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蕴岭

当今世界，大变局显现，世界发展环境与我国所处国际环境都在发生重要的变化。如何认识这些变化（是短期变化，还是长期变化），如何应对这些变化等，都值得深入思考。

二战后，世界发展经历了较长时间的黄金增长期，如今，正在发生重大变化，而且很多变化带有转折性的意义。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被认为是一个重大转折点，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其标志性含义是“新自由主义”（也称“华盛顿共识”）导向下的发展进程终结，诸多逆势思潮与行为涌现。有评论认为，今后“新干预主义”“新保守主义”将得势。美国特朗普上台执政，提出“美国优先”政策，以单边制裁对付竞争者，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阻止世界贸易组织（WTO）运行等，之后拜登政府执政提出“对华全面战略竞争”，破坏了基于普遍性开放发展的多边主义原则。

近年来美国实施全面对华战略竞争的政策，拜登政府极力构建战略竞争大联盟，拉拢盟友和其他一些伙伴国家，通过规则制定、项目引导、政策实施等，限制中国与西方经济，特别是在高科技领域的连接，以达到缩小中国在世界市场，特别是发达经济市场的空间。美国把经济关系贴上政治、安全与战略的标签，从而导致技术、商品、资金关系的分割，甚至市场链接的断裂。而事实上因此受到影响的并不仅仅是中国，而是整个世界。

近几十年里，基于多边开放和各国采取的开放发展战略，经济全球化得到快速的发展，形成了以世界市场为平台的产业分工和在此基础上的供应链运行，而这种产业的梯度分工和升級结构形成一种动态循环。产业链和供应链不断升级运行的一个推动力是越来越多的经济体加入到这个循环中，然而，最近几年这种循环受到了多重力量的冲击：（1）多种表现形式的“保守主义”，以多种方式改变了基于开放理念和规则的市场运行环境;（2）全球气候变暖加速，向低碳生产方式的转变，使得传统成本导向的产业转移链条不再畅行;（3）新冠疫情大流行，阻断了分工基础上的供应链运行，导致经济环境恶化，引发政府、企业对发展安全的反思;（4）财富两极化，社会对全球化受益的认知发生变化，反全球化力量上升。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得世界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增加。

此外，乌克兰危机所带来的综合影响，也拉低了地区和世界经济增长的速度，助推了全球通货膨胀。而且更为严重的是，美西方对俄罗斯实施的涉及金融交易系统、外汇储备、海外资产等方面的制裁，将对现行的国际体系和规则产生长远的影响。由于阵线分明，规则的改变带有鲜明的政治含义。这种改变会降低许多国家对现行规则、标准和机制的信任度。从而使得世界发展的国际环境变得更为复杂。

二战后逐步发展起来的多边开放规则和制度建设，以及在其基础上的全球化发展，最重要的作用之一，是推动了技术的扩散。在市场开放的环境下，后起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所拥有的比较优势，主要是低成本比较优势，参与到产业分工的供应链中，这也是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得以较快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从另一方面看，正是发展中国家经济体的群体发展，为发达国家提供了巨大的延伸市场和获利机会，使世界经济从整体上能够形成一种内在的增长动力。本来，新科技革命带来的新技术进入实用阶段后会进一步推动产业升级，加速全球化发展，拉动世界经济新一轮的增长，但由于前述的变化，使得技术网络的构建被限制与割裂，从而影响了新技术的应用和发展。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后，基于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需要，创建了由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共同参与和合作的二十国集团（G20）。G20成立后，该组织在克服危机后遗症、推动世界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被认为是世界经济走向新型全球治理的新希望。但是，如今受到安全化、政治化因素的影响，G20正在被“边缘化”，行动共识减少，分歧增大，而一度处于衰势的西方七国集团（G7）又复活起来。面对严峻的世界经济形势，今年7月举行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本应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但由于分歧巨大，连联合声明也没有发表。也就是说，各国没能在如何解决世界经济面临的低增长、高通胀、粮食危机等问题上达成共识，更遑论合作行动。正如一些评论所指出的，在复杂形势下，国际协调日益艰难，世界经济正处于“无序时刻”。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