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晓凤

文科的本质，是人性的力量，构筑家国情怀、实现民族复兴，离不开文科教育的滋养与激荡。文科的功用不在于文辞的灌注，而是培养君子不器的胸怀。科学技术高度发达之后，文科丰盈精神的独特作用愈发彰显，已然到了亟须人文涵养的重要节点。学科交叉、综合是大趋势，各学科的畛域日渐模糊。文为道，理为器，道器合一。讲好中国故事、构建属于中国的话语体系，需要更好的文科来呈现。新文科建设就是要构建“大文科”的视野。对此，我们采访了欧洲科学院外籍院士、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院长王宁教授，他从全球人文的角度深刻地诠释了新文科建设。

新文科建设需要培养具有宽口径多学科知识、创新意识和潜力的人才

“新文科就是要突出一个‘新’字，它与传统的文科不同：从以前过细的专业划分过渡到一种大文科的广阔视野，在教学模式上力求创新，而不是守陈。运用科学的方法促进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以便在人才培养方面打破过去那种仅培养某一领域专家的陈旧模式，要培养具有宽口径的多学科知识，同时又在本领域具有创新意识和发展潜力的人才。”王宁表示。

他认为中国的新文科建设应该同时具有“国际性”“跨学科性”“前沿性”“理论性”四个特色。国际性与“全球人文”概念相关，中国的人文学者不仅要在国际上发出声音，也要就全人类共同面对的普适问题贡献中国智慧，提出中国方案。这就过渡到跨学科性。跨学科性不仅体现在它与其他人文学科分支的交叉和相互渗透，与社会科学的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和交叉关系，还体现在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以及技术的相互渗透与关联。当前在中外学界广为人们热议的“数字人文”就是这种自然科学技术与人文学术交叉的一个结果。

此外，新文科的前沿性在于它必须突破传统的人文学科的人为性和主观性，加进一些科学技术的成分，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可以经得起评价的学术学科，同时也为理论家提出一些跨越学科界限和民族/国别界限的具有普适意义的理论课题铺平道路。

因此，新文科理念的提出为人文学者的理论创新奠定了基础。在新文科的广阔视野下，无须担心我们提出的理论概念的学科属性，而完全可以将一些新的理论概念置于一个更为广阔的语境之下，从而使之具有指导人文学科各分支学科教育和研究的意义。

王宁强调，在新的内涵和外延下，新文科在专业设置、教学模式、科学研究及师资培养等方面都应该做一些调整和转变。在专业设置方面不要过早地让学生进入狭窄的专业领域，而是让他们在类似有些学校设立的（大）文科平台广泛涉猎人文社会科学及其相关学科知识，一年以后再通过双向选择进入系科和专业;同时，教学模式也应相应调整，由来自文科不同院系的教授组成教学团队，向学生提供不同学科的知识，使他们在一年之内对人文学科，甚至一些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学科，及其研究方法有大致了解，为今后的精深研究打下宽广坚实的基础;有了这些基本条件，学生就可以跟着导师从事学术研究，并且通过直博或硕博连读的途径得到更高端的培养。总之，新文科的理念为我们的人才培养及师资都提出了更高要求。我们不仅是向学生灌输知识，更要注重培养学生独立从事科研的能力，同时培养他们将来面对复杂社会问题的应变能力。

新文科建设需要培养出具有国际视野的高端人才

王宁一直专注比较文学领域，正好是文学理论和文化理论交融最深的分支学科，通常需要学贯古今和融会中西的学养基础，对人才培养的要求非常高。在新文科建设之下，对于文学和文化方面的创新人才培养要如何适应社会的发展，王宁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他认为，作为中国的比较文学学者，要求从事这一领域教学和研究的教师做到学贯古今和融会中西，这样才能培养出相应的高端人才。在国际学界，一般认为，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学者至少应掌握除去自己母语的一到两门外语，此外还应具备较高的理论素质，这样才能娴熟自如地从事比较文学研究。实际上，许多国际比较文学界的大师级学者都在这方面作出了卓越建树，他们的实践为我们今天在中国语境下从事新文科建设奠定了国际化和跨学科的基础。老一辈学者朱光潜、杨周翰等人的学术研究就具有这样一些特征，他们所产生的影响超越了文学研究领域，甚至辐射到其他学科领域。虽然成长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大多数学者都未能娴熟地掌握一两门外语，并且专心致志地在某一学科及其相关学科深入研究进而达到国际前沿水平，但少数更为年轻一些的学者却以其深厚的学养和理论功力著书立说，在国内学界独树一帜。有些甚至直接用英文著述，或通过翻译的中介使自己的著作被译成西方的主要语言，从而进入国际学术前沿。有些成就卓著者还当选为欧美发达国家的科学院或学术院的院士，在这其中比较文学学者占据了较大的比重。这与比较文学这门学科的国际性和跨学科特征不无关系。因此，在当前的新文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模式推广过程中，还会有更多的青年才俊脱颖而出，迅速地进入国际学术前沿并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建立做出贡献。可以预见，真正“三足鼎立”（欧洲、北美和中国）的国际比较文学新格局将在不久的将来形成。

新文科建设需要通过中外人文交流发出中国声音

近年來，世界呈现出逆全球化的趋势，全球文化的交流也在某种程度上呈现出一定的障碍。在此情境之下，新文科建设要如何打开视野，贡献中国话语正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王宁解释道，“全球化作为一个不断引发人们兴趣和讨论的新理论概念最早出现在英语世界，大约是20世纪80年代左右。美国出于开启所谓的‘星球大战’的需要，迅速推广，并一度以全球化的领导者自居，试图在一切方面推广美国的价值观念、发展模式和国家体制。尽管中国经过多年的艰苦谈判，最终于21世纪初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也即全方位地进入了全球化的运作机制，中国在进入全球化的机制后迅速地调整了自己的经济结构，很快便适应了世贸组织的各项规则，并且充分利用全球化带来的契机大力发展经济，从而使自己的经济腾飞，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是全球化在中国取得成功的标志。如果单从经济和金融方面来说，欧洲和美国应该是这方面的主导者，而中国则是一个后来者，但后来者亦有其后发优势。”

对于文化的全球化，王宁娓娓道来，因为这正是他这些年研究的方向。他继续追溯：从文化全球化进程来看，中国古代的丝绸之路应该是最早的实践。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是全球化进程的开启。后来，由于美国综合实力日益强大，全球化领导者的角色落到美国肩上。因此全球化率先发生在西方世界，但是发展进程中，为一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并且经过中国的“本土化”实践，在短短的十几年里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新文科的视野下，我们应该发挥人文交流的长处，率先在人文领域内取得突破。通过中外人文交流发出中国的声音。

王宁强调，特别是在新型冠状肺炎疫情仍然严峻的态势之下，文科思维能为人类当下的命运提供一些选择和抚慰。近两年的时间，中国遭受了新型冠状肺炎病毒的侵袭。它是波及整个世界的一个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从根本上解决这一病毒的蔓延需要采取“全球治理”，超越国界的事件必须由多个国家乃至整个国际社会共同努力。中国抗击疫情已取得成效，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暂时的，不改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疫情激发了中国线上经济、智能经济热潮，孕育着未来增长潜力。可见，遏制甚至根除新冠病毒只有采取全球治理的方法。这也给了人文学科一个启示：我们应充分利用面向全校各学科学生开设的通识课来扩大学生的知识面，使他们能够对一些全世界人们共同面对的问题提出人文学者的思考。

承继民族传统、坚定文化自信，离不开文科教育的依托。“文章合为时而著”，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构建中国话语，树立文化自信，讲好中国故事，新文科大有可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