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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还是毁灭:元宇宙效应的哲学考察

2022-06-08秦子忠

阅江学刊 2022年3期
关键词:元宇宙数字技术人工智能

摘 要元宇宙是量子时空的一种表达,是真实的存在。元宇宙技术目前正在推动人类生活的结构转型与人类自我认知的改变。从地球环境不再适宜生物生存的终极困境来看,元宇宙技术作为多种先进技术的集成,它的效应为人类从生物人转变为非生物人以及生活于新的时空环境提供了一种可能。元宇宙效应尚在逐渐显现之中,因此有必要在定量研究之前对它展开哲学考察,以便在定性研究层面阐释其初始条件、中间连锁反应、终极效果及其逻辑关系。

关键词元宇宙 数字技术 人工智能 物理时空 虚拟时空

晚近,元宇宙成为各界人士追捧的一个概念。这一概念的热度似有炒作的成分,但它确实对人类社会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作为多种先进技术的集成,元宇宙不是现在才开始显现其效应,如同蝴蝶效应一样,其最终显现的巨大影响实质上不过是一系列连锁反应的综合效应。由此,如何定义元宇宙、如何评估元宇宙可能产生的效应,既需要回顾其初始条件及其中间的连锁反应,也需要展望其终极效果。就此而言,学术界早已触及元宇宙的研究,并且产出大量研究成果,只不过这些成果并不一定冠以元宇宙的名义,这些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元宇宙的初始条件乃至中间连锁反应的理论说明,但局限于此是不够的,研究者需要对元宇宙的终极效果有所预估。

从宇宙演进历程来看,地球有其生灭。人类作为地球上的一个物种,即便它的能力与时俱进,但最终仍面临地球环境不再适宜生物生存的终极困境。这时,人类若不想灭亡,可能只有两种出路供选择。一是通过航天航空技术寻求其他可供人类宜居的星球,以便在终极困境到来之前进行星际移民;人类早已开始探索这一出路,并在技术上相比过去有了很大进步,马斯克的火星计划展示了这类技术发展的一种愿景。二是元宇宙。当人类面对终极困境时,元宇宙能否有助于生命载体的再造,从而实现人类的延续?鉴于目前数字技术的发展水平,人们无法作出明确的回答。但诚如著名经济学家朱嘉明先生所言,“人类在关注和参与‘元宇宙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传统的生命概念、时空概念、能量概念、族群概念、经济观念、价值观念都被改变与颠覆,触及哲学,甚至伦理学”]朱嘉明:《元宇宙与“后人类社会”》,邢杰、赵国栋、徐远重等:《元宇宙通证》,中译出版社,2021年,第15页。],正因如此,作为一种可能性,探讨元宇宙效应构成了本文的价值。

一、元宇宙的真实性及效应

在现代物理学诞生之前,人们想当然地把时空理解为绝对时空:空间被理解为无限延伸的广延性,时间被理解为一维的无穷而均匀流逝的连续性。其中,物体运动既不改变空间,也不会改变时间。与普通人一样,牛顿也如此理解物体运动与时空的关系,因此绝对时空也可被称为“牛顿时空”。经由爱因斯坦的开创性工作,人们注意到绝对时空只是一种想象。依据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时空与运动物体连在一起,因此高能量的物体对时空是有影响的。][美]爱因斯坦:《相对论》,曹天华译,新世界出版社,2014年,第179-181、198-200页。]这就是光经过大质量的星体时自身会发生弯曲的原因。由此可知,如果人类的能量大至一定程度,那么势必会影响人类生活的时空;反之亦然。

(一)时空的相对性

在相当长时期里,人类自身能量非常微小,难以影响物理时空。人类不仅深受自然环境的影响,自身也几乎被自然屏障所分隔。大航海时代之后,現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西欧诞生而后向世界其他地区拓展,推动了世界的一体化进程。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引发了技术的迭代更新,后者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的时空观念。从时间域来看,生产相同数量的劳动产品,由蒸汽机驱动的流水线比由畜力驱动的手工作坊所用的时间更短;从空间域来看,在相同时间内汽车比马车抵达更远的距离,空间变小了。从人类视角来看,时间变短与空间变小,实质上是人类群体的质量或能量变大了,从而能够对时空施以一定的影响,这一现象自信息革命以来表现得愈加明显。

在信息技术推动下,人类建立起高度互联的电信网络。在这个网络中,人类借助电报、电话、电子邮件等媒介进行交流的行为不仅高速并能跨越几乎所有地理屏障,而且呈现出加速趋势,这种趋势即是人类信息社会的本质特征。人类生产方式、组织形式的迭代升级所用的时间越来越短,人类在单位时间内能够穿行的空间越来越大。尤其在数字孪生(Digital Twin)技术产生之后,生产活动流程能够被映射到互联网上而后通过孪生技术操纵真实世界,这是人类目前经历的“数字时空”体验。这里,数字时空是指人类活动或多或少能够施加影响的时间空间关系,这可以通过大面积的断电或断网加以验证。由此,如果说工业的发展、全球产业链的形成在物理上已经把世界联系在一起,那么,信息数字技术使得分布在世界各地的人们即时交互成为现实。

影响信息数字技术发展的另一面是网络游戏(Online Game,简称“网游”)的迭代发展。网游已有数十年的发展历程,近年来得益于大数据、云计算、算法、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缩写为VR)技术的发展,人们在游戏中的感受愈加真实,互动也愈加频繁。这种真假难分的游戏已经构成了参与者现实生活的一部分,并且给人类生活本身带来了结构性影响。网游的虚拟空间不像数字空间那样仅是外部世界的镜像,它同时还可以在内部进行自主创造,后者创造出新的、现实世界中所没有的东西。晚近发展起来的沉浸式网游,乃至由元宇宙议题所指向的未来图景都提示人们,随着人工智能或更高级算法的发展,具备自主创生能力的“虚拟时空”也便获得更高的独立性。就此而言,虚拟时空既不同于数字时空,也不同于物理时空。本文探讨的元宇宙论题,其所直接对应的时空就是虚拟时空。

(二)元宇宙的真实性

由上所述,人类经历了物理时空、数字时空和虚拟时空。其中,虚拟时空不是凭空想像出来的,而是由数字技术迭代升级驱动而产生的。就此而言,虚拟时空中的“虚拟”不是不存在,而是不同于物理时空的另一种存在。这里有必要辨析一下由虚拟时空引申出来的真假问题。E60CC18B-E77E-44F8-B2FA-0C7164E70E2B

人们通常理解的“真”主要是以客观经验为根据的,或是以可证实性作为其必要条件。但是这种理解并没有涵括“真”的全部内涵。在关于真与假的初步讨论中,罗素就指出,“‘真的是一个比‘可证实的范围更广的概念,而且事实上它无法通过可证实性而得到定义” ][英]伯特兰·罗素:《意义与真理的探究》,贾可春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266页。]。基于可证实性的关于真的认识只是真理的符合论。关于“真”的认识还有其他理论,比如真理的融贯论。依据融贯论,“‘真是一个句法的而非语义的概念:一个命题在一个特定系统中是‘真的,假如它与该系统中的其余命题之间是融贯的;但是可能存在一些与第一个系统不相容的其他系统,而这些系统中命题将是‘假的……在逻辑和数学中,‘真是一个句法的概念这种观点是正确的。因为正是句法保证了重言式的真。在这个范围内,通过研究所涉及的这个命题的形式,可以发现真;无须走到外面去寻找这个命题所‘意指或‘断言的某种事物。”][英]伯特兰·罗素:《意义与真理的探究》,贾可春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162页。]

真理的符合论与真理的融贯论之不同,实质上表明“经验材料中的‘真和逻辑和数学中的‘真拥有不同的意义。”][英]伯特兰·罗素:《意义与真理的探究》,贾可春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162页。]从时空的相对性以及后文论及的人类生命载体的演进来看,我们需要符合论、融贯论等共同呈现的关于“真”的理解。据此而言,所谓“虚拟”是相对的,它指的是一个物理实体通过某种技术而变成为若干逻辑上的对应物,其中“物理实体”是实的,而对应物是虚的。但是从量子角度来看,这些由逻辑与数学呈现出来的“对应物”也是实的,即它们作为由一串代码编程表示的电子流是真实的。相应地,虚拟时空的“虚拟”是相对物理时空的(比如适合生物体生存的)诸特性而言的,在量子层面它和数字时空一样是真实的。]关于现实(reality),大卫·查尔莫斯(David J. Chalmers)做了详细的研究。他区分现实有三种用法:一是作为实体的现实(reality as an entity);二是作为世界的现实(reality as a world),它是复数,它包括物理世界、虚拟世界等;三是作为一种属性的现实,比如刚性(reality as a property like rigidity),有些物体是刚性的有些不是,就此而言,现实就是真实性(reality is real-ness)。(David J. Chalmers. Reality+: Virtual Worlds and the Problems of Philosophy.W. W. Norton & Company, 2022, Chapter 6.) 查尔莫斯并非从某个用法而是综合了这三种用法来理解现实。笔者直接基于相对论和量子力学提供的视角来理解现实,但在关于元宇宙的真实性的判断上与查尔莫斯看起来并没有什么不同。感谢本文外审专家让笔者注意到这一点。顺带提及的是笔者并没有把元宇宙的真实性与真理性直接等同起来,而是主张超越目前单一的真理论,如符合论、融贯论等,从而在综合多种真理论基础上形成关于真理的整体视域,从中来理解元宇宙的真实性。]就此而言,虚拟时空只不过是人类从自身视角对量子时空]薛晓舟:《论空间时间的量子观念》,《自然辩证法研究》,2006年第1期。]的一种表述。至此,我们得以在恰当的语境中探讨元宇宙,否则就会过早地陷入这样的悲观论调,即“元宇宙的发展使人内卷、沉迷以至于威胁到物理世界的发展”,从而难以客观地评估元宇宙对人类存续的价值与意义。

当前,元宇宙是在综合网络与算力技术、人工智能、电子游戏技术、显示技术与区块链技术等多种技术的基础上,将原先二维平面的互联网转变为三维立体的、低延迟的甚至有触觉的新形态。在这样的新形态中,人类个体在量子时空中的生活与物理时空中的生活之间的边界不再是割裂的、固化的,而是交互的、互为真实的。中山大学翟振明及其实验团队在描述其成功研发的利用VR头盔获得无缝穿越体验的技术时写道:“当我们戴上头盔的时候看到的是现场,之后开始穿越,电脑介入虚拟世界,进行无缝对接。通过现实慢慢带入虚拟,或在太空,或在北京,或广州抑或纽约,再回到太空转一圈,最后回到中山大学校園。”]翟振明:《迎接虚拟与现实共存的时代》,《环境经济》,2017年第23期。]量子力学原理事实上早已揭示了这种技术的可能性,以及在这种技术下人们会真正认识到,虚拟(主观)与真实(客观)本为一体。诚如量子力学创始人之一薛定谔所言,“主体和客体是同一个世界。它们间的屏障并没有因物理学近来的实验发现而坍塌,因为这个屏障实际根本不存在。”][奥]埃尔温·薛定谔:《生命是什么》,罗来欧、罗辽复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年,第128页。]

综上所述,笔者辨析了人类目前经历的三种时空。一是物理时空,它严格遵循着经典物理学定律,是人力不能左右、只能顺应的。二是数字时空,它是由人类发明的信息数字技术支撑起来的,是人力可以部分左右、进行局部性调整的。这是人类进入信息化时代以来就触及的时空背景。三是虚拟时空或量子时空,它是由人类发明的诸多先进技术集成支撑的,是人力可以支配的,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生活。这是当前元宇宙议题所对应的真实的时空。由此,当人类面临终极考验时,人的自我保存与认同会推动着自身寻求种族的延续,其中的一种可能就是再造生命的载体,从而实现从生物人到电子人的演化。这或许就像生命演化进程中的一次跨越——从无机物到有机物一样,只不过这一次的跨越是逆向的,即从有机物到无机物的回归,它借助数字编程从而实现人类个体生命(实质上就是具有量子运动特征的个体自我意识)的电子化或数字化。这当然是一种未来学想象。但是,因为虚拟时空在量子意义上是真实的,因此它作为一种真实的量子时空,为电子人的存在提供了可能,就像人类当前熟悉的物理时空为地球生命提供可能一样。E60CC18B-E77E-44F8-B2FA-0C7164E70E2B

(三)元宇宙效应的概念及形成

元宇宙技术对人类生活世界及人类自身的影响尚在进行之中,因而与其说难以给元宇宙效应下一个完备的定义,倒不如说元宇宙效应是一个整体性概念,它的内涵需要通过它已经造成和将会造成的后果来揭示。据此而言,元宇宙效应概念至少包括三个层面的说明,即元宇宙效应的初始条件、中间连锁反应与终极效果。人类目前正在经历其中间连锁反应过程,由此我们可以通过理论研究追溯它的初始条件并预测它的最终反应。

在前文论述时空的相对性与元宇宙的真实性时,笔者已论及了元宇宙效应的初始条件,它酝酿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利润最大化的不断追求中,并脱胎于信息数字技术迭代升级而产生的虚拟游戏。这个论述是非直接的,因为元宇宙效应的这些初始条件当时蕴含在其他事件之中。人类正在经历元宇宙效应的中间连锁反应,它主要是人工智能、云计算等多种先进技术集成的综合反应。这一反应推动并且构成了人类生活的数字化转型。伴随着人类生活的数字化转型,元宇宙效应的终极效果会是什么?这是一个开放性问题。从人类经历的数字化转型来看,元宇宙效应的终极效果可能是人类认同其自身生物机体的非生物化,以及人类在面临地球环境不再适应生物体生存的终极困境时,至少有一部分人会选择从生物人变为非生物人,并且在新的存在形式基础上探求存在的意义。

由此,就元宇宙效应的研究而言,因为元宇宙效应的初始条件已存在,因而关于它的研究主要是历史学式的;元宇宙效应的中间连锁反应是正在发生的,并且与人类的介入性干预紧密关联在一起,因此关于它的研究既是描述性的也是规范性的;元宇宙效应的终极效果尚未产生,因而关于它的研究主要是未来学式的。在理论层面,元宇宙效应的初始条件、中间连锁反应与终极效果之间可以建立起相应的逻辑关系,但是由于人类行为的不确定性,这样的逻辑关系并非有且只有一种,因此关于元宇宙效应的定义不能准确给定;并且因为元宇宙效应在基本原理层面遵循量子力学定律,具有不确定性,因而任何关于它的精确定义只是在给定条件下的一种说明。据此而言,元宇宙效应的形成过程至少在目前阶段或多或少受到关于它的研究的影响。

二、元宇宙效应的中间连锁反应:人类生活的数字化转型

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已经深度地影响人类的劳动领域,由此人类“无事可做”乃至被取代成为晚近的一种公共性焦虑。确实,专用人工智能如阿尔法狗,其智能在某个领域已经超过人类;通用人工智能虽在初始阶段,但其可能会产生的自主意识,也给人类伦理行为及其生活造成了很大的挑战。] 秦子忠:《人类的复杂性及其程序化限度——兼评“人类终结论”与“竞速统治论”》,《自然辩证法通讯》,2021年第1期。]然而,这种焦虑也许是过激反应,因为它没有同时注意人类生活的其他方面的变化。例如,就劳动这一概念而言,在数字时代之前,它的内容是物质性的,即劳动对象、劳动资料与劳动产品都是可触摸的,并且与土地、动植物等紧密关联在一起。但是,随着数字技术的迭代升级,劳动的内容已经发生了非物质化的改变。当今最重要的资源不是石油而是数据,据此而言,身处数字化世界的人们,只要其产生数据,就在进行非物质化的数字劳动。与此相应,人的工作日、必需品、网游等概念也需要重新定义,否则所谓的社会矛盾不过是人们自己想象当中的矛盾,或只是概念网络内部不协调的张力。劳动的数字化,以及工作日、必需品与网游等方面相应的变化推动了人类生活世界的数字化转型。

(一)价值生产的多重化

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生活空间的工作领域与闲暇领域日渐分化。生产活动发生在工作领域,它与闲暇领域的活动是不同的,即前者与价值生产有关,而后者无关于价值生产。由于生产劳动时间可以溢出工作领域、延伸到闲暇领域,因此,聚焦工作日并把它当作一个重要概念予以考察是非常必要的。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不仅将“工作日”单列为一章,而且他关于绝对/相对剩余价值、剥削等的研究都是关于工作日的界定。然而,当前的数字技术正在结构性地改变人类生活空间;工作领域与休闲领域相互渗透,因此,工作日概念的有效性有待考察。让我们从马克思界定的工作日概念开始:

我们用a—b表示必要劳动时间的持续或长度,假定是6小时。再假定劳动分别超过ab线1小时、3小时、6小时不等,我们就得到3条不同的线:

工作日Ⅰ       工作日Ⅱ

a—b—c       a—b—c

工作日Ⅲ

a—b—c

這3条线表示三种不同的工作日:七小时工作日、九小时工作日和十二小时工作日。延长线bc表示剩余劳动的长度。因为工作日等于ab+bc,即ac,所以它随着可变量bc一同变化。]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67-268页。]

在上面这一引文中,剩余价值的生产发生在bc线表示的剩余劳动之中。当把工作日延长时,则是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方式。不过这种延长,遭遇身体界限(一个人在24小时自然日内只能支出一定量的生命力)与道德界限(工人必须有时间满足精神需要和社会需要,这些需要的范围和数量由一般文化状况决定)。当引入先进技术、提高劳动效率时,在工作日时间不变条件下达到剩余劳动时间bc的延长,即b点向a点移动(表现为必要劳动时间ab的缩短与剩余劳动时间bc的延长),则是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方式。从历史来看,在激烈市场竞争下,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最大化追求,主要是通过引进先进技术、优化经营模式、提高劳动效率来实现的。在这个进程中,工作日ac表现为历史性缩短,比如从14小时缩短为8小时,因而工人享受到了一定量的闲暇时间。在这个历史时期,工人在闲暇时间发生的活动也产生一定量的信息,但是这些信息或难以记录,或过于离散难以收集,或无法将之聚合成有价值的数据。换言之,在前数字时代,闲暇领域是非生产性的。E60CC18B-E77E-44F8-B2FA-0C7164E70E2B

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算法等数字技术驱动下,人类生活世界发生了结构性变化,不仅工作领域数字化,闲暇领域也数字化,由此人类个体不论工作抑或闲暇,都置身其中、参与原始数据的生产。原始数据是有价值的,因此为了能够把握数字时代的人类劳动,我们需要重构马克思的工作日概念,即把马克思的工作日(a—b—c)重新界定如下:

新工作日

a—b—c—d

其中,ab线、bc线与马克思的定义相同,分别表示必要劳动时间、剩余劳动时间,cd线是新增的,它表示闲暇劳动时间,这段时间的数字劳动在数字时代是产生价值的。]秦子忠:《大数据时代的剥削与不正义》,《浙江社会科学》,2021年第12期。]借此,我们不仅发现数字时代劳动时间的延长,即在闲暇时间普通网民浏览、点击、书写网页等活动是一种数字劳动,因而,即便技术的迭代发展导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断缩短直至最低限度,但数字劳动的出现在另一面延长了劳动时间;也发现数字时代价值生产的多重性,即不仅在必要劳动时间,也在剩余劳动时间,以及在闲暇劳动时间都存在相应的价值生产。]这个价值生产的多重性从价值载体本身看是指物质劳动与数字劳动都参与了生产过程,前者生产了以物质性产品为载体的价值,后者生产了以非物质性产品即数字产品为载体的价值。]

(二)必需品的精神化

事实上,马克思早已揭示了机器体系与科学的发展会导致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变化,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缩短,以及全体社会成员可以自由支配时间的增多。马克思正确地阐述了伴随着自动化机器体系的迭代发展与普及,“劳动表现为不再像以前那样被包括在生产过程中,相反地,表现为人以生产过程的监督者和调节者的身份同生产过程本身发生关系。……工人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要作用者,而是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在这个转变中,表现为生产和财富的宏大基石的,既不是人本身完成的直接劳动,也不是人从事劳动的时间,而是对人本身的一般生产力的占有,是人对自然界的了解和通过人作为社会体的存在来对自然界的统治,总之,是社会个人的发展。……个性得到自由发展,因此,并不是为了获得剩余劳动而缩减必要劳动时间,而是直接把社会必要劳动缩减到最低限度,那时,与此相适应,由于给所有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6-197页。]在马克思看來,“现今财富的基础是盗窃他人的劳动时间”]《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6页。],并且“以劳动时间作为财富的尺度,这表明财富本身是建立在贫困的基础上的,而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只是在同剩余劳动时间的对立中并且是由于这种对立而存在的,或者说,个人的全部时间都成为劳动时间,从而使个人降到仅仅是工人的地位,使他从属于劳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00页。]与此不同,在生产力发展的资本属性消失之后的新社会中,“因为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那时,财富的尺度决不再是劳动时间,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00页。]

当财富的尺度从劳动时间转变为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人类生活的必需品也随之发生了结构性变化。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为了获取生存所需的必需品,人类的全部时间几乎都成了劳动时间,并且这些必需品主要表现为物质性的产品。进入工业社会以后,由于生产技术的发展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用,人类不同个体在获取必需品上所需要的时间是不同的,一些人基于雇佣制度而占有了另一些人的部分劳动时间,因此社会出现了一定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并为少数人所支配。并且由于激烈的市场竞争与技术的发展,劳动的时间(工作时间)与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闲暇时间)也便日渐分离出来,并且社会大多数人可以享有闲暇时间。在这个时候,人们的必需品不再仅仅表现为物质性东西,它还包括用以享受闲暇的非物质性东西,如娱乐,旅行,看电影、电视、演出,乃至其典型——不同时期的“游戏”。

简言之,在前工业社会人类的必需品主要是物质性的,是那些维持新陈代谢、身体健康等生理意义上的物品。进入信息社会后,必需品这一概念已包括精神上的必需品,并且精神上的必需品占总必需品的比重随着社会的数字化发展,会变得越来越大;当它大到一定程度时,生理意义上的必需品不再占有主要地位。] 比如,假定一个人的收入是10个单位,总必需品占6个单位,其中生理必需品只占1个单位,剩余的5个单位是满足精神需求的必需品的费用。在这个假定中,非生理必需品远远高于生理必需品。当前数字技术的发展已经让这个假定越来越具有现实性。]因为如果非生理的必需品(即精神的认同以及自我意义的确认、维持精神意义所需要的产品)超过了一定的比值,以至于它与生理的必需品之比很高,那么物质必需品就是可以忽略的。当然,这个忽略并不代表可以完全去掉它;只要人类还拥有生理意义上的身体时,就还需要生理的必需品,只是后者在人类个体生活当中已经不再占据主要的地位。在这个时候,按照美国著名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将人类需求从低到高分为五种: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美]亚伯拉罕·马斯洛:《马斯洛人本哲学》,唐译编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3年,第26-30页。],人类整体处在后三个层次上。当前,一个人如果没有手机、邮箱、数字身份,那么他/她是难以融入现代生活的。这便构成了现代社会的数字鸿沟,但是数字鸿沟在当前社会中更多的是老一辈人与年轻人之间的鸿沟。当老一辈人全部离开这个世界,数字鸿沟会随之缩小,因为新一代人基本上都是数字世界的原住民,他们都处在数字生活中。数字生活的工具会成为必需品,它甚至成为像空气一样须臾不离的东西。

(三)网游的生产化

事实上,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早已论及劳动的游戏化的可能性,但是由于当时没有相应技术,因此马克思在相关评述中也认为“劳动不可能像傅立叶所希望的那样成为游戏……”]《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03页。]现在,以游戏为主体的元宇宙,在一定程度上让傅立叶的劳动游戏化思想和马克思的生产劳动的专业性或严肃性思想兼容起来。长期以来,人们把游戏视为休闲领域的一种娱乐活动,一种与生产劳动相对立的活动。这种认识在前数字时代不算片面。但是当前,在网民浏览、点击、书写网页的同时就产生有价值的原始数据的时代背景下,把游戏尤其网络游戏仅仅看作一种娱乐活动是片面的,因为它至少忽视了数字时代网络游戏的生产性。数字时代网游的生产性至少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E60CC18B-E77E-44F8-B2FA-0C7164E70E2B

首先,网游的生产性。“从资本主义生产的意义上说,生产劳动就是雇佣劳动,它同资本的可变部分(花在工资上的那部分资本)相交换,不仅把这部分(也就是自己劳动能力的价值)再生产处理,而且,除此之外,还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13页。]依据引文中这一由斯密提出并经马克思肯定过的关于生产劳动的定义,不论网游是免费的还是付费的,即不管其形式如何,只要网游把平台资本家花在它身上的价值额以增大了的数额再生产出来,它就具有生产性。换句话说,只要创造的价值(它等价于游戏平台获得的收益)大于其本身价值(它等价于网游获得的效用)的网游就是生产性的。更进一步说,网游即便被视为一种获取其他价值的消费活动,但是它购买(比如由广告引致的)相关产品时已经支付了与之相应的等价物,而其活动过程产生的原始数据则没有被支付相应的等价物。因此,只要网游过程产生的数据本身有价值,它就是生产性的。据此而言,网游既是消费性的,也是生产性的,而网游者即是阿尔文·托夫勒所谓的产消者(Prosumer)。] [美]阿尔文·托夫勒:《第三次浪潮》,黄明坚译,中信出版社,2018年,第283-287页。]

其次,网游的生产化。数字孪生技术已经在推动标准企业的数字化,即原先的户外、现场的工作方式转变为室内的、屏幕的工作方式,与此相应,大量的产业工人或被户外的智能机器人取代(其岗位仍在),或被熟悉代码编程或数字流程的人员取代(其岗位被兼并)。这个生产的数字化趋势,为游戏的生产化提供了前提。这一过渡有点快,这里稍加解释。大体而言,当前的网游主要是娱乐性的,它通过提供给网游者在现实世界难以体验到的满足感来获得发展。从这一点来看,标准企业的数字化与网游的生产化之间显然存在着鸿沟。但是,作为源于游戏但又超越游戏的元宇宙,其未来的发展呈现出这样的可能,即它作为一种集成性场域(时空),使得数字化的标准企业与娱乐化的网游兼容起来。由此,数字化的生产企业具有相应的娱乐性,而网游也具有相应的生产性。比如,新生代的某类游戏实现了物质生产劳动的数字化与娱乐化,它通过设定游戏规则将玩游戏与产品生产关联起来,由此网游者通过玩游戏的方式完成了生產,即人类个体在玩生产性游戏时,对应的智能机器人按照游戏产生的最优方案在户外从事生产。在这个过程中,智能机器人把人从笨重的、单调的、有损创造力的劳动环境中解放出来。

最后,网游的社会化。就财富的尺度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而言,当网游成为人类个体享受自由支配时间的一种社会化方式时,它就不再是人类个体在现实中遭受挫败后转向虚拟世界的一种自我满足,而是一种调节生活的方式,一种自我反思的、寻求多种可能人生的方式,甚至就是其直接生活的一部分。因此,就网游可以增进个体福祉或优化人生轨迹而言,社会化的网游具有生产性。这时,网游的生产性不再是人类个体为了占有更多自由支配时间的手段,而是享受自由支配时间的一种方式。

综上所述,在数字时代,一方面,由于社会的总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缩短到必不可少的最低限度,任何人都不会再为微不足道的物质性必需品而屈从于另一个人。这时可自由支配的时间就成了财富的尺度,人们会充分利用可自由支配的时间追求其存在的价值,或者说享有可自由支配的时间就是自身存在意义的一种表现。另一方面,由于必需品的精神化,自由支配时间表现为人类在虚拟世界(元宇宙)的数字活动,其作为大脑神经元运动的意识活动,从短期来看会导致身体机能的退化;但从长期来看,这或许就是为人类不得不整体进入生命的新形态而创造的必要条件。因此,在讨论元宇宙议题时应当兼顾长短时段视角。若缺乏某一视角,势必过于悲观,或过于乐观。

三、元宇宙效应的终极效果:数字居民的存在意义

人类个体生命从其生存环境角度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受精卵到脱离母体,作为生物体的胎儿,其生存环境是羊水。第二个阶段是脱离母体到死亡,作为肉体与精神二者合一的常人,其生存环境是自然环境、家庭环境、社会环境等构成的物理世界。第三阶段是死亡之后,作为遗传基因的DNA,其生存环境是新的人类个体(通常是其子女)。对于常人,由于肉体和精神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甚至肉体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比精神更重要(因为当肉体不存在时,来自“本体”的一切都不存在了)。正因如此,对于经过数千万年演化积淀的人类认知系统而言,能够维持我们肉体存在的物理世界才是绝对必要的,而晚近出现的通过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ugmented Reality,缩写为AR)、扩展现实(Extended Reality,缩写为ER)等技术才能进入的虚拟世界则是相对次要的,后者的作用只不过是丰富精神生活、促进物理世界进一步发展的工具和手段。但是,如果有一天人类由于地球环境变化而整体不能孕生后代,那么人类生命就不能在第二阶段结束时进入DNA存在的第三阶段。这时为了使生命存续,作为多种数字技术集成的元宇宙在使人类生命最终拥有某版本的“第三阶段”上才显示出它的潜在价值。] [美]卡尔·齐默:《演化故事:40亿年生命之旅》,唐嘉慧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27-130页。]

2020年,在亚马逊首播的科幻剧《上载新生》向观众形象地展示了富人死后可通过上载意识到数字化世界——“湖景天堂”,从而获得作为数字人的“新生”,并且仍能与亲友在社区网络中聊天。这个“湖景天堂”可被视为元宇宙发展的一种图景,对于肉体即将消亡的、期待拥有第三阶段生命的人类来说,它是值得期待的。当然,《上载新生》不仅呈现了人类个体死亡后通过上载意识获得新生,同时揭示了资本主义对数字技术及其产物(如“湖景天堂”及其规则)的操纵,并且人的意识能否完全数字化,上载后能否具有自主性,这在现实的技术层面上仍然是未知的。但是,就量子科学、脑科学、脑机融合技术的发展前景来看,这个未知并非等同于完全不可能。事实上,已有学者在学术层面把元宇宙作为一个存在论事件予以考察。]赵汀阳:《假如元宇宙成为一个存在论事件》,《江海学刊》,2022年第1期。]E60CC18B-E77E-44F8-B2FA-0C7164E70E2B

由此而来的问题是,随着人类生活的数字化,人类最终会不会选择放弃肉身而单纯将意识的数据包进行上载?在《上载新生》中,这主要是根据家庭经济条件与个人意愿而进行选择的问题。这种死后可以选择在虚拟世界中继续生活的方式实质上蕴含这样的可能性,即人类生理上的身体变得越来越不重要,就像人类祖先在生物演进上所经历的那样,皮毛和尾巴变成了不重要的东西。目前看来,人类身体的退化当然不是好现象,但是从人类族群的延续而言,为什么一定要有一个生物的机体呢?从宇宙演化来看,这个生物的机体也不过是自然选择的产物,并且人类会面临这样的终极选择,即当地球环境不再适合生物体生存时,要么随着肉身死亡而整个灰飞烟灭,要么让自己的记忆、意识、思维,即让自己的生活轨迹数字化为一个数据包,以至于可以上载到数字世界中。如果选择后者,人类还可以重新获得新的身体,比如硅基体,甚至不必需要物质性的身体,而仅仅是电子人或数字人。这时,必然会涉及存在的意义问题。当这个问题不再是个体性而是集体性的问题时,意义这个概念会不会发生变化?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笔者先考察海德格尔等关于存在意义的经典论述,以便确立一个探讨这个问题的参照性语境。

(一)意义的地基

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遵循古希腊哲学传统,把意义的基础或地基直接落实在实体上,落实在此在上。换言之,海德格尔理解的意义的地基是实体范畴的一种表达,由此,他最终呈现出来的就是存在的意义,是此在的展开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的存在表现为两种重要特征,即操劳和操心。“寓于……的存在是操劳,因为这种存在作为‘在之中的方式是由它的基本结构即操心规定的。操心并不是只描述与实际性及沉沦都脱了节的生存论结构,而是包括这些存在规定之统一的。”][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243页。]因此,操劳可归结为操心,操心可进一步追溯到此在,而此在的深层结构就是“畏”。“畏使此在个别化为其最本己的在世的存在。这种最本己的在世的存在领会着自身,从本质上向各种可能性筹划自身。”][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237页。]在这一分析进路中,海德格尔把意义的地基落在作为实体的此在上,即落在作为此在的深层结构的“畏”上。但在笔者看来,“畏”不能完全归结到实体上,它还是有意向性的,这个意向性虽然没有明确的对象,但它依然可以指向内,也可以指向外。由于这种指向性,所以沿着海德格尔的这条进路继续往前走,意义的地基就会与关系概念联系在一起。

海德格尔确实没有把关系作为其探究存在意义的一个基础概念。但如前所述,即便从实体范畴出发,在探究存在意义这个议题上也最终与关系范畴关联在一起。事实上,从海德格尔认为“语言是存在的家”来看,他对存在意义的追问早在关系领域就开始了。因为语言活动是人展开自身的状态,而语言乃至语法就是关系的媒介。人与物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身的关系,即便是荒岛上的鲁滨逊,也仍要处理这些关系。因此,当人们追问意义的时候,实质上已经探析到作为关系性存在的人。在这一点上,马克思在《费尔巴哈提纲》中已经做了精炼的论述,即“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1頁。]。关于意义的理解是无法在脱离社会关系的孤立的个人身上得以展开的,也就是说对意义的理解意味着你必须进入关系中去思考,否则无法真正把握住意义。意义蕴含着这样的语法结构,就是“……对……的意义”。这个意义在不同语境下被阐释为效益、功用、价值等。简言之,意义是在关系中的,因此把它归到关系上更加恰当。

由此而来的一个推断是,进入虚拟时空的数字化的人类个体,其意义的基础并不会随着肉体的消失而消失,因为那个时候人类个体相互间的人际关系仍然存在。但是从历史上来看,关于意义的追问渗透进与人类肉体感知相关的七情六欲,因此当肉体消失后,意义本身或意义的空间会不会发生变化呢?这是元宇宙的“居民”的存在论问题,也是接下来要论及的问题。

基于以上论述,意义的地基不是具有生理特征的实体——此在,其内在结构不是既定的等待被发现的东西——畏,而是具有交往特征的关系——多重身份,其内在结构是建构的流变的秩序——交互行为。由此,意义的空间就有一个非常直观的呈现。当关系作为意义的地基,意义的空间一般而言就是人类个体的多重身份及其交互行为构成的网络。在这里,意义的空间经由人类个体的身份与行为,把时间带了进来。

(二)时间:有限者运动的属性

人作为一种存在,他/她处于一定关系之中。这个关系表现为两个相关联的向度。一个向度就是每个人都处在一定空间中;另一向度是每个人作为有限者在这个空间中活动,它表现为次序,这种次序就是时间。在这一点上,时间是有限者运动的一种属性。] 这是从人类角度来理解的时间,它不同于从物理本身来理解的时间。因此为了避免歧义,下面笔者会结合语境,在某些地方给时间这个术语以及表达它的相关词语打上双引号,以表示物理层面的时间。]因为对于一个小至无内的整体,其自身没有时间,它直接就是空间。这里实际上触及宇宙的起始问题。霍金等学者认为“在早期宇宙——当宇宙小到足够让广义相对论和量子论一起制约之时——有效地存在四维空间而不存在时间。这意味着,当我们提及宇宙的‘起始,我们正位于微妙问题之边缘,即当我们向极早期宇宙回溯时,我们所知的时间并不存在!我们必须接受,我们通常的空间和时间观念不适用于极早期宇宙。这超出我们的经验,却未超出我们的想像或数学。”][英]史蒂芬·霍金、[美]列纳德·蒙洛迪诺:《大设计》,吴忠超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1年,第125页。]换言之,在极早期宇宙,万物一体的实在尚未分化为有限者,“时间”是永恒的,一切时间都是绝对的“现在”][美]威尔伯:《意识光谱》,杜伟华、苏健译,万卷出版公司,2011年,第89页。],而人们习以为常的并以现在、过去、未来等不同时态予以刻画的时间则是相对的,是对有限者运动(就意识也是一种运动而言)的一种表达:有限者在空间中从A点运动到B点,或是自身从X状态过渡到Y状态。E60CC18B-E77E-44F8-B2FA-0C7164E70E2B

身为人类,我们能感觉到时间的流逝。这是因为在我们自身的新陈代谢中,就有周期性进程在发生——呼吸、心跳、电脉冲、消化、中枢神经系统的节律,等等。我们自身就是时钟的集合,纷繁复杂,相互关联。但我们中枢神经系统的节律不像钟摆那么靠得住,会受到外部环境或自身情感状态的影响,导致时间过得更快了或更慢了的印象。但也有真正可靠的时钟在我们体内滴答作响——分子振动、个别化学反应等——不会跟平常比起来走得更快或更慢些。][美]肖恩·卡罗尔:《从永恒到此刻:追寻时间的终极奥秘》,舍其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21年,第25页。]

据此而言,有限者的生命存续,即生与死之间,就其纯粹形式而言是时间,就其附有经验的内容而言,是生命的历程。这个历程,即人类个体在其出生与死亡之间的期限内与人、与物、与自己的交互行为所形成的独特经验,构成了时间的内涵。每个人在其生命期限内所经历的事件集合,就相互关联的个体而言,可能是交叠的,但是并不等同。它们的差异实际上构成了个体生命的实质,同时也构成了个体生命的意义本身。因为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历程,所以个体的生命期限即便有长与短的区分,但是这期限内个体做出的系列选择,表现出来的言行举止和心理上的诸多反应,乃至个体最终引发的系列行为后果,实际上构成了个体本身。

在以上一般性论述中,一个人的意义的空间是个体诸多身份生产与行为发生的场域,是一系列选择累积起来的事实集合;并且人类个体的生命期限是以胎儿出生为起点而以其生物机体的死亡为终点的,由此,意义带有着由死亡规定的时间性特征,以及部分地呈现为生与死、身与心之间的张力关系上。但是,若人类个体能够上载自己的意识从而生活于数字化世界,数字化的个体意识,其存在的意义何在?在这个问题上,因为数字化的个体意识,其初始值是带有原生人际关系的,因此其存在的意义的地基仍和之前一样是社会关系,至于其意义的具体呈现则会是非常不同的。这不仅因为数字化的个体意识,比如其有死与否可能是选择问题而非必然问题,因而时间性不再是其意义的一个必要特征,也因为数字化世界的规则不同于之前世界的规则,比如“‘元宇宙的语言系统不同于传统人类自然语言,而是计算机程序语言,以及代码转化的文本、声音、图像、视频,以及其他符号形式,进而构成新的文明规则”]朱嘉明:《元宇宙与“后人类社会”》,邢杰、赵国栋、徐远重等:《元宇宙通证》,中译出版社,2021年,第16页。],因而“游戏人生”可能构成了数字居民的意义的重要内容。并且就元宇宙的语言深层结构而言,相较于海德格尔的“语言就是存在的家”,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就是游戏,就是一种生活方式”更契合元宇宙中“居民”的生活方式及其对意义的寻求方式。

(三)意义的向度

存在结构的绝对自由性即是绝对的选择性,而人的意义是在不断进行选择的过程中获得的;这个过程同时也生成了人自己的本质。人总是在不断地成为自己,也就是说他现在还不是完整的自身,它总是不断地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那个东西。在这一点上,海德格尔面临着这样的问题,由于他把意义的地基都落在个体的人或者说实体上,所以他虽然强调存在就是在世之中的存在,但是他在谈存在的意义时仍不自觉地在人與世界之间划出了一定间隙。萨特把海德格尔那个有一定间隙的人际关系推向极端,所以在萨特那里,存在就是不断地作出选择的存在][法]萨特:《存在与虚无》,陈宣良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114-121页。],而他人就是地狱]黄忠晶:《他人与地狱——萨特关于他人的思想简论》,《青海社会科学》,1995年第3期。]。与此不同,笔者主张只有在关系里面,我们才能够很好地去解决人与世界、人与他人之间的关系问题。

世界是由多重的乃至部分重叠的相互关系构成的。这构成我们无法逃避的框架。“对我们来说在没有框架的情况下生活显然是不可能的;换言之,我们在其中过我们的生活和使它们有意义的视界,必定包括哲学强势的性质区分在内。”][加]查尔斯·泰勒:《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韩震等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第39页。]由此表达和追求意义当然也会面临一些冲突。“入则孝,出则悌”就是中国古人追求意义的一种方式,而“忠孝自古两难全”则呈现了表达、追求意义时所面对的价值冲突。

个体生命从生到死是一种可能性的整体。这个整体犹如一条尚未完成的曲线呈现在文化坐标系里面,而它的意义向度是由个人在由诸多矛盾价值所规范的意义空间中做出的价值取舍来呈现的。当然,个人做出的价值取舍实质上也深受生活在其中的文化传统的影响。没有无拘的自我,自我的定位与呈现内生于文化坐标系。问题是当人类有一天蜕去了肉身,只有人类个体的意识进入元宇宙,进入虚拟时空的具体的数字化社区,那么作为意识存在的个体,应当如何追寻存在的意义?在这个问题上,身体的必要与否、生命的有死与否等,对于未来的数字居民而言,将是开放的,即它不一定是事先预定的,而是可以由个体自行选择的。相应地,这时存在的意义以及追求意义的方式也将完全不同于之前人类只能作为生物体存在的任何时代。

四、余 论

虚拟与真实是一种人为区分,它把人类已熟悉的物理时空视为真实,而把与之不同的新出现的时空称为虚拟。这类区分的根基是二元论,后者借助二分法或分析法把宇宙万物分割开来;主观与客观、心灵与肉体、能量与物质只是解释同一种实在的两种方式,如果不能意识到这一点,却把它们一个个“对立”起来,并据此试图弄明白什么是“真正”的真实,那么将毫无所获。][美]肯·威尔伯:《意识光谱》,杜伟华、苏健译,万卷出版公司,2011年,第30页。]在本源上,物理时空与虚拟时空都是真实的,只不过它们对于生物人而言呈现方式不同:一个是可以直观地感知,另一个需要穿戴设备才能体验。虚拟时空实质上是电子流按照一定规则或程序呈现出来的真实的量子时空。这个时空的规则是人类意识编排出来的,却是通过三极管、开关、电流等要素组合呈现出来的。它在本质上不同于人脑的神经元运动,但它们都是高速运转的量子,并且具有等价的功能。E60CC18B-E77E-44F8-B2FA-0C7164E70E2B

在这里,我们触及关于生命及其延续的理解。由于多种数字技术集成而导致劳动的数字化、必需品的精神化与网络游戏的生产化,人类生活也随之发生了数字化的结构转型。由此,现在活着的人们尤其是21世纪出生的群体,已经置身于数字化的生活世界之中,因此他们对虚拟时空并不排斥。他们正在体验各种各样的“元宇宙社区”,并且这些体验或经验构成了其人生的一部分。由此在即将死亡之时,问他们愿不愿意用人生作为初始值而后数字化为一个数据包,直接上载到虚拟时空或者说量子时空?笔者以为,他们给出的否定回答不一定多于肯定的回答。

上載前后的自我是否具有一致性?在上载后人类个体蜕去肉身而作为意识存在,因此,如果从生理角度来看,上载前后的自我并不具有一致性。但是这个回答可能过于绝对。正如前文所述,人类个体的自我定位在上载前主要不是在生理层面而是在文化层面、自我实现层面进行的。就生命从无机物到有机物的演化而言,生命的生理机体只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就人类个体形态的发展而言,真正界定人类个体自我的阶段,不是从受精卵到胎儿的孕育阶段,而是从脱离母体的婴儿到沉浸在文化环境中的常人的成长阶段。在这个阶段人类个体的自我意识是在故事、习俗、经验等构成的文化坐标系中,通过一系列选择性吸收之后生成其内涵的。换言之,人不仅仅是生理性的存在,而且主要是文化性的存在,是自我建构性的存在。因此,上载后的自我,就以其上载前的人生作为“初始值”而言,上载前后的自我在内容上并非毫无关联性;就其意识的自主性而言,它可以将过去的事情与未来的事情都化为此时此刻的内在经验而在场,]赵汀阳:《时间:意识时态和历史性时态》,《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由此,上载前后的自我在形式上也并非毫无一致性。那种认为人类上载后不再具有碳基身体,因而上载前后是两个无一致性的自我的论点是缺乏说服力的。当然,上载在技术上是否可行,则是另一个问题。

最后,就意义的地基是社会关系而言,元宇宙中的“居民”也面临存在的意义问题,并在意义的寻求方式不仅有别于之前的生物人,也存在个性化层面的差异。这会与元宇宙社区的初始规则的制定关联在一起,而后者表现为生活其中的“居民”在有无生死、隐私,是否完全自主等问题上存在根本性分歧。由此,在建构元宇宙社区的过程中,规则的形成是一个“居民”自由选择问题。这种自由选择可能会产生一个允许诸多元宇宙社区的元宇宙乌托邦框架,]它也许有些类似诺奇克曾经探讨过的“乌托邦的框架”。参见[美]诺齐克:《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姚大志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355-400页。]在这个框架中,每个个体或者选择离开某个社区,或者选择加入某个社区,或者选择与志同道合者结伴一起建立新的社区。而在此之前的一段时期内,即在人类逼近终极选择而在技术上允许“上载新生”的一段时期内,元宇宙中的“居民”样态势必多元化,即生物人、电子人与数字人等。至于他们之间的各种关系,《上载新生》做了如下呈现,即除了“湖景天堂”之外,还有不同版本的数字化世界以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由此折射出在人类个体层面即便是在虚拟时空之中,也不意味着人人可以随心所欲。虚拟世界的规则系统不同于物理世界的规则系统,但只要有规则系统,它的实质性就构成了对行为主体的一种约束。

〔责任编辑:李海中〕

作者简介:秦子忠,哲学博士,海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交互行为、平等与发展”(19FZXB017)E60CC18B-E77E-44F8-B2FA-0C7164E70E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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