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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代奥利集中营受难者谢其瑞、万永喜口述史

2022-06-23徐燕琳

客家文博 2022年2期
关键词:加尔各答加拿大印度

徐燕琳

1962年10月,中印边境战争爆发。11月,印度政府悍然抓捕三千名左右华侨平民, 关押到印度中部拉贾斯坦邦(Rajasthan)小城代奥利的一个集中营(Deoli Camp)。其中相当部分为广东客家人。中国政府强烈抗议,要求释放受难侨胞。经过艰辛努力,1963年4月至7月,中国政府三次派船接回部分受难者,第四次却被印度政府无理阻挠。许多侨胞被拘禁时间长达二至五年。

当时年轻的谢其瑞、万永喜,与家人共同遭遇这场突如其来的灭顶之灾。无辜被囚的苦难经历,对他们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以下为笔者2021年采访记录,已经其本人审核校订并授权发表。文字及图片版权所有,引用请注明出处。

一、谢其瑞先生

谢其瑞(1944-)的爷爷谢子眉先生,家乡在梅县丙村。结婚以后,生了一个女孩。当时是清朝末年,社会不安定,生活困难,就到印度加尔各答谋生。印度那时是英国殖民地,相对稳定。爷爷在当地找了工作,生活安定以后,奶奶带着大女儿去了印度,之后生了四个男孩、三个女孩,一共八个孩子。后来第二个儿子到了香港工作,三个女儿也回了中国。

谢其瑞先生说:

爷爷奶奶工作很努力,买了一家皮鞋店,主要由爷爷和大伯经营,生意很好,在家乡买了田地,盖了两层楼的大房子,水泥做的,院子很大,有二十多个房间。

我父亲谢谊康,于1918年至1920年之间出生,也很能干。他先是帮爷爷经营皮鞋店,后来,二十多岁时,就在加尔各答中国城开了一个餐馆,名为“天然饭店”。饭店规模很大,能够同时接待七八十名顾客,生意很好。这样,家里有鞋店,有餐馆,生活富足。

父亲与母亲结婚后,1943、1944、1945年,先后生了三个兄弟,我排第二。生弟弟时,母亲不幸去世。父亲工作很忙,不能照顾孩子,1946年,爷爷奶奶带着三兄弟一起回中国。我在梅县丙村读了三年小学。学校也是讲客家话。1955年,大陆土改,土地没有了,爷爷奶奶又带着三兄弟回到加尔各答经营皮鞋店。

回到加尔各答,我入读梅光小学。当时加尔各答有四所学校,中国政府开的中国小学、新华中学;台湾开的梅光小学、建国小学。梅光小学上课都是使用客家话,包括读书也用客家话读,老师学生大部分都是客家人。也有一小部分湖北学生,他们也跟老师同学学会了讲客家话。他们父母在家讲湖北话,但是因为加尔各答地区95%是客家人,所以他们也听得懂客家话。湖北学生在学校就一起讲客家话。学校生活很热闹,大家经常唱客家话的歌。也有国语老师教国语。

我在梅光小学读到六年级。之后读加尔各答的英文学校,在天主教教会学校Don Bosco School读了3年。第四年,1961年1月,转到西隆的Don Bosco School寄宿读书,因为父亲在距离西隆200至300公里的Digboi又开了一个餐馆。

11月19日,我17岁,清楚地记得当时是早餐时,意大利籍的神父校长走近,让我和其他七八个中国学生,包括后母的儿子一起到校长办公室。到了办公室,看到有两个警察在等着我们。校长对我们说:政府要“保护”我们,现在有两个小时带上全部物品和书籍,以便在外出期间学习。校长是一个神父,很好的人。他不好明说,但是告诉大家带上所有的东西,暗示回不来了。

西隆是一个山城。我和两个弟弟(一个同胞,一个后母所生),以及七八个中国同学被从学校带到了西隆监狱,关了三四天。然后又被带到了山下,关进Gauhabi的监狱,里面大概有两三百中国人。过了四五天,监狱警察将我们带到火车站,等火车来了,押上火车,经过一个星期,运到拉贾斯坦邦(Rajasthan),代奥利集中营。

后母生的妹妹当时9岁,正在西隆的女子学校读英文,也被抓了。我在西隆监狱里见到她。上了火车后,又在火车上见到父亲和后母,他们从上阿萨姆被抓。一家人以这样的形式团聚,不知是悲还是喜,不知前面等着的是什么。

到集中营的时间是早上七八点。各种手续拖了一天,晚上六七点才进去监仓。我家分到第四区,一家人6人合住。集中营吃的不好,没有自由,只能在草丛里走一走,像犯人一样。每天早上8点钟,狱卒到房间点名,看看人在不在。集中营分五个区,每个区晚上8点关闭,直到早上七八点才打开,才允许去另一个区。

四年时间很长。我的读书被荒废了,集中营里的小孩子也没有书读。有三个中国人义务把孩子组织起来教学,其中有的放出去了,管事的人找到我问:你能不能教小学生?这样我就变成了老师,从Don Bosco School带出去的课本成了大家的教材。两年以后,义务教的小孩总数还有50到60个,年龄从五六岁到十四五岁。我教数学。当时勉强有石板、粉笔,也有纸。

因为我英文好,于是承担了在办公室为中国人做翻译的工作,还为其他难友写英文信。原因是,如果写到集中营之外的信函是中文的,要先发到中央进行调查,耗时很久,所以大家都写英文信。我帮着给德里、加尔各答、阿萨姆等各地都写过信。

很多老人不会讲英文,所以我经常带他们去看医生。流感之类的小病可以治得好,大病治不好,很多人死在集中营。仅我看到的,就有几十个人死了,埋在集中营里面。六七十岁的老人为多。因为医疗条件差,一些小孩一出生就死了,我知道的就有六七个。

我和家人被关在代奥利集中营里面四年。1966年9月,终于有了中央的释放命令。我进去时是一个学生,出来都是22岁的成人了。火车将我们送到了阿萨姆Digboi。回去一看,什么都没有了。餐馆被人占去了。房子里住的是别人,东西都不见了。家没有了,我家只好在朋友那里借住了三个月。因为后母有个妹妹在加尔各答,哥哥也在,于是全家回到了加尔各答。

因为集中营的折磨、打击,两年后,1968年,父亲不幸去世。

我的哥哥当时在加尔各答,未被逮捕。他后来在加尔各答大学学习计算机,到IBM工作。他1970年申请移民到了加拿大,我留着照顾后母的弟弟妹妹。他们在英文高中读到毕业,都很不错。我1971在加尔各答结婚,太太是梅光小学的同学,祖籍梅县金盘堡。婚后生了一个儿子。经过哥哥担保,我申请亲属移民,一家三口于1973年10月到了多伦多。当时我持英联邦护照,儿子用的印度护照。

到了多伦多,我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总部在美国的公司Cudler Hammer。公司主要经营电子,生产天线等,规模很大,加拿大分公司有两百人多。我勤勤恳恳,工作卓著,被聘为supervisor(管工),一直工作了31年,荣誉退休。

我和太太在1974年又生了一个女儿,现在两个孩子。孩子很用功很争气,读书成绩很好,都读了硕士。女儿毕业于多伦多大学,读商科,获得工商管理硕士(MBA),现在CIBC(帝国商业银行)总行工作。儿子在滑铁卢大学读会计,后来成为BMO(蒙特利尔银行)的会计师。孩子们也都结婚生子,家里很兴旺。

(谢其瑞先生伉俪)

(谢其瑞先生的大家庭)

后母的弟弟妹妹于1975、1976年也移民加拿大多伦多。工作也很好,妹妹的两个儿子是医生,后母生的弟弟的儿子目前在英国伦敦工作。

我另有一个同胞的弟弟。1963年,中国政府派船到集中营接侨,同胞弟弟要求去中国。他回去后,先是到华侨补习学校学习,后来文化大革命,作为知青被分到了东北黑龙江乌苏里江那边。后来结婚,生了一个儿子。与他有联络后,我邀请他来加拿大,1975年冬天,一家三口来到加拿大。他在加拿大又生了一个儿子。现在一个儿子是物理治疗师,自己开诊所;另一个做电器方面工作,大家生活都很好。

1973年移民后,生活很自由。我很感谢老特鲁多总理1972、1973年开放亲属移民。如果我们还在印度继续待下去,不会有这么好的生活。

因为在代奥利集中营的经历,我组织了AIDCI(印华集中营难友协会,Association of India Deoli Camp Internees),联络集中营难友,给予新来者帮助。目前协会有一两百人,一年一次聚会,大家的子女也一起参加。理事会两三个月开一次会。

二、万永喜先生

万永喜(1945-)的父亲万富贵先生是四川成都人,生长在农村,小时候没有机会读书。十几岁时,因为日本侵略,从四川、云南的陆路,经过喜马拉雅山的山口,逃难到印度,进入阿萨姆邦(Assam),到了西隆,在餐馆当厨师。做了两三年,到西孟加拉国邦(West Bengal)靠近印中边界的噶伦堡(Kalimpong),开杂货店为生。母亲曹春霞女士是广东四邑人,在缅甸生长,经朋友介绍,1938年从缅甸来到印度与万富贵结婚。1939年他们的大儿子出生,1941年大女儿出生,1942年二儿子出生,1945年三儿子,也就是万永喜出生。他的后面有三个弟弟三个妹妹,最小的妹妹在1961年出生,属牛。

万先生的父母和弟弟妹妹后来移居台湾。现在中间的弟弟在台湾做医生;小弟弟曾经移民加拿大,但因为他的妻子是台湾人,后来回到台湾帮家里照顾生意,所以再后来弟弟也回台湾了。万永喜和两个哥哥目前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多伦多附近居住,大弟弟在阿尔伯塔省。

万永喜回忆早年在印度的生活说:

我家住在噶伦堡,是一个小城市,当地中国人有三百左右,有很多广东人,包括广府、潮州、客家人。客家人有几十个,三分之二的客家人从事鞋业,做皮鞋、卖皮鞋。还有很多其他省份的人,比如家里往来的朋友有两家湖北人、三家四川人、五家云南人、两家新疆人、三家客家人。云南因为靠近印度,所以很多云南人来印度。

父亲在当地是备受尊敬的商人。他很有能力,交游广阔,事业很成功。到1960年代初,家里有店铺、有仓库。房子虽然是租的,但装饰漂亮,孩子们的生活也很快乐。

(万永喜(前排左一)与父母和哥哥姐姐及大弟弟,1948年5月)

我8岁入学,入读当地一间中文学校,叫中国小学校。这所学校从幼稚班到初中都有,学生达到两三百人。中国小学校用的书本都是从中国大陆来的。学校还有住宿。周围乡村和边远地方的中国人将孩子送到噶伦堡读书,住在学校的宿舍,一面吃住,一面上学。当时气氛很宽松,学校讲中国故事,过中国节日,庆祝春节、中秋节。每年十月一日国庆节,学校组织学生唱歌跳舞、表演节目,邀请噶伦堡的有名望的人来观看,有中国人有印度人,大家都很高兴。元宵节,学生们一起在教室里学做花灯,红红火火,热热闹闹。后来又有了第二所中文学校,是台湾政府帮助开办的。我在中国小学校读到6年级毕业,进入英文学校Dr. Grahams Hone School,读到8年级。

1960年开始,形势急转直下。我知道的在噶伦堡有超过四五家华人在1960至1961年被抓走,押送到中印边境,驱赶回中国。有一家,父亲叫李志扬,1954年开始在噶伦堡开照相馆,最小的儿子叫李朱桃,与我大哥是同学,一家人安分守己,却在1961年被抓,运到边界的北边,驱离印度。又有一家姓马的云南人,家里是三层楼的黑色水泥房子,富丽堂皇,大家称为“color building”。还有一家夫妻是中国小学校的老师,丈夫也姓马,妻子姓杨,也被抓走,送到中国边境。杨老师现在住在多伦多。

1962年11月19日半夜,我家人都在睡觉,忽然听到门外很重的敲门声。来了三四个警察,一两个带着手枪。当中有一个与家里有来往, 在Central Intelligence Department(印度中央情报局,CID)工作。因为他认识全家人,所以还跟大家打招呼,比较客气,表情有些不好意思。他们说,边境有战争,为了我们的安全,要把我们带走、保护我们。他们让家人带上基本的日用品,几件衣服,少量食物,跟我们说过几天能够回来。家里还带上了一些钱。

当时是半夜一两点,警察押着全家十一口人,送到噶伦堡警察局,与其他人被装进一辆深绿色的军用大卡车。五六点时,卡车到了大吉岭,把大家放进一个监牢里。当晚被抓走的中国人家庭差不多有七到九家,都不知道为什么被抓。事后想,也许因为与中国大陆有什么关系。母亲做生意,需要资金周转,但是在印度银行借不到钱,就到大城市加尔各答,向中国银行借过钱。1962年战争发生之前,印度把加尔各答中国银行财产、账户全部没收。或许这样,他们查到了来往记录。

10月19日半夜被抓走时,父母匆匆带了2万多卢比。入大吉岭监牢时,并没有人告诉我们要把钱登记或交给什么人。警察来搜查家里带的东西,发现了钱,立即没收。后来离开监狱时,父母到监狱办公室向警察要回自己的积蓄,被拒绝,说我们违反了规定,没有在入狱时办理托管。他们声称钱已经上交政府。但奇怪的是,钱被没收后几日,四五个狱卒忽然换上了新衣服新鞋子。警察穿的是制服,没有看到什么明显变化。

十多天后,我家和其他人,又从大吉岭监狱,被装进大卡车,运到西里古里(Siliguri)。这是一个有火车站的小城市。上了火车,等了两三个小时,发现有另一辆火车,从阿萨姆来,里面关的都是住在边境的中国人。警察将他们押上等在那里的火车。火车沿途停在不同的站,接上已经在等待的、被抓捕的中国人。车上的人不允许随便出来。

本来中国人与当地人相处都很好,但是,经过印度政客的煽动,当地人不知道真相,印度政府说什么他们就相信,非常仇视中国人。他们看到有大队中国人被拘禁在火车站等火车,就骂。火车来了,更骂。如果没有警察管理,就会打过来。这样,经过两三天漫长的旅途,到达斋浦尔(Jaipur,拉贾斯坦邦首府,位于印度北部)的火车站。再把人押上军用卡车,一车二十多个人,开了几个小时,送到一个小城市,代奥利(Deoli)。再到集中营,已经是半夜两三点了。

代奥利集中营里的中国人,来自印度各地。我记得,有从印度南边马德拉斯(Madras,今名Chennai,即金奈,泰米尔纳德邦的首府)抓的一家;有在孟买抓的两家,还有在班加罗尔(Bangalor,今名Bengaluru,卡纳塔克邦的首府)抓的中国人。

不幸中的万幸,我家住的是代奥利集中营里条件稍好的一个区域,Wing 1,有20个独立房间。其中19个住家,20号是一个办公室。据说印度独立之前,最早的首相尼赫鲁曾经被关押在这里。其他人,有的二三十家挤在一个大房间。但是我们也住得很辛苦。监仓墙是石头,屋顶也是石头,冬冷夏热。冬天被子不够,沙漠里寒风刺骨。夏天太热,家里只好将水洒在抹布,挂在窗户上。里面很简陋,床是麻绳做的。很多人没有床,就睡在地上。好在自己带了被子,但家里人多,还是不够。集中营里没有什么吃的,早上,印度政府派的工人发一些干面包,煮米饭。用木柴烧火,很大的锅,水煮开,米袋子打开,把米倒进去,就这么囫囵煮,半生半熟拿给人吃。还有水煮小扁豆(Lentil),放一点盐、加一点咖喱调味。

集中营的日子长夜漫漫,不知何时是个头。铁丝网高高耸立,约10呎,顶端向内弯,阻止人往外爬。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个瞭望岗,有警卫随时看守。警察带着枪,戒备森严。外面是荒漠,跑也不知道往哪跑。我当时血气方刚,一身力气没地方使,就和一群年轻人每天锻炼身体,举石头,请小店铺的人找来旧单车车胎,裁细,利用这一点弹性做成弹弓,练习打鸽子。经过锻炼,竟然在集中营里,打到了三四只鸽子,让全家吃了一顿难得的美味。

在集中营里,我们曾经收到了四五个国家的捐助。收到过加拿大政府寄来的短袖衬衣,料子很好,红的绿的,什么颜色都有。大纸箱装着,上面写了加拿大寄来,里面透明塑料袋单独包装,衣服上也写了:Made in Canada。我领到了一件黄色的衬衣,很是喜欢,出去以后还经常不舍得穿,一直带到了加拿大。

在四五个国家寄来的包裹里,中国大陆寄来的最好。家里11个人,父母亲和9个小孩,领到六七个纸箱,尺寸为12*18*12吋。大约在1963年夏天收到,里面的东西都很实用,有笔、纸、药水药品,包括头痛药、拉肚子药等等,还有一小袋一小袋的饼干,鞋子、毛巾,牙膏牙刷,男女小孩衣服、大人衣服。还有一个黄色的搪瓷杯。感觉到祖国的关心和焦虑,大家都很高兴,很感动。

后来听说,台湾政府给集中营华人的是现金,交给印度的侨领叶干中转交。但是,没有任何难友看到或收到这笔钱。

1962年10月抓捕中国人时,大哥在加尔各答英国人开的黄麻厂(Jute Mill)工作,逃过一劫。有时大哥从加尔各答寄进来各种东西,聊以帮补。

1964年9月,突然通知我家要被释放了。过了两三天,十几家人先是被火车运到加尔各答,再装上卡车到了加尔各答的唐人街,命令我们下车,卡车就扬长而去。后来听说,这第一批有一百多人,是第一组。到加尔各答是晚上,本地的中国人听说有人放出来,就出来看。看到大家没有地方住,人生地不熟,有人就带着我们到一个殡仪馆睡觉。当时是半夜,都以为是一个庙。一大早,大约五六点,有人催大人小孩起来,说有人要来做丧事,马上将家里的棉被等物件放到路边。没办法,又有好心人帮忙找到一个地方,这回真是一个很大的庙。但这个中国庙,同时也是一个中文学校,里面有三四个房间,做成教室,有桌子椅子。在教室里住了三四家难友。白天学生上课;到三四点,学生下课,大家就可以用,晚上就在课堂里睡觉,一早起来收拾东西,又成了一个教室。这样住了半个多月,父母在唐人街找到了地方,才安顿下来。

后来才知道,第一批释放的人到加尔各答时,父亲的朋友谢其沛等人到加尔各答火车站来接我们。但是,加尔各答火车站附近有一座桥(Howrah Bridge),去火车站要申请许可才行。警察盘问他们有没有许可,他们就被抓走了,后来才释放。

(万永喜全家照,1964年12月)

全家很想回噶伦堡的家和店铺、收回财产,但是印度政府不让我们回到噶伦堡,只准许两个人回去,而且只允许我和父亲去,禁止大哥二哥去。

好容易回到了曾经的家。门锁着,但是家徒四壁,所有东西已经被洗劫一空。衣柜还在,但是里面的东西都没有了。兄弟姐妹都有自己的存钱罐,里面也是空空如也。商店里的东西已经统统被搬走。住家附近还有一个仓库,存放酱油、粉丝等食品,也是一样都不见了,不知是被偷走还是没收。

辛辛苦苦创下的家业已毁,愤怒、伤心也是无济于事。于是考虑移民。

首先要办理护照。父亲当年从四川来印度的时候,只有民国护照。我和弟妹们拿不到印度护照,也拿不到英联邦护照,就一起办了台湾护照。大哥1939年生,二哥1941年生,当时印度还没独立,就到英国大使馆办理了英联邦护照。大约是1965-1966年申请,过了几个月到一年多拿到护照。

我和大哥想移民加拿大。为了符合加拿大技术移民条件,我学习了一年烧焊。大哥本来就在工厂修理机器,擅长车床、电线、电脑、木工等工作。

当时申请移民到加拿大,需要到新德里的加拿大大使馆办,还会问到加拿大有没有地方可以住。我毕业的英文学校Dr. Grahams Hone School是英国人办的学校,有英、美、加拿大赞助。董事长很同情我们家庭的情况,说愿意帮忙。这样,加拿大的赞助人为大哥移民到加拿大提供担保。大哥移民以后,我移民也容易了。

这样,1966年,二哥离开印度去香港;大哥1966年向加拿大大使馆申请,1967年获批,离开印度,移民加拿大。随后,1967年12月31日,父母带着三个小妹和两个小的弟弟从印度去了台湾。大弟弟在1972或1973年,也移民加拿大。

万永喜(后排右二)的父母及弟妹们离开印度前往台湾前家庭合影(1967年12月29日)

我1967年向加拿大大使馆申请技术移民,1969年获批。我拿着移民身份证(Immigration Identification Card)也离开了印度。先到台湾看望父母家人,住了两个星期,再从台湾飞到加拿大温哥华入境。

万永喜先生(1968年7月)

万永喜的护照和移民身份证(出生年在办台湾护照时写作1949年)

我到达加拿大以后,找到烧焊工作。后来又学车床,学了四年。第三个工作在生产麦片、米片、玉米片等早餐食品的家乐氏(Kelloggs)公司,负责维护机器。我兢兢业业地工作了36年退休。

我有两个孩子,一个女儿一个儿子。女儿已经结婚。儿子在滑铁卢大学学经济和化学工程,现在在深圳教英文。女儿本科毕业以后,又读了西门菲沙大学的社会学专业硕士,现在大温地区政府部门工作。她今年5月当上了妈妈,我也抱孙了,现在是一个三代同堂的大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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