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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核驱动更有利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吗?
——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分析

2022-05-31吴文洁黄海云白又竹

保定学院学报 2022年3期
关键词:单核效应驱动

吴文洁 ,黄海云 ,白又竹

(1.西安石油大学 油气资源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陕西 西安 710065;2.西安石油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5)

我国“十四五”规划明确指出,要以中心城市建设带动全域协同高质量发展,强调中心城市发展的重要性。首位城市作为区域的中心城市,在区域城市体系中处于主导地位。然而,由于我国各省区城市首位度不同,所以省区内经济协调发展水平存在显著差异。在经济较发达地区,城市首位度相对较低,且大部分为多核驱动型省份,省区内拥有多个经济增长极,同时,周边城市由于具备良好的区位优势和发展基础,受增长极城市的“辐射效应”影响较明显,省区内部经济协调发展水平较高。而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城市首位度相对较高,且一般呈现省会城市独大的局面,加之受地理条件、要素禀赋和政策环境等因素影响,非省会城市的发展动力不足,发展速度较慢[1],从而在市场力的作用下,地区差距逐渐拉大。因此,与单核驱动型发展模式相比,多核驱动型发展模式更有利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因素有哪些?如何优化各因素来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本文拟就这些问题展开深入探讨。

自Jefferson提出“两城市指数”[2]以来,城市首位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国外学者关于城市首位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主要有“收敛论”[3]、“发散论”[4]和“非线性论”[5]三种观点。近年来,我国学者对二者关系进行了更深层次的研究。徐长生等以我国1989—2009年28个省份为研究对象,利用人口第一大城市与第二大城市数量之比衡量城市首位度,认为城市首位度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影响[6]。陈彪等认为仅用人口数量难以准确衡量城市首位度,因此引入经济指标,对城市之间的经济实力进行比较,再将得出的比值与人口比值结合分析,经济因素是影响城市首位度的重要因素且二者为负相关关系[7]。雷仲敏等以单一省域(山东省)作为研究对象,从要素规模、产业发展和城市功能三方面选取40个指标综合测算城市首位度,发现山东省首位城市突出,其余城市间的发展梯度分布特征显著[8]。此外,还有学者用省会城市与第二位城市的GDP(或全省GDP)之比表征城市首位度,说明城市群中心城市、首位城市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均呈倒U型关系[9-11]。

综上,现有文献针对城市首位度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已取得较丰富成果。但学界对影响城市首位度,进而影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因素分析较少。因此,本文根据城市空间结构的不同,在分析城市首位度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作用机理的基础上,深入探究影响城市首位度的因素,以期为更好地协调省会城市与非省会城市的经济发展,进而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提供参考。

一、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设

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主要靠劳动、资本和技术推动,但由于资本边际报酬递减规律,所以长期来看经济增长最终由外生的技术进步决定[11]。我国多核驱动型省份大部分位于东部沿海地区,对外开放较早,在市场力和全球化浪潮的双重拉动下,资本的自由流动及良好的国内环境吸引外商进入投资,同时,技术进步与交通发达助推各省空间体系和产业体系重构。根据新古典增长理论,我国沿海省份经济发展模式从改革开放初期的单核驱动转变为多核驱动,形成多个经济增长极是条件使然,理论框架如图1所示。鉴于此,本文提出假设1。

图1 多核驱动型地区城市首位度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机理

H1:多核驱动型地区城市首位度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为正。

单核驱动的实质是要素、资源在特定地区的空间集聚。我国单核驱动型省份多位于中西部和东北部地区,地理环境较差,基础设施尚不完善,使经济增长首先出现并集中在省会城市。加之,地区内国有经济占比较大,导致周围城市受增长极的带动影响较少,使省会城市的“回流效应”大于“扩散效应”,城市首位度较高,理论框架如图2所示。循环累积因果理论认为,在地区经济不平衡的条件下,增长极城市的累积扩张是以牺牲其他地区为代价,导致后者的状况进一步恶化并影响其经济发展,从而强化地区间的不平衡状态。所以,根据循环累积因果理论,我国近年来部分省份为加快城镇化建设,推行“土地财政”,致使大城市过度拥挤、小城市功能性萎缩现象突出[12],形成畸形的中心—边缘城镇格局,区域差距被进一步拉大。鉴于此,本文提出假设2。

图2 单核驱动型地区城市首位度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机理

H2:单核驱动型地区城市首位度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为负。

二、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

考虑到一个地区城市首位度状况不仅会影响本区域的经济协调发展,还会通过其他渠道对周边地区产生影响,因此,本文利用空间计量模型来分析城市首位度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文章以24个省(自治区)为研究对象①由于城市首位度为省(自治区)内两城市相关指标的比值,所以样本选择忽略了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四个直辖市以及港澳台,由于西藏、青海、新疆的个别数据存在严重缺失,所以最终选取24个省(自治区)作为研究对象。,结合理论框架与假设分析,参考徐长生等、丁任重等对城市首位度与经济增长的研究框架[6,13],建立如下模型:

式中,Git和Xit分别表示测算第i个省份第t年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水平和综合首位度;Zcontrol表示一系列影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水平的控制变量,包括交通水平、城镇规模、对外开放度、政府力量、产业结构和技术水平;W1和W2是两个空间权重矩阵,W1是Git的空间相关关系,W2是Xit的空间相关关系,此处W1和W2均使用经济距离权重矩阵;WX是空间权重矩阵与X变量的交叉项;ρ是Git的空间效应系数;β1、β2是 Xit的系数,β3、β4是 Xit的空间自相关系数;α表示个体固定效应;λ 表示时间固定效应;ε表示随机误差项。

(二)变量选取

1.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文章选取2008—2019年我国24个省(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包括288个样本。原始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和各省统计年鉴。

2.指标描述

被解释变量: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水平(G)。参考董雪兵、曾鹏等的做法,用泰尔指数②泰尔指数 ,其中,GDPit表示i省t年的地区生产总值;Pit表示i省t年的城镇人口。作为衡量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水平的指标[14-15]。

核心解释变量:城市首位度(ln swd)。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地方政府集中的财政比重逐渐增加,在丁任重等做法的基础上[13],本文引入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首位度,最终采用人口、经济、土地、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5大首位度的算数平均生成的综合首位度③各首位度计算指标分别为:城区人口数、GDP、城市建设用地面积、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此外,为方便分析,本文统一将各省省会城市看作首位城市,第二位城市则为省区中相应指标数值最高的城市。表示。

其他控制变量:本文在参考蔡昉等认为影响经济协调发展因素的基础上[16],加入影响城市首位度的重要因素,最终选取交通水平等6个指标作为控制变量。其中,交通水平(ln trans)参考G7物联网发布的《中国七大城市群融合发展报告》,采用与地区生产总值相关性较强的公路货运量取对数表示;城镇规模(ln emp)采用城镇单位从业人员数取对数表示;对外开放度(ln open)用各省级行政区的进出口贸易额与本地区GDP比值取对数表示;政府力量(ln bgov)参考徐长生等的做法[6],用各省级行政区预算内财政支出占本地区GDP比重取对数表示;产业结构(ln ind)用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二、三产业增加值之和的比值取对数表示;技术水平(ln tec)用各省级行政区科技支出取对数表示。

在空间计量模型中,权重矩阵是外生的,表示地区之间的联系强度,参照梁向东等的做法[17],本文在地理距离权重的基础上加入经济因素的空间效应,构建经济距离权重矩阵,综合考虑地理距离和经济联系。经济距离权重矩阵为:

其中,Yi、Yj分别为样本考察期内i、j省(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的年均值;Wd为地理距离权重矩阵,取两地距离平方的倒数;We为对角矩阵。

为对上述变量进行可靠性分析,给出了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1。从表1中可以看出,各变量的平均值和标准差差异较为明显,表明数据的波动性较强,适合作为回归样本。

表1 模型中各变量描述性统计

此外,本文还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水平和城市首位度等主要变量作进一步描述,如图3、图4所示。图3显示,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水平指标核密度图的分散度随时间推移在不断缩小,这说明近年来我国不同省区间的经济发展差距在逐渐缩小,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水平在逐渐提高。

图3 我国不同年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水平指标核密度图

图4 我国不同年份城市首位度指标核密度图

由图4可知,随时间推移,我国城市首位度指标核密度图逐渐向右移动,但移动幅度较小,说明我国不同省区城市首位度均值呈缓慢递增态势。这与我国近年来实施的限制大城市规模及鼓励中小城市发展的城市发展战略有很大关系。此外,该核密度图分散度较大,表明我国各省区间城市首位度差异较明显。

三、计量检验与结果分析

(一)空间计量模型的检验和选择

空间计量模型主要有空间自回归模型(SAR)、空间误差模型(SEM)和空间杜宾模型(SDM)等,本文通过相关诊断性检验来选择恰当的空间计量模型。首先,进行LM检验,如表2显示,LM和R-LM统计量均在1%的水平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存在空间效应。其次,使用Hausman检验来判断应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结果表明,在1%的水平下强烈拒绝了随机效应模型的原假设,故选择固定效应模型。最后,经LR检验,2个LR统计量均拒绝了原假设,说明SDM模型不能退化成SAR模型、SEM模型,应采用SDM模型以更好地拟合空间效应。综上所述,本文最终选择固定效应的SDM模型进行估计。

表2 LM、Hausman和LR检验结果

(二)实证结果分析

由于城市空间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城市首位度,进而影响省区间经济协调发展水平,所以参照田超的划分方法[18],本文将选取的24个省(自治区)分为多核驱动型地区和单核驱动型地区两类,分别分析城市首位度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不同地区各变量的空间效应分解结果见表3。首先,多核驱动型地区城市首位度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具有显著为正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并且间接效应系数0.210大于直接效应系数0.032,说明城市首位度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提高城市首位度在增强本地经济集聚效应的同时,还能给省内其他城市带来正向的扩散效应,即随着多个经济增长极城市的不断壮大,对本地经济发展和带动省内其他城市经济发展都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可以为省域整体经济协调发展带来正面效益,假设1通过验证。

表3 各变量的空间效应分解结果

其次,单核驱动型地区城市首位度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具有显著为负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并且间接效应系数绝对值0.005大于直接效应系数绝对值0.001,说明城市首位度对周边地区的影响更大。这意味着若进一步提高该类地区省会城市的首位度,将不利于省会自身及全省经济协调发展,假设2通过验证。其原因可能是:一方面,原本就各种要素高度集聚的省会城市,若继续强调“强省会战略”则可能由于规模报酬递减规律导致经济增速放缓,本地经济增长很快达到增长极限或增长的“瓶颈期”,难以进一步提质增效;另一方面,继续做强省会城市可能导致其他城市的潜力难以开发,失去发展动力,使省会城市的“虹吸效应”大于“扩散效应”,拉大区域差距,阻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最后,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表明,多核驱动型地区交通水平和政府力量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总效应显著为正。可能的原因是,与单核驱动型地区相比,多核驱动型地区高速公路网更为密集,承担更多的公路货运任务,推动周围地区经济不断发展;政府干预的总效应系数为0.097,在所有控制变量中影响最大,说明当前区域经济协调健康发展仍需要政府的有效参与。城镇规模、对外开放度和产业结构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总效应为正但不显著,技术水平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总效应显著为负。其中的原因可能是,技术创新是完善城镇结构体系、扩大对外开放度并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驱动力,但大部分地区技术水平较低,对周边地区难以发挥“辐射效应”,导致技术水平不能对区域经济整体协调发展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单核驱动型地区交通水平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总效应显著为负,可能是由于单核驱动型地区地处内陆,基础设施尚不完善,交通水平相对不发达,货运成本较高,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水平较低。城镇规模、对外开放度、产业结构和技术水平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总效应不显著,可能是因为单核驱动型地区多位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城镇体系尚不完善,产业结构还需较大改进,技术水平整体较低,再加上对外开放活动多由省会城市主导,这不仅使省会城市通过资源优化配置促进本地经济增长,还对周边地区产生“虹吸效应”。政府力量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总效应显著为正,且总效应系数为0.027,在所有解释变量中影响最大,表明政府财政支持对缩小地区差距、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三)稳健性检验

空间计量模型对空间权重矩阵较为敏感,为进一步确保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本文借鉴罗能生等人的研究方法[19],构建反地理空间权重矩阵并进行标准化处理,检验结果的稳健性。反地理空间权重矩阵为:

式中,dij是根据经纬度计算的两地之间的距离,i≠j时,权重为距离的倒数,i=j时,权重为0。

从估计结果来看,更换空间权重矩阵后,大部分变量的回归结果与原结果保持高度一致,说明表3的估计结果具有一定的稳健性①限于文章篇幅,文中未列示具体估计结果。。

四、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使用我国2008—2019年24个省份的样本数据,通过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了多核驱动是否更有利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结果表明:多核驱动型地区城市首位度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具有积极作用,同时还具有较强的正外部性;而单核驱动型地区城市首位度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具有消极作用,同时还具有较强的负外部性。进一步分析影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因素,多核驱动型地区整体上交通水平、政府力量会显著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但技术水平、城镇规模、对外开放度和产业结构的促进作用尚不明显;单核驱动型地区整体上仅有政府力量会显著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其他变量的促进作用不明显且不同变量的空间溢出效应也存在差异。

(二)政策建议

第一,考虑到不同地区城市首位度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具有差异,所以需因地制宜地优化城市空间结构,还要重视政府力量对缩小区域差异的作用。对于多核驱动型地区,要引导多个中心城市的非核心功能向外围城市转移,提升中心城市的技术创新能力,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努力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对于单核驱动型地区,有条件的省份应注重次级城市的发展,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政府鼓励城市间加强合作,大力扶持民营经济,同时,不断改善基础设施,减少各种要素自由流动的限制,开发地区潜能,发展特色产业,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第二,交通发展对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应进一步加强单核驱动型地区,尤其是距离省会城市较远地区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重视产业建设,加强产业融合,适度有选择地承接多核驱动型地区的产业转移,提高公路货运量,不断扩大城市规模,吸引人才留在本地。同时,要重视技术创新在不同地区的差异化影响,发挥其扩散效应,减小极化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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