伟大的政治家和哲学家，柳宗元看到大唐帝国经过安史之乱之后国势衰微、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呈现的乱象，百姓疲敝不堪的社会现实有感而发。但由于特殊社会环境的限制，缺少畅所欲言、广开言路的政治土壤和生态环境，所以作者只能以曲笔，借事寓理，讽谏时政。细读文本不难发现作者行文的目的——借养树说养人，以达到规讽为政不可扰民的治政目的。之所以借文以讽时，首先作者要有心忧天下、关心苍生的情怀。

一介知识分子，跻身在“士”之行列，应有士的担当。“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作为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和践行者之一，柳宗元因得益于儒家思想的熏陶，始终没有放弃对“家、国、天下”的关注。而这种关注并非是隔靴搔痒式的点化，而是用文字唤醒，用行动变革——参与王叔文推行的永贞革新就是佐证。在柳宗元的身上表现出儒家传统士的责任和担当。这种担当不是为了某一个利益集团，更不是为一己私利，而是为社会的公共利益，是正义与良知。正是这样，行古文以倡儒道，达则兼济天下的治世情怀从字里行间清晰可见。即使在政治上屡遭不顺，但他也没有以“独善其身”而自为。尤其看到大唐帝国经历了由强盛走向衰落的阵痛之后，一种知识分子的生命感和担当意识促使他为国为民奔走呐喊。而特殊的政治环境，不允许他直陈时事，只好用曲笔假托种树以讽喻，借种树人之口说出要表达的思想。从某种意义上说，郭橐驼就是作者的影子。

一篇取譬生活的文言文，以务去陈言的文笔，富有浓郁生活气息的内容，找准寻常琐事和深刻道理的对接点，形象中寓深刻，种树中喻政事，自然中寄社会。形似轻松，神则严肃，微言大义。品味文本，在扫除文字障碍的前提下，如果能够从浅近形象的文字中读出蕴含的深刻道理，除了政治的，还有生活的、社会的、人生的，那么此文“经世致用”的社会价值就得到了很好的彰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