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燕 宾津佑

摘 要：该文构建城乡融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时序全局主成分分析法与地理探测器模型对2009—2020年广东省21个地级市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进行评价。研究发现：广东省城乡融合发展整体水平呈现逐年上升但城市内部差异持续扩大的时序特征，呈现以广州、深圳为核心向西、东、北3个方向梯度递减的空间分异特征。城乡融合发展的驱动因素主要有教育投入、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外商投资、科技投入、固定资产投资、交通设施投资等。基于研究结论，提出统筹城乡国土空间规划、健全农业创新发展体系、促进城乡产业融合、健全农民增收机制等发展建议。

关键词：城乡融合;城乡关系;空间格局;驱动机制

中图分类号 F327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7-7731（2022）09-0008-06

Evaluation and Driving Factors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Empirical Study of 21 cities in Guangdong Province

YU Yan   BIN Jinyou

（School of Management， Guang dong Ocean University， Zhanjiang 524088，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constructs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and uses the time series global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and geographic detector model to analyze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in 21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n Guangdong Province from 2009 to 2020.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overall level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in Guangdong Province shows the time series characteristics of increasing year by year but the differences within the city continue to expand; show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with Guangzhou and Shenzhen as the core decreasing to the west， east and north. The main driving factors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are investment in education， the proportion of tertiary industry in GDP， foreign investment， investment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vestment in fixed assets， investment in transportation facilities and so on. Based on the research conclusion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such as coordinating urban and rural land spatial planning， improving agricultural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system， promoting urban and rural industrial integration， improving the mechanism of increasing farmers′ income and so on.

Key words： Urban-rural Integration; Urban-rural relationship; Spatial pattern; Driving Mechanism

2019年4月，中共中央、國务院出台《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要求重塑新型城乡关系，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促进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提出，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推动城乡要素有序流动、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加快县域城乡融合发展。城乡融合发展成为破除城乡间空间、经济、社会、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生态环境等方面二元壁垒，助推乡村振兴、实现高质量城镇化的重要制度安排。

科学评价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找出制约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城乡功能藕合、产业协同发展、公共服务体系衔接、城乡居民权利机会平等方面的因素，提出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与政策体系建议，对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加速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相关研究评述

协调城乡关系是世界各国城市化进程中必须面对的共性问题，国外学者对城乡关系的研究形成了“二元结构”“城市偏向”“以城哺乡”“城乡共同发展”“城乡等值化”“去中心化”等理论，认为城乡对立与差距、城市的集聚经济、分工演进及市场发展等因素推动了城乡关系变迁。B795F984-27C1-460D-ADD6-248D5070DA66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中国城乡关系历经了“二元分割”“统筹发展”“一体化发展”到“融合发展”的不断演变，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的中国化实践与创新。国内学界对城乡融合发展的概念与内涵[1]、理论依据与实现条件[2]、要素驱动力[1]、驱动模式及驱动机制[4]、城乡协调水平影响机制等[5]进行了研究，形成“城乡发展同轨”、“城乡一体同构”及“城乡愿景一致”等理论成果[6]。

中国城乡在投资、产业、收入、消费等指标均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7]。中国城乡差距体现在政府宏观调控与政策导向及财政支出水平差异、城乡居民公共资源占有数量与质量失衡[2];城乡产业、环境治理及公共服务不匹配[8];城乡要素空间聚集及交通、通讯往来的配置不合理[9];城乡社会金融化的效率和公平[10]等方面。城乡融合由乡村内生力、城镇辐射力与规划约束力共同驱动[11]，目标在于实现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功能藕合、优势互补、权利机会平等及产业协同发展[12-13]。

学者从城乡人口、空间、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等多维度探讨城乡融合发展影响因素。余菊研究证明教育投入与城乡收入差距具有倒U型关系，加大农村教育投入、农业科技投入可缩小城乡差距[14]。宋晓东、陈能军认为对外贸易、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人力资本、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可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15]。张改素等认为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城乡人均消费和恩格尔系数影响长江经济带城乡差距[16]。刘融融等指出经济总量、空间聚集、城乡往来及投资生产的提高促进西北地区城乡融合发展[9]。车冰清等证明经济发展水平、城乡规模、产业关联、生态环境因素驱动淮海经济区城乡空间融合发展[17]。刘荣增等指出财政分权、财政支出、金融发展程度、产业结构影响着城乡高质量融合[18]。谢守红等研究证明人均GDP、非农就业比、城乡固定资产投资比、路网密度及地形起伏度影响长江三角洲城乡融合[19]。郭海红等证明二、三产业发展、城乡固定资产投资、财政分权、财政支出、金融发展程度、产业结构等是中国城乡融合区域差异的主要因素[20]。

近年来，部分学者开始关注城乡融合发展量化评价。周佳宁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对1999—2016年全国各省份城乡融合水平进行实证检验[21]。杨飞虎等运用熵权法和均值标准化法测度了2004—2017年30个省份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并揭示出地区差异[22]。张海朋等运用均方差决策法、耦合协调度模型和趋势面分析、地理探测器模型等方法研究了环首都地区城乡融合系统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演变特征，发现人均GDP、非农就业比、城乡固定资产投资比、路网密度及地形起伏度影响因素城乡融合[23]。钱力等运用熵值法测度了大别山连片特困地区城乡融合度并揭示其障碍因素[24]。

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对策包括建立逆城镇化对接机制[25]，理顺地方府际关系，明确地方府际权责[26]、农村农业优先发展，提高乡村综合价值;实现城乡等值化发展[27]、调整产业结构、完善社会服务体系，城乡居民权利机会平等;乡村振兴、发展都市农业、改善农业部门的要素错配[16]、集体土地与国有土地同等赋权[28]、创新发展农村金融[29]、发挥特色小镇联结城乡功能[30]等。

通过文献梳理发现，学界对城乡融合发展评价指标选取的理论推导和关系阐释有待深化;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区域异质性、时空演化的研究方法有待创新。本研究通过建立城乡融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时序全局主成分法测度城乡融合发展水平，采用空间自相关分析城乡融合发展的空间分布特征，运用地理探测器模型从要素投入的角度探究城乡融合发展的驱动因素，揭示驱動机制。本文拓展了城乡融合发展评价的指标体系，丰富了城乡融合发展时空演变的研究方法。

2 城乡融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城乡融合发展的目标在于实现城乡要素（人才、土地、资金、技术、信息和管理等要素）自由流动、城乡功能藕合、产业协同发展、公共服务体系衔接、城乡居民权利机会平等。基于城乡等值化理念，结合数据可得性，本研究从城乡经济融合、城乡生活融合、城乡设施联通、城乡公共服务均等4个维度构建对城乡融合发展综合指数（CI）（表1），进行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评价。

3 城乡融合发展评价研究方法

3.1 时序全局主成分分析法 时序全局主成分分析以主成分分析为原理，结合时间序列分析法，将面板数据进行全局主成分变换，以描述样本时序动态特性。本文运用时序全局主成分分析法，计算城乡融合综合评价指数。具体步骤如下：（1）基于指标、时间、空间3个维度，建立时序立体数据表;（2）对原始样本数据标准化，判断主成分分析的适用性;（3）依据标准化矩阵的协方差矩阵，计算各主成分得分（式1），选取主成分因子F。根据各主成分的特征值及其得分，计算各样本的综合指数[CI]（式2）。（4）将研究期内各年度的[CI]按时间排列，得到[CI]随时间变化趋势。

[Ck=m=1najXj] （1）

式中，[Ck]为第k个主成分得分，[aj]为第j个指标对应得分，[Xj]为第j个指标对应数据。

[CI=k=1pλkCk] （2）

式中，[CI]为综合指数[λk]为第k个主成分对应的特征值，[Ck]为第k个主成分得分。

3.2 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 依据地理学第一定理，借助GeoDa软件，计算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全局自相关Moran′s I指数（式3），探索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是否存在空间上整体关联性。计算局部自相关Local Moran′s I指数（式4），分析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在“邻域空间”的分布特征及关联模式。

[I=ni=1nj=1nwiji=1nj=1nwij（xi-x）（xj-x）i=1n（xi-x）2] （3）

式中，n为空间单元数，空间单元[i]与[j]的观测值为[xi]与[xj];[x] 为区域全部样本均值;[wij]为空间邻接矩阵，如果[i]与[j]相邻权重取值为1，不相邻权重取值0。B795F984-27C1-460D-ADD6-248D5070DA66

[Ii=xi-xi=1n（xi-x）2j=1nwij（xj-x）2] （4）

3.3 地理探测器 地理探测器是基于自变量和因变量的空间分布相似性，探测自变量对因变量的空间异质性的解释程度，揭示主要驱动因子的统计学方法。本文基于地理探测器的因子探测功能，以城乡融合发展综合指数作为被解释变量Y，城乡融合发展驱动因子X作为解释变量，运用地理探测器模型（式5）提取城乡融合发展空间分异的主导因素并进行量化分析。

[q=1-1Nσ2h=1LNhσh2] （5）

式中，[q]为因子X对Y的空间分异的解释程度，q在[0，1]取值，q值越大说明因子X对Y的空间分异的解释能力越强。h=1…L为因子X的分层;N与Nh为研究区和探测区的样本数，σh2与σ2分别变量Y在层h和全区的方差。

4 实证研究

4.1 研究区域与数据 广东省位于中国大陆最南部，省域面积约17.97万km2，下辖21个地级市，由于地理区位、资源禀赋、经济发展阶段、产业结构、政策制度等因素叠加影响，珠三角与粤东、粤西两翼在产业错位发展、交通互联互通、生态环境共治等方面发展差距极大。2020年广东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10760.94亿元，其中珠三角核心区地区占比的80.8%，粤东西北地区分别占6.4%、7.0%、5.8%，区域发展差异系数为高达0.68。区域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成为广东发展最大的短板和“潜力板”。2020年5月，广东省委省政府出台《广东省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若干措施》提出贯彻落实“一核一带一区”区域发展新格局，推动差异化城乡融合发展。本研究以广东省21个地市的市域为研究单元，选取2009、2012、2015、2020年4个截面数据为研究基点，数据来源于相应年度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广东省统计年鉴》、《广东省农村年鉴》及各地市统计年鉴。

4.2 城乡融合发展评价

4.2.1 城乡融合发展综合指数 运用SPSS20.0软件，检验样本的KMO值为0.791，Bartlett球形度检验P值小于0.01，表明变量间有一定的相关性。根据累计贡献率大于85%标准，提取出6个主成分因子F1-F6，6个主成分因子累积方差贡献率达到87.82%。提取旋转成分矩阵中载荷大于0.7的指标作为主成分构成指标，其中F1主要由建成区面积（A5）、人均GDP（A6）、互联网接入用户数量（C1）、公路客运量（C2）、每百人公共图书藏书（D2）、城镇基本养老保险人数（D4）构成;F2主要为第一产业从业人数（A3）;F3主主要由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比值（B3）构成;F4主要由小中高学生人数（D1）构成;F5主要由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比值（B2）构成;F6主要由医院及卫生院床位数（D3）构成。依据式（1）和式（2）分计算出2009、2012、2015及2020年各地市城乡融合发展综合指数CI并进行排序，如表2所示。

4.2.2 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时序特征 2009—2019年，广东省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时序特征为：（1）全省城乡融合发展整体水平逐年上升。2009、2012、2015及2020年全省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平均值分别为1.79、2.11、2.75及3.31，呈现逐年上升趋势。说明城市对乡村的涓滴效应凸现，城乡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基础设施及基本公共服务的融合度逐年提高。（2）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内部差异持续扩大。城乡融合发展综合指数的极差值与变异系数由2009年的3.52与0.47增加至2019年的7.42与2.53，城乡融合发展差距显著且偏大的格局尚未转变。（3）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在城市间明顯分化。佛山、珠海、中山、惠州4个城市因受益于“广佛同城”、“深惠同城”战略推进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在城乡基础设施、产业布局、城乡规划、公共服务和环境保护等方面协同成效明显，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提升较快。河源、梅州、湛江、茂名、阳江、清远、汕尾7个城市受环境脆弱，资源禀赋等制约，城市化滞后，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力不强、乡村发展潜力难以释放，城乡融合发展长期处于低值锁定。

4.2.3 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异特征 计算2009、2012、2015、2019年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全局自相关Moran′s I指数（表3），描述广东省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空间趋同性。结果显示，2012年和2020年Moran′s I指数通过了5%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广东省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整体具有正空间相关性，随时间推移聚集程度呈现出先增长后逐步弱化趋势，表现为中低程度的空间聚集性。

计算2012、2020年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局部自相关Local Moran′s I指数，描述局部范围内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空间局部关联模式（表4）。结果显示：广东省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存在局部空间自相关性，空间集聚特征表现为高-高、低-高、低-低聚集型。（1）高-高聚集型：深圳、广州、东莞、佛山四市城乡融合发展水平都均较高，且对相邻的惠州、清远、中山、韶关具有扩散、溢出效应，属于强强合作型。（2）低-高聚集型，惠州、清远、中山、韶关4个城市自身城乡融合发展水平低而周围城市的较高。（3）低-低聚集型：东西两翼和粤北地区城市自身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均较低，且受相邻城市城乡融合发展溢出效应的影响较小，属于弱弱合作型，应该立足于自身发展突破，加强相邻城市间相互促进。

4.3 城乡融合发展驱动因素 借鉴相关研究，从城乡人才、土地、资金、产业、科教等要素投入差异方面找出城乡融合发展空间分异的主导因素，探索广东省城乡融合发展的驱动模式。运用地理探测器模型（式5），以城乡融合发展综合指数CI作为被解释变量Y，以21个地市第一产业人数（X1）、建成区面积（X2）、人均GDP（X3）、第三产业占GDP比重（X4）、城乡人均消费支出比值（X5）、地形起伏度（X6）、交通设施投资（X7）、固定资产投资（X8）、环境治理投资（X9）、外商投资（X10）、科技投入（X11）、教育投入（X12）12个指标作为解释变量，探测2009、2020两个年度解释变量对城乡融合发展综合指数CI的解释程度大小，探测结果见表5。B795F984-27C1-460D-ADD6-248D5070DA66

如表5所示，在10%的置信水平下，2009—2020年期间，教育投入、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外商投资、科技投入、固定资产投资、交通设施投资6个因素在缩小城乡发展差距，提升城乡融合水平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2009—2020年期间，广东省城乡融合发展的驱动模式呈现出由产业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模式。（1）产业驱动：2008年起，广东省实施了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双轮驱动”的产业政策，促进珠三角与粤东西北市县合作共建产业转移园。2011—2014年，省级产业转移工业园的扩能增效成为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加速器，粤东西北经济发展增速快于珠三角地区及全省平均水平，产业发展成为城乡融合的主要推力。（2）投资驱动：十二五期间，广东省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实施了“扩投资、促消费、稳外需”政策，持续投资增强了粤东西北中心城区带动力，全省区域发展差异系数降低、人口城镇化差距不断缩小。全面深化粤港澳紧密合作，加大多元市场开拓和重大外资项目引进力度，外商投资水平提升。推进重大基础设施、重大产业项目及重大民生工程建设，新建成一批机场、铁路、公路、港口、能源、环保、水利等项目，交通设施投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持续增长。省级财政用于改善民生、均衡区域公共服务水平、帮助市县基础设施投资、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投资、铁路运输业投资均有大幅增长。实施粤东西北地区振兴战略，粤东西北地区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园区扩能增效、中心城区扩容提质最得成效。（3）创新驱动：2013年始，广东省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推动科技创新强省建设，各地市不断加大对科技、教育的财政支持力度，科技投入强度稳步提高，企业创新能力与绩效极大增强。但受各地市财政投资能力差距，科教投入存在明显分化。珠三角地区专利授权量、工业企业R&D人员、经费投入占全省九成以上，创新要素高度聚集，已经进入以创新引领经济发展的新阶段。粤东西北地区科教投入严重不足，处于技术和产业价值链的低端，先进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发展滞后，规模以上服务业相对薄弱。

5 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城乡等值发展理论，构建城乡融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时序全局主成分分析、空间分析及地理探测器模型，研究2009—2020年广东省21个地级市城乡融合发展时空演化特征及其驱动因素。研究发现：（1）城乡融合发展的时序演变特征：呈现逐年上升趋势，但省域内部差异显著且持续扩大，城市分化明显。（2）城乡融合空间差异特征：以广州、深圳为核心向西、东、北3个方向梯度递减，依次为“珠三角-西翼-东翼-粤北山区”。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存在正向空间自相关性且逐渐趋于弱化，表现为高-高、低-高、低-低聚集型，低水平区分布在粤北地区，低值锁定现象明显。（3）教育投入、科技投入、外商投资、固定资产投资、交通设施投资、第三产业占GDP比重为影响广东省城乡融合发展的主要驱动因素，驱动模式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结合实证结果，提出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建议：（1）统筹城乡国土空间规划，推动城乡空间融合发展。统筹城乡规划布局、要素配置、产业发展、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建设，提升公共服务在推动城乡融合中的承载力。（2）构建农业创新发展体系，推动要素配置制度改革。加大农业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建立工商资本下乡，科技人才入乡、教育下乡、科技成果入乡转化的激励机制。（3）促进城乡产业融合，实现乡村经济多元化。优化生产力布局和产业链对接，大力发展现代都市农业，推进乡村休闲旅游业、休闲农业、滨海农业等富民兴村产业发展。（4）健全农民增收机制，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搭建农村资源资产流转交易平台，推进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多渠道促进农民可持续增收。建立区际利益补偿机制，以提高粤东西北地区城乡发展的平衡性和协调性。

参考文献

[1]涂圣伟.城乡融合发展的战略导向与实现路径[J].宏观经济研究，2020（04）：103-116.

[2]徐宏潇.城乡融合发展：理论依据、现实动因与实现条件[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0（05）：94-101.

[3]雷娜，郑传芳.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关系的实证分析[J].统计与决策，2020，36（11）：67-72.

[4]张新林，仇方道，朱传耿.时空交互视角下淮海经济区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演化[J].自然资源学报，2020，35（08）：1867-1880.

[5]周佳宁，毕雪昊，邹伟.“流空间”视域下淮海经济区城乡融合发展驱动机制[J].自然资源学报，2020，35（08）：1881-1896.

[6]杨志恒.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溯源、内涵与机制分析[J].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2019（4）：111-116.

[7]王艳飞，刘彦随，严镔，等.中国城乡协调发展格局特征及影响因素[J].地理科学，2016，36（01）：20-28.

[8]周佳宁，邹伟，秦富仓.等值化理念下中国城乡融合多维审视及影响因素[J].地理研究，2020，39（08）：1836-1851.

[9]刘融融，胡佳欣，王星.西北地区城乡融合发展时空特征与影响因素研究[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47（06）：106-118.

[10]温涛，陈一明.社会金融化能够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吗？——来自中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实证研究[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46（02）：46-58，191.

[11]杨忍，文琦，王成，等.新时代中国乡村振興：探索与思考乡村地理青年学者笔谈[J].自然资源学报，2019，34（4）：890-910.

[12]赵德起，陈娜.中国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测度研究[J].经济问题探索，2019（12）：1-28.B795F984-27C1-460D-ADD6-248D5070DA66

[13]何仁伟.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理论探讨、机理阐释与实现路径[J].地理研究，2018，37（11）：2127-2140.

[14]余菊.教育投入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的研究——基于我国不同省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价格理论与实践，2013（10）：54-55.

[15]宋晓东，陈能军.我国对外开放红利与城乡收入分配效应研究——我国对外贸易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关系的实证研究[J].价格理论与实践，2017（01）：157-160.

[16]张改素，王发曾，康珈瑜，等.长江经济带县域城乡收入差距的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J].经济地理，2017（4）：42-51.

[17]车冰清，朱传耿，仇方道.淮海经济区城乡空间融合格局及形成机制[J].自然资源学报，2020，35（08）：1897-1907.

[18]刘荣增，赵亮，陈娜，等.中国城乡高质量融合的水平测度[J].区域经济评论，2020（05）：94-1-4.

[19]谢守红，周芳冰，吴天灵，等.长江三角洲城乡融合发展评价与空间格局演化[J].城市发展研究，2020，27（03）：28-32.

[20]郭海红，刘新民，刘录敬.中国城乡融合发展的区域差距及动态演化[J].经济问题探索，2020（10）：1-14.

[21]周佳宁，秦富仓，刘佳，等.多维视域下中国城乡融合水平测度、时空演变与影响机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9，29（09）：166-176.

[22]杨飞虎，杨洋，林尧.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测度及区域差异分析[J].价格月刊，2020（09）：70-77.

[23]张海朋，何仁伟，李光勤，等.大都市区城乡融合系统耦合协调度时空演化及其影响因素——以环首都地区为例[J].经济地理，2020（11）：1-12.

[24]钱力，耿林玲，宋俊秀.大别山连片特困地区城乡融合水平时空差异及障碍因素分析[J].合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35（01）：9-17.

[25]汤勇.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推进中的逆城镇化对接机制[J].城市学刊，2019，40（06）：20-25.

[26]林阿妙，蔡雪雄.城乡融合发展中地方政府职责体系的优化研究[J].经济问题，2020（11）：26-32.

[27]秦清芝，杨雪英.挖掘乡村综合價值促进城乡融合发展[J].人民论坛，2019（34）：76-77.

28]郑振源，蔡继明.城乡融合发展的制度保障：集体土地与国有土地同权[J].中国农村经济，2019（11）：2-15.

[29]尹晓波，王巧.中国金融发展、城镇化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问题分析[J].经济地理，2020，40（03）：84-91.

[30]王博雅，张车伟，蔡翼飞.特色小镇的定位与功能再认识——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01）：140-147.

（责编：王慧晴）B795F984-27C1-460D-ADD6-248D5070DA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