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源凤 秦凤翔

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十分重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党的二十大又一次提出要“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大力弘扬和发展“好花红”文化事业不仅能促进经济增长，而且能保护、传承中华优秀民间民俗文化。文章以布依族的民歌《好花红》为研究对象，采用田野调查法和文献研究法，从时间轴线方面梳理其从一首布依族民歌成为惠水县、黔南州甚至贵州省的文化名片的发展历程，总结其成功的历史经验，旨在让民歌、名片双层面的“好花红”文化在未来得到有效的传承与发展。

关键词：《好花红》；民歌文化；发展历程

中图分类号：J6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2）10-0-03

0 引言

清末启蒙思想家龚自珍说过，“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回顾历史、梳理历史、分析历史有利于后辈吸取前辈在实践过程中总结的优秀经验，文章梳理“好花红”文化发展历程的意义也在于此。

《好花红》是发源于贵州省惠水县好花红镇的一首布依族民歌，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演变，它具有了多重“身份”，即其在民歌的基础上被赋予了更深层次的含义。如今，《好花红》经过长期的改编、传唱，已经形成词曲相似或词异曲似又或词似曲异的布依族民歌体系，成为布依族第二土语区的民间音乐代表和典型的文化符号、文化瑰宝，甚至成了贵州省的一张文化名片。《好花红》的发源地由“毛家苑乡辉岩村”更名为“好花红镇好花红村”，并被打造为好花红乡村旅游区（国家4A级景区），且惠水县对外输出的文化名片为“好花红的故乡——惠水”。2014年，在习近平总书记接见贵州代表团时，贵州代表团唱起《好花红》，对此习近平总书记高兴地表示，“祝乡亲们生活好花红”。

文章从实践和理论的角度出发，考察了《好花红》的相关情况，查阅了相关学者对其的重要论述，获得了第一手资料。资料显示，《好花红》传唱至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但欠缺史料依据，因此文章以新中国成立为研究的起点，梳理其发展历程。

1 1949年至1976年“好花红”文化发展研究

惠水县的山歌《好花红》是布依族人民在与汉民族融合的过程中，以本民族的音乐形态为基础，结合汉民族的音乐文化，用汉语演唱的布依族民歌［1］。惠水县总人口48万余人，由17个民族组成，少数民族占61%，其中布依族的人口居多。布依族人大多居住在依山傍水的河谷地带，独特的生产生活环境造就了其独特的民族风情，其中民歌文化丰富多彩。在历史上，布依族是一个无通用文字的民族，人们通常用歌记史、以歌记事、以歌交友、以歌传情、借歌助兴，在其生产生活中，歌唱活动无处不在，如田间地头、城市广场、赶集路上、起房坐屋、走亲访友、节日节气、婚丧嫁娶等。《好花红》是布依族民歌的典范，是贵州中部地区羽调式山歌的重要代表，形成了以其为核心的羽调式曲调群［2］。

新中国成立前，受封建礼教的约束，很多优秀的文化没有得到广泛传播，《好花红》也不例外。新中国成立后，党的民族政策为各族人民发扬艺术传统提供了新机遇。

1953年，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文艺方针的指导下，惠水县开始组建乡村俱乐部，毛家苑乡组建了辉岩、新民、新华等俱乐部。当时，在县文化馆工作的王泽甫回到毛家苑乡新民俱乐部指导相关工作，从烤烟生产队中选出十余名青年男女歌手组成歌队。王泽甫的母亲石化莲是一名老歌手，每晚都带领歌队的歌手集中学唱布依族民歌，其中包括“好花红调”山歌，从此《好花红》流传开来。同年，罗宗贤用“好花红调”创作了《桂花开放幸福来》，这是专业作曲家第一次以布依族民歌《好花红》的曲调为素材创作的歌曲。

1955年，贵州省歌舞团成员曹玉枫到贵州省第一届工农业余文艺会演大会筹备组工作，他与黄江帆到惠水县搜集民间歌曲，在毛家苑乡搜集了“好花红调”的布依族山歌《翻身不受穷》和《参加会演》。由于没有录音设备，曹玉枫只能先学唱这两首歌，记录一字一音，然后照着乐谱唱给歌手们听，直到得到大家的认可。这是专业音乐人士第一次对布依族民歌《好花红》作書面的词曲记录。

1956年，惠水县举办第一届工农业余文艺会演，新民俱乐部选择山歌《翻身不受穷》，由王琴惠、王琴英、王琴秀、秦跃珍四名布依族女歌手演唱，获得了一等奖，被贵州省广播电台录音播放，布依族民歌的“好花红调”开始在涟江大地传唱。

1957年，王琴惠和秦跃珍代表惠水县参加贵州省第一届工农业余文艺会演大会，用“好花红调”演唱《歌唱会演》和《烤烟十二唱》，获得了一等奖，这件事被刊载在《贵州省第一届工农业余文艺会演民间艺术部分节目资料会刊》中，这是布依族民歌的“好花红调”首次登上省级舞台，也是第一次公开发表于省级内部刊物。同年，王琴惠和秦跃珍被选入贵州文艺代表队进京参加第二届全国民间音乐舞蹈会演，她们用“好花红调”演唱《歌唱会演》《三个大坡围小坡》《赶表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此进行了实况转播，《民间文学》杂志也对其进行了介绍。

1958年，曹玉枫整理了“好花红调”布依族山歌，经过多次修改，定稿《好花红》。同年，《惠水山歌选》收录了《好花红》，这是《好花红》第一次以“好花红”这一歌名被县级内部刊物收录。

1963年，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的《民间歌曲》收录了由兰水（曹玉枫和黄江帆合用的笔名）根据布依族民歌《好花红》的曲调重新编词的新民歌《好花红》，这是其第一次被刊载在正式出版物上。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在国家文艺方针的指导下，文艺工作者积极挖掘、采集、整理、宣传、推广《好花红》，使布依族民歌《好花红》得以传播，从乡野田间走向城市舞台，迎来了很多重要的“第一次”，得到了业内、业外人士的广泛认可。

1966—1976年，关于《好花红》的研究处于停滞状态。

2 1978—2000年“好花红”文化发展研究

改革开放后，各领域工作进入新阶段。文艺工作者为抢救民间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深入各地采风搜集民间音乐。值得庆幸的是，《好花红》依旧在民间广泛传唱，焕发了生生不息的文化生命力。

1978年，中央慰问团到惠水县演出，惠水籍苗族歌唱家罗秀英演唱了《好花红》。

1979年，杂志《采风》刊载了由兰水记录与编词的《好花红》，后被《贵州民间歌曲选》收集、出版。

1980年，《民族歌曲集》首篇介绍了《好花红》，收录了由惠水县王昌吉演唱，黄达武、李继昌记录的谱例，以及由龙里罗达琴演唱，陈筑生、李继昌记录的谱例；《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民间歌曲集》收录了由杨光英演唱，曹玉枫、黄达武记录的谱例和王昌吉演唱版谱例。

1981年7月5日（农历六月初四），“六月六”布依族歌节在惠水县体育广场举办，9个市州的民族歌手参加比赛，惠水县代表杨光英等8名布依族姑娘演唱了《好花红》和“好花红”调的《歌唱共产党》。当时的文化部、国家民委、北京民族文化宫、广西艺术学院、云南大学等单位也派代表参加了此次活动。“六月六”当天，惠水县全体人员到董朗大桥与来自长顺、紫云、安顺、平塘、贵阳、罗甸等周边地区的同胞欢度节日，部分代表唱起了《好花红》。

1982年，《贵州布依族民歌选》收录了由王昌吉、杨光英、罗达琴演唱的三版谱例。

1983年，《黔南民族民间音乐概述》记述了《好花红》，并附上了杨光英演唱版谱例。

1985年，《布依族简史》分析了《好花红》的艺术形态；《布依族风俗志》介绍了惠水县的山歌调，即“好花红调”；《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概况》把《好花红》介绍为布依族民间的主要诗歌形式。

1989年，《中国民间歌谣谚语集成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惠水县卷》收录了杨光英演唱版谱例，《贵州少数民族音乐》记载了《好花红》并收录了杨光英演唱版谱例，《好花红》被作为贵州省布依族学会的会歌和“六月六”歌节的节歌。

1991年，《惠水县文化艺术志》记载了《好花红》。

1993年，《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志（第四卷）民族志》记载了《好花红》，收录了杨光英演唱版谱例。

1995年，《中国民间歌曲集成·贵州卷》介绍《好花红》为贵州中部民歌区域性色彩的主要代表，收录了由王昌吉、杨光英演唱的谱例，还收录了流传于平塘县、贵阳市等地不同形态的《好花红》。

1997年，《贵州少数民族音乐》概述了《好花红》，收录了杨光英演唱版谱例。

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末，惠水县抓住了发展“非遗”的先机，广泛传播、发展了《好花红》。这一时期，《好花红》继续在民间生活和歌唱比赛中被唱响，全国各地的歌唱比赛者和观众都能感受其独特的风采，这成为传播《好花红》的重要途径。同时，众多文化单位详细介绍和记载了《好花红》。与前一阶段相比，《好花红》民歌文化得到了弘扬、提升，充分彰显了其重要性、代表性，为其后来的传承、发展奠定了基础。

3 21世纪以来“好花红”文化发展研究

21世纪初，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为发展西部少数民族文化、保护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带来了新的契机，布依族民歌《好花红》的发展和宣传达到了新的高潮。

2000年，大型现代花灯剧《好花红》在贵阳市影剧院上演，被列为贵州省“五个一工程”的重点剧目；“2000北京·贵州文化活动周”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办，专场演出了三场大型民族歌舞《好花红》，被中央电视台和多家新闻杂志媒体详细报道。

2001年，惠水县政府在毛家苑乡的辉岩桥旁立了“好花红故乡”石碑，建立了“好花红歌亭”，将县城的一条街命名为“好花红商贸街”。惠水县举办首届“贵州·惠水好花红艺术节”，蒋大为、李丹阳、龚琳娜到场演出，省内外30多家媒体对此作了报道。

2002年，惠水县人民政府提出“打造好花红民族文化品牌，提高惠水知名度”的文化战略，开展了登记和注册布依族民歌《好花红》知识产权的工作，将1991年《惠水县文化艺术志》中的《好花红》作为注册版本，以惠水县人民政府为著作权人进行版权登记。同年12月，贵州省人民政府批准毛家苑乡更名为“好花红乡”。

2004年，贵州省版权局受理《好花红》文化知识产权注册登记手续，确定惠水县人民政府为《好花红》的版权代理人，并为其颁发了证书。

2006年，贵州省布依族学会在惠水县召开“好花红”民族文化品牌战略研讨会；惠水县组建好花红艺术团，成立了好花红民族民间文化艺术中心。

2007年，《好花红》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央视国际频道三次滚动播出外宣专题片《好花红故乡——惠水》，向全世界推介惠水县；《好花红》歌舞和歌曲先后在北京、江苏、浙江、广西等地及美国、加拿大、德国、日本、韩国等国家演出。

2008年，“好花红调”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次年，辉岩村更名为“好花红村”。

2014年，文化部将惠水县命名为“布依民歌之乡”，黔南州第六届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在好花红村举办，会后，形成了一个集休闲度假、康体养生、乡村体验、民俗旅游于一体，展现“好花红”文化内涵，拥有“中国金钱橘之鄉”“好花红民歌发源地”“中华布依第一堂屋”等美誉，设有中华第一布依堂屋、千户布依寨、桔乡花海、兰花馆、叶辛书屋、枫香小院等景点的综合性度假旅游区，好花红乡村旅游区进入蓬勃发展时期。据当地旅游局统计，好花红乡村旅游区2014年接待游客80万人次，2019年接待游客突破88万人次，2020年至今受疫情影响，旅游人次与收入均下降。

自进入21世纪以来，惠水县致力于打造“好花红”民族文化品牌，以民歌文化为指引，积极开展系列特色民族文化活动，大力宣传、推广以“好花红”文化为代表的布依族文化，运用“经济搭台文化唱戏”的发展思路，使“好花红”民歌文化和民族文化品牌的发展进入黄金期。作曲家们以《好花红》为素材改编或创作了各种形式的音乐作品，高质量、高水平的独唱、合唱、器乐演奏等作品层出不穷。且以“好花红”命名的艺术节、文艺演出、艺术团体、音乐学校、艺术商品等比比皆是，产生了明显的社会效应［3］，也丰富、升华了“好花红”文化。

4 结语

布依族的民歌《好花红》经历了70余年的发展，被时代赋予了新的文化内涵，从一首民歌发展为一种文化象征，成为惠水县、黔南州甚至贵州省对外宣传的文化名片。一直以来，它都发挥了巨大的文化优势，展现了独特的艺术风采，对发展文化和经济作出了重大贡献。

究其成功的原因，大致可以归纳为：第一，官方推崇和收编，表现在政府主导的挖掘和创新工作、各大主流媒体的宣传、文化品牌的打造和推广上；第二，学术提炼和弘扬，表现在专家学者和企事业单位对《好花红》及布依族文化的记录、整理、研究上；第三，民间传播和传承，表现在民众闲时的娱乐消遣、民族节庆时的集体传播、爱好者的自发传承上。在这三个方面的共同努力和作用下，“好花红”文化发展充满活力，衍生了多种文化身份，创造了重要价值。

参考文献：

［1］ 惠水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惠水县志（1978—2015）［M］.北京：方志出版社，2019：1204.

［2］ 杨昌儒，刘勇，田贤会.布依族经典民歌《好花红》的生态环境［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

（5）：53-57.

［3］ 张文媛.论布依族民歌《好花红》的艺术魅力与社会效应［D］.贵阳：贵州师范大学，2017.

作者简介：秦源凤（1995—），女，贵州惠水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中国少数民族经济。

秦凤翔（1996—），男，贵州惠水人，本科，研究方向：法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