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城市生活垃圾的分类管理对环境保护具有重要意义，在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的过程中，社会参与能优化城市整体治理效能。文章运用定性研究方法，通过演绎归纳剖析环境友好型社会参与新旧动能转换的影响机理，阐释了环境友好型社会参与、新旧动能转换和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绩效的关系，构建了理论框架，并基于既有文献回顾和归纳，得出结论：新旧动能转换纳入环境友好型社会参与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绩效过程中，有助于提升环境友好型社会参与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绩效，新旧动能转换是环境友好型社会参与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绩效的重要中介变量;政府规制在环境友好型社会参与和新旧动能转换之间具有积极的调节作用，政府规制是环境友好型社会参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调节变量。

关键词：社会参与;新旧动能转换;对策

中图分类号：X799.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881/j.cnki.1006-3676.2022.06.07

一、引言

生活垃圾造成的资源过度消耗和环境严重污染等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倡导分类管理是垃圾有效管理的重要着力点，在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的过程中，社会参与能优化城市整体治理效能。如何通过城市垃圾的“分类管理”“社会参与”，体现城市生活垃圾管理的科技水平和治理效能、实现资源的充分回收和合理利用、提高公众的环保意识和参与行为，成为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重大命题。解决该问题的核心在于，厘清社会参与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的最新情况和关键因素，进而准确把握社会参与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的发展方向，构建合理的行动指南。

2016年3月16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指出，要拓展发展动力新空间，增强发展新动能，这标志着国家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的决心。2017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创新管理优化服务培育壮大经济发展新动能加快新旧动能接续转换的意见》;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依靠创新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和结构优化升级。”这表明我国经济发展过程必然伴随着“新旧动能迭代更替”的过程。新旧动能转换倡导创意、技术、效率和质量，要求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加快成长，培育壮大新动能。新旧动能转换的实质与城市综合治理的目标，有着高度的一致性和整体的和谐性。新旧动能转换战略的推行，需要社会参与的推动，对现有的城市管理政策提出了更高要求。

二、文献综述

新旧动能转换是环境友好型社会参与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绩效的中介变量，从目前文献来看，尚未发现研究者涉足。同时，现有研究忽略了政府在环境友好型社会参与和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的调节作用。目前，学术界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4个方面：

（一）环境友好型社会参与的研究

环境友好型社会参与是近年来涌现的新型社会参与形态，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需要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助力。周义程提出，社会参与有效性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参与主体、参与工具、参与客体和参与环境。[1]政府对社会意见的回应程度、社会公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显著地影响着公众的参与效能感，公众的参与水平受到公众的参与意识、参与能力和社区组织发育程度的显著影响。[2]社会公众有一种强烈的主人翁意识，参与意愿强烈，愿意通过合作协商的方式参与社会管理过程。[3]个体感知、环境约束对社会参与城市管理活动意愿的影响显著。[4]此外，良好秩序的构建[5]、组织协作的环境[6]、自由公平的氛围[7]等，同样是社会公众积极参与城市管理相关活动的途径。

（二）城市生活垃圾管理的研究

在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方面，学者们肯定了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取得了一定成效[8]，但由于各方面环境的影响，垃圾分类的资金投入少等现实问题依然存在[9]。高秀红等从社会参与的角度思考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具体问题，研究发现社会公众对垃圾分类概念不是很了解。[10]蒋冬梅等认为，垃圾减量化尚无系统体系、相关法规操作性弱、缺少公众参与激励机制、垃圾减量化协同管理机制有待完善。[11]Van Waart P提出，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关乎所有公众，垃圾管理是社会责任，也是公众的基本义务，因此，需要通过政策宣传和内容讲解，呼吁公众支持。[12]杨云峰认为，社会参与城市管理的能力提升，可以从全面提升法律保障体系建设等方面着手努力。[13]此外，良好秩序的构建[14]、组织协作的环境[15]、自由公平的氛围[16]等，同样也是社会公众积极参与城市管理相关活动的途径。

（三）新旧动能转换的研究

新旧动能转换是孕育共享经济新模式、保持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途径和必然选择。自李克强总理提出新旧动能转换后，学术界进行了相关研究，相关成果日益丰富。学者们从新旧动能转换的历史背景[17]、政策框架[18]、指标构建、实施建议[19]等方面展开了多元化的新旧动能转换研究。然而，针对新旧动能转换的概念内涵尚未进行深入剖析。[20]

（四）政府规制的研究

规制是政府為控制市场运作而使用的技术，目的在于矫正市场失灵。[21]政府规制在绿色创新过程中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环境的规制、激励和帮助的研发资助。[22]关于政府规制与社会参与的关系，学者们主要围绕以下3个方面展开具体研究：第一，社会参与的实现需要政府规制作为保障。社会信息正常流动与社会公众自由表达权的维护，需要政府规制作为基础。[23]政府规制是影响社会参与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建立约束—激励机制，能够推动环境治理的公民参与。[24]第二，政府规制能对社会参与的行为进行规范。治理现代化需要政府规制助推，政府规制有利于社会参与社会治理行为的科学化、合理化。[25]第三，政府规制能有效降低社会参与风险。通过政府规制引导社会参与社会互动，能够有效降低社会参与过程中存在的风险，保障公众合法参与权。[26]政府规制督促了社会参与从“等待”走向环境治理的“行动”。[27]

综上所述，尽管目前学术界对环境友好型社会参与、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新旧动能转换和政府规制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但是，环境友好型社会参与将如何才能影响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绩效、在何种情境下更能促进城市垃圾分类管理绩效提升，从目前的研究来看，缺乏对它们之间内在影响关系的揭示与深入挖掘。这主要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第一，以往关于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的研究主要侧重于结果分析，忽视了关键中介的研究。新旧动能转换的技术嵌入，是实现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的重要过程和主要方式。第二，新旧动能转换在环境友好型社会参与和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绩效过程中起到中介作用，但是，需要进一步思考环境友好型社会参与是否会影响新旧动能转换的落实以及如何影响。第三，在环境友好型社会参与和新旧动能转换之间是否存在有重要意义的调节变量，政府规制对于环境友好型社会参与和新旧动能转换之间能否起到调节作用。上述这些问题的存在，为笔者开展研究提供了良好机会和足够空间。因此，为深入研究环境友好型社会参与、新旧动能转换与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绩效的关系，笔者探讨了环境友好型社会参与影响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绩效的内在机理。环境友好型社会参与下的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通过新旧动能转换的嵌入实现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绩效，政府规制对环境友好型社会参与新旧动能转换具有调节作用。

三、影响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绩效的协同因素分析

针对目前研究现状，笔者沿着“环境友好型社会参与—新旧动能转换—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绩效”的逻辑链条，提出环境友好型社会参与、新旧动能转换和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绩效的理论框架。具体而言，将围绕以下四方面内容展开深入探讨：第一，环境友好型社会参与对新旧动能转换的影响机制，笔者将新旧动能转换划分为改造旧动能和培育新动能;第二，新旧动能转换对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绩效的影响机制;第三，新旧动能转换在环境友好型社会参与和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第四，政府规制在环境友好型社会参与和新旧动能转换之间的调节作用，笔者将政府规制划分为激励规制和惩罚规制。具体研究框架，如图1所示。

图1  研究理论框架

笔者主要采用实地调研、深入访谈和案例分析等方法，深度挖掘环境友好型社会参与、新旧动能转换与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绩效的关系，分析新旧动能转换的中介作用和政府规制的调节作用。首先，笔者通过对贵阳、武汉和北京等城市的垃圾分类管理工作进行实际调研，以了解当前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的具体情况。其次，笔者多次通过参与学术会议对学者进行访谈，与参会专家学者进行深入探讨，确保所获取信息资料的完备性和深入性。最后，笔者选择贵阳、武汉和北京等城市的垃圾分类管理工作作为案例进行分析，为理论构建提供多重证据以保证理论的可靠性。通过实地调研、深入访谈和案例分析等，分析出环境友好型社会参与、新旧动能转换与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绩效的关系，新旧动能转换在关系中具有中介作用，政府规制具有调节作用。

（一）环境友好型社会参与对新旧动能转换的影响机制

环境友好型社会参与对新旧动能转换具有正向影响。根据参与理论，社会参与的行为有助于社会综合治理工作的开展，进而影响城市生活垃圾全面实施分类管理绩效的提升，实现城市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的总目标。转变城市生活垃圾处理的模式需要技术作为支撑，而新旧动能转换则为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绩效提供了保障。因此，在环境友好型社会参与的推动下，通过新旧动能转换的嵌入，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更加高效。

1.环境友好型社会参与对改造旧动能的影响

环境友好型社会参与对改造旧动能具有正向影响。环境友好型社会参与是推动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重要推手。传统的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方法包括卫生填埋、生物堆肥和焚烧等，阻碍了社会发展的进程，影响了环境友好型社會参与的积极性。通过环境友好型社会参与到旧动能的改造过程中，有助于提升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技术，增强旧动能改造的动力。

2.环境友好型社会参与对培育新动能的影响

环境友好型社会参与对培育新动能具有正向影响。环境友好型社会参与是社会环保意识提升的体现，垃圾分类管理是对传统垃圾收集和处理的重大改革。垃圾分类管理新方法，是改善人居环境和促进城市精细化治理的重要举措，深得民心。通过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等，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将处置技术与系统管理相结合，依托互联网等新技术推进垃圾分类管理。将环境友好型社会参与，嵌入新动能的培育，是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绩效提升的途径。

（二）新旧动能转换对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绩效的影响机制

新旧动能转换对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绩效具有正向影响。新旧动能转换能够为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提供技术支持，进而提升其绩效。新旧动能转换是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的技术储备器，不仅能够提供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需要的技术，也有助于城市管理方式向技术转型发展。因此，笔者将新旧动能转换分为两个维度：改造旧动能和培育新动能。新旧动能转换为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的技术力量提供支撑，是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新战略成功选择的重要渠道。

1.改造旧动能对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绩效的影响

改造旧动能对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绩效具有正向影响。城市生活垃圾管理的目标是实现减量化、稳定化和无害化等，从传统的垃圾处理方式来看，卫生填埋、生物堆肥和焚烧等是国内主要采用的生活垃圾处理方式。通过改造这些旧动能，科学地配置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技术能够提高其绩效，

2.培育新动能对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绩效的影响

培育新动能对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绩效具有正向影响。国内研发出的生活垃圾处理新技术包括水热氧化技术、再生能源技术、压缩打包技术等。通过培育新动能，能够降低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成本、提升效率，使环境更加美好。

（三）新旧动能转换在环境友好型社会参与和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

新旧动能转换在环境友好型社会参与和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绩效中起中介作用。环境友好型社会参与，助推新旧动能转换，新旧动能转换技术的嵌入，有助于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绩效的提升。环境友好型社会参与主要是通过新旧动能转换，获取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的技术，进而有助于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绩效的提升。环境友好型社会参与可以通过改造旧动能和培育新动能的技术嵌入，作用于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的管理。由此可知，环境友好型社会参与可以通过新旧动能转换，助力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

（四）政府规制在环境友好型性社会参与和新旧动能转换之间的调节作用

政府规制在环境友好型社会参与和新旧动能转换之间起正向调节作用。政府规制作为调动社会参与的有效方式，在调动社会参与行为方面发挥着积极影响，完整和科学的政府规制，能够实现社会管理的预期目标。政府规制分为激励规制和惩罚规制，激励规制和惩罚规制不仅作用于社会参与行为，同时也能对管理者产生积极影响，有助于环境友好型社会参与新旧动能转换。因此，政府规制在环境友好型社会参与和新旧动能转换之间起正向调节作用。

激励规制在环境友好型社会参与和培育新动能的影响之间起正向调节作用，激励规制在环境友好型社会参与和改造旧动能的影响之间调节作用不明显。社会大众期待培育旧动能的嵌入，对培育新动能持积极态度，激励规制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环境友好型社会参与培育新动能的进程，在环境友好型社会参与和培育新动能的影响之间起正向调节作用。改造旧动能是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无论是否实行激励规制，改造旧动能都是大势所趋，激励规制在环境友好型社会参与和改造旧动能影响之间的调节作用不明显。

惩罚规制在环境友好型社会参与和改造旧动能的影响之间起正向调节作用，惩罚规制在环境友好型社会参与和培育新动能的影响之间调节作用不明显。社会大众对惩罚规制是有敬畏之心的，惩罚规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或者减轻环境友好型社会参与改造旧动能的不良行为，惩罚规制在环境友好型社会参与和改造旧动能的影响之间起正向调节作用。社会大众对培育新动能持积极态度，认为培育新动能是社会技术提升的重要表征，无论是否实行惩罚规制，培育新动能都在有序地开展并已取得成效，惩罚规制在环境友好型社会参与和培育新动能的影响之间调节作用不明显。

笔者探讨了环境友好型社会参与、新旧动能转换和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绩效的关系，为环境友好型社会参与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的研究提供了研究思路和逻辑框架。这些研究是对已有研究的有力补充和扩展，为学术界后续展开环境友好型社会参与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的研究提供了理论框架、整体思路和理论支撑。

四、对策与建议

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需要政府、社会和公众的协同，合力打造“智囊”，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多元主体共治模式。为进一步提升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的绩效，从政府、社会和公众“三力”协同的角度，笔者提出如下建议：

（一）加强顶層设计，落实政府规制

为规范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工作，改善生态环境，政府部门应持续加强生活垃圾分类管理的顶层设计，继续响应社会和公众诉求，出台垃圾分类管理的法规、条例等，对城市生活垃圾源头减量、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及其监督管理等活动进行规范。在政府规制的落实过程中，重视垃圾分类管理行为激励和惩罚规制的落实，采用奖惩结合的方式提升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法治执行力。

（二）注入技术力量，构建社会平台

要探索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市场化，积极吸引市场力量，引入新动能改造旧动能，汇聚社会力量，打造社会资源的共建共享平台，推动垃圾分类管理技术创新，保障城市环境高质量发展。吸引垃圾分类管理技术人员，做好保障工作，实现高科技、新模式和专业化分工。依托互联网平台，构建大数据化、智能化、市场化、规模化和人性化的垃圾分类管理体系。

（三）引导公众参与，夯实治理根基

公众参与是生态环境治理的重要力量，要积极引导公众参与垃圾分类管理。同时，公众参与垃圾分类管理是公众享有的民主权利，是公众共建美好社会的有效途径。公众通过学习垃圾分类管理相关知识，自主参与垃圾分类管理工作，是公众主人翁意识的具体表现。公众是社会治理的根基，社区通过鼓励公众成为垃圾分类志愿者，能营造良好的小区垃圾分类氛围。新旧动能转换的实现和政府规制的落实，能激发公众参与垃圾分类的动力。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民族地区社会参与的影响因素及提升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0YJC630210）、贵州省教育厅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贵州乡村治理能力研究”（项目编号：2020SSD002）、贵州民族大学基金科研项目“新形势下贵州乡村振兴与新兴城镇化协同共进路径研究”（项目编号：GZMZSK[2021]YB11）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张南，女，1986年生，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政府治理和城市管理。

参考文献：

[1] 周义程.公共服务供给中公民参与有效性的提升路径——基于目标—因素匹配模型构建维度的考量[J].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2016（01）：26-35.

[2] 徐林，黄萍.公众参与和城市管理——基于杭州市的实证研究[J].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2（01）：102-109.

[3] Akbari S，Jafari A，Far M S.The role of virtual social networks on body management of Tehran citizens[J].Revista Conrado，2020（72）：234-241.

[4] 吴兴华.城中村居民参与生态修复的意愿研究——基于广州的调查数据分析[J].城市观察，2018（03）：139-149.

[5] Gutiérrez V，Amaxilatis D，Mylonas G，et al.Empowering citizens toward the co-creation of sustainable cities[J].IEEE Internet of Things Journal，2017（02）：668-676.

[6] Mannarini T，Fedi A.Using quali-quantitative indicators for assessing the quality of citizen participation：A study on three citizen juries[J].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2018（02）：473-490.

[7] 王心娟，李密，王遠花.创新创业发展助推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研究[J].山东理工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20（02）：74-78.

[8] Nie Y Y，Wu Y J，Zhao J B，et al.Is the finer the better for municipal solid waste （MSW） classification in view of recyclable constituents？ A comprehensive social，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analysis[J].Waste Management，2018（01）：472-480.

[9] 尹晶晶.城市生活垃圾分类视域下的生态文明建设研究[J].未来与发展，2019（11）：18-22，17.

[10] 高秀红，杨春维，田雨，等.四平市生活垃圾分类现状、问题与对策研究[J].吉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9（02）：89-94.

[11] 蒋冬梅，万安丽.广东城市生活垃圾减量化法律规制体系的构建[J].广东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19（02）：107-112.

[12] Peter V W，Ingrid M，Cees D B..A participatory approach for envisioning a smart city[J].Social Science Computer Review，2016（06）： 708-723.

[13] 杨云峰.公民参与城市管理的路径探析[J].宁夏社会科学，2018（01）：67-73.

[14] Olsen J P.Democratic accountability and the terms of political order[J].Europe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2017（04）：519-537.

[15] Gutiérrez V，Amaxilatis D，Mylonas G，et al.Empowering citizens toward the co-creation of sustainable cities[J].IEEE Internet of Things Journal，2017（02）：668-676.

[16] Mannarini T，Fedi A.Using quali-quantitative indicators for assessing the quality of citizen participation：A study on three citizen juries[J].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2018（02）：473-490.

[17] 张国胜，王远洋，陈明明.长波中技术变革、范式转换与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J].经济学家，2017（07）：16-26.

[18] 钟茂初.“过剩经济”背景下的若干发展难题与因应路径[J].学习与实践，2017（01）：13-22.

[19] 伊庆山.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业新旧动能有序转换研究[J].江汉学术，2020（01）：35-45.

[20] 王小洁，刘鹏程，许清清.构建创新生态系统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动力机制与实现路径[J].经济体制改革，2019（06）：12-18.

[21] 黄新华.从干预型政府到规制型政府——建构面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政府与市场关系[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03）：78-88.

[22] 舒丽慧，陈工.政府规制、绿色创新意愿与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基于中国能源企业的证据[J].广西财经学院学报，2020（04）：115-124.

[23] 罗以澄，赵平喜.“爆吧”集体行动中公民参与表达的实现及其规制——“69圣战”事件为例[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2（12）：22-27.

[24] 杨志安，刘益彤.基于因子分析的我国政府环境规制实证研究[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06）：34-40.

[25] 王明生，马维振.公民网络政治参与法律规制面临的困境与出路[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20（03）：83-89.

[26] 王旭.公民参与行政的风险及法律规制[J].中国社会科学，2016（06）：112-132，206.

[27] 陈桂生.环境治理悖论中的地方政府与公民社会：一个智猪博弈的模型[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02）：85-93.

A Synergistic Mechanism to Promote the Performance Improvement of Urban Waste Classification Management

Zhang  Na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chool of Guizhou Minzu University，Guizhou，Guiyang，550025）

Abstract：The classification management of municipal solid waste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the process of classification management of municipal solid waste，social participation can optimize the overall efficiency of urban governance. Using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deductive induction analysis in this environment friendly society to participate in the influence of the old and the new kinetic energy conversion mechanism，explains the environment friendly society participation，old and new kinetic energy conversion and the performance of urban living garbage classification management，constructed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and based on literature review and induction，co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conversion of old and new kinetic energy into the process of environment-friendly society's participation in the performance of urban solid waste classification management promotes the environment-friendly society's participation in the performance of urban solid waste classification management，and the conversion of old and new kinetic energy is an important intermediary variable of environment-friendly society's participation in the performance of urban solid waste classification management. Government regulation has a positive moderating effect between environment-friendly social participat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old and new driving forces. Government regulation is an important moderating variable of environment-friendly social participat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old and new driving forces.

Key words：Social participation;Conversion of old and new kinetic energy;Countermeasur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