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亚茹，张永领

(河南理工大学 应急管理学院，河南 焦作 454000)

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全球信息化的进一步发展，各种灾害风险交织并存且与复杂的社会系统耦合、互动、放大，新兴风险和突发事件还可能不断出现。面对严峻的安全风险形势，仅依靠政府包揽式的应急管理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失灵”现象，如何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应急管理、促进社会多元要素在应急管理中彼此合作、协同联动与多元互动，推动应急管理由传统的层级结构逐步向社会化转变，成为我们亟待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近年来我国政府十分注重应急管理的社会化，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防灾减灾救灾体制机制改革意见》中明确指出，要建立中央统筹指导、地方作为主体、群众广泛参与的防灾减灾新机制，要有效对接社会资源，鼓励引导志愿者、社会组织等社会力量依法有序参与常态减灾、应急救援、过渡安置、恢复重建等工作，构建多方参与的社会化防灾减灾救灾格局[1]。2018年国家组建应急管理部，并组织起草一系列社会应急力量管理补偿办法，以期从机制和法制建设方面保障社会参与。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应急管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要积极推进我国应急管理体系和应急管理能力现代化，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坚持社会共治，支持引导社区居民参与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2]。这一系列政策文件为我国有序推动应急管理社会化指明了发展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注入了思想动力。因此，面对复杂多变的安全形势和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探索研究应急管理社会化的核心内涵就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本文通过对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社会化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分析，并进一步提出我国应急管理社会化的发展方向，以期为应急管理社会化实践提供理论参考。

一、研究方法与文献来源

本文采用定性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以中国知网(CNKI)期刊全文数据库、Elsevier SD、Spring外文数据库为目标数据库，采用高级检索方式，以“应急管理”并含“社会化”，“应急管理”并含“社会力量参与”，“应急管理”并含“公众参与”，“应急管理”并含“社会组织”等为主题词对CNKI期刊数据库进行检索；以“citizen participation，emergency management”“social participation emergency”为关键词对Elsevier SD、Spring外文数据库进行检索，截止时间为2020年5月1日。综合考虑文献数量和相关性，剔除重复和无关论文，共检索有效文献329篇，并对文献年度发文量进行统计分析，如图1所示。

图1 应急管理社会化相关文献年度分布(2003—2020年)

通过对文献发表年度趋势的分析，有助于把握应急管理社会化领域的研究现状和发展历程。从图1可以看出，应急管理社会化相关文献主要集中在2010年前后、2017年和2020年。从整体趋势来看，研究文献数量呈上升趋势，并出现三个波峰，第一个出现在2008年至2010年，在汶川地震和玉树地震应对过程中，大量社会组织和志愿者参与灾害救援和灾后重建工作，尤其是2013年芦山地震成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格局形成的一个重要节点，引发了人们对社会力量参与的关注和研究，在2010年达到峰值。第二个峰波出现在2015年至2017年，这一时期全球突发事件多发频发，社会力量不断发展壮大，在《关于支持社会力量参与救灾工作的指导意见》和《国家综合防灾减灾规划(2016—2020)》等文件中都明确指出要培育支持社会资本和社会力量参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构建多方参与的社会化应急管理新常态。因此，这一时期关于应急管理社会化模式的探索研究持续增加，至2017年达到峰值。第三个峰波出现在2018年至2020年，这与2018年我国组建应急管理部，开始将社会力量全面融入国家应急治理体系，强调全社会参与防灾减灾救灾的理念密不可分。加之2019年底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更凸显了基层社区和公众参与防控的必要性。预期未来关于应急管理社会化的相关研究也会不断增加，预计2020年将继续保持“高位”状态。

二、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社会化的研究进展

应急管理社会化是伴随着公众、企事业单位和志愿组织等社会力量不断参与应急管理实践发展而来，由于应急管理属于社会治理的一部分，学者们将社会治理社会化的意涵引入到应急管理中，并提出了应急管理社会化。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对应急管理社会化的内涵进行探索，从宏观角度认为，应急管理社会化是广泛动员社会各方力量，促进社会力量与政府结合，形成多元主体参与应对突发事件的过程[3]；从社会治理角度，应急管理社会化是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系的有效途径，是政府逐步向社会“分权”，实现政府与社会协同共生的过程[4]。陈勇从应急宣传教育视角认为，应急管理社会化是在政府的组织引导下，联合发挥各界力量，以促进社会成员在参与和互动中不断提高应急意识和能力的过程[5]。毕美家强调以应急管理合力共同应对跨区域突发事件[6]。事实上，应急管理社会化同公共管理社会化一样需要政府广泛动员全社会参与，同时也要给予完善的法制保障[7]。综合来看，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应急管理社会化进行了阐述，但大都局限于公众和社会参与这一传统说法，或归结为社区应急和社会工作，对其概念的重要性和理论内涵阐述不够深刻，不利于应急管理社会化工作的推动和落地。

通过梳理相关研究成果，结合社会治理和应急管理的核心内涵，将应急管理社会化定义为是以人民的公共安全需求为导向，综合运用社会化机制和手段，通过企业、社会组织及社区内各类自组织等载体，充分动员公众自觉自愿参与防灾减灾救灾等活动，在强化公众对参与应急管理的心理认同和应急能力的同时，进而提高全社会的防灾减灾意识和应对突发事件能力的过程。应急管理社会化不同于传统的行政化应急管理体系，其实质是在多元要素相互作用的基础上，以社会资源为依托动员社会力量自下而上地参与应对突发事件的过程，最终建立起政府引导下社会协同参与的应急管理新格局。

(一)应急管理社会化的必要性

应急管理社会化作为新时代应急管理改革发展的首要目标，是实现应急管理结构转型的内在要求。在迎合当前“大应急”理念的同时克服现行应急体制的弊端，对于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理念，推进应急管理体系和应急管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8]。

(1)适应新时代应急管理发展需要。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国家与国内风险耦合互动、同频共振效应明显，再加上世界各类风险交织并存，已形成互联互锁的“风险综合体”，国际上的安全风险演变为国内的安全风险，甚至转化为政治矛盾风险，危及我国国家安全。目前，我国正处于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转轨期，工业社会的常规突发事件与信息社会新兴的非常规突发事件相互叠加、耦合，对我国应急管理提出了新的挑战。面对异常复杂的安全形势，原有的应急管理模式已经失灵，仅靠政府力量很难有效应对，必须动员政府和社会共同参与分担风险[9]。在这一过程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不再是单纯的控制与被控制，应急管理更需要社会力量的参与，更需要动员政府外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等多元主体相互配合，密切协作，共同应对突发事件。当前我国应急管理建设发展方向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我国公民社会的发展催生了强大的社会力量，“一体化的应急管理”开始向政府和社会二元分化的格局转变；另一方面，当前各国应急管理发展总趋势是普遍倡导政府、社会组织和公众等的协作参与[10]，社会力量在应急管理过程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因此，建立政府引导下多元主体协作、社会有序参与的应急管理社会化模式，是健全我国应急管理体系的应有之义，也是顺应新时代我国应急管理改革发展的必由之路。

(2)破除传统应急体制的弊端。我国应急管理体制模式的演化经历了传统的安全管理阶段、以“一案三制”为核心的突发事件联动管理阶段，并开始进入全面应急管理阶段。面对传统应急管理体制存在的反应迟钝、沟通不畅、碎片化管理、效能低下等问题，尤其是在资源需求方面已超出应急管理体系的承受能力[11]，再加上突发事件不可预测性和蔓延性，单个政府职能部门在应急管理过程中往往会“心有余而力不足”，无法防范复杂的新型风险并有效应对突发事件。一方面，科层应急管理组织设计存在着有限理性，这就使得现有的应急体制在应对非常规突发事件时存在着治理困境，这是因为政府的正式机构具有刚性特征，必须按照有关法规经过一定的行政程序展开工作，而这一过程会消耗应急时间，缺少灵活性，从而影响应急管理的整体效能。另一方面，传统的应急管理体制强调制度化，即通过标准化的工作内容、程序或法规来规范应急管理行为，这种制度化虽可以确保应急管理工作的稳定性，但当面临复杂多变的突发事件时，传统体制的功能超过其应急能力，已有的制度规则无法满足应对突发事件的要求，制度化的负面效应就会出现，同时，以专业化分工为主的科层应急管理体制会造成各部门间的信息、资源壁垒，应急管理效能也随之下降。因此，加速推进全面应急管理阶段的发展，亟须破除传统的应急体制，即有效协调社会组织、社区和公众等力量，促进社会力量自下而上地参与应急管理全过程，推动应急管理向网络化、扁平化模式转变，实现政府引导下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社会化发展模式[12]。

(3)解决当前应急管理困境的有效措施。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转型和发展，多元利益也开始分化，在突发事件中则主要表现为灾害中的不同群体或同一群体中的不同个体需求也不同，仅靠政府的“一元”应急管理模式无法有效应对，而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和公众等多元主体的参与能够满足受灾群体多样化和个性化需求[13]，弥补政府在某些方面功能的缺失。同时，我国应急管理整体水平有待提高，突出表现为基层应急管理能力薄弱、群众防灾减灾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不足，在灾害面前习惯性地依赖政府，缺乏基本的自救互救能力[14]。这也是当前复杂形势下我国应急管理存在的现实困境和改革发展的需要。此外，通过对近年来发生的重大突发事件进行深入剖析，发现引导社会力量的有序参与能够弥补传统应急管理模式的不足[15-16]，并且公众在参与过程中能够逐步建立起对参与应急管理的心理认同，增强防灾减灾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因此，推进政府引导下社会力量广泛参与防灾减灾救灾的全过程，进而提高社会参与程度、提升应急协调能力，并实现应急手段多样化，对于提升我国应急管理现代化水平、进而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作用。

(二)应急管理社会化的主要层面

(1)政府主导下的多元协作。应急管理社会化是在多元主体协作参与的基础上实现结构转型的复杂过程，是我国应急管理走向现代化的重要标志。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社会阶层分化，社会关系多样、社会利益多元、单靠某一种力量，难以处理好我国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诸多风险，难以应对好各类复杂的突发公共事件。进入新时代，应急管理不再是党和政府的“独角戏”，而是在党政领导下，激发社会组织、公众等社会活力，促进政府与社会力量等多元主体在应急管理中互动互补、相辅相成，形成多元协作网络。这一协作网络凭借其广泛的社会触角能够多角度感知外部环境的变化，并通过共享信息、资源和人力资本实现各主体间的相互适应和调整，弥补政府能力不足，进而提高应急管理的韧性[17]。由于政府主导论与多元主体论并不矛盾，也符合新时代我国应急管理现状，因此更多学者倾向于探讨政府主导下的社会参与，即以政府为核心，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等共同应对突发事件[18]。对于应急管理社会化而言，多元协作重点强调政府外的企业、社会组织、公众等社会主体协作参与的过程，也有学者将多元社会主体划分为专业社群和社区两大类，从自组织理论视角探索应急管理社会化的核心内容和发展路径[19]。

(2)应急管理的公民参与。公民作为应急管理的潜在资源，同时也是减少灾害损失、开展灾后重建的关键力量[20-21]。从微观社会资本角度来说，公民参与在突发事件预警中发挥着“感应器”和“减压阀”的作用，可以有效缓解冲突，减少突发事件带来的损失[22]。如近年来，我国通过建立灾害信息员队伍开展防灾减灾工作，这些灾害监测员绝大部分都是所在社区(村庄)的居民，他们职责之一就是掌握所在区域存在的灾害风险，查看灾情、及时预警、并组织群众有序撤离。2019年我国自然灾害死亡失踪人数、直接经济损失占GDP比重较近五年平均值分别下降25%和24%，这些数字正是群防、群测、群治的生动体现[23]。如1995年日本阪神大地震时，大约有100万名志愿者赶赴灾区救灾[24]；9·11恐怖袭击事件中至少有4万名自发志愿者参与救援[25]；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应对中，仅河南省就有300多万志愿者参与社区防疫志愿服务[26]。并且随着自媒体的发展，公民参与应急管理的潜能得以释放，参与意愿不断增强，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应急管理结构的转型。学者们对公民参与的一系列实践研究也充分说明有序的志愿参与能够弥补政府应急管理功能的不足，推进应急管理社会化进程[27]。

(3)应急管理的社区参与。社区作为应急管理体系的基本单元和“神经末梢”，是政府应急管理的合作伙伴，也是推进应急管理社会化的最佳场域。当前，各国不仅普遍推崇以社区为重点开展防灾减灾工作，发挥社区在突发事件应对中的基础性作用[28]，而且很多学者也围绕社区应急管理问题展开了大量深入研究。尤其是在社区应急管理的现状、重要性、存在的问题及优化路径和国内外比较研究等方面开展了大量研究。此外也有学者开展家庭应急管理模式研究，即做好适当的家庭应急准备，了解社区内的特定风险和紧急避难所，制定家庭应急计划并进行应急演练等[29]。社区作为应急管理的“第一线”，能够准确识别灾害中受影响的地区和群体，及时预警并快速做出响应，从而有效降低灾害带来的损失[30]。一方面，社区中存在着拥有不同技能的潜在志愿者；另一方面，社区内自组织如社区应急响应团队(CERT)等，能够有效协助政府开展社区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广泛动员公民参与，对于推进应急管理社会化具有重要意义[31]。

(4)应急管理的社会组织参与。应急管理社会化是一个赋予社会资源和权力来推进应急管理结构演化的过程，社会力量的有序参与是构建现代应急管理能力和体系的内在需求。在这一过程中社会组织能够有效协助政府开展防灾减灾、自救互救、应急宣传教育和筹集善款等活动，可以多角度弥补政府能力的不足[32]。因此学者们对社会组织重要性及作用、与其他多元主体间的关系、现实问题与发展路径，以及相关案例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为社会组织有序参与应急管理提供了理论基础。大量案例研究表明社会组织可以有效整合各类资源，凭借其独有优势和社会地位弥补应急功能性和结构性的失灵，有助于提高社会公共安全治理水平[33]。如社区应急响应团队(CERT)作为社区内部组织，能够在灾害发生后准确识别受灾家庭和公民的实际需求，在官方救援力量到达之前第一时间展开自救与互救，最大限度减少灾害的损失[34]。因此，有序的社会组织参与是政府应对突发事件的有力支撑，能够组织并动员公众参与防灾减灾救灾的全过程，是推进应急管理社会化的重要力量[35]。

(5)应急管理的企业参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以企业为代表的市场力量也开始参与到应急管理过程中。对于企业而言，参与应对突发事件是其社会责任的一部分，很多企业除了灾后捐款之外，也会通过提供应急技术、救援设施或者以志愿者的方式参与到应急管理的各个阶段[36]。通过梳理文献发现，国内外学者大都是在研究其他相关问题时对市场主体参与的重要性、现存问题和对策、典型案例等方面进行简单阐述，但企业作为应急管理多元主体中的一元，仍然是值得关注的重要方面。在全球灾害频发的态势下，很多行业在参与应急管理过程中都发挥着重要角色，美国的保险业通过赞助社区和安全研究所来开展防灾宣传教育活动[37]。新浪、百度和360等为代表的互联网公司也通过构建在线人员搜索平台大大提高了灾害救援效率[38]。在2020新冠肺炎疫情中，我国大批企业捐款捐物，并以产业支援和产业合作的方式协助抗击疫情。企业等市场主体作为应急管理过程中最为灵活的力量，也是应急管理社会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推动力。

(三)应急管理社会化的实现路径

(1)加强政社合作。应急管理社会化这一过程是“政府应急职能转移”与“社会参与”的双重合奏，并非简单地去政府化或否认政府的主导作用，而是需要通过政社合作构建应急管理网络化结构，形成多元异质应急主体间的良性互动。理念是行为的先导，首先，应转变政府包揽式的传统观念，树立“系统抗灾力”的应急理念，有效促进政社间分合有度的动态协调[39]。其次，要加强顶层设计，建立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应急管理体系，同时要健全立法明确的政府与社会在应急管理中的职责与合作治理的边界，从法制层面保障政社间的有效协作[40]。再次，而建立应急合作网络平台，实现政府与社会间的信息互动、资源共享和协调行动，同时以常态化联动机制保障社会参与的有序运行[41]。最后，要培育社会资本，夯实社会基础，持续壮大企业、志愿者和公众等基层社会力量，不断提高其防灾减灾意识和能力，最终形成政府与社会的“双轮驱动”。

(2)构建社会参与机制。高效有序的社会参与是推进应急管理网络结构转型并稳定运行的重要一环，也是实现应急管理社会化的重要保障。通过梳理相关文献总结发现，突发事件中社会参与失效的原因主要在于政府过度干预，各主体协作不力等方面，因此有必要完善协作联动、信息共享和激励保障等机制建设来矫正社会参与[42]。一方面，应结合应急管理不同阶段的信息需求构建应急管理多元主体信息互动的组织体系和工作机制，为社会参与过程中的信息沟通问题提供保障[43]。再一方面，创建全民参与应急管理的文化氛围，完善自下而上的协同参与机制，形成在政府主导下，以社区、社会组织等为依托，广泛调动公众参与防灾减灾救灾的应急管理社会化新格局[44]。最后一方面，促进灾害分级与社会参与机制相契合，提高突发事件应对能力[45]。应从机制建设方面保障社会力量的有效参与。

(3)强化应急管理社会化法制基础。法律制度是我国应急管理体系的制度基础，也是保障社会参与的有力支撑。应坚持运用法治思维和方式。从法律法规、政策文件、参与方式、应急预案等各方面构建完善的制度体系，为社会参与应对突发事件构建完善的制度框架。首先，国家应以立法形式规定各行动主体在公共危机治理中的权利和职责，从法律上为多元主体参与应急管理提供支持[46]。其次，构建社会力量参与应急管理的制度安排。即加快建立社会力量参与应急管理的法规和政策制度，持续完善物资捐赠、紧急救灾、对口支援等社会动员制度，推进社会力量参与应急管理的法治化进程[47]。最后，应借鉴学习美、日等发达国家的社会参与法制体系，并结合我国应急管理现状完善相关法制建设，如我国应急管理部已将组织起草社会应急力量管理办法提上日程。以系统完备、科学规范的法制体系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的发展壮大，有力保障和促进应急管理社会化[48]。

(4)推进多元应急主体的协调联动。公共危机的化解不能仅依靠政府的力量，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公众和媒体等多元应急主体在防范化解重大危机方面具有重要作用[49]。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也表明，建立和维持多元协作网络有利于共享信息、资源和人力资本，充分发挥多主体的整体优势，进而快速、高效应对突发事件。因此应着重培养多元主体间的信任关系，促进多元主体在政府主导下的协调有序参与，形成灾前和灾后的持续性协作。首先，应逐步扩大协调范围，构建“应急救援总指挥部”等新的应急协调机构，建立覆盖全国各层级、各区域的应急管理协作网络。其次，持续完善应急管理协调机制。一方面，运用网格化管理方式，即以精细化管理为目标，将街道和社区按照一定标准细分为若干“格”分条块管理，形成严密的应急管理协作网络。利用网格员和数字化网格平台实现网格间的动态联动与合作，增强居民自治力量。另一方面，通过建立应急管理信息系统，利用大数据、互联网等技术搭建多元应急主体信息共享、协调联动的平台，为推进应急管理社会化提供有力支撑。最后，制定科学合理的协作规范，以法规制度保障应急协作的有效运行。例如，美国《洲际应急管理互助协议》(EMAC)以法律形式构建了跨区域应急管理协作制度框架，成为美国应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50]。

(5)创新应急管理社会化技术。社会化技术是应急管理社会化理念、制度和措施得以落实的方式和手段的总称，是推动应急管理社会化由理论转向实践的中介环节[51]。根据当前对政策工具的分类，应急管理多采用供给型政策，即依靠政府直接给予财政资金、防灾宣传教育和应急救援培训等资源的支持，自上而下地推动应急管理社会化进程[52]。同时，适当的税收优惠政策、宽松的注册登记制度和激励奖励制度等环境型政策工具能够间接促进社会力量参与，为应急管理社会化发展创造良好氛围。通过政府购买公共安全服务，应急产业外包等需求型政策工具调动企业和社会组织的参与，以内需拉动应急管理社会化发展。因此，创新应急管理社会化技术要合理运用这三类政策工具，在充分发挥供给型政策工具的基础上辅以适当的环境型政策工具，并逐步扩大需求型政策工具，在内外力共同作用下推动应急管理社会化发展。在应急项目方面，重点通过开展社区项目来调动全社会参与，如纽约的“应急准备伙伴关系项目”向应急准备行动中有效协作的企业和非政府组织颁发勋章来鼓励社会力量的参与[52]。当前以大数据技术为依托的社会参与也为应急管理社会化注入了新的发展理念，由于大数据应用最初来源于商业机构，因此应急管理大数据的获取和分析就需要专业的社会力量参与，这就推动了政府与企业和社会组织间的合作。

综上，学者们对应急管理社会化的实现路径展开了多角度地探究，但研究普遍存在偏向性，大都是围绕某一应急管理主体展开分析而没有专门就如何实现应急管理社会化给出具体建议，缺乏对问题的系统性整合和深入化分析。

(四)国外应急管理社会化的实践进展

美国的应急管理社会化发展不仅覆盖了联邦、州和地方政府间的纵向协作，而且也包括各地方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和居民间的横向协作，现已形成了多元参与、纵横交织的应急管理网络。此外，由政府和公众组成的综合性基层应急救援队伍，如社区应急响应团队(CERT)在政府与社会的互动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日本在“自救、共救、公救”的防灾理念下将社会力量纳入应急管理系统，建立了社会化的救助联盟机制和全民性的应急教育培训机制，形成了多极化、常态化和社会化的应急管理布局，同时具备多元参与、条块结合、重视基层的特点。而德国尤其重视应急管理的社会化，一方面将多元社会主体纳入应急管理系统中，另一方面形成了专业化和社会化相结合的应急救援队伍，充分发挥社会资本的独特优势，形成了覆盖全面的应急管理网络。近年来，我国也不断推进应急管理社会化发展，面向公众开展防灾教育和应急技能培训活动，建立了多元主体参与的社会化救援机制，现已初步形成了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格局。

对比美、日、德等发达国家的实践进展，我国应急管理社会化发展仍然任重而道远，因此应立足于国内应急管理现状，加强与发达国家的互通互鉴，在国家总体安全观指导下构建新时代应急管理社会化格局。

三、展 望

文章通过回顾相关文献，梳理归纳当前应急管理社会化的研究现状与进展并对未来的发展趋势做出展望。当前我国应急管理已迈入新时代，建立政府主导下多元要素参与的社会化模式，能够有效应对应急管理面临的新形势和新挑战，推进实现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当前，关于应急管理社会化的理论研究和实践进展已取得了初步成就，也产生了较多具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研究成果。但其理论研究还不够深入，缺乏系统性和全面性，因此，新时代我国应急管理社会化建设可以着重从以下几方面加强研究。

(1) 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加强应急管理社会化的基础理论研究。事物的发展都是各要素从分散到整合，再到形成相对稳定状态，并由浅入深的过程。由于我国应急管理社会化研究起步较晚，对许多问题的把握不够准确，一方面缺乏系统的研究框架和准确的概念界定，另一方面对应急管理社会化的主要层面及实现路径等的分析，大都是在研究社会组织、企业、社区等应急主体参与时顺带提及，缺乏针对性的深入研究。因此，应把应急管理社会化看作一个系统工程，立足于“大应急”理念，在实践基础上结合新公共治理理论、公民社会和自组织理论等，多角度总结凝练出具有共性特征和时代意义的应急管理社会化内涵。同时综合运用管理学、社会学、法学、心理学等理论和方法，在总结完善现有理论的基础上，由点及面、层层深入对应急管理社会化进行系统研究，在其思想内涵、价值逻辑、影响因素、现实问题和发展路径等的基础上构建新的理论框架，为新时代应急管理社会化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2) 注重应急管理社会化的法制建设研究。目前，我国已基本形成以宪法为依据，以突发事件应对法为核心、以传染病防治法、安全生产法等为支撑，以及包括各领域、各地方、各位阶的专门法律法规和工作制度等的应急管理法律体系。但对于社会组织、社区、企事业单位和公众等社会力量有序参与的制度化规范尚不完善，缺乏专门的法律制度和行为准则。而运用法治思维和方式应对并化解风险，是实现我国应急管理体系和应急管理能力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因此未来应注重应急管理社会化的法制建设研究，明确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在应对突发事件过程中的职责，构建社会力量参与应急管理的制度体系与合法平台，探索社会参与应急管理的法制化、规范化和制度化轨道，持续推动构建与应急管理社会化法制体系。

(3) 加强基层应急管理工作研究。基层应急管理工作是推进应急管理社会化的关键所在。2月3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强调，要“建强基层应急管理组织机构，运用系统思维筑牢夯实基层应急管理基础建设，进一步延伸下沉应急管理重心，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大应急格局。”这为当前及未来我国基层应急管理体系建设指明了发展方向。基层安全治理作为应急管理体系的重要部分，涉及众多的单位、组织和群体。因此应着重探索研究如何立足于社区、乡镇、学校、家庭等主体，开展隐患排查、监测预警、处置救援、社会参与、宣传培训、组织动员等工作。引入精细化管理模式，开展以网格化管理方式引导和动员社区公众参与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的研究，以基层组织为起点推进应急管理社会化。

(4) 开展应急管理社会化评价研究。应急管理社会化水平是影响一个国家或地区应急管理能力的重要因素，社会化程度越高，公民的防灾减灾意识和应急能力越强，越有利于应对突发事件。它一方面体现着公众对参与应急管理的心理认同、防灾减灾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另一方面也体现着社会力量的整体发展状况，及自下而上参与应急管理的体制、机制和法制保障建设，是推动实现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一环。因此，要进一步开展应急管理社会化评价研究，立足于现有研究成果，构建一套完整科学的评价体系。首先，要明确应急管理社会化评价的目标，即针对突发事件事前、事中和事后不同的应对阶段分类进行评价。其次，要深入展开社会调研，明确影响应急管理社会化水平的重要因素，并选取合理的评价指标，以能够客观反映在不同的应对阶段政府的引导支持程度、社会力量的发展程度和真实的参与度、公众对于参与应急管理的心理认同度，以及社会整体的防灾减灾救灾意识和能力等状况。最后，要设计科学合理的评价模式，通过科学评估，找准不足并不断完善，为推进应急管理社会化提供科学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