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从远

爱情是什么？古今中外，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把爱情视为崇高美好圣洁的天使，那种卿卿我我，恩恩爱爱，天翻地覆，爱得要死，恨得要命，决斗自杀，双双殉情，给这纷纭杂乱的世间留下了多少凄美的故事，动人的传说。

就在人们把爱情视为洪水猛兽的思想还没走出禁区的时候，1978年的一天，突然从收音机里传出了一种充满人情和温馨的声音，《爱情的位置》这篇小说被播音员朗读得感人至深。不只是我，很多很多人都被它震住了。与其说是小说本身，还不如说是“爱情”二字。爱情又可以大大方方地招摇过市了吗？后来读到作家刘心武的一篇文章，说他这篇小说发表后，收到了七千多封信，有一个知青在信中说当他听见“爱情”二字吓了一大跳。爱情真的被遗忘在一个角落，让人们谈“爱情”色变了。刘心武不仅仅是冲破了爱情的禁区，他在1977年11月号《人民文学》上发表的短篇小说《班主任》就已经发出了一个否定“文革”的信號。《爱情的位置》又从另一个角度呼唤人性的复归。文艺界是“文革”期间受害最深的重灾区，江青伙同林彪抛出的“十七年文艺黑线专政”论使很多作家挨批挨斗，甚至死于非命。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不少作家写出了一篇篇“伤痕”文学，控诉“四人帮”的罪恶。当时真可谓风靡一时，文学期刊成了最热门的抢手货，一些作品被人们争相传阅，一些文学新人也一举成名。

在文学界向着一个个禁区发起进攻的时候，在1978年春夏，思想理论界也发出了一篇重磅檄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可惜我当时的注意力都被文学吸引去了，对这么一篇后来改变中国命运的重要文章及围绕着它的争论竟没有十分留意。

当时，有人批判“伤痕文学”为“缺德文学”，引起不少人义愤，我也非常气愤。但“伤痕文学”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谁也否定不了。爱情从此真的回到了中国大地，回到了人们心中。当久违的那首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又从收音机里飘飞出来的时候，我听得热泪盈眶……

《伊犁河》杂志就是在文学向一个个禁区发起进攻的时候诞生了，正可谓生逢其时。

当时，我压根就没有想到多年以后刘心武会给我们这个边远地区的小杂志赐稿。他并未来过伊犁，我们也未曾谋面，素不相识，他还给我写来了信，虽不长，却温暖。一个大作家没有一点架子，让我十分感动。其实我认识的一些大作家都没有什么架子。

文学冲破禁区以后，不少作家诗人都来过伊犁，像王蒙、顾骧、阎纲、张贤亮、汪曾祺、林斤澜、邓友梅、张承志、蒋子龙、杨匡满、公刘、蔡其矫、邹荻帆、柯蓝、唐达成、莫言、余华、高缨、傅天琳、俞天白、赵丽宏、王玉胡、陈忠实、武玉笑、谢昌余等等。他们的到来都给伊犁文学界带来一股股强劲和煦的春风，或讲座，或座谈，或作品，或题字，都帮助我们解放了思想，拓宽了视野，增加了知识。我们更加明白了文学一定要抒真情，说真话，达真意；作家一定要独立思考；作品要力求创新有新意。汪曾祺在我的留言簿上留了他在伊犁新写的一首诗：“一痕界破地天间，浅绛依稀暗暗蓝，夹道白杨无尽绿，殷红数点女郎衫。——初晴往尼勒克车中望乌孙山”。在留言簿上一般都是写点祝福鼓励的话，可他没有，而且在小车司机不断刁难我们的情况下他还有心情写诗，这老头真有意思。还有余华，在我的留言簿上就写了一句话“伊犁河流得不错”，我当时一看都懵了，这是什么意思？后来想明白大概是一语双关吧？可他没说我也不便问。上海作家俞天白是著名的小说家，我一直关注着他的作品。1984年，他和赵丽宏在艾克拜尔·米吉提的陪同下来到了伊犁，我们为他们举办了作者座谈会。俞天白很关心年轻人的创作，他选中了阿拉提·阿斯木的短篇小说《那醒来的与睡着的》，推荐给《萌芽》杂志，不仅发表了，还配了一篇评论。后来这篇小说获得了《萌芽》文学创作奖和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二等奖，作者和我们都很高兴。如果文学没有冲破禁区，如果没有这些作家诗人的到来和热心扶持，伊犁的文学圈还会十分寂寞。

文学冲破禁区以后，《当代》《十月》等文学杂志如雨后春笋般诞生了，加上复刊的《收获》《花城》，这些都是当时最热门的杂志，各地的文学交流活动也渐渐活跃起来。

1981年。我有幸去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代》杂志学习了三个月，亲耳聆听了著名作家、《当代》杂志主编秦兆阳的教诲。那是谈河北作家单学鹏的一部中篇小说，我的指导老师、资深编辑龙世辉通知我参加会议。虽然我还没读过这部书稿，但秦兆阳对这部书稿的分析和提出的修改意见让我大开眼界，受益匪浅。没想到后来《当代》让我去北戴河找单学鹏取回他按要求修改好的书稿。过了几天，龙世辉老师通知我让我对这部书稿进行润色修改，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龙世辉老师鼓励我别胆怯，让我按照秦兆阳主编的意思大胆修改。秦兆阳主编亲自把这部中篇小说的名字改为《从这里通向世界》，最后当然是《当代》编辑部把关发表了。我十分感动。我只是一个从边疆基层来学习的普通编辑，他们就这样放手培养我，让我学到了不少东西。我离开《当代》前，特地去秦兆阳主编家中看望他，聆听教诲。并请他为我们《伊犁河》杂志赐稿，请他为我留言。他的留言是“道路艰难，能练脚力，苦中之乐，乃是真乐”，寓意深远，我一直把它当作座右铭。临走前，我深深地给他鞠躬致敬。后来他寄来了他作为资深编辑家的心血之谈《人编刊物，刊物编人——同<伊犁河>编辑的谈话》，我看后受益很深。在《伊犁河》刊出后，反应很好。

《当代》副主编孟伟哉也是一个作家，他的长篇小说《昨天的战争》是描绘抗美援朝的宏篇巨制。他身材高大，声音洪亮，对我也十分关心。在他后来的回忆录中还谈及单学鹏《从这里通向世界》的修改情况，谈及了我，我深受鼓舞。我回到伊犁后向他约稿，他欣然应允，没有因为我们只是一个小杂志而拒绝。其中一篇小说《握手三景》写出了一个资深编辑的深切感受，让人印象深刻。

我到《当代》后，杂志社就给我安排了一个专门的指导老师龙世辉。他是湖南人，为人豪爽、大气、直率，是一个资深老编辑，经他手编辑出版过不少优秀的长篇小说，如《林海雪原》《青春之歌》《将军吟》《代价》。他的办公桌上堆满了来稿，每天他都伏案认真审读书稿，每发现一部好书稿，他都十分兴奋地跟同事们津津乐道，分享喜悦。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古华的《芙蓉镇》在《当代》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他作为该书的责任编辑十分高兴，古华也经常来找他。1982年，《芙蓉镇》获得了第一届茅盾文学奖。作为我的指导老师，龙世辉并不手把手地教我，也从不正儿八经地给我上课，而是在平时的交谈中谈那些已成为优秀作品的修改经过，谈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过的名家大师，如巴人、冯雪峰、严文井、韦君宜、秦兆阳怎样带他们做编辑工作，谈他们的学识、修养、境界和见地。他还放手让我修改稿件，得到实践的锻炼。他对我说：“一个好编辑一定是一个有胆有识的人。有胆无识，必然盲目，冒失之举会带来无穷的后患。有识无胆或者无识无胆就会把尖锐泼辣的好作品关了禁闭，那简直是一种罪过。”这番话我一直铭刻在心中，指导着我做好编辑工作和搞好自己的创作。

在《当代》杂志社学习了三个月，从炎热的夏天到凉爽的秋天，收获颇丰。朱盛昌、杨匡满、刘茵、何启治也都是我的好老师，在他们身上我学到不少东西。杨匡满还是引荐我到《当代》杂志社学习的人。他是诗人，写过不少优秀诗作，还写过影响很大的报告文学作品。我们经常爱在一起交谈，他曾自豪地对我说：“《当代》是稳健的改革派。”此话深烙在我的心上。在文学冲破禁区以后，要改革，也要稳健。做一个稳健的改革派标准很高，要达标很不容易，但一定要朝着这个方向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