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云青 陈秀玲

摘要：我国的扶贫工作已取得全面重大胜利，但以相对贫困治理为主要内容的扶贫工作仍任重道远，因此，对当前我国扶贫政策的科学性、有效性和合理性进行深入分析是十分必要的。以在我国的扶贫政策体系中处于引领性地位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为样本，基于政策工具和政策内容二维分析框架，对我国扶贫政策工具的运用现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扶贫政策内容关注扶贫关键领域且分布相对均衡，政策工具内部结构需进一步优化完善，政策工具和政策内容之间的匹配性还有待加强，《决定》的实施取得显著成果。未来应优化政策工具的组合配置;加强政策的整体规划，提升政策工具内部各细分工具及其与各政策内容之间的协同性;完善相对贫困治理政策体系及其配套機制。

关键词：政策工具;扶贫;政策内容

中图分类号：F32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22）03-0080-12

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期盼，更是中国共产党的庄严承诺，我们必须努力践行。为此，我国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制度，形成了完善的扶贫政策体系，这为我国扶贫攻坚的顺利开展提供了重要遵循和指导。到2020年，我国的扶贫工作已经取得全面重大胜利从而进入了后扶贫时代，在此时期，生存性贫困已被消除，绝对贫困已不复存在，但以人口基数大、贫困维度多、动态变化明显、持续时间久、解决难度高为主要特征的相对贫困仍将在较长的时间内持续存在。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需要解决的矛盾问题和应对的风险挑战更加复杂多变，相对贫困治理也必将面临新的更大考验。在此背景下，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十分有必要对当前我国扶贫政策的科学性、有效性和合理性进行深入探讨分析。

一、文献回顾

近年来，扶贫政策的设计与实施一直都是国内外多学科领域专家学者的研究热点，他们从不同的视角对扶贫政策进行了全方位、多层次的探讨分析，相关研究成果为本文提供了很好的参考借鉴。

一是扶贫政策发展演变研究。政策梳理归纳是开展政策分析评价的基础前提，崔元培、王建忠和薛庆林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扶贫政策演变划分为救济与平均配置为主的阶段、帮扶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的阶段等五个重要时期[1]。李晓园、钟伟基于政策文本的分析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贫困治理政策演变划分为六个时期[2]。唐超、罗明忠、张苇锟也将我国扶贫政策的发展划分为六个时期，即单一性时期、区域性时期、全国性时期、参与式时期、多元性时期和精准性时期[3]。二是各类型扶贫政策及其效用的研究。Ali E等基于实证数据分析了财政转移支付政策对于伊朗扶贫绩效的影响[4]。陈平路、毛家兵和李蒙基于2010—2014年4省8县扶贫开发建档立卡的数据资料，分析了我国教育扶贫政策的效应[5]。顾宁、刘洋基于在辽宁省阜新市对于既往贫困户的调查数据资料，分析了产业扶贫政策对于农户家庭脆弱性的影响[6]。张文娟、黄继茂分析了生态扶贫政策的实施效用[7]。三是扶贫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问题的分析。李金龙、杨洁运用街头官僚理论分析了农村精准扶贫政策实施存在的诸多问题[8]。徐京平、邢兰若从“互联网+”的视角出发，分析了精准扶贫中存在的问题[9]。程惠霞探讨了金融扶贫政策实施中的问题[10]。

政策工具是连接政策目标与其实施绩效的桥梁纽带，是政策制定者宣传政策、制定理念目标、完成公共治理任务的重要方法手段。选择科学、适当的政策工具是政策制定者有效达成政策目标的基本保障和前提。基于此，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十分有必要开展政策工具视角的扶贫政策梳理研究，以揭示当前政策工具在我国扶贫领域运用中存在的问题，分析扶贫政策未来的着力点与发展趋势，为今后相对贫困治理政策的制定与优化创新提供借鉴参考。

在我国现行的扶贫政策法规中，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明确了我国扶贫的基本原则、支撑体系及其主要内容等，是我国正式开始精准扶贫伟大事业的标志与起点，在我国扶贫事业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同时，该政策在我国扶贫政策体系中层级高、系统性强、覆盖面广，处于引领性地位。有鉴于此，本文以《决定》作为政策分析样本。

二、扶贫政策工具分析框架构建

作为公共政策研究的重要维度，政策工具的研究最早出现于20世纪50年代，但直到80年代才逐渐兴起，在90年代，该研究得到了快速发展进而成为政策科学的研究焦点之一。借鉴已有相关研究成果，本文将扶贫政策工具界定为政府为实现提升扶贫绩效、消除贫困的政策目标而采取的一系列手段、方式和方法的集合体。在此基础上，本文建立了扶贫政策工具——内容分析框架，并进一步深入探讨各级各类政策工具之间的配置组合特征和政策内容的布局特点。

（一）X维度：基本政策工具维度

政策工具有不同种类划分，有自愿型、强制型和混合型[11，12]，供给型、环境型与需求型[13，14]，基本型、战略型与综合型[15]等分类体系。其中，Rothwell和Zegveld的供给型、环境型与需求型分类方法强调政策实施中供给与需求协调衔接的重要性，强调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和政府的宏观调控角色，在学术界得到普遍认同和广泛认可。同时，该分类方法与《决定》凸显供给、需求和环境营造在扶贫工作中重要作用的基本设计思路相契合，因此，本文将以该方法作为分析工具。依据推拉理论，扶贫事业的发展进步是“推力”“拉力”和“中间力量”相互作用、协同共进的结果，三种工具分别发挥直接推动作用、直接拉动作用和间接影响作用，三方面的力量共同推动扶贫事业的发展进步（见图1）。

具体来说，供给型政策工具是政府通过多种途径为扶贫事业的发展提供资源保证与发展条件，赋能各扶贫要素，激发它们的活力能量。依据推动模式的差异性，其又可被划分为若干细分工具，比如教育培训、资金投入、基础设施建设、信息交流服务等。需求型政策工具是指政府通过对外交流、服务外包等多种方式拓宽扶贫资金的来源、拓展扶贫渠道、促进相关产业发展，更合理地调节相关市场的供需关系，稳定市场秩序。环境型政策工具是指政府根据贫困地区的不同区位和资源禀赋特点等来制定适合本地发展的扶贫发展规划、法律法规和策略性措施等，其主要通过优化外部环境来支持扶贫发展，实现政策目标，其效应往往是间接的。6C234B6D-CF17-4C7E-8961-B36CC745EAA4

（二）Y维度：政策内容维度

政策工具虽然能够直观有效反映政策制定者对于各种政策工具的选择倾向性，表明为实现政策目标所采取的方法和手段，但却不能深刻、全面揭示政策所蕴含的内部规律特征，开展政策内容分析势在必行。基于政策文本，着眼于扶贫目标的达成，本文将《决定》的政策内容分解为社会保障、资源整合和能力建设三个维度。其中，社会保障是扶贫政策制定的出发点和立足点，主要表现为解决温饱问题及实行相关兜底支持保障。资源整合是政策执行的重要手段和必要途径，政府通过将贫困地区的经济、社会、自然等公共资源进行高效整合与利用，可以为扶贫提供物质条件，保障脱贫攻坚稳步推进。在很多贫困地区，贫困的發生往往是贫困户自身能力欠缺所导致的，单纯的外部“输血式”帮扶很难从根本上帮助其彻底脱贫，这种贫困也往往具有较强的传递性、累积性。要实现稳定持久脱贫，扶贫工作必须要着眼于贫困户自我发展意识与能力的培育提升，补齐他们自我发展的短板，增强其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因此，也将能力建设作为政策内容的重要维度。

（三）二维分析框架的构建

基于上述X、Y维度的理论分析，本文设计了我国扶贫政策二维分析框架（见图2）。

三、基于政策工具的扶贫政策分析

（一）《决定》政策文本内容编码

以需求型、供给型、环境型政策工具分类及其细分类别（资金投入、税收优惠、市场塑造等）、能力建设、资源整合与社会保障等政策内容为分析类目，以《决定》文本的政策条款为基本分析单元进行编码处理，形成表1所示的编码表（局限于篇幅，在此只列出部分内容）。

（二）对《决定》的X维度分析

依据X维度的分类标准，对已经编码的《决定》政策单元进行归类，三类工具的频次分布见表2。

由表2可知，总体而言，《决定》统筹运用了三种政策工具，这为我国扶贫事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提供了全方位、多层次的激励支持。从统计结果来看，三种政策在具体应用中具有显著的差异性，环境型、供给型、需求型政策工具的使用频率依次减少，他们占全部政策工具的比例依次分别为69.67%、26.43%和3.90%。这表明我国政府对于环境型政策工具有较强的偏好，注重运用该类工具来推动扶贫事业发展，对于其他两类尤其是需求型政策工具的应用较少。

1.环境型政策工具使用较多

由表2可知，《决定》意在通过环境型政策工具的大量使用为扶贫攻坚营造良好氛围环境，但是各细分工具的使用有较大差异，较多地使用了目标规划、策略性措施、金融支持和法规管制工具。目标规划主要是从宏观层面和长远角度对扶贫事业发展进行系统性规划和整体布局，具有系统性、全面性和长远性的特点，占比为25%。比如《决定》提出，健全弱势群体关爱服务体系、制定扶贫产业发展规划、开展健康扶贫行动、实施健康扶贫工程。策略性措施是目标规划的进一步细化、具体化，它的使用频率最高，占比达到36.64%，这说明政府希望通过扶贫工作体系机制的创新，实现提升扶贫效率的目的，但一些策略性措施的适用性还有待进一步验证和优化。金融是经济发展的血脉，更是扶贫工作的基石，金融扶贫是我国扶贫攻坚的核心内容和重要支撑。《决定》从农业保险、金融服务基础设施建设、扶贫金融产品创新、扶贫金融机构设置、扶贫金融激励等多方面对金融支持服务扶贫攻坚作出规定。金融服务政策工具的使用频率也较高，占比为17.67%。法规管制方面的举措也较多，所占比例为19.40%，涉及社会监督、责任追究、扶贫干部作风建设、领导责任制等内容。比如《决定》提出，要建立中央对省一级党委政府扶贫绩效考核办法，建立逐级督察制度。税收优惠政策工具使用频率较低，占比仅1.29%，这显然不符合我国构建扶贫“大格局”的目标规划，需要进一步完善强化相关税收优惠政策，通过经济手段调动广大企业、社会组织等参与扶贫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2.供给型政策工具运用略显不足

在所有的政策工具中，供给型政策工具运用频率相对较小。针对各扶贫要素活力不够的现状，《决定》从人、财、物、信息等多个方面作出规定，形成了促进扶贫事业发展的政策组合拳。其中，人才培养工具（占比为43.18%）通过实施教育扶贫工程、新型职业农民培训、人才支持培养计划、致富带头人培训工程、扶贫开发队伍建设等为扶贫提供智力和人才支撑。资金投入工具（占比为11.36%）主要通过发挥政府投资引导作用、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加大扶贫资金投入等建立完善财政投入扶贫攻坚的长效机制。基础设施的落后残缺往往是各贫困地区脱贫发展的桎梏。多年来各地方也都注重把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扶贫攻坚的重要手段，《决定》中基础设施建设工具使用也相对较多，占比为23.86%。比如《决定》提出，支持贫困地区根据当地土地利用现状及扶贫开发现实需求调整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支持在有条件的贫困地区优先开展土地利用政策改革试点，给予扶贫项目用地支持，等等。在当前的信息化时代，信息的获取、流通与开发对于扶贫工作十分关键，信息服务（占比为21.59%）工具着力完善扶贫数据库，补齐农村网络通信建设短板。比如《决定》提出，建立扶贫信息管理系统，推进贫困村的宽带网络建设，加强贫困地区的电商平台建设，等等。

3.需求型政策工具应用较少

在倡导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鼓励支持各类经济社会主体广泛深入参与扶贫工作的背景下，需求型政策工具是必不可少的。但从整体来看，《决定》对于需求型政策工具使用较少，这应成为未来扶贫政策优化完善的重要方向。从政策工具的内部结构来看，超过50%的需求型政策工具为市场塑造工具，其原因可能主要在于贫困地区大多区位条件较差，市场意识淡薄，市场化程度较低，难以有效利用当地的资源禀赋条件。基于此，地方政府大多注重运用有效的政策工具为当地产业发展搭建平台、拓展市场。比如《决定》提出，通过一些市场化手段吸引社会资本到贫困地区投资，基于各地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打造产业核心竞争力。而诸如对外交流等政策工具应用较少，服务外包政策工具根本就没有涉及，这些政策工具的薄弱或缺失也为未来我国扶贫政策的优化完善预留了空间潜力。6C234B6D-CF17-4C7E-8961-B36CC745EAA4

（三）对《决定》的Y维度分析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将X维度与Y维度进行交叉分析，可以得到如图3所示的分析结果。以能力建设为内容的政策工具使用频率最高，占比达到37.54%，这意味着我国政府在扶贫攻坚工作中，越来越重视扶贫对象“造血”能力的培养与提升。比如《决定》提出，要加强教育脱贫，加大贫困人群特殊教育、技能培训的力度，加强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等等。在该内容维度，分别有100条、18条、7条使用了环境型、供给型和需求型政策工具。以资源整合为内容的政策工具占比为34.23%，这说明我国政府已经充分认识到整合资源、凝聚工作合力、构建大扶贫格局在扶贫开发中的关键作用，在此内容维度，分别有78条、30条、6条使用了环境型、供给型和需求型政策工具。以社会保障为核心的政策工具占比为28.23%。比如《决定》提出，要加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健全社会弱势群体关爱服务体系等。在此内容维度，使用环境型、供给型政策工具的分别有54条、40条，需求型政策工具没有应用。需要认识到的是，尽管扶贫中的社会保障服务是一种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需要以政府为主体的公共部门承担供给责任，但是在具体的提供方式上可以充分吸纳市场机制的成熟做法，更加灵活多样，以提高服务的可及性和效率。比如，在农村人才培养方面，可以采取政府购买服务或服务外包等方式开展教育培训和技能培养;在贫困人口的养老方面，政府可以在发挥投资引导作用的同时，积极采取措施，通过拓宽社会投资渠道等方式推动养老产业发展。

（四）对《决定》的分析结论

1.政策内容关注关键领域且分布相对均衡

政策内容关注能力建设、整合资源和社会保障三个扶贫关键领域，以能力建设为内容的政策工具使用频率最高，占比达37.54%，以资源整合为内容的政策工具占比为34.23%，社会保障方面的政策工具占比为28.23%。政策内容在各个关键领域的布局相对均衡，这有利于促进各扶贫领域工作的协同、可持续推进，进而形成推动贫困问题解决的强大合力。

2.政策工具内部结构性可进一步优化完善

《决定》对于政策工具的运用尚不均衡，环境型政策工具使用相对较多，供给型政策工具使用较少，需求型政策工具使用更少。在环境型政策中，税收优惠运用较少。人才培养、信息服务等成为供给型政策工具的重要技术方法，但资金投入工具运用较少。需求型政策工具对于对外交流、政府采购等工具应用较少，服务外包政策工具没有涉及。尽管政策工具的不同组合运用反映了政策制定者对于政策工具的不同偏好，但从长远来看，政策工具组合结构性有待进一步优化完善，以利于扶贫政策的实施及贫困问题的长久稳定解决。

3.政策工具和内容之间的匹配性有待加强

事实上，政策工具和内容的合理组合是一项政策得以顺利高效实施的关键所在，提高二者的匹配性，有利于扶贫工作持续深入推进。

四、《决定》的实施情况及成效分析

（一）《决定》的配套政策体系逐步完善

作为扶贫领域的纲领性政策，《决定》的相关条款具有相对抽象性和一般性，其实施需要一系列配套政策“保驾护航”。我国高度重视对于《决定》的配套政策体系建设，经查询国务院政策文件库、北大法宝等数据库，发现自《决定》颁布实施以来，我国颁布实施的相关扶贫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达到了180余个，这些政策文件从财税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就业帮扶、生态振兴、科技帮扶、产业帮扶、社会保障、卫生健康等多方面对《决定》进行细化、深化，相关政策规定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为《决定》政策目标的达成提供了重要支撑。

（二）贫困地区内生发展能力进一步提升

内因是决定事物发展的根本性因素，贫困地区的脱贫最终还要依靠贫困群体的自身努力。基于此，我国的扶贫工作特别重视对贫困群体内生发展能力的培养，将物质扶贫与精神扶贫有机结合。依照《决定》提出的“坚持群众主体，激发内生动力”，“着力加强教育脱贫”的要求，2016年以来，我国颁布实施的教育培训领域扶贫政策就有10余个，比如2019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颁布的《国务院扶贫办关于深入推进技能脱贫千校行动的实施意见》，围绕“面向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和劳动者开展技工教育和职业培训”出台意见措施，有效增强了目标群体的自我发展能力。我国的扶贫工作特别重视完善贫困地区的发展条件，优化其外部发展环境，增强其“造血”功能。2016年以来，我国颁布实施的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政策文件就有10余个，涉及水利建设、道路交通、住房建设、电力和网络、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领域。

（三）贫困地区的内涵式高质量发展成效初显

当前，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扶贫工作亦是如此。近些年，我国高度重视科技扶贫，以科技赋能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依照《决定》提出的“发挥科技、人才支撑作用”要求，2016年以来颁布实施了多项政策。比如科技部等部门联合制定了《科技扶贫行动方案》、农业农村部发布了《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推动科技助力产业扶贫的通知》，这些政策都在不同程度上了提高了贫困人口的科技素养，提高了贫困地区的产品竞争力和产业发展效益。“互联网+”扶贫模式发展迅速，相关政策体系日益健全，2016年以来颁布实施了10余项相关政策。比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等部门联合制定的《“数字平台经济促就业助脱贫行动”方案》、中国残联等部门联合制定的《电子商务助残扶贫行动实施方案》，等等。依据商务大数据，2020年全国农村网民达3.09亿，农村网络零售额达1.79万亿元，农产品网络零售额达4158.9亿元，新的扶贫模式极大地促进了农村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生态扶贫成效显著，2018年颁布实施了《生态扶贫工作方案》，2020年頒布实施了《关于以生态振兴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进一步推进乡村振兴的指导意见（2020—2022年）》，贫困地区在“增绿”的同时，贫困人口增收明显，生态扶贫成为助力扶贫、提高贫困地区绿色发展水平的重要抓手。6C234B6D-CF17-4C7E-8961-B36CC745EAA4

（四）注重問题导向，积极回应扶贫领域的新情况新问题

我国的扶贫工作始终坚持问题导向，在对扶贫作出长远、全面、系统规划设计的同时，积极回应新情况新问题，确保扶贫工作能够始终在预设的轨道推进。2018年，为落实党的十九大提出的精准扶贫的部署，着眼于按时完成脱贫攻坚任务，集中力量攻克扶贫中的难中之难，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为脱贫攻坚取得最终胜利起到了把舵领航的作用。在脱贫攻坚即将取得决定性胜利的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突然来袭，对扶贫工作造成严重冲击。我国政府积极应对这种突发情况，2020年颁布实施了多个协同推进疫情防控和扶贫攻坚的政策文件。比如《关于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脱贫攻坚工作的通知》《关于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切实做好扶贫小额信贷工作的通知》《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和脱贫攻坚有关工作的通知》《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维护贫困户合法权益的公告》，取得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和脱贫攻坚的双战双捷。

（五）构建了政府主导的大扶贫格局

围绕《决定》提出的坚持政府主导，增强社会合力，构建大扶贫格局的要求，一方面，政府积极发挥核心领导作用，在建章立制、引导激励、财政投入、考核督查等方面积极作为，始终引领脱贫攻坚沿着正确方向前进。2016年以来颁布实施了《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贫困革命老区脱贫攻坚资金管理办法》《关于进一步加强财政扶贫资金监管工作的指导意见》《财政部门财政扶贫资金违规管理责任追究办法》等。另一方面，积极引导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扶贫，比如，为引导社会组织积极参与，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在2017年就制定了《关于广泛引导和动员社会组织参与脱贫攻坚的通知》，此后于2019年，国务院扶贫办综合司又颁布了《国务院扶贫办综合司  民政部办公厅关于规范社会组织参与脱贫攻坚工作的通知》。在多方联动、多维聚力下，构建了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三位一体”的大扶贫格局，形成了扶危济困的社会氛围，凝聚起决战脱贫攻坚的磅礴力量。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脱贫群众更加自立自强，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全国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脱贫地区整体面貌发生历史性变化，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大踏步赶上;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更加牢固，党群干群关系显著改善[16]。

五、对于相对贫困治理政策的启示

基于上述分析，考虑到新时代的特点以及未来我国相对贫困治理面临的新环境、新挑战，着眼于提升我国扶贫政策的科学性和可实施性，未来我国的相对贫困治理政策应注意从以下几方面进行优化提升。

（一）优化政策工具的组合配置

任何政策工具的不足或缺失都会掣肘政策的顺利实施。基于《决定》中政策工具结构性问题，未来我国的相对贫困治理应做好政策工具优化配置的文章。提高供给型和需求型政策工具的使用频率，充分发挥其推动与拉动扶贫事业发展的作用，要依据我国相对贫困治理的实际需求，酌情降低环境型政策工具的运用。政策工具效应的持久性是有差异的，应优化短期效应政策工具与长期效应政策工具的组合配置，适当降低短期效应显著的策略性措施的运用频率，持续加强人才培养、扶贫产业培育、制度政策创新等长期效应明显的政策工具的运用，以提升相对贫困治理的内生力量。在供给型政策工具中，应进一步拓宽扶贫投资渠道，加大农田水利、电商物流设施、田间道路等薄弱环节的补强力度，完善帮助农民增收、实现共同富裕的条件。在加大需求型政策工具使用力度的同时，要进一步优化其内部结构，着重从服务外包、政府采购、对外交流等层面为扶贫发展提供多元驱动力量。

（二）加强整体规划，提高政策工具内部及其与政策内容之间的协同性

政策实施绩效是多种政策工具相互配合、协同合作、共同发力的结果，任何政策工具都是无法单独发挥作用的，它们都是高一层次的政策系统的子系统，政策工具的选择要注意其与相关政策工具的协同性。基于此，扶贫政策的制定应注重整体性规划，明确各个政策工具的目标任务及其相互之间的互补、承接关系，强化它们之间的协同配合，保证扶贫政策的行稳致远。扶贫政策的制定还要注重政策工具和政策内容之间的匹配性，针对具体的政策内容，善于综合运用多种政策工具，多维度、全方位为相对贫困治理提供支持。

（三）完善相对贫困治理政策体系及其配套机制

扶贫是多部门相互协同配合，面向复杂多变问题矛盾的系统工程，相对于消除绝对贫困，相对贫困治理难度更大，任务更艰巨。基于此，要做好相对贫困治理的顶层设计，加强统筹规划，完善扶贫推进机制，加强不同层级、领域政策的协调统筹，完善包括技术规范、行业标准、目标规划、法律法规在内的相对贫困治理政策体系及其配套机制。同时，政策工具也不是一经选定就长久不变的，要在深入客观分析研判的基础上预先打造一个“适应性强、涉及面广、种类多、相互支持配合”的贫困治理政策工具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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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China's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cy Instruments

WU Yunqing， CHEN Xiuling

Abstract： Although China's poverty alleviation has achieved comprehensive victories， much endeavor is expected for relative poverty allevi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carry on an in-depth analysis on the current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y in a scientific， effective and rational way. Taking the "Decision on Winning the Tough Battle Against Poverty" issud by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and the State Council as the object of study and based on the two-dimensional analysis framework of policy instruments and components， the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state of using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y instruments. The study shows that the policy contents are evenly distributed and focus on key areas， that there are structural imbalances within the policy instruments， and that the degree of coordination between policy instruments and contents is not high. Notable results have been achieved in implementing the "Decision". In the future， the combination and balance of policy instruments should be optimized， the overall planning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ies should be strengthened， the synergy between policy instruments and that between policy instruments and contents should be improved， and the relative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y system and the supporting mechanisms should be further improved.

Key words： policy instruments;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y contents

责任编辑：翟   祎6C234B6D-CF17-4C7E-8961-B36CC745EAA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