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日本近代作家谷崎润一郎一生耕耘作品无数，在耀眼的性描写与恶魔主义特点的背后另藏其对于“孩童”要素的独特书写，因此本文主要探究其初期《少年》等代表作品，作者早期在小说中对现实愤懑之单纯发泄，竭力将自我表达为“孩童回归”的欲望，从中亦可窥见踽踽独行于艺术之路上作者的独特审美理念。

关键词：谷崎润一郎;孩童回归;《少年》

一.引言

因“细君让渡事件”使整个文坛甚至社会舆论哗然的当事人谷崎润一郎，在亲友的见证下如愿与松子缔结婚姻关系。然而在松子妊娠后，谷崎在晚年的随笔《雪后庵夜话》中自述道：“我讨厌小孩子”、“我同M子商量堕胎”。在谷崎的极力劝说下，“在芦屋的某家医院，做了手术”。[1]但据后世考察，谷崎所说的“堕胎”纯属虚构，“战前堕胎有罪，很难想象终止妊娠的原因是《雪后庵夜话》里所写的‘为了艺术’。可以窥见，在谷崎眼中孩子与“艺术”有极大可能无法调和。然而中日学界对谷崎“孩童”要素之研究甚少，因此本文将从谷崎早期作品对于“孩童”要素的书写中探究其本人独有的人生观与艺术观。

二.《少年》与近代日本的莫比乌斯环

《少年》是谷崎润一郎最早创作的短篇小说，也是谷崎生涯中为数不多的以孩童视角进行书写小说之一，该篇在1911年发表于杂志《昴星》，同年经籾山书店随小说《刺青》付梓。书中的主人公之一信一为小学四年级的良家之子，身着“丝织的筒袖和服，系着博多纺高级腰带，外罩棕黄色格子纹外褂，脚上穿着平纹细白布袜子，外面套着竹皮草鞋”[2]229，是“只有良家子弟才会拥有的高雅的美好气质”[2]230，而“我”作为庶民之子，日常目之所及便是“路边商家深蓝色的暖帘”。[2]231文中的信一虽为上流阶层之子，但生性腼腆、胆小，“未曾片刻离开过随身女佣”[2]232，在学校中处处受排挤，“同学们爱讲他的坏话，说他胆小、好哭，不愿跟他一道玩。”[2]233其中参与欺负行为的为高年级的仙吉，“是有名的淘气大王，成天欺负年纪小的孩子”[2]244，而文中虽未直指“我”的伙同行为，但“信一很少主动跟我说话”[2]247，且信一的女佣说：“尽量邀请安分又可爱的同学来家里做客”[2]248，可以推测“我”虽未参与霸凌但处于旁观者的漠视地位。

受资本主义浪潮袭来的日本近代，以资本力与经济实力论资排辈的社会中人士，其子女理所当然受其影响，反应在小说中孩童的地位排序应为信一→我→仙吉，然而位于象牙塔般的学校中，家庭具有雄厚经济实力的信一却沦为被欺负的对象。据出木良辅考察，从1902年起，日本稳步实施教科书内容编纂的国有化，1910年所使用的第二版教科书中，比起第一版，加强了儒教伦理教育以及军国主义教材，该教材中的道德教育都是以家族主义与军国主义的结合为准绳的再编。其中以模范人物出现的便是丰臣秀吉，不难看出近代日本以战争目的培养教育中的武威宣传，因此受新教育波及的小學学校中，便会出现以武力重组秩序的现象。因此羸弱的信一身在其中理所应当位于最底层，呈仙吉→“我”→信一之现象。日本近代的学校是人才选拔的圣地，与社会接壤却又相对独立，其中秩序呈莫比乌斯环般反转却又紧密相连。

小说开篇“我”穿过“一扇坚实的铁格子门”进入信一家中后，受到信一的提议，与仙吉及信一姐姐光子四人开始了孩童间的角色扮演游戏，主要的四场游戏中角色分配如下：

表1中信一与仙吉的势力反转清晰可见，在学校处于弱势地位的信一在四场游戏中均处于主导地位，而仙吉则均处于被支配地位。学校中的仙吉“是一个欺侮弱者的孩子王，而信一一如往常一样，无声地和女佣一起畏畏缩缩坐在运动场一角”[2]268，然而“我”在信一家中最初看到仙吉的场景是信一“亲密地叫他‘仙吉，仙吉’，他也喊信一‘少爷，少爷’，两人相见甚欢的样子”[2]268。游戏中的信一蛮横又任性，他“随意踩踏在仙吉的眼睛、鼻子和胸脯上”[2]260、所有人“肩膀和膝头都留下了浅浅的刀伤”[2]260，而“粗暴如熊”的仙吉甘受欺负，甚至饶有兴致的陪信一玩了一场又一场游戏。澁泽龙彦认为，角色扮演“游戏”是构成受虐狂一部分“幻想”之要素，依附于“游戏”而来的“戏剧化与仪式化”则是拥有能脱离日常、构成主体幻想领域的力量。柴田胜二认为“游戏”的另外一种形态则为可以扮演非自我的他者存在。[3]换言之，仙吉为信一家马夫的儿子，身份等级制度上屈于信一之下，而四人游戏中的幻想性与非日常性所带来的刺激则使仙吉及其他人从双重意义中甘受支配。仙吉作为学校等级制度中的支配者，一旦对信一倒戈，那么处于旁观者地位的“我”必将审时度势也服从信一的管理，而谷崎将四人孩童中唯一的女性角色光子最初也安排为屈从者，以仙吉（力量者）→“我”（盲从者）→光子（女性）的连锁效果来看，信一建立了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王国，而其本人就是该王国中的绝对支配者。学校中的仙吉肆意欺辱弱小学生，信一处于受欺负者中的最底层，而游戏中信一则通过绝对的支配权命令甘受支配者，小说以此达到力的动态平衡。

三.结语

1910年代，先有因自然主义文学占据文坛而谷崎的唯美主义创作不受认可的怀才不遇，后有政府扑杀幸德秋水等共产主义者所带来的社会风声鹤唳，谷崎将苦闷、停滞的心理状态写入《少年》，以三人孩童的势力转变暗示阶级置换的可能性，在别府洞天般的信一家中将游戏的无限性与可能性赋予了幼童，实现了生命力的活性化。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被作者本人赋予主人公视角的“我”无论在学校还是信一家中都处于相对稳定的中间地位，暗示了作者本人所渴望的相对稳定性。

参考文献：

[1]谷崎润一郎. 雪后庵夜话[M]. 陈德文译. 重庆：重庆出版社，2020：259.

[2]谷崎润一郎. 谷崎润一郎作品集：初期短篇集—少年[M]. 陈若雷译. 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3]柴田勝二. 老いに抗う性ー谷崎潤一郎の晩年の作品をめぐって[J]. 東京外国語大学論集，2020（100）：308.

作者信息：丁杨旸 南京理工大学日语语言文学专业在读研究生 日本文学方向研二江苏省南京市孝陵卫街道200号南京理工大学 2100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