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俊冬

吴北生（1929— ），天津人，祖籍江苏省常州市。1952年8月毕业于清华大学电机系电信专业。中共党员，研究员。1957年11月进入国防部五院二分院，长期从事导弹技术和武器系统的研发工作，参加过地地导弹、地空导弹等多种类型十多个型号的预先研究、技术攻关和工程研制，曾任二院二部主任、二院科技委主任等职。曾担任七机部地空型号总设计师组副总设计师，负责我国地空导弹系统研制的技术抓总工作，先后任红旗三号、红旗七号副总设计师，第三代防空武器系统总技术负责人，B610、B611、B6系列总设计师，为国防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航空航天工业部有突出贡献的老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颠沛流离逆境中奋发成长

1929年8月14日，在天津小圩庄华新纱厂一间宿舍里，一名男婴呱呱坠地，他就是吴北生。父亲名叫吴成官，是华新纱厂的一名职员，因祖籍在江苏常州，故为其取名“北生”。

1934年，吴北生刚满5岁，父亲便把他送入天津华新纱厂附属小学读书。小小年纪的他展露出与实际年龄不太相符的自律性和认知能力。

1937年7月7日，侵华日军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日寇入侵天津并吞并了吴成官所在的工厂，从此，吴成官举家南迁逃难，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

1937年夏，历尽重重磨难，吴北生和家人回到了母亲的老家——江苏省武进县夏溪镇。回乡后不久，父亲便为吴北生在夏溪镇小学报了名，让他继续接受教育。1938年，为了让他在上海接受更好的教育，父亲将吴北生和奶奶接到上海，寄宿在亲戚家中。

1941年12月8日，日本侵略军占领了上海租界，父亲再次失业。吴北生和父亲、奶奶乘坐难民船回乡避难，移居到了继母何荣秀的娘家——江苏省武进县卜弋桥镇，吴北生在这里完成了他的小学教育。

由于当地没有初中，小学毕业后，吴北生和同学们都面临着无学可上的窘境。当时教授他们小学国语课的吴老师，是一位有着强烈爱国情怀的老先生，他看到孩子们那渴求知识的眼神，心里便萌生了辦学的念头。于是，他拿出毕生积蓄，在当地一个小公园里找了一间房子，办起了初中，名为“作人初级中学”。诚如这所中学的名字，吴老师希望每一位学生都能学会做人，做一个对国家有用之人。

读完初二后，吴北生分别在夏溪镇溪南中学和常州私立正衡中学完成了初三上学期和下学期的学习。

虽然战乱不断、世事多艰，但是这个少年从未停止学习和成长的脚步。艰辛的生活与多变的局势使吴北生的思想受到洗礼，他逐渐变得坚毅、果敢。

圆梦清华奋进中思想升华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全家人的生活也随着父亲的再就业稳定下来。这年夏天，吴北生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当年刚复校的重点中学——江苏省立常州中学。在这里，吴北生开始了他高中三年的学习。

高二那年，在学校图书馆，品学兼优的吴北生偶然间看到了一本介绍“国立清华大学”的小册子，他一下被吸引住了，“清华园”校门的照片深深地印在了吴北生的脑海中。从此，吴北生便立下了要考进清华大学电机系的目标。

1948年夏，吴北生只身前往上海，踏上了考大学之旅。当时未实行统考，大学都是自主招生，因此允许同时报考多所学校。吴北生为了在激烈的大学入学考试中万无一失，同时报考了五所学校的电机系，分别是清华大学、燕京大学、交通大学、南京中央大学和厦门大学。

功夫不负有心人。到了秋季各所大学陆续发榜，吴北生竟全部“榜上有名”。吴北生陆续接到了五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其中厦门大学录取通知书还附上了给予奖学金的许诺，但是吴北生的理想是清华大学，因此他的选择是坚定而明确的。

1948年9月，吴北生正式到清华大学报到，成为电机系的一名学生，开始了他向往已久的大学生活。那时，北平解放在即，国民党反动派殊死抵抗，曾蓄谋将清华大学南迁，还一度将炮兵拉进了清华园，大炮就安放在吴北生所住的男生宿舍前，准备进行最后的抵抗。共产党地下组织发动学生们一起“保卫学校，反对南迁”，展开“反迁校”斗争。刚到校不久的吴北生参加了这次学校“保卫战”运动。他参加了签名、罢课活动，和同学们一起轮流住到电机馆地下室，监视着国民党的一举一动。

1948年12月的一天晚上，吴北生和同学们正在清华大学的大饭厅里吃晚饭，忽然听到有枪炮声，同学们都赶忙放下手中的碗筷，跑出去一探究竟。原来是解放军到了清华园，清华解放了！吴北生顿时对解放军充满了崇拜之情，也默默在心里埋下了一颗“参军”的种子。

清华大学四年的学习，为吴北生的思想改造和专业学习打下了重要基础。

1950年6月15日，吴北生正式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从那时起，他开始把争取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作为自己的追求目标，这是吴北生思想转变的一个重要标志。

坚定理想投身国防露锋芒

1952年8月，吴北生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了军委通信兵部，部长为王诤（后曾任国防部五院二分院第一任院长）。怀揣着振兴中华的革命理想和为新中国建设献身的热情，吴北生坐上了开往张家口军委通信工程学院的绿皮卡车，在那里他正式参军入伍，穿上了向往已久的绿军装。

当时，国家正处于第一个五年计划发展时期，工业基础薄弱，苏联援助了中国156项工程，其中包括电子厂等大型工厂，有一部分是民主德国援助的。为了做好接手苏联、德国援建我们国家的工厂的准备，军委通信兵部特地在通信工程学院临时开了两个班：俄文训练班和德文训练班。

吴北生选择了俄文班。给他们上课的是一位白俄老教师。凭借出色的语言天赋和勤奋努力，再加上此前的自学基础，吴北生的俄文学得又快又好，深受老师的好评。

1953年5月的一天，正聚精会神听课的吴北生，突然接到了一纸来自西北军区的调令：“西北军区要建设现代化的军用通信站，急需技术人才。”西北军区地处偏远，条件艰苦，他和另外一名同学杨庆云被紧急选调。指导员找吴北生谈话，问他是否愿意去西北军区，吴北生二话没说，坚定地回答道：“坚决服从组织安排！”就这样，吴北生满怀信心地踏上了赶赴甘肃兰州的列车。

吴北生本来是被安排到军区通信站工作的，但因通信站基本建设完成，便被留在了司令部通信处担任训练参谋，负责指导军区各部队所属的电话兵、无线电兵等通信兵训练工作。

初到部队的吴北生对通信技术训练工作一窍不通，几乎是一个“门外汉”。第一次随通信处领导到部队检查工作时，吴北生感觉自己什么都不懂，一种前所未有的“本领恐慌”充斥着他的内心。他心想：“如果自己不懂，却要去领导此项工作，那困难是不可想象的。自己必须先学懂弄通才能去训练学员。”他在心里暗暗下定决心，誓把眼前的这座困难大山早日征服。想到这里，他立刻感觉浑身充满了力量，“什么都想学”、渴望上进、努力争取提高自己的“小宇宙”被瞬间引爆。

“在工作中学习，也在学习中工作”的吴北生，凭借高涨的学习热情和令人难以想象的刻苦努力，逐渐在工作岗位上崭露锋芒。不到一年的时间，吴北生便从“门外汉”变成了人人称赞的“行家里手”。在年底的工作总结会议上，他受到了领导的嘉奖。1956年，年仅27岁的吴北生被授予二等功，作为优秀代表参加了西北军区首届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

1956年8月11日，吴北生郑重地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志愿书。1956年10月6日，在李怀义和刘毅的介绍下，吴北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预备党员，一年后转正。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吴北生多年的愿望，当愿望终成现实的一刻，吴北生为自己的成长得到组织的认可而感到高兴，他既有种说不出的兴奋，又感到有一种沉甸甸的责任与压力。

机缘巧合踏上航天新征程

1957年1月，中央军委决定将电信技术研究所扩建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电子科学研究院，王诤兼任院长和政委，此时研究院急需各类人员补充。

机遇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1957年8月，远在西北军区司令部的吴北生，因其精湛的专业技术和出众的钻研能力，被调到了北京军事电子科学研究院，从此他的人生“转轨”，成为一名科研技术人员。

吴北生被分在了通信研究室军用小型报话机工程组，组长是胡思益，副组长是孙宝库。吴北生参加了军用报话机的研制工作，跟随一位苏联专家（上校）学习研究超短波通信机发射振荡电路设计等。吴北生良好的俄文水平此时有了用武之地，每每遇到不懂的问题，他就用俄语虚心向专家请教，苏联专家也非常喜欢这个好学上进的年轻人，总是很耐心地为他答疑解惑。在专家的帮助下，吴北生技术上进步很快，参与设计出了陶瓷振荡器。

1957年11月16日，中央批准成立国防部五院二分院，周恩来总理任命王诤为国防部五院副院长兼二分院院长。从此，国防部五院二分院（导弹控制系统研究分院）诞生了。

就这样，通信兵部军事电子科学研究院被整建制划归国防部五院二分院。吴北生由此成为二分院首批员工，成为第一代航天人，且这一干就是半个多世纪。

万事开头难。导弹研究在我国是个新开创的领域，二分院成立之际，不仅缺乏图书资料、仪器设备，仅有的一些机床设备也是已使用多年的“老古董”，而且當时全国见过导弹的人屈指可数，包括吴北生在内的很多技术人员对导弹知识几乎可以说是一片空白，科研能力亟待提升。

1959年6月，吴北生被选入赴苏联进修实习人员名单，他的主要任务是进修大功率发射机技术，于是他在二分院办公室组织的俄语培训班学习了近半年时间。年底，因中苏关系恶化初现端倪，根据聂荣臻副总理的指示，赴苏联进修的行程被中止。

虽然吴北生赴苏实习进修未能成行，但是在俄语培训班近半年的学习中，吴北生的表现深受院办领导好评，因此他和曲礼惠等人被留在了二分院办公室担任谈判秘书，协助进行“8109”工程的谈判准备工作。

参加“8109”工程，是吴北生人生的一次重大转折，从此他实现了由从事通信专业到投身导弹航天事业的转变。

1960年10月，吴北生被调往一支队十二分队工作，不久，被任命为一支队十一分队副主任，协助陈德仁主任开展工作。一支队主要从事地地导弹控制系统研制工作，支队主任是黄纬禄，副主任是梁思礼。从此，吴北生开始了参加新中国国防尖端技术开创的光荣使命，这成为他毕生从事导弹武器系统研发工作的起点。

吴北生并不是学习导弹专业出身，对于导弹控制系统的研发工作一开始了解得并不多。面对陌生的工作领域，作为十一分队副主任，他横下心，全心投入到导弹研制的学习与工作中，和研究室的同志们一起，为突破技术封锁进行了艰苦的攻关。吴北生结合工作实际，采用在部队自创的“在学中干、干中学”的自学方法，白天工作，晚上针对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和难点，有的放矢地去查找学习相关资料。

他竭尽全力找来当时可以找到的所有与导弹研制相关的资料和书籍，中文的书籍资料有限，他就充分运用自己学习过英文、俄文、德文等多国语言的优势，去查阅外文资料。他如饥似渴地一头扎进导弹知识的海洋里，没日没夜地拼命学习。一分一秒，他都视若珍宝，力争把全部时间都花在“刀刃”上。

吴北生这一时期养成的自学习惯，又促使他后来自学了法文和日文，做到可以借助辞典查阅外文资料，丰富了他的工作阅历和知识面。吴北生成为二院少数掌握了5门外国语言（英文、俄文、德文、法文、日文）的科技人员。

吴北生和所有科技人员一样，虽然对苏联的背信弃义感到愤慨，但是丝毫没有放慢型号研制的进度。大家都怀揣着一个共同的心愿，那就是：必须突破从仿制到独立设计这一关，用中国人自己的双手，制造出中国自己的导弹！

冲锋在前紧要关头勇担当

1962年3月4日，正是万物复苏，乍暖还寒的时节。我国自主研制的第一枚导弹东风二号经过科技人员一年多的艰苦奋斗，终于带着大家无限的期望，从北京起运，直奔试验基地。

东风二号是吴北生参加的第一个改进研制型号，从控制系统的方案设计到仿真试验，他作为一个“新来者”均参与其中，倾注了太多的精力和情感。

3月21日，见证历史的时刻就要到了。

上午9时5分53秒，随着发射指挥人员的一声令下，所有人都紧张地盯着发射台。导弹飞起来了！然而，几秒钟后，弹体便出现了较大幅度的摇摆与滚动，并较明显地偏离射面，紧接着发动机出现异常，发射后21秒，导弹完全失控，69秒时，导弹轰然坠毁在距发射台680米处，第一次飞行试验失败了。

这一切发生得太突然，吴北生和所有参试队员一样，感到万分震惊，不愿相信眼前的一切，难过得几乎窒息。

首发东风二号导弹飞行试验失败后的第二天，国防科工委副主任钟赤兵、国防部五院常务副院长王秉璋、国防部五院副院长钱学森等，乘专机赶赴导弹发射基地，立即召开全体参试人员大会，传达了聂荣臻副总理的亲切慰问和鼓励：“既然是试验，就有失败的可能。吃一堑长一智，要总结经验教训，以利再战。”聂荣臻还指示各级领导，不要追究责任。聂荣臻副总理的关怀让所有参试人员都由衷地感激，同时也激发起大家的干劲和斗志。

吴北生和所有与型号相关的科研人员，立即行动起来，进行故障分析，查找失败原因……仅用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东风二号试验队就向国防部五院报送了试验工作的初步总结，提出飞行失败的主要原因。

飞行试验失败的原因找到以后，二分院立即组织了攻关小组，研究制定改进措施。面对研制中遇到的技术难点，吴北生边干边学，和同事们一起全力攻坚，啃下了一块块“硬骨头”。那时，即便是在睡梦中，他也经常梦到工作的事情，真应了那句“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凭着坚强不屈的意志力和雷霆万钧的行动力，吴北生在技术上更加精进，在东风二号控制系统的改进研制中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并学习到了许多导弹研制经验。1963年10月，张怀忠院长签署“政衔晋字第123号”文，吴北生晋升技术大尉军衔，同年获评先进工作者，1964年6月升任二分院科技部技术处副处长。

1964年6月29日，我国改进研制的东风二号第一发遥测弹飞行试验取得圆满成功，标志着中国第一枚国产中近程地地导弹发射成功，翻开了我国导弹发展史上自主研制的新一页。

1965年3月，吴北生调入二院二部（总体部）科技处任副处长，并被任命为我国新研制地空导弹武器系统红旗三号的副总设计师。这是吴北生正式参加的第一个地空导弹型号研制任务。

红旗三号的研制工作全面展开后，先后由吴展和陈怀瑾任总设计师。作为副总设计师的吴北生，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有压力才有动力。吴北生以高涨的革命热情，全心投入到红旗三号总体方案制定、协调分系统技术要求、组织技术攻关等工作中。

在那段攻关的日子里，他的心里除了工作还是工作。为了攻关，他常常吃住在办公室，甚至一连十几天都不回家，把全部时间都倾注在了红旗三号的研制中。年幼的儿子和女儿早已习惯了没有父亲的陪伴，整个家完全靠妻子一人苦苦支撑着。

苦心人天不负。这段型号“大改”的研制历程，攻克了多项关键技术，培养了一批科研人员，为提高整个型号研制团队的技术水平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为中国防空导弹事业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1967年，根据组织安排，吴北生赴越南北方战地工作，任国防科委组织的器材工作组副组长，任务是收集被我国高炮部队击落的美国飞机残骸内的电子武器装备，如百舌鸟导弹、子母弹等。

吴北生一行刚到友谊关附近，空袭警报便响起来了，这是吴北生第一次上战场，听着头顶上飞过的轰鸣作响的轰炸机，说不害怕那是假的，但是一种神圣的使命感充斥着他的全身，令他热血沸腾，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

每当美国轰炸机被我国高炮部队击落，吴北生和小组成员便迅速出动，冒着生命危险，前往搜寻。

北越的地形复杂，山势险峻，美军之所以选择轰炸作战，正是受这样的地形条件所限。同样在这样的地形条件下搜寻被击落的飞机，也着实让人有种“望山跑死马”的感觉，考验着吴北生和小组成员们的体力、耐力和意志力。他们在搜寻目标的同时，还要面对随时飞来的轰炸机的威胁，时刻做好警惕和隐蔽。如果隐蔽不好，轰炸机就会把他们当成活靶子，进行无情扫射。吴北生和小组成员们每天都处在生死边缘，躲躲闪闪地开展工作，常常一天工作下来，吴北生和同事们累得全身如同散架一般，倒头就能睡着。

经历了诸多艱辛的吴北生和小组成员，在越南战场上奋战了7个多月，圆满完成了组织交给的任务。

1980年4月，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由二院承担红旗七号低空防空导弹研制任务，同时下达了开展远程反集群坦克导弹总体方案论证任务，标志着二院重返地空导弹武器系统研制生产线。同年7月，吴北生调任二部副主任。

不久，吴北生被任命为第三代防空武器系统技术总负责人，组织领导了为期三年的关键技术攻关工作。在三年攻关的道路上，吴北生和沈忠芳带领型号研制团队“摸着石头过河”，披荆斩棘、开拓创新，攻克了一道又一道难关，啃下了一块又一块“硬骨头”，为第三代防空武器系统的工程研制铺平了道路。

“我们研制的型号如果要保持领先，那就必须注意学习借鉴国外的先进技术。”作为技术总负责人，吴北生时刻提醒自己必须眼光放长远，当好航行的“舵手”。在三年的技术攻关中，吴北生以开放的心态和思维，非常注重学习借鉴当时国外发展的新技术，并努力将其充分运用在第三代防空武器系统的研制中。

20世纪90年代初，在第三代防空武器装备垂直发射成功后，吴北生写了一首题为《贺装备垂直发射成功》的诗歌，记录了当时的心情。今天，这首诗歌被展示在二院院史馆，激励着一代代航天人再接再厉，铸就新的辉煌。

老骥伏枥开辟军贸新天地

1986年，时任二院院长刘从军和副院长沈忠芳等人敏锐地抓住时机，基于对军贸市场和技术发展形势的正确判断，作出了发挥二院技术特长，以最快的速度改造现有地空导弹为近程地地导弹，争取军贸合同的决策。在他们的极力争取和推动下，B610成功中标，从此二院开启了军贸型号研制历程。

用户订货紧急，二院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研制出满足用户需求的产品，并能批量生产交付出口。二院将B610的合同履约确定为全院各项任务的重中之重，优中选优、强中选强，成立了一支强强联合的队伍。吴北生任总师、沈忠芳任总指挥，两人再度联手，毅然担负起重任，带领着项目团队，在军贸市场的广阔天地中开疆拓土、驰骋沙场。

接下来的一年里，吴北生总师和沈忠芳总指挥带领项目团队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攻关，终于在1988年6月迎来了B610首飞试验成功。随之而来的几次关键试验均取得了连战连捷的好成绩。吴北生和沈忠芳带领下的这支团队，仅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就使B610这颗型号线上的“新星”冉冉升起，惊艳亮相，取得了用户满意的射击精度。吴北生1989年受到航空航天工业部通令嘉奖，二院为他记二等功。

从B610到B611，每一次进场靶试，吴北生都不曾缺席，他把型号当作自己的“孩子”，每一个“成长”的瞬间他都想亲眼目睹。在同事的眼里，吴北生把自己的很多事情都抛在脑后，记挂的只有工作。有一次进试验场前，已年届七旬的吴北生，腰上长了带状疱疹，无论是坐还是卧，都疼痛不已，如果感染还会有危险。当过医生的老伴惠颖钟及同事们都劝他不要去试验场了，在家安心休息，但试验场的事他实在放心不下。当吴北生坐了几天的火车到达试验场后，同事们看到强忍病痛微笑着的他，大为感动，吴北生却云淡风轻地说：“就是些小疱疹，没什么事，大家不要担心，我很好。”就这样，吴北生忍着病痛与大家同吃同住同奋斗，令整个团队深受鼓舞，士气高涨。

吴北生在退休后的20年里，仍然活跃在技术研制一线，并且像其他人一样实行8小时工作制，甚至还与年轻人一起加班加点。他是一位谦逊的老专家，很少用“我”，而多用“我们”这样的字眼。他已经与他的团队融为一体。

在一篇回忆性的文章里，他这样总结了自己的大半生：“回顾淡泊平凡的一生，聊以自慰的是，在党和人民的培养下，得以从事国防尖端技术领域工作，为我国导弹事业的发展尽了一份力量。我所看重的不是获得的各项奖励，这是改革开放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政策的体现。最令我难以忘怀的，还是在那些为打破国外封锁、扬我民族志气、夜以继日艰苦攻关的岁月里，一代知识分子在党的领导下，只求奉献、不讲名利、团结拼搏、迎难而上的精神风貌。愿‘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无私奉献、严谨务实、勇于攀登的航天精神，在振兴中华民族的伟业中永放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