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楞伽?周允中

摘   要：通行的《京本通俗小说》是冒充清初钱曾述古堂藏书的一部伪作。它并非影元人的写本，可以从十一个方面看出其作伪的破绽。不过，连鲁迅先生也被它骗过去了，所以需要正本清源，以免以讹传讹。

关键词：述古堂藏书;缪荃孙;京本;清平山堂话本

《京本通俗小说》的作者是无名氏。他编著的这部话本小说集，原有的篇目不详。

缪荃孙号艺风老人，江阴人，光绪年间进士，近代藏书家、史学家。1915年，他编写出版了《烟画东堂小品》著述，凡两册，内中收入《京本通俗小说》，但仅仅只刻有七篇，包括《碾玉观音》《菩萨蛮》《拗相公》《错斩崔宁》等。他自称该书是“印元人写本”。

实际上该书是抄录集缀冯梦龙编写的《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中的几篇原注为“宋人小说”的话本，而冒充清初钱曾（字遵王）述古堂藏书的一部伪作。钱曾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文学家和藏书家钱谦益的族孙。受钱谦益的影响，从年轻的时候开始，钱曾就不遗余力地寻访古籍和各类图书。他将父亲的藏书和钱谦益的绛云楼未焚的余书集中在一起，以至藏书种类达五千余种、数十万卷。其中有不少是宋元刻本和精抄本。

《京本通俗小说》最早是由缪荃孙发现的。据缪在书中的跋语，此书仅仅只是钱曾述古堂藏收的残本;尚有定州三怪一回，破碎太甚，另外金主亮荒淫两卷过于亵渎，未敢传摹。

此书已经有不少学者怀疑是伪作，我以为此论甚是。现在我从十二方面加以论证，并求教方家。

一、缪荃孙说此书是影元人写本，但此书刊印的时间，是在明朝万历年间。从元代到明末，历时三百年，文笔、格式、字语竟然一模一样，毫无变化，岂非咄咄怪事？

二、这三百年间，居然没有一个文人在自己的文章和笔记中提及此书。清初首创诗歌神韵说，号称渔洋山人的王士祯在《香祖笔记》中说，他见到的《拗相公》一篇，是在《警世通言》中，而不是在所谓的《京本通俗小说》之中，足以证明《京本通俗小说》在元代，并未有所谓的写本流传。

三、所谓京本，是明代书贾为了兜售书刊的一种牟利方法。明代福建建安书坊，好以“京本”两字作为标榜宣傳，其原因是想表明，它不是福建的土特产品，而是从京师流传而来的善本，像余象斗刊印的《水浒传》，就称之为《新刻京本全像忠义水浒传》;日本的学者长泽规矩也，也认为此书即《京本通俗小说》是“由明代短篇小说集而作成”。元代商品经济并不发达，无须用京本做标榜，所以这种字眼出现在具有明末特点的书刊之中，应该说是合乎情理的，现在却附之于元人，实在不可想象。

四、列入《警世通言》第八卷的《崔待召生死冤家》，题下有宋人小说的字样。它原来收入明朝嘉靖年间晁栗的《宝文堂书目》，原名《玉观音》;在《京本通俗小说》之中，题名是《碾玉观音》。这篇话本小说和其他作品不同，开头就运用了许多诗词，而不是入话。入话又称之为得胜头回。头回是前一回的意思，得胜是吉利话。入话是宋、元勾栏、瓦子里的说书人，在开讲之前，先唱一段诗词，或者讲一段小故事，然后引入正文。其所以如此，无非是因为开讲之前，入场的人还不多，如果一开头，便贸贸然进入故事的情节和内容，后面的听众就听不到前面的故事情节。冯梦龙写话本小说，自然有他的自由;但影元人的写本，也像冯梦龙那样，在开头连篇累牍地放入许多诗歌，这不符合宋、元艺人的特点，他们也不具备这种才华。再看看现存的宋元艺人留下的话本小说，对话和韵语，平民化的口语，十分通俗易懂，完全不像《碾玉观音》那样，开头的诗词就秾丽典雅。不知道作伪的缪荃孙是如何思想的。

五、最关键的一点是：缪荃孙死后十年，《清平山堂话本》影印出版。它保存了宋元话本的本来面貌，如它前面有“入场”，后面有“散场”。缪荃孙生前当然无法见到，也不知道宋元话本的原型和特点。尤其是“散场诗”，是对所讲的故事，进行总结，概括内容大意，并且加以劝解警戒和布道说理;而且最后还留下“话本说彻，权作散场”云云。这在《京本通俗小说》，根本见不到。可见缪荃孙说它是影元人写本，是故作惊人之举罢了。

六、从《清平山堂话本》，可以窥见它和冯梦龙的“三言”有着很大的区别。“清平山堂”是明朝嘉靖年间钱塘人洪楩的斋名。他是南宋洪迈的后代，所刻印的书，版心都有“清平山堂”四个字。该话本共有六十篇，后来据马廉和阿英的发现和统计，现在实际存在二十九篇。（现在出版的一般只有27篇，因为其中的《翡翠轩》和《梅杏争春》这两篇仅仅只剩下残页。）拿冯梦龙加工修饰的《闲云庵阮三偿冤债》和《清平山堂话本》之中的《戒指儿记》两相对照，更加可以证实缪荃孙的作伪。嘉靖版的《清平山堂话本》和天启版的《喻世明言》，相距有近百年的历史，已经有了如此的不同，岂有元人写本和“三言”所收的话本小说一模一样的道理？

七、再从《清平山堂话本》之中的一篇，《新编小说快嘴李翠莲记》和《京本通俗小说》对照，除了开头都有“入话”之外，其他的文笔和表达方法全然不同。《新编小说快嘴李翠莲记》，全篇以韵语说唱为主体，其他散文式的叙事和对话，都是为了联络和系结说唱而使用的表达方法。所以一般都认为《快嘴李翠莲记》是属于唱本。这就体现了宋元艺人讲唱故事的特点和创作方式，也提供了宋元时期诗话体小说的范本。由此可见，宋元时期艺人的说话是既存在有说有唱的艺术形式，也具有评话叙述的艺术特点;不像明代的说书艺人，以讲述故事作为艺术特点和形式来吸引听众。像这样的大量唱词，却无情节的展开，不免使人厌烦。

八、据考证，《清平山堂话本》是我国现存较早的短篇小说集，作者是宋元间人的作品。首先，元代的作品都有新编两个字打头，如《新编五代史平话》《新编全相三国志平话》，标出新编两个字，表示在原宋本的基础之上，已经经过了文人的艺术加工。其次《新编小说快嘴李翠莲记》，开头一句：“昔日东京，有一员外姓张名俊。”可见说书艺人是南宋人，元朝人是不敢说什么东京这两字的。

九、再者元刻《新编红白蜘蛛小说》，在1979年的西安，被人发现了残页，两相对照，发现元朝的小说，比较忠实于原著。后来由冯梦龙收入《醒世恒言》的《红白蜘蛛小说》残页部分的夫妻对话，冯梦龙未做任何增减。显然，当时冯是见过《红白蜘蛛小说》这部作品的。从题目和内容来看，小说充满了灵怪和奇幻的神话色彩，但冯梦龙却将它由神话转变为现实，增添了许多情节，做了重大的增饰和敷衍。而影元本的《京本通俗小说》却与冯梦龙的作品相似，岂不奇怪吗？

十、阅读《清平山堂话本》，可以发现这些话本具有古朴质实、平易通畅的风格。这些来自民间的创作，情节没有多少曲折变化，其思想性和趣味性并没有多少高度，文字也显得粗鲁简陋。从《快嘴李翠莲记》之中，可以明显地看得出来。李翠莲的说话都是老百姓的生活口语，鄙俚粗俗，快人快语，脱口而出。为了吸引听众，说书艺人将李翠莲刻画得有些过分，成了痴呆乖张的疯女子。有人说李翠莲是反抗封建社会的强人，我实在不敢苟同。反观《京本通俗小说》之中的《拗相公》，无论是诗词语言，还是文笔风格与《快嘴李翠莲记》迥然不同。

十一、中华书局编辑部对《清平山堂话本》前言的介绍说，这是一部宋元明时期的话本，是国内现存刊印最早的话本集，并且强调指出其中有元人作品七篇，如《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记》《快嘴李翠莲记》等。但是令人奇怪的是《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记》之中，竟然写道：柳永携仆游金陵城外玩江楼上，独自个玩赏，吃得大醉，命仆取笔，词寄《虞美人》，写在楼上白粉壁上，其词曰：“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明月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这里竟然把五代十国的南唐君主李煜的词，放入柳永的作品中，真是咄咄怪事！

十二、据谭正璧先生考证，《玩江楼记》在宋金元时期就有院本、杂剧和戏文。（参见其所著《日本所藏中国佚本小说述考》。）南宋的书会才人文化不高，为了吸引观众，说书之中，难免会出现张冠李戴，时代不分的错误;至于元代文人，既然要改为写本，作为今后说书和演出艺人的本，怎么会如此轻率，显得水平如此之低，连时代和人物都分不清楚呢？这就进一步证明了，当时才华富瞻的文人，是不屑此种小说和戏曲的写作。这也从另外一个侧面说明《京本通俗小说》并非是所谓的影元人的写本。和上述的情节曲折，文笔和诗词俱佳的《拗相公》两相对照，就一目了然了。

以上足以证明《京本通俗小说》的作伪。而当年的鲁迅先生也被此书蒙骗上当过。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京本通俗小说》，虽不全，却足够可以看见那类小说。”所以，我认为应该通过讨论，辩白清楚，在中国文学史上还其本来面目，使读者了解《京本通俗小说》作伪的来龙去脉，以免以讹传讹。

作者：周楞伽;整理者：周允中C1FF0C1A-5727-4603-A204-CC5DB6166A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