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静波

“婆婆，喏。”放学回来，我径直走进芦花婆婆的家，从衣袋里掏出一把粉笔头。

“哦，那么多！先放凳上。”正在桌上忙乎着做麻糍的芦花婆婆，用粘满松花的手递给我一块黄灿灿的麻糍说，“你的腿真长，正赶上吃麻糍。我多做几块，你带去给你奶奶，清明上坟她不用再做了。”

温热的麻糍又糯又软，我一连吃了两块。我边用舌头舔着粘在唇边的松花，边说：“谢谢婆婆。”

“忘了怎么叫我？”她故意拉下脸，装作生气样。

“阿……芦花婆婆。”我改口叫道。以前叫惯了“阿根婆婆”，现在突然改称呼，实在拗口。又想起奶奶说过，不能当着长辈的面叫其名字，心总有点儿虚。

“哎，真乖。”芦花婆婆的眼睛变成了两弯月亮。

就在一个月前，一位来自香港的男人到村里来找他失联多年的姑姑——从王家村嫁过来的王芦花。据说，他从王家村出发，一村挨着一村寻找着。走过好多村，问了好多人家，都说不知道，或者干脆说村里没有这个人。村里最年长的阿毛太公问：“她是谁家的？”香港人说：“我离开时姑姑还未嫁人。”有人建议查家谱，阿毛太公笑了：“哪个嫁进来的女子入了家谱？”村里五百多户人家，不可能挨家挨户问个遍。香港人走后，小伙子阿力回家向他娘讲起了这件事。他娘愣了一下，接着狠拍一下大腿，突然放声大哭：“儿子啊，我就是王芦花呀！”等他们奔到村口，香港人已像云一般飘得无影无踪，也没有留下任何信息。他可是王芦花娘家唯一的亲人哪。王芦花不吃不睡，不声不响，病了一场。

其实，这也怪不得别人和阿力。奶奶说：“我与阿根嫂要好，以前只晓得她的娘家在王家村，不晓得她叫芦花。”在我们村里，与芦花、奶奶同辈的女人们，仿佛从来没有自己的姓名，人们无须知道，也没有机会称呼其名。只有一位多年前去世的、医术高明的女郎中例外，四邻八方的人们称她“陆先生”。其余的都像芦花婆婆一样，丈夫阿根唤她“孩子他娘”，别人称她“阿根家的”，或者“阿根嫂”“阿根婶”“阿根婆婆”“阿力娘”等。

这件事发生后，王芦花变了。人家叫她“阿根家的”时，她指着一只狗，或者一只篮，淡淡地说：“它也是阿根家的。”人家叫她“阿根婶”“阿根嫂”时，她一字一句地告诉人家：“我叫王、芦、花。”渐渐地，她成了村子里唯一有名字的老婆婆。

清明上坟那天，认得几个字的芦花婆婆盯着墓碑上的字，轻轻地念着。她知道，墓碑上写的墓主，死人是黑字，活人是红字。她点着红色的“王氏”两个字，对儿子说：“墓碑得重做。没写上‘王芦花三个字，我死后就不想葬在这里。”

阿力哭笑不得：“我的娘哟，爹都死了十多年了，重做墓碑多晦气。”

芦花婆婆要儿子重做墓碑的消息，像投下了一枚炸弹，整个村子都沸腾了。阿力托我的奶奶上门劝劝他娘，别那么较真。

奶奶领着我到芦花婆婆家里去。她家黑漆漆的木板门上，不知什么时候写上了五个大大的红粉笔字：“王芦花之家”。歪歪扭扭的字，却很有力。字下面，有一枝用白粉笔画的芦苇，像一棵笔直的树。

奶奶进去，“呸”了一声，对芦花婆婆说：“人老了，名字也越发金贵了？”

“我的名字贱。我落地那一天，屋前的芦花开得正旺，满天飘。阿爹就给我起名芦花，他说女孩子的名字只要唤得应就行。”芦花婆婆说。

“一把年纪了，争个名字有啥用，哪个女人一辈子不是这样过？”

“阿根年纪轻轻就得痨病，我一个女人家，起早摸黑，种田、割稻、养猪、做席、造房，哪一样比男人弱？要是连名字也不配有的话，这世道公平吗？做人还有什么意思？”芦花婆婆嗓门儿大了起来。

奶奶不吭声了。

回去的路上，奶奶轻轻地问我：“你会记得我的名字吧？”

我问：“奶奶，你叫什么名字？”

许多次，我在村口碰到蘆花婆婆，她笔直地站在那里，望着通往外面世界的那条机耕路出神。一次，我问她：“芦花婆婆，你在等谁？”她叹了一口气，说：“我就看看。”

后来，村子里突然多了桂花婆婆、莲花婆婆、梅花婆婆、兰花婆婆……

[责任编辑 王彦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