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万程

区块链、NFT、元宇宙、Web 3.0……层出不穷且科技含量高的新词汇不断冒出，冲击着人们的认知，也在悄然改变人们传递信息以及价值的方式。而没有人敢小瞧这些新兴的概念，因为诞生它们的地方，正是全球赫赫有名之地—硅谷。

数十年来，硅谷持续引领着世界科技创新的潮流。为了探究人们是如何实现“硅谷奇迹”的，玛格丽特·奥马拉（Margaret O’Mara）教授历时五年，在硅谷进行调研与人物访谈，撰写了年度图书《硅谷密码》。

与其他宏观描述硅谷发展的书不同，作为美国技术史专家、华盛顿大学历史学教授以及曾经克林顿总统的团队成员，玛格丽特以一种客观的唯物主义视角，揭示了“硅谷创新”这一由点及线、再由线及面的宏大布局是如何一步步做到的。

如今，在《硅谷密码》中文版成书之际，南风窗记者有幸专访到了玛格丽特教授，就“硅谷的过去、当下与未来”展开了一场对话。

南风窗：硅谷的诞生是偶然的吗？

玛格丽特：不知道你是否了解，其实全球叫“硅谷”的，并不止有加州北部这个山谷。世界范围内，有数十个地名叫“硅谷”，至于带“硅”字的地名就更多了，硅漠、硅林、硅湾、硅原、硅城……

很显然，它们都试图沾上其光环，试图模仿硅谷。遗憾的是，几十年过去，能够像硅谷这样引领人类发展的地方，仍然只有一个。

硅谷的诞生，既不完全是一个大政府的故事，也不单纯是自由市场的故事，而是两者的结合。从政府的管理层面来看，多项放宽监管、为高科技企业减税的政策，在商界的游说下被美国国会立法通过，计算机软硬件企业及其投资人从中获利尤多，这些促进了硅谷的发展。

而这些科技界的自由，使得科学家和商人有了牟利的空间，他们规划设计了更强大的计算机、人工智能以及因特网，使他们可以定义未来，推进技术可能性的边界。

在我看来，硅谷早已不仅仅是加州北部的一个地名。它有着全球化的网络，成了一个商业敏感点，变成了文化印记，甚至还是一股推动美国政治的力量。硅谷的律动，决定了其他行业如何运作，改变了人们传递信息、学习、参与社会生活的方式。

南风窗：在你的著作中，你采访了很多工程师，提到硅谷的“工程师文化”非常浓郁。这是一种怎么样的文化，又是如何积极作用于创新的？

玛格丽特：在硅谷诞生之前，美国的精英世界，特别是在金融界和工程界，充斥着白人男性。那里充满了尖锐的性别对立与种族不平等观念。华尔街所崇尚的那种聪明和努力工作的文化，建构起了一个极端精英主义的圈子，将投行家们和从事普通工作的人区隔开来。比如，对于华尔街而言，顶尖的名校只有两所：哈佛和普林斯顿。

这种认为自己是“最聪明、最努力、最有价值”的劳动者的自我认知，加上华尔街特有的工作不稳定性和高薪酬，催生了一种在交易决策中将短期“受益”视作首要、甚至唯一追求的特殊利己主义文化。

与此相对的是硅谷主流的工程师文化。与东海岸常春藤学院的天然地理隔阂，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优势，使得硅谷受到更多斯坦福大学这种务实学校的校风影响。

同时，在北加州这个远离政治金融中心的舒适慵懒的角落，他们创造了一个创业者的“加拉帕戈斯群岛”。

这里有新型的商业公司，有特立独行的公司文化，还能容忍一定程度的古怪想法。

这里的工程师们看重灵活的工作时间和地点、宽松的审批环境、自我驱动、信息平等、不怕错误（只要及时清除Bug就行）。

无关国籍，无关肤色，创意在一个紧密相连的小型社群中涌现。在这里，友谊与信任让人们更愿意承担职业风险，容忍职业上的失败。

在我看来，这个世界上有三种商业公司：一种是运营或销售驱动型的公司，一种是产品驱动型的公司，一种技术驱动型的公司。在硅谷，后两个类型的公司远远大于头一种。

技术驱动，讲究的是在自由的环境下去提高效率。而这个情况一旦持续发生，就必然会诞生创新，尽管此类创新不一定能直接与效益挂钩。

南风窗：你如何看待斯坦福大学对于硅谷的影响？

玛格丽特：虽然现在斯坦福大学是一所世界知名的大学，但50年前，它还只是一所普通的地区性大学，绝大部分的学生来自加州，整个大学的年度预算只有1600万美元，不到现在的3%。

回顾历史时常常能发现，做出一个关键的决定足以影响其未来格局的机会。1951年，斯坦福大学的工程学院院长弗雷德里克·特曼决定在校园创办工业园区，将校园的土地租给当时的高科技公司使用，就被认为是这样一个关键性决定。

在当时，大多数大学都认为，商业活动有悖于學术精神。但特曼却认为，赚钱是好事。在特曼的思维里，大学不应局限于传授书本知识，不能在象牙塔中做科研，而应把实验室产生的科研成果，及时而有效地运用于新工业新生产的实践，为社会创造财富。

因此，斯坦福大学鼓励研究工作与以科研为基础的工业相结合，并积极给予年轻有事业心的工程师贷款方面的资助，支持他们利用学校的设备进行创新。它事实上形成了一种大学与产业关联的机制。

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整个90年代，硅谷由斯坦福大学教师和学生创办的公司或者有大学背景的公司，占比高达70%以上。

处在知识密集区的硅谷，充分利用创新精英群体，为大学师生的创新提供平台和环境。大学与产业的关联与综合，成为一拍即合、水到渠成的事。

这种创业型流动，直接催生了企业的裂变和技术的外溢，形成一种特有的人才杠杆和硅谷发展效应，成为硅谷人力资本的重要特点。

硅谷也因此形成了重要的回馈文化。如果你创业成功，那你更有责任去帮助那些刚刚起步的创业者，来回报这个生态圈。可以看到，很多创业者成功之后转型为投资者，帮助下一代创业者，让硅谷的生态系统可以继续顺畅运行。

南风窗：在你看来，硅谷为何能集聚如此之多的财富，而它们又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玛格丽特：如果我们定义净财富超过3000万美元的富豪是超级富豪，那么在美国所有的超级富豪中，有1/5都生活在加利福尼亚州。这便是硅谷带来的财富创造效应。

拿斯坦福大学举例，这所大学接近1200名校友的净财富超过了3000万美元。在美国各所大学中，仅有哈佛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能超过这一数字。

如果说硅谷起初的崛起，靠的是美国政府提供的资金，那么腾飞阶段则是依赖风险投资和上市融资。不同来源的资金，各自发挥了其不可替代的作用：政府资金支持的是高风险应用或长期基础研究项目，来自民间的风险投资则对处在大规模生产阶段的企业提供了动力。

在形成财富创造效应后，许多投资机构正大笔投入科技初创企业，并在硅谷开设办事处，期望那些估值超过10亿美元的私人企业，也就是独角兽公司得到发展。投资机构的目的明确，如果这些初创企业取得傲人增长，那么初期投资会带来巨大的回报。

不过要指出的是，投资环境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比如，疫情初期，硅谷的企业虽然仍保持着高速成长，但在大环境骤变的今年，不少曾一路高歌猛进的初创企业也遭受了重挫，面临裁员、投资者疑虑重重、资金出走以及估值下降的黯淡前景。

不可否认的是，今年有许多投资机构逃离了初创企业。风投人士对高估值避而远之，并要求企业减少开支，提高利润率。这可能是连续多年看重增长而非盈利能力后的一次180度大转弯。不过我觉得，这只是一次适当的修正，是一个周期的结束，也是另一个周期的开始。

南风窗：硅谷的工作者中，不乏少数族裔的身影，如何看待他们给硅谷带来的多样性？

玛格丽特：在美国有这么一种提法，按经济状况将美国人分为三个阶层：0.1%的极富裕阶层，9.9%的富裕阶层， 90%的普通阶层。9.9%的人，可以称为“美国新贵族”。

粗略估算，在硅谷拥有一栋以上房产超过5年的双工程师家庭，基本上都可以进入9.9%阶层。而这些阶层中，很多都是少数族裔，特别是华人工程师和印度裔工程师。在晋升通道中，华人到了公司更倾向于在硅谷创业或者回国创业，而印度裔则更倾向于继续留在公司，以获得更高的位置。

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是中国、印度和俄罗斯等国，帮助美国建立了世界上最为富裕的一个地区。20世纪80年代，来自印度和中国的移民执掌硅谷近1/4的公司。在互联网时代，硅谷公司的创始人中，外国移民的数量达到40%，全美超过25%的高科技公司的创始人都来自国外。

从圣马特奥到弗里蒙特，那些曾经全是白人的城郊住宅区，现在已经变成充满活力的多元化社区，居民多是来自印度、中国的高学历优等生。

他们创办报纸，开办企业，建起学校与艺术中心。他们追随家人、同学和同事们而来，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在美国少见的种族多元化社区。由于他们都重视教育，不少人把学区作为购买房屋的最主要考虑因素，造成好学区的房价飙升。

但同样难以否认的是，硅谷存在着“少数群体天花板”一说，比如有些公司为女性和少数族裔只提供有限的机会，这不仅仅是21世纪的那些“程序兄弟会”和傲慢混蛋CEO的责任，一切的起源还要早得多，可以追溯到美国商业还完全是男人的世界的时代。

硅谷刚刚诞生，地处偏远，当时，女性、移民和电子还扯不到一起去。这种文化长期存在，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出现有意义的变化。

南风窗：未来你看好哪些新技术借由硅谷大放光彩？

玛格丽特：毫无疑问是人工智能。最早是微芯片与个人计算机，然后是互聯网，再后来是移动计算。人工智能就是下一波浪潮，而且规模会更大。

如今，人类和计算机产生的数据量之庞大，已远远超出人类可以吸收、解释并据此做出复杂决策的能力范围。人工智能构成了所有计算机学习的基础，代表着所有复杂决策的未来。

不久的将来，人工智能使机器开始具备人类大脑的功能，将以全新的方式替代人类劳动，冲击许多从前受技术进步影响较小的职业，其替代劳动的速度、广度和深度，将大大超越从前的技术进步。

不过，这个时间的长度还要拉大，自动驾驶将会是人工智能的试金石。当硅谷的街道跑满自动驾驶小轿车时，人工智能的时代应该就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