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学然 闫晓蓉

摘要：侗族作为古老的农耕民族，孕育出悠久的稻作艺术传统。侗族大歌流传于侗族居住较为集中的贵州、湖南、广西三省交界地区，于2006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侗歌作为侗族的艺术象征，其存在和发展都以传统农耕为物质根基，将家戶劳动力转化为社区的共同力量。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的文化积累和文化创造，属于可利用、保护和发展的人文资源。本文通过对侗歌体系与稻作传统之共融关系的理解，诠释“非遗”的物质与文化根基之意义，对“非遗”的价值加以发掘和利用，使之成为能够服务于民族与文明的文化资源。

关键词：稻作传统  侗歌体系  非遗  物质与文化根基

中图分类号：J6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359（2022）09-0005-04

侗歌是原生态民族音乐文化实体的代表，是侗族复杂歌谣体系中的一种，侗语称“嘎老”或“嘎玛”，流传于侗族居住较为集中的贵州、湖南、广西三省交界地区，其演唱形式及特点罕见于中外民间音乐艺术。侗族文化底蕴深厚，侗族大歌历史久远，早在宋代陆游在其《老学庵笔记》中就记载了“仡伶”（侗人自称）集体做客唱歌的情景，可见当时侗歌已经发展到了比较成熟的阶段。2006年侗族大歌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歌唱是侗族人民个人成长和家族繁衍中不可或缺的文化娱乐方式，也是在劳动分工和生产生活所需物质资源的基础上必不可少的精神追求。

一、侗歌的物质基础——传统稻作

传统农耕生产方式以人地关系为基础，这成为物质生存资料的来源，是艺术和文化产生的重要依托，培育出人们敏锐的时空意识和浓郁的情感世界，让侗族在农田的耕作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艺术形式。从物质属性来看，土地给予我们生命，艺术从土地的生殖力中得到了恩赐，社会实现财富的增量，文明得到了艺术的滋养。侗家歌曰：不种田无法把命活，不唱歌日子怎么过。侗族作为古老的农耕民族，以稻作为生，依山水而居，安置村寨于河谷平坝。地理位置和生存环境孕育出他们悠久的稻作文化传统。土地、山川、河流中蕴藏着宝贵的物质资源，滋养着河坝梯田的稻苗，这成为侗歌体系得以绵延发展的物质根基。

侗族村寨分布于高低错落的山麓坝间，土壤肥沃，属于温带、亚热带季风性气候，气候湿润，无严冬酷夏，雨量充沛，适宜水稻生长，稻谷产量占粮食总产量的八到九成，成为侗歌艺术传唱和保存的天选之地。稻谷种植、种子来源和水稻耕种技术的歌谣广泛流传，形成了传统稻作艺术系统，地方性故事传说把稻作艺术与侗族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当代考古发掘和研究也印证了侗族自新石器晚期以来的水稻生产和农耕艺术传统，遗址中出土的竹制“饭篓”与今日侗族农民使用的饭篓在纹饰款式上完全一致，很多碳化稻谷和农业生产用具的发现，生动呈现出他们以经营稻作农业为主的经济生活，丰厚的历史积淀促成了音乐、艺术和文化的诞生和发扬光大。

稻作艺术产生于农耕生活，表达着劳动人民对劳动生活的热爱，是少数民族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与周身环境长期适应的过程中，侗族还因地制宜种植其他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自家饲养牲畜，利用山地资源进行“粮林兼作”，其日常生活安排、艺术文化形式都与水稻生长周期息息相关，与自然资源获取、耕作技术和艺术产品构成方面具有紧密联系。农耕时的艺术内涵丰富，但更多是围绕农耕事宜，稻苗栽插以前人们非常忙碌，插秧到收割有一个缓冲期，收割期开始又繁忙起来，不同阶段的农事活动都融入其艺术和音乐中，形成了侗族独具特色的稻作音乐形式——侗歌。稻作传统酝酿出侗歌相关的风俗和文化活动，为表现农耕时节人们的喜悦之情和浓郁的欢乐气氛而创作并保留下来的重要形式，展现于传统稻作艺术各时空脉络中的每个节点。侗民们在农闲时学歌，节庆时合唱，农忙时歌队转化为稻作生产协作组织。侗族地区每年的几个主要节日与水稻生长周期联系紧密，秧门节，稻作生产开始;尝新节，到田间摘新谷、舂出喷香的新米;春节，用嫩稻米祭祀祖先，而侗歌的相关活动也多安排在农闲时期，侗歌相关活动在尝新节和春节期间达到高潮。

今日的侗族更重视祖先祭司和节日庆典艺术，他们同时种植籼稻和糯稻，日常多食用籼稻，但习惯于种植一两亩地的糯稻，在节庆时刻制成祭品或礼品。籼稻加工成米酒畅饮成为节庆时刻侗族人民的不二选择。侗族传统稻作文化近年因其独特的“稻-鱼-鸭共生系统”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这种独特的稻作生态平衡艺术，是生态系统选择与平衡的产物。侗族不仅喜食稻米，还擅长腌鱼，在祭祀艺术活动中，无时无刻不体现着他们对鱼的珍视，腌鱼是必需的祭品，也是仪式性礼物。多样化的饮食不仅使农民获得更多的蛋白质，剩余产品还可以拿到市场上交换，逐渐形成适应不同场景生境的物质与文化和谐的侗族稻作艺术。

作为侗族的艺术象征，侗歌随侗族人民的生活环境产生并发展，经历千百年的变迁更替，夺目而出。长期在这样和谐的自然环境中生息繁衍的侗族歌手对大自然的韵律非常敏感，捕捉其点滴音节，模拟和声，并创作出复调音乐，这是对自然声音的反响与回馈，也是对个人审美与心灵的诠释。稻作艺术不能忽略其存在的社会基础，侗寨以血缘为纽带，由纵向的生育和横向的婚姻形成亲属关系相互交织的网状结构，网内的人无论在劳动还是在艺术传承过程中都有着不同的权力和义务。小农经济的局限性、民族艺术的包容性与侗族社会的互助模式形成天然的联系，互惠本身成为真正有价值的物质和文化资源。优美的侗族大歌伴随着农耕民族以农事、农时为时间表的生活习惯悠然而生，互助互惠的歌队将侗族家户的劳动力转化为社区的共同力量，与侗族大歌和侗族节日相关的活动，其存在和发展都以传统农耕为物质根基，时刻彰显出侗族人民团结、互助的美好生活。

此外，侗人歌唱不仅以群体间相对稳定的血缘、地缘和歌缘的关系为基础，侗族村寨建筑作为结构稳定的实体艺术展示空间，为不同类型的歌种提供了物质格局。当一年中农民的农事活动繁忙时，建房等大事仅靠一己之力无法完成，需要更多的劳力，这时，又需要稻作艺术中的互惠互助性，侗族农民干着体力活的时候说，“来吧！把歌儿唱起来！”总体看来，侗族建筑艺术在布局时形成了一种群体居住的意识，除考虑农业条件外，侗寨的选址还讲究地气与风水。干栏住宅、萨坛、鼓楼和花桥是最典型的侗族建筑物，也是侗歌演唱的实际场地。侗寨周围通风向阳处立的是一排排晾禾架，把整个寨子包围起来，为艺术展演提供一个封闭空间。鼓楼是侗歌最主要的表演场所，作为公共场域，鼓楼具备聚会议事、活动组织、争讼判罚等功能，重大节日的对歌也大多在鼓楼进行，鼓楼与村寨中大大小小的“楼”和“台”构成侗族歌与戏的传承舞台。2166EB31-0927-404A-A40A-13F265B1ECFB

二、人文资源——侗歌体系的文化根基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的文化积累和艺术创造，属于可利用、保护和发展的人文资源。费孝通先生认为：“人文资源是人类从最早的文明开始一点点地积累、不断地延续和建造起来的。它是人类的历史、文化、艺术，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财富，是人类通过文化的创造留下来的可供人类继续发展的文化基础。”侗歌体系作为侗族历史、文化和艺术的载体，承载了其民族艺术的大部分内容，蕴含生命与灵魂，其艺术思维、表演形式以及文化样态均反映出真实的民族生活和感情。

（一）集体互动的侗歌体系

谈及侗族传统歌唱的历史，要回到族源、族称、口传记忆以及政治治理策略的追索。虽不立文字，但口耳相传的“起源歌”“落寨歌”说明人们的历史记忆没有散落他处，累积成为传承本族迁徙与定居的历史文化的重要介质。歌谣的传唱呈现文化根基与渊源的同时也在建构着侗族的历史进程，使之形成了一套集思维方式、多声形态、合唱技艺、民众交往、集体互动为一体的侗歌体系，是串联起侗族物质生活、社会结构、婚恋关系、文化传承和精神世界的音乐艺术。

谈及集体性，侗歌使村寨之间形成有效的认同。青年男女歌班是寨际互访的核心力量。距离远的村寨会定期进行歌班年轻人之间的群体走访和交流活动，促成了年轻男女的交友甚至婚恋关系，进而形成寨间稳定的集体做客关系，拓展出更多歌者和村民参与的人际互访。虽然地缘上不近，但寨间的生活风习包涵饮食方式、行为举止和歌唱传统等比较相似，这对于两寨是否能建立亲密关系也具有决定性意义。走寨要长途跋涉，因此优先选择熟悉的村寨，不会选择到一个与本寨生活习性相去甚远的村子。通过侗歌体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个体上升到集体。

侗歌区域性风格的差异源于侗族文化的南北之分。学界早在20世纪50年代即提出了侗族音乐的南北区别：不同的歌曲系统、节奏、调式、声部、有无伴奏，演唱地点和演唱、旋律和结构特征等都有差异。单纯侗歌类型化的争论已在侗族对本土文化的认知和书写中进入到他们的日常生活和观念，人们对侗族音乐的认识和理解也在日益增加的各色表述中不断转变。作为侗族古老的音乐、诗歌和艺术，侗歌体系旨在追求自然之美，潺潺流水与鸟叫蝉鸣恰似声部配合、旋律起伏的复调之歌，在自然环境、生产劳动和日常风俗中萌发创意的艺术创作历经岁月沉淀，完成了全民习得进而全民参与的进化过程。

（二）歌唱与展演的文化传递

以鼓楼对唱为例，尝新节和春节期间，到处散发着浓浓的节日欢庆气氛，男女老少整日忙着教唱、练歌，準备在鼓楼迎接其它村寨的对唱挑战。展演当天，男女歌队盛装出席，敲锣打鼓欢乐嬉笑着前往鼓楼，对歌环节一般包含：首先，双方歌班开嗓，表演热身唱，以活跃现场氛围;接下来，对唱鼓楼大歌，分为短句歌和长句歌，重点是长句歌对唱，男女歌班的歌词对应非常严格，每首歌对完需要几十分钟到一个多小时;再来，表演声音大歌，这时，双方已经唱到疲乏，但围观者却越来越多，兴致也更浓，女性歌班会主动表演一手炫耀嗓音和技巧的看家绝活，男性可应和一首，也可不应和;高潮时刻，过瘾的自由对唱阶段之后进入到叙事故事对唱，叙事歌情节宏大，歌词扣人心弦，充分展现出歌班歌艺;最后，对歌结束于“分别歌”。

侗族大歌代表性曲目有《耶老歌》《嘎高胜》《嘎音也》《嘎戏》等，有一人演唱的歌曲，多数歌曲由众人唱一个持续音的声部，领唱者完成舌尖颤音的技巧部分，也有所有歌师共同表演的歌曲。唱法的关键在于气息流动的支持，使高频的持续音得以保持。虽然演唱技巧中舌尖颤音是重要一环，但身体放松下来才能带动舌尖灵活的弹跳。放下下巴，自然，不紧张，才能轻松地完成舌尖的高频颤音。这些技巧要不断地练习和琢磨，多和歌者互动交流，侗族人民在大自然的畅游有助于他们完成惟妙惟肖的模仿。

歌班是侗歌传承的组织形式，无文字的侗人通过歌唱与传说进行文化传递，其歌词内容包罗万象，成为“侗族文化的百科全书”。不同于西方创作的复调音乐，侗歌的多声部音乐揭示出一幅与自然友好共处、与生活水乳交融的层叠画卷。“歌”记叙着侗人的生活，“唱”延续着他们的生命。艺术演绎和创作来源于劳动，来源于生活，侗歌演唱的不仅仅是动听的音符，还有对自然与生命的热忱与追求。

作为普通的农民，歌者们农时在土地上辛勤劳作，种植庄稼，整个生活节奏遵循着四季与农时的变化节律，负担着整个家庭的生计，唱歌是他们的集体身份的体现，也是社会地位的追求，可以说，这也是侗家每个人的兴趣爱好，不限于身份，仅仅是对歌和文化的依恋和热爱，让他们自觉成为了传歌的使者，成为历史与文化记忆的传承者，成为地方知识与技艺的更新者与创造者。

侗歌在个体生命的不同阶段及所处环境的不同场景中的传承方式非常灵活，总体上有父母子女间的代际相传、跟随歌师学习的师徒相授、观摩对歌的耳濡目染和通晓汉字和侗音的民间文人用汉字记词。这几种形式分别作用于共同塑造着社区的侗歌体系，营造出“人在歌海，身处歌中”的艺术氛围。文字的使用提高了记忆的准确度，使侗歌体系“完全再现”出来，消解了时空传承过程中的不确定性。

人文与艺术资源不仅关注物质承载的人的价值观和技术，更关注艺术和文化的存在状态，和现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很相似，且涵盖范围更广。很多人文资源和艺术形式属于不可再生的，一旦被破坏掉，就永远无可挽回。因此，首先要保护文化，才能谈得上怎么利用和开发。

三、稻作艺术的发展与侗歌的当代转型

侗族传统稻作农业具有较高的艺术与生态价值，稻作艺术体现出侗族人民的智慧、知识和技能。传统农耕经济形态和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结构不免继续保留着村寨内部以物易物的交换方式，如上文所述，稻作艺术为一种“象征符号”在日常食用、节日祭祀和仪式庆典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侗歌这一歌唱行为更是见于生活、仪式的各个角落，每个人都是大歌体系的演唱者和参与者，处于不同生命阶段的个体以不同身份、方式进入到群体交往和人际关系的建构中。农民的社会交往通过集体开展，个人只有合法地存在于某个集体中，才能产生交换与交往。劳动生产组织和歌唱组织以家庭和歌班为核心，这方便我们理解侗族人家农闲期的朗朗歌声，以及作为集体一员的个体必须歌唱，才能找到建立个体、家庭和村庄之间的和谐关系。2166EB31-0927-404A-A40A-13F265B1ECFB

侗族在千百年来农耕文明的积淀中形成了社会的交换文化，其内涵和根基在于传统的稻作艺术。在稻作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其艺术形式如侗歌体系得到了很好的传承，其原始状态为农业生产、祭祀祖先而创设，随着时代的进步，成为侗族人民生活和节日庆典中不能缺少的艺术形式。社会资源配置的家庭化开启了公有向私有的根本性转变，农业由群体性转向个体性生产，以家户为农业生产单位的侗族主要的农作物水稻理所当然成为经济活动的中心，从山林、河流到村庄，从农民的生产、劳动到行为、观念、社会生活以及祭节日庆典，祭祀仪式等都围绕着这一中心来构建。侗族的礼仪艺术如定亲礼、婚嫁礼、生育礼等交换活动都离不开“稻”的身影，同样，侗歌对于婚恋关系的介入非常明显。侗寨错落分布于山水之间，侗歌使近距离或相邻村寨的交往更加紧密，侗歌的互动让远距离的村落人群间增进了认同和团结。

从当代侗乡生存现状来看，农业依然是农民生活的基础，传统稻作艺术的延续和现代社会的发展使土地与农人的关系、物质和文化方式以及群体的结构发生了明顯改变。在朝着商品化市场经济不断转型过程中，农民的经济生活并不富足，过度砍伐使林业经济发展受限，因此，在产业结构调整后，以侗族文化、侗歌表演为艺术特色的旅游文化成为农民的主要创收来源。当年轻人走出大山和外面世界发生联结之时，人口结构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侗人传统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观念慢慢被改变。越来越开阔的视野、多元文化与社会结构的变迁使侗歌面临着传承体系的解体境遇。以前的侗歌演唱者很少走出侗寨，但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的冲击让很多人不得不走出原有的文化土壤，到外面全新的文化环境中谋取生计，促使侗歌争取到更广阔的文化空间，进一步适应了受众的审美要求，确保了侗歌的生存、传承与繁荣。外来的力量和权威影响着侗族的民间文化，也在重构侗家的人文资源，展示出传统本土文化的顽强生命力。当然，与原生态的传统比较起来，复归与再造的传统和文化更显世俗而少了些许神圣性，因此，新时代的侗歌体系及仪式活动中，经济性多于文化性、声望性大于实在性、表演性多于情感性的问题由此而生，民间文化和文化资源在各种力量的主导和推动之下产生种种变异，地方差异与全球化的同构性同步发展。

侗歌是从广大普通民众中产生的“大众的艺术和文化”，传统稻作及其关联的侗歌体系是依靠民族的自身力量发展起来的。作为文化资源的民俗文化在漫长的农耕条件下，民众经过口传心授、约定俗成而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生存空间。寻找侗歌体系的文化根基，提示着我们应当把“非遗”资源化，不仅仅视其为一种被动的保护对象，应该加以发掘和利用，使之成为能够服务于民族与文明的文化资源。

参考文献：

[1]张勇.侗族音乐史.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上）[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

[2]刘成纪.历史原境与文化遗产的价值给予[J].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2020（02）.

[3]杨晓.侗族大歌[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2.

[4]费孝通，方李莉.关于西部人文资源研究的对话[J].民族艺术，2001（01）.

[5]杨军昌.侗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会功能与传承保护[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02）.

[6]高丙中.从文化的代表性意涵理解世界文化遗产[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05）.

[7]祁庆富.贯彻《非遗法》 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J].西北民族研究，2011（02）.

[8]李延红.“地方制造”与节庆表演——当下“侗族大歌”的地方建构与认同[J].中国音乐，2020（06）.

[9]杨民康.论音乐“非遗”在少数民族乡村文化遗产整体保护中的地位与处境[J].艺术评论，2014（04）.

[10]李靖.印象“泼水节”：交织于国家、地方、民间仪式中的少数民族节庆旅游[J].民俗研究，2014（01）.

[11]陈庆德，潘春梅，郑宇.经济人类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2]方李莉.费孝通晚年思想录[M].长沙：岳麓书社，2005.2166EB31-0927-404A-A40A-13F265B1ECF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