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津锋

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书信库中，收藏有一封叶圣陶先生亲笔写给巴金的信札。信的全文如下：

巴金吾兄尊鉴：

市立剧专将于本月戏剧节举行戏剧资料展览会，意欲向尊处借取曹禺兄之原稿，以供陈列，负责保管，负责送还，决不有误。今令小儿至诚晋谒，敢恳赐予指教，不胜感幸。即颂大安。

弟 叶绍钧顿首

二月二日

源于小说《灭亡》

谈起巴金与叶圣陶的交情，这还归功于巴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灭亡》。那时的巴金还是一个不曾引人注目的在法留学生，而叶圣陶则是上海商务印书馆和《小说月报》的编辑。

1927年1月15日，年青的巴金搭乘“昂热”号邮船离沪赴法。3月，巴金通过书信得知成都的家已经破产。为排遣内心的寂寞与孤苦，巴金开始写日记。不久，巴金又萌生了文学创作的想法。他便开始将前一时期的日记进行整理，开始以其为素材創作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灭亡》。1928年8月，26岁的巴金创作完成小说《灭亡》。

《灭亡》以在北洋军阀统治下沾满了“猩红的血”的上海为背景，描写一些受到“五四”新思潮鼓舞因而寻求社会解放道路的知识青年的苦闷和抗争，塑造了一个以生命向黑暗社会复仇的职业革命者杜大心的形象。

在这部小说的手稿上，年青的李尧棠（巴金原名）第一次署上了自己的笔名“巴金”。《灭亡》创作完成后，巴金很想将它发表。当年8月，住在法国小城沙多吉里的巴金将该稿细致包裹后寄回上海，给当时正在上海开明书店门市部工作的好友索非。索非收到稿子通读后觉得这是一部很不错的小说，便将稿子介绍到上海有着广泛影响的文学杂志《小说月报》。当时，《小说月报》的编者郑振铎赴欧洲游学，杂志审稿则临时由商务印书馆编辑叶圣陶、徐调孚负责。

当叶圣陶拿到《灭亡》手稿后，他进行了非常认真的审读。叶圣陶被这部小说深深打动，他觉得这个陌生的作者巴金写得确实不错。很快，叶圣陶便向《小说月报》杂志社推荐了该稿，希望能尽快刊发此稿。

1929年1月至4月，《小说月报》在其第20卷第1号至第4号连载四期《灭亡》。在该刊1929年4月号（第20卷4月号）上，编辑叶圣陶还以记者的名义写了一篇名为《最后的一页》的文章。

同年12月号（第20卷12月号），叶圣陶又以记者名义写了《最后一页》，再次推荐了巴金小说《灭亡》，同时还推荐了老舍的《二马》：“这两部长著在今年的文坛上很引起读者的注意，也极博得批评者的好感，他们将来当更有受到热烈的评赞的机会的。”

因为《小说月报》的连载及叶圣陶的极力推荐，巴金和他的小说《灭亡》受到广大读者的追捧。同年9月，《灭亡》单行本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此后，巴金开始在中国文坛上大受瞩目。

其实这时候，巴金还并不认识自己的这位伯乐——叶圣陶先生，也不曾跟他通过信。但巴金为人敦厚，他成名后饮水思源，总是尊称叶圣陶为“我终生的编辑老师”。他对叶圣陶的知遇之恩一生铭记。

一直关注其创作

1928年底，巴金从法国留学归来回到上海定居。此后，巴金便开始了自己的专业创作。随着交友增多，巴金的约稿也日渐增多。面对雪片般的约稿，巴金开始用文字做应酬。那一时期，巴金和叶圣陶虽也曾见过面，有过简短的交谈，但因见面机会并不多，常常是匆匆一见便匆匆告别，深入话叙的机会其实并不多。

但这一期间，叶圣陶其实一直很关注巴金的创作。当他看到巴金疲于奔命般地创作时，有一次实在忍不住便托索非带口信给巴金，劝其要慎重发表文章。一定要注意文章只有打磨好，才可以拿出来发表，否则，只会透支自己的文学才华。叶圣陶能说出这句话，可见他对巴金的爱护与坦诚。这其实也是一个文学前辈对青年作家的善意提醒。

叶圣陶曾说过，那时的巴金最初给他的印象就是谦虚。

1931年，叶圣陶开始主编《妇女杂志》，为了组到更多好作品，他主动通过索非向巴金要稿。当知道是自己的“恩师”叶圣陶索稿，巴金很快便动手创作。不久，便将自己的《亚丽安娜》交给索非转过去。很快，叶圣陶便安排出版。后来，叶圣陶还在自己负责的出版社为巴金编辑出版了好几本著作。

新中国成立后，巴金与叶圣陶分别居住在上海与北京。虽远隔千里，但他们也偶有书信往来。

1985年3月27日，巴金从上海到北京开全国政协会议。当他得知自己的“恩师”叶圣陶因病住院，便执意前往探望。到医院后，巴金紧紧握住自己老师的手，送上自己的祝福，叶圣陶很是感动。那天，两人亲切地在病房的沙发上交谈了很长时间。

（摘自《语文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