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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的应对策略

2022-06-11张海艳

西部学刊 2022年9期
关键词:事变应对策略中国共产党

摘要:“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应对策略。首先,举起武装抗日的旗帜,表明中国共产党抗战到底的决心;其次,通过宣传群众,扩大中国共产党的影响;第三,加强自身建设,巩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第四,武装群众,创建党领导的武装队伍。一系列举措掀起了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热潮,推动了东北武装抗日游击战争局面初步形成。

关键词:“九·一八”事变;中国共产党;应对策略

中图分类号:K264.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2)09-0103-04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0年辽宁省社科规划基金重点项目“十四年抗战期间辽宁地区共产党人史料发掘与研究”(编号:L20ADS001)、2021年度辽宁省经济社会发展研究课题“辽宁地区中共抗战英烈事迹发掘整理、宣传研究”(编号:20211s1ybkt-080)的有关成果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侵略者在中国东北蓄意制造并发动的,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开端。1931年9月18日夜,在日本关东军的安排下,铁道“守备队”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路轨(沙俄修建,后被日本所占),并栽赃嫁祸于中国军队。日军以此为借口,炮轰沈阳东北军驻地北大营,是为“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阐明了抗战到底的立场。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中共满洲省委及东北各地方党组织立刻行动起来,在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同时,紧急动员党内全体同志到群众中去,开展抗战宣传和创建党领导的武装队伍的工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地区抗日武装斗争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一、率先举起武装抗日的旗帜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侵略者大举入侵中国东北地区,中国共产党意识到,在国家生死存亡之际必须带领中国人民以武装斗争的形势反抗入侵之敌,这是中华民族实现独立的唯一出路。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迅速担负起领导东北人民武装抗日的历史责任,举起武装抗日旗帜,发出抗日救亡的号召。9月19日,中共满洲省委召开紧急会议,依据中共中央对帝国主义的一贯策略,发表了中华民族的第一篇抗战宣言《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立刻撤退占领东三省的陆海空军!自动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1]这两篇宣言揭露了日军的侵略行径,谴责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明确提出了武装抗日的正确主张。处于斗争最前沿的中共满洲省委连续召开会议,讨论新形势下的任务,制定相应的方针政策。

这两篇宣言的发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率先举起了武装抗日的旗帜,忠实地反映了中华民族对日本帝国主义决不屈服的意志,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得到了全国人民的衷心和热烈响应,唤醒了全国民众的爱国热情,掀起了遍及全国的抗日救国的浪潮。

二、加强群众宣传,扩大中国共产党的影响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中央和中共满洲省委采取各种形式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使之迅速深入各阶层群众之中,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斗志,同时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东北人民群众中的影响。东北各级党团组织认真贯彻满洲省委关于“积极地扩大罢工、罢课、罢市,反抗占领满洲的运动”的指示,领导广大城乡民众开展抗税、减租、抢粮、反对日本资本家克扣工资、破坏生产等各种以反抗日本侵略者为中心的斗争。

哈尔滨是北满的政治、经济中心。1931年9月下旬,在中共北满省委领导下,北满特委和哈尔滨反日总会组织党团员和反日会员在大街上散发传单,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号召全市人民行动起来,共同抗日。哈尔滨的大、中学校学生和工人纷纷举行集会,由地下党、团员和反帝同盟会员带头,声讨日军的侵略罪行,号召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号召全市人民团结起来,坚决抵抗日军的侵略。9月20日晚,哈尔滨市工人和爱国群众砸了日本人经营的《哈爾滨日日新闻》报社、朝鲜银行和日本驻哈尔滨总领事馆等处。9月下旬,北满特委、哈尔滨市委组织党、团员在工厂、学校、街道发展反日会组织,建立抗日人民统一战线,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哈尔滨反日总会。

辽宁各地党团组织纷纷行动起来,共青团满洲省委和各地党团组织将中央和省委文件复制后扩大宣传。省委紧急动员党内全体同志到群众中去开展活动,要求各级党团组织“积极地扩大罢工、罢市、罢课,做反抗占领满洲的运动”。沈阳市内的中共党团员采取两种方式,开展抗日抗战宣传攻势,一是到处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动员群众起来斗争;二是发展壮大党的组织和建立各种反日团体,扩大中国共产党影响。

在中共满洲省委的领导下,吉林各地党组织也通过各种形式积极宣传贯彻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延吉、和龙、汪清、珲春等地的农民在东满特委的具体领导下,开展了反日、反满、反日本走狗,争取实现“三七”“四六”减租法的秋收斗争。中共长春油坊特支和长春监狱党团联合特支通过举行集会、张贴标语、散发传单等方式,积极开展党的抗日宣传工作。1932年9日,磐石党组织在农民中发动了一次震动全县的反对日军走狗压迫的“二九”斗争和蛤蚂河子暴动。

中共满洲省委及各级党组织在哈尔滨、沈阳、大连等工人集中的城市和铁路、煤矿工等工人集中的地区展开宣传,扩大党的影响。1932年1月20日,中共满洲省委通过《关于“二七”纪念与国际失业工人运动的决议》,号召广大民众以罢工示威来纪念“二七”,拿出“二七”的精神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屠杀[2]227。

1932年2月,中共满洲省委要求各地党组织在“三一”(韩国独立运动纪念日)“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三一八”(巴黎公社、日本占据满洲半周年)这些纪念日“坚决领导组织群众示威活动、各种群众集会,运用公开的方式发动群众、团聚群众,展开经济的、政治的斗争,与驱逐日本帝国主义民族解放革命运动与建立民众政权的斗争联系”[3]。根据这一决议,东北各地党组织行动起来,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抗日宣传活动。例如,中共汤原中心县委组织了一支有34人参加的“化装抗日宣传队”,在县委书记李春满的带领下,到各地农村开展抗日救国宣传,这支抗日宣传队在松花江两岸撒下了抗日救国的革命火种,有力地促进了下江人民的觉醒。

黑龙江各地党组织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和可能,组织各地党团员在“五·一”节、俄国十月革命节等纪念日以及“九·一八”事变国耻日上街举行飞行集会,向群众发表讲演,散发抗日传单,号召群众投身抗日武装斗争。1932年3月,哈尔滨市党团员为反对伪满国成立,在庆典会场上散发反满抗日标语、传单、漫画,用鸭蛋壳装满黑墨水投向日伪当局设置在十安路口上的宣传版[4]218。人们见到宣传“日满亲善”“日满一德一心”等的标语牌被污黑,无不拍手称快。

在中国共产党的宣传鼓动下,东北人民的抗日热情高涨,发生了多次反对日本统治、反对减少工资的大罢工斗争,如哈尔滨烟厂大罢工、奉天烟厂大罢工、奉天烟草公司大罢工、大连周水子纱厂等罢工,都取得了胜利。“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的严正宣言及其展开的宣传教育行动,为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斗争高潮的来临积蓄了力量。

三、恢复和整顿党组织,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鉴于当时奉天在日本侵略者的残酷统治之下,哈尔滨成为开展反日斗争的中心,经请示中央批准,中共满洲省委机关由沈阳迁往哈尔滨。以罗登贤为书记的新一届省委组成后,中共满洲省委立即采取措施恢复和发展党团的组织,以加强党的领导。

1932年1月,中共满洲省委组建了哈尔滨道里、道外两个区委,直接隶属省委领导,姚茂才、张贯一(杨靖宇)分别任道里、道外区委书记;5月,中共满洲省委重建哈尔滨市委,张贯一任书记[4]214;11月,成立以杨一辰为书记的哈尔滨临时市委。在黑龙江省的其他地方,党组织也得到迅速发展。1932年末,黑龙江地区已有宁安、饶河、汤原、珠河四个中心县委和密山县委等党組织。同时,满洲省委还加强了对齐齐哈尔等中心城市和中东、呼(兰)海(伦)、海(伦)克(山)等重要铁路沿线,以及鹤岗、穆棱等矿山抗日争的领导,建立了安达、四方台、海伦等特支[4]215。

1931年10月,满洲省委撤销吉林县委,将原吉林县委所属的农村党组织划归中共磐石中心县委领导,在吉林城区建立中共吉林特支。1932年2月,吉林特支改为吉林支部,于1932年10月建立团支部,同年11月,在杨靖宇的领导下,满洲省委将吉林支部改为吉林特支。

1931年底,童长荣赴东满,任东满特委书记,东满特委除领导延吉、和龙、汪清、珲春4个县委外,还有中共安图、中共敦化2个特支[5]。

1931年12月中旬,为了加强奉天和南满地区党的工作,中共满洲省委决定成立中共奉天特别委员会,简称中共奉天特委。中共奉天特委由陈德森(姜方亭)任书记,马龙友(马适安)任秘书长兼宣传部长。在奉天特委领导下的有大连、安东(今丹东)、牛庄、抚顺、盘石、海龙、本溪、台安、辽中、辽阳等地党的组织,共有党员160多人。奉天市内的有皇姑屯铁路工厂、东三省兵工厂、英美烟厂、油漆工厂、南满医大、奉天纱厂、近郊菜农和讲武堂等支部,共有党员36人、团员14人[2]224。1932年11月,中共满洲省委派杨靖宇到磐石、海龙巡视工作,先后改组了中共磐石、海龙中心县委。

1932年,中共哈尔滨市委派王立德到陶赖昭组建中共陶赖照特支。在这一时期,中共满洲省委先后派夏尚志到家乡大赉、派张瑞麟回到家乡扶岔河,分别建立了中共大赉支部和中共三岔河支部。

经过上述整顿,加强了党、团组织的力量,为领导东北人民开展反日斗争准备了条件。

四、武装群众,创建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队伍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在中共中央连续发表宣言、决议的同时,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发表文章《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与我党当前任务》,明确指出东北党组织必须发动民族革命战争来消灭这一战争。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罗登贤根据这篇文章的精神,于1932年2月与周保中、杨林等同志共同起草《抗日救国武装人民群众进行游击战争》的纲领性文件,提出“只有人民群众起来,只有在群众中创建党直接领导的人民武装,才能保证彻底抗日救国,同时党以这样的武装为这样的武装为核心力量支持、援助和联合其他非常的一切抗日武装力量共同反抗日本侵略者。”此纲领性文件的发布,向全东北2132名共产党员提出了组织和领导抗日游击战争的根本任务。为此,罗登贤强调:“我们共产党人一定要与东北人民同患难、共生死,争取东北人民不被蹂躏。我们共产党人就在这里和东北人民一起抗日,不驱逐日寇任何人不能提出离开东北的要求。谁如果提出这样要求,那就是恐惧动摇分子,就不是中国共产党员。”在极端困难和白色恐怖下,满洲省委高举抗日大旗,根据东北的实际情况,采取正确的政策和策略,使共产党领导和影响下的东北人民反日斗争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1932年4月,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杨林到南满地区磐石巡视工作传达指示,扩建抗日武装。6月4日,磐石中心县委在杨林、杨君武的帮助下,在磐东区小孤山屯西山坡上召开大会,正式成立磐石工农反日义勇军(又称南满工农反日义勇军),下编3个分队共30余人。该部成立后协助群众开展分粮斗争,深得劳苦群众拥护,党的影响不断扩大。8月,该部发展到50余人,建立了党支部,各分队建立党小组,实行政治委员制,后因“左”倾错误路线影响,部队领导层发生分歧。1932年11月末,省委候补委员、省委军委代理书记杨靖宇化装成商人,几经周折,找到了该队伍,传达了上级指示,并针对游击队内成分复杂、思想混乱的情况,做了深入细致的工作。杨靖宇首先从整顿党团员的思想入手,与党团员同志谈心,向他们讲解共产党的伟大历史使命,指出目前的困难只是暂时的,鼓舞大家的抗日斗志,共同研究今后的出路。他和大家一起分析总结了队伍前一段活动的经验教训,批评了在挫折面前丧失信心的消极思想,号召共产党员在困难时刻要发挥坚强的核心和先锋作用,把队伍团结起来。这些深入浅出的革命道理,教育了游击队的干部、战士。1932年11月下旬,磐石工农反日义勇军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二军南满游击队(简称南满游击队)。这支游击队积极活动在磐东、磐北、伊双地区,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队伍发展很快[6]。

这一时期,东满地区组建抗日工作也迅速发展起来了,到1933年冬,东满地区反日游击队发展为5个游击队。

在北满地区,张甲洲、夏尚志等人在中共满洲省委指示下,于1932年5月16日在巴彦县七马架子成立了打响中共武装抗日第一枪的“巴彥抗日游击队”,张甲洲任总指挥,于天放任特派员及交通情报站负责人,张文藻任秘书长。

1933年1月26日,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联合签发了《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即《一·二六指示信》),提出了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和人民革命军的主张。1933年5月,中共满洲省委召开了扩大会议贯彻《一·二六指示信》,强调建立、巩固和发展党所领导的抗日武装的重要性,认为这是我们执行统一战线策略方针的基础和本钱,有我们直接领导的强大武装力量,才能有资格、有条件去和其他抗日武装力量讲联合,搞统一战[7]。也只有以我们自己领导的强大抗日武装力量为基础、核心和骨干,统一战线才能是实际的、有效的和巩固的。為此,省委要求各地“要为扩大数倍乃至数十倍人民革命军和赤色游击队而斗争”,并要使人民革命军“成为吸收和团结一切反日武装力量和群众反日的势力左右一切的中心力量。”

为此,从1933年5月至1936年初,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游击队发展成为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主力,并相继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他们依托山林,不断伏击日伪“讨伐队”,破坏敌人的铁路交通及军事设施,重创日伪军。东北人民革命军建立后,中共满洲省委在南满、东满、吉东、北满地区创建了七、八块游击根据地和抗日游击区,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成为东北抗日武装的主力和东北抗战的中流砥柱[8]。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这个刚刚成立10周年的政党秉持“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立场鲜明地表明抗战到底的主张。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和号召下,东北各地党组织以及战斗在抗日斗争第一线的共产党人冲锋在前,带领东北人民展开顽强斗争,掀起了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热潮,东北武装抗日游击战争局面初步形成[9]。

参考文献:

[1]编写组.东北抗日联军[M].沈阳:白山出版社,2011:16.

[2]中共辽宁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辽宁史:第一卷(1919—1949)[M].沈阳:辽海出版社,2001.

[3]中央档案馆.中共满洲省委对于“三一”“三八”“三一八”工作的决议[M].//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北京:中央档案馆,1988:9.

[4]中共黑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黑龙江历史:第一卷(1921—1949)[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

[5]中共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吉林史:第一卷(1919—1949)[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144.

[6]李鸿文.东北抗日斗争论丛:第一辑[M].长春:吉林省社会科学院,1983:156-172.

[7]陈隽.中国共产党成为抗日战争中流砥柱的三重逻辑[J].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1).

[8]曹前发.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J].党员文摘,2021(10).

[9]王建朗.回顾与前瞻:抗日战争研究三十年[J].抗日战争研究,2021(3).

作者简介:张海艳(1975—),女,汉族,辽宁沈阳人,沈阳文博中心(沈阳博物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历史。

(责任编辑:朱希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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