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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港形成的历史变迁

2022-06-07王金定

炎黄地理 2022年5期
关键词:烟台港口

王金定

烟台是一座因港而兴的城市,烟台港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参考烟台地区考古材料及历史文献的基础上,着重讲述了芝罘湾与烟台港的逻辑关系、烟台港与明代烟台城市兴起的逻辑关系、天然港口向人工港的转变,尤其是在烟台开埠后,新成立的东海关对于港口的管理和建设,并引导烟台港走向近代港口行列的过程。

烟台是一座因港而兴的城市,对于烟台地方史的研究离不开烟台港史的研究。文章拟就烟台港形成的历史过程进行探讨,从微观的角度审视它对烟台城市兴起的作用,时间截止于近代。

芝罘湾与烟台港

芝罘湾指的是烟台北部一带的海域,其外围被芝罘岛环绕故名“芝罘湾”,而烟台港仅仅是芝罘湾的一小部分,位于整个海湾的南侧临岸。

芝罘湾沿岸悠久的历史文化。考古发掘证实,在新石器时代先民们就已经在芝罘湾临岸生息繁衍。目前在芝罘湾周围已经发掘的原始遺址有白石村遗址和芝水遗址,在芝罘岛上同样发现有这一时期的遗址存在。白石村遗址距芝罘湾海岸仅1.5公里,距今7000年左右,是烟台目前发现的最早的新石器文化。在白石村遗址发现有许多人类利用和改造海洋的实物。芝水遗址距海岸约5公里,相当于岳石文化至商代,这里出土了用不同材质制成的网坠、用鱼骨制成的工具以及地层种包含的各种丰富的贝壳、鱼骨等。这都说明烟台远在新石器时代先民们已经在这里居住,并且知道利用海洋资源进行生活。

优良港湾的逐步形成。夏商周时期,芝罘湾是东夷人活动的重要地区之一,他们在长期的生产过程中学会了更加充分地利用海洋资源。《国语·齐语》就曾记载:“通齐国之鱼盐于东莱”,这就不难看出齐国作为一个东方大国,它的鱼盐业一定程度上依赖于“东莱”。《晏子春秋》载,齐景公曾经问晏子:“吾欲观于转附、朝舞,遵海而南,至于琅琊……”这里所说的“转附”就是烟台市的芝罘区,“朝舞”即现在的荣成成山头,“琅琊”则位于青岛以南,三个地方都紧邻大海,由此可见齐景公此行是沿海而行的海上活动,说明芝罘湾这一时期已经存在远航船只通行。

战国及秦汉时期,海上交通进一步发展,通过芝罘湾的船只也越来越多,已经成为我国南北海上交通的重要一站。《史记》记载:秦始皇统一全国后曾五次出巡,其中包括三次东巡,三次登上芝罘岛,由南而北来到烟台走的也是海路。《汉书》记载:汉武帝曾多次东巡海上,行幸东莱,礼祀八神,而八神之一的阳主就在芝罘岛。

唐宋元时期,航海业更为发达。自隋代开始,隋炀帝贯通了京杭大运河,隋唐两代大运河是南粮北运的主线,但自唐代开始,南粮北运也有部分来自海上运输,来自南方的运粮船只沿海岸线将粮食运到北方,基本都取道芝罘。元代以后,政府大兴海漕运输,芝罘湾发挥了愈加重要的作用,元代海漕自上海刘家港为起点,至天津杨树码头为终点,其间因各种原因屡次改变航线,但进入烟台沿海后,航线基本未发生变化。

港湾向港口的过渡

及至明清,芝罘湾发挥了愈来愈明显的港口作用,特别是清代,已经具备了港口形成的基本条件。

明代军事活动对烟台港的影响。明政府虽然实行海禁政策,但是由政府组织的海运规模其实却非常庞大,而且已经实现了远洋运输的常态。据《增修登州府志》记载,明洪武五年,“靖海侯吴桢总舟数万,由登莱转运饷辽”;永乐元年,“督海运粮四十九万石饷北京、辽东,后增至七十万石”。又据《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记载,万历二十四年,“拨旧日行海水手船只,淮安运南米一十万石,山东运登、莱米一十万石,俱至平壤交卸接济”。这些都说明了明政府在山东沿海组织了多次大规模的海上运输。《福山县志》曾记载了明代诗人所做的《之罘山》:“北望波涛浸远天,玹菟庚癸正堪怜;风微日暮帆樯集,不是当年采药船。”这首诗描述了明代芝罘湾船只云集的繁盛港湾状况。

明代城市体系形成促成了烟台港的“诞生”。明政府在军事上实行卫所制度,洪武三十一年(1898年),明政府为防倭寇袭扰和巩固统治,在此设立设奇山守御千户所,位于西南河东侧高地,当时北距芝罘湾海岸仅不到1公里,四周设有城墙,城墙上分设四座城门及城楼,指挥所位于北城门附近。城内规划布局规整,功能结构合理,是一处完整的军事建筑,也被认为是烟台城市的雏形。明至清代中期,所城一直是烟台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到清康熙年间,清政府撤销明代卫所军事建制,城内士兵多就地解甲归田,城内居民数量猛增,并去除军事功能发展成为一座真正意义的“城市”。《福山县志》记载,在卫所之外,福山县另设有墩台15座,最东一座位于所城北部滨海小山之上,称“烟台”亦称“狼烟墩台”,烟台地名即由此而来。烟台山烽火台是奇山守御千户所的防御前哨,主要功能是预警来自海上的威胁,烽火台旁侧设有营房,驻守军12名。

围绕港口形成贸易集散中心。烟台市区在明代就出现了第一座妈祖庙——烟台天后宫,它建在离海不远的西南河入海口处,被烟台人称作“大庙”。天后宫建成后,渔民、船商等便集中到这里祈进行祭祀活动,“大庙”的位置就在烟台港旁侧,这座庙宇的修建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当地居民从事沿海运输、捕捞的规模已经非常庞大。但“大庙”的存在对于烟台来说绝不仅仅是一座庙。每年正月初一到十五,老百姓便会在这里举办规模盛大的庙会,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以大庙为中心的商品贸易集散地和市区文化活动中心。以“大庙”为中心的区域逐渐代替所城发展成为烟台的新城区,西南河入海口则成为港口活动中心,当地居民常在这里同运输军粮的船只进行交易。在天后宫两侧,形成了东西长约500米的商业街,两侧遍布着各类商铺、集市,这些集市街巷又有一个总得称呼——“烟台街”。到了明至清代中期,西南河入海口处已经由天然避难海湾和物资补给地演变成港口性质的贸易集散地。

烟台开埠与烟台港

烟台港真正的形成是在烟台开埠后,而烟台之所以开埠又全因烟台港,这一时期烟台港从原始发展状态步入人工管理、建设的正规期,各项制度、设施逐渐完善。

烟台开埠。1856年10月,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1858年4月,英、法、俄、美四国公使率舰陆续来到天津大沽口外,并照会清政府要求谈判。6月13日,清政府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为钦差大臣赶往天津议和,分别与俄、英、法、美签订了不平等的《天津条约》。《中英天津条约》规定:英国公使得住北京,并在通商各口设领事官;增开牛庄、登州、台南、淡水、潮州、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为通商口岸……《中法天津条约》规定:增开琼州、潮州、台湾(台南)、淡水、登州、南京为通商口岸,并在各口设领事官。条约中所说的登州亦即蓬莱,即今天的烟台市蓬莱区,两地约有90公里的距离。

开埠地点改登州为烟台的原因。《天津条约》开埠登州后,并未马上实施,直到两年后签订《北京条约》,进一步承认《天津条约》有效,而且将登州开埠事宜提上了日程。1861年初,英国驻华公使派英国驻登州领事马礼逊考察山东,他们先到德州然后沿临清、东昌、济宁、曲阜一线深入内地,后认为内地“地隘水浅,大船未能前进,仍就登州沿海择定地方”。3月11日,马礼逊来到烟台并确定烟台为开埠地点。烟台能取代蓬莱开埠,有自身的优势所在。

烟台的贸易优势。鸦片战争后,大量洋货及鸦片开始涌入南方,同时也对烟台港产生了影响:扩大了烟台港口贸易的货源;漕粮运输的沙船中出现了大量商帮船帮;烟台港逐渐成为北方海区的贸易中心之一。烟台在港口贸易的推动下逐渐成为商业兴旺的港埠,尤其是在专业商帮船帮出现后,烟台便出现了大量專门从事商业活动的商号、店铺和商会,至烟台开埠前的咸丰末年,云集在此的商号已达数百家。

外国商船已经在烟台进行了大量停靠。外国商船在开埠前就已经经常性停靠烟台港,他们已经熟悉这里的港口、港湾、航道等情况。早在道光十五年(1835年),就曾有夷船来到烟台海面,当地政府雇船予以拦截,阻止了其登陆。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受利益驱使,侵略者已经不再满足既得利益,将眼光放到了未开埠的沿海各地并开始进行鸦片及进口货物走私,烟台港就是外国商船走私的一个重点。《天津条约》签订后到《北京条约》签订前,这种走私活动愈演愈烈,并且已经由隐蔽转为公开。咸丰九年(1859年),先是有12只外商船只停靠烟台港,之后越聚越多长期不肯离去。

烟台港的天然优势。蓬莱港口虽一定基础,但总体上吃水较浅,大型货船通行存在一定问题,靠岸亦不方便。蓬莱海面开阔,缺乏外围屏障的天然保护,易起大风大浪,威胁来往及停靠船只安全。而烟台港所在芝罘湾为一处天然优良港湾。东北部有崆峒岛、北有芝罘岛环绕,形成了一道天然屏障,致使港口免受大风大浪侵袭,港口东侧的烟台山又成为码头的另一道天然屏障,使得港口内更为风平浪静,便于驳船卸货。烟台港在当时虽然也不能在码头直接停靠大型机械货船,但吃水较蓬莱码头要深得多,易于重新治理,且活跃于烟台的舢板船数量非常多,常年来这些船只成为烟台商贸的主力军,货轮不能停靠,却有这些驳船却可以顺利向岸上驳货。

受法国侵略者的影响。《北京条约》前法军就选中了烟台作为他们进一步进攻北京、天津的后方基地。1860年6月,法国侵略军3000人由海上兵不血刃就占领了烟台港,法军侵占烟台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为进攻天津做准备。一是快速集结人力、物力。二是安营扎寨进行陆上作战训练。三是劫掠大量沙船以备后需。四是进行侦查和训练。1860年7月下旬,英法兵分两路同时进攻大沽口,占领天津攻陷北京,火烧圆明园,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北京条约》。也正是因为法国侵略者对于烟台看中使得英国政府也对烟台产生了浓厚兴趣和觊觎之心。

烟台重要的战略位置。烟台地处黄渤海交界,与辽东半岛遥相呼应,形成了拱卫京津的海上门户;烟台面向大海,与日本、朝鲜、韩国隔海相望,是真正的海上边疆,芝罘湾常常被作为海上征战的集结地和出海口;烟台北距大连仅有不到200公里,到旅顺仅150公里,是山东内陆通往东北的最近距离,抗日战争胜利后,为准备辽沈战役决战东北,运兵北上大多数通过烟台港启航。烟台无疑在当时乃至今天都是至为重要的战略要地。

东海关的设立与烟台港的发展

东海关的设立对于烟台港意义重大,从根本上彻底改变了烟台港的管理模式,烟台港由此走上了正规港口建设和管理的道路。

烟台厘局的设立。烟台开埠前清政府其实已经在烟台设立了厘局,负责收取来往船只及商户的税费。1860年6月法军侵占烟台时,先前被清廷委派到登州筹办通商并在烟台重开厘局的青州候补知府董步云,将烟台厘局撤回福山,在《北京条约》签订后重又恢复烟台厘局。马礼逊选定烟台开埠后,不断催促董步云推进烟台开埠事宜,董步云便草拟了通商章程呈阅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崇厚认为章程内容多有不妥,遂派直隶候补知府王启曾前来协调处理。王启曾与随行人员随即在烟台厘局的基础上成立了海关,并于咸丰十一年七月十七(1861年8月22日)宣布开关征税。

登莱青道移至烟台及户关的设立。烟台开埠后来往客商与日俱增,但由于烟台既不是县城所在地也不是府志所在地,登莱青道当时设在莱州,对于烟台繁忙的外交事务管理起来非常吃力。因此奕䜣上书将登莱青道移驻烟台,登莱青道遂于1862年3月由莱州迁至烟台,崇芳任道台兼东海关监督。东海关在烟台港的权力很大,并且常年受洋人把持,它对烟台港影响巨大,它的出现标志着烟台港从自然发展走向了正规管理,是烟台港发展史上的重要转折。

烟台港的早期建设。1856年,清政府批准在烟台港修建海关公署和海关码头,1866年竣工,海关码头是烟台港第一座公用码头,设有三个配套设施,一个固定吊杆、一座缉私亭和一座验货房。1867年5月,建成了烟台港的第一座灯塔——卢逊灯塔。1868年东海关在烟台山烽火台上修建简易灯楼和旗杆,这是烟台山灯塔的前身,1905年正式的烟台山灯塔建成。开埠后,各国洋行开始修建私人码头,这些私人码头依托港口资源发展各自业务,严重影响了烟台港的管理和发展,1895年东海关制定了“南北公共码头岸路工程”,将所有私人码头连接了起来,各码头由海关统一管理和使用。1901年为了和洋行竞争,烟台华商组织“烟台大会”组织修建“东西公共码头岸路工程”,这项工程主要是在南岸以北砌一道“阻浪垒”,该工程1903年完工。1913年,在外国人参与下,烟台成立了第一个港口建设管理机构——烟台海坝工程会,并决定修建烟台港东、西防波堤,工程于1921年竣工。这项工程标志的竣工,使得东、西防波堤与东西岸路之间形成了烟台港的人工港池,烟台港自此结束了天然港湾时代从而正式跨入近代港口行列。

作者单位:烟台市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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