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晔旻

众所周知，汉字是一种表意文字，光看字形是没法知道读音的。因此，从古至今，为汉字注音就成了一个重要内容。

古代注音史

最早出现的，是汉代的“直音”。顾名思义，就是用一个比较容易认识的字来标注跟它同音的字，比如“毕，音必”。但这种办法用起来也有局限，像普通话里的“日”没有同音字，就用不了“直音”。还有像“然”，其同音字只有“燃、蚺、髯”3个字。可它们都比“然”字更生僻，用来为“然”字注音不过聊胜于无。为了弥补“直音”的缺陷，东汉末年又出现了“反切法”。

所谓“反切”，是用2个字来为另一个字注音。反切里的“上字”与所切字的声母相同，反切下字与所切字的韵母和声调相同。比如“南”，在《广韵》里头是“那含切”，就是用“那”的声母，与“含”的韵母和声调拼成“南”的读音。“反切法”不像“直音”那样受到限制，它在理论上可以拼出所有汉字的读音，比如《广韵》里收字超过2.5万个，字字都标注了反切。比起“直音”，“反切法”当然是汉字注音方法的一大进步。在东汉之后的整个封建时期，它都是汉字注音的主要方法。

“反切法”的缺憾，主要在于反切用字多而雜。不过，在封建时代后期的一些通俗韵书里，反切用字大大减省。比如传说是抗倭名将戚继光编撰的《戚林八音》里，出现了“呼音法”。其中代表声母的反切上字只有15个，反切下字（韵母）也只有36个字，再加上表示声调的8个汉字，只要谙熟这不到60个汉字，就能查出每一个汉字的读音。这种“呼音法”实际上是“反切”的最高阶段，已经有一些类似于日本的“万叶假名”，距离真正的注音字母只有一步之遥了。

“大航海时代”后，东来的欧洲人为了解决汉字读音这个非常实际的问题，并且音译中国的人名、地名和事物名称，则很自然地想到了利用自己的拉丁字母为汉字注音。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1552—1610）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后，200多年里类似的尝试一直没有停止。到了1867年，英国驻华外交官威妥玛出版一部《语言自迩集》，用作使馆人员学习汉语的注音工具。后来，他的注音方案一度成为音译中国地名、人名和事物名称的通用标准。早期进入英语的一些汉语词汇，比如“功夫（Kungfu）”、“太极（Taichi）”，用的都是这套“威妥玛拼音”。

不过，“威妥玛拼音”也有不如人意的地方。于是，稍后又出现了一个“邮政式拼音”。光绪年间，中国开始办理邮政和电报业务。为了适合打电报的需要，“邮政式拼音”摒弃了“威妥玛拼音”里的所有附加符号与音调符号，而只使用26个拉丁字母。20世纪上半叶，它是西方国家拼写中国专有名词时最常用的系统，比如“青岛啤酒（Tsingtao Beer）”、“清华大学（Tsinghua University）”，使用的都是“邮政式拼音”。从现在的眼光看，这些西方人制定的拉丁字母为汉字注音的方案已经为后来的汉语拼音方案埋下了伏笔。但直到清末，中国人仍在使用古老的“反切法”为汉字注音，这些拉丁字母注音方案，只有在人名地名的翻译领域才有一席之地。

切音字横空出世

到了19世纪末期，西方列强的侵略与甲午战争的失败，让中国许多知识分子产生了民族危机感。钱玄同后来就说：“国中有识之士，知道非改革政治、普及教育，不足以自存于世界，但是提到普及教育，即有一个问题发生，则汉字形体之难识、难写是也。”在中国历史上，璀璨已极的汉字文学与低下的民众识字率并行不悖是一个突出的现象。与其他国家相比，当时中国的文盲率过高。1891年，宋恕在《六斋卑议》里指出：“今之识字者，男约百之一，女约四万得一，去印度尚远，况白种与日本乎？”

汉字难识可谓痼疾，“反切”读字，毕竟仍要建立在掌握汉字的基础之上，无法做到如同欧美各国一样“切音为字，字话一律，字画简易”。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切音字”运动便应运而生了。

所谓“切音字”，本质上就是汉语注音方案（“切音”就是拼音的意思）。从19世纪90年代算起，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全国各地提出的切音字个人方案将近30种，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王照（1859—1933）的“官话合声字母”。

王照曾经积极参加过康有为、梁启超主持的“戊戌变法”。变法失败以后，他被迫潜逃日本。旅居东瀛期间，王照受到日文的启发，创造出了“假名”式汉语拼音方案。这个方案与“片假名”一样，采用汉字中的某一部分作为字母（譬如以“扑”字的偏旁“扌”表示“p”），共有50个字母（声母）、12个喉音（韵母）。

王照为了推行他的“官话合声字母”，实在是费尽心力。1903年，他就以被“奉旨严拿”的钦犯身份，冒险在北京设立“官话字母义塾”，由他的学生王璞当教员，他在屏风后面倾听。第二年，为了能以公开身份推广官话字母，王照不惜自首入狱，3个月后获释。他先去保定办“拼音官话书报社”，随后终于回到北京，开办“官话字母第一号义塾”。这种“官话合声字母”推行将近10年之久，最后却因王照所办《拼音官话报》不慎触犯了末代皇帝溥仪的父亲、摄政王载沣的忌讳而毁于一旦，不但报社被封，官话字母也遭严禁传习。王照为此痛心疾首，哀叹“十年苦心，付之东流”。

但是，“切音字”运动在当时毕竟已经成为一种得到广泛支持的社会事业，因为许多人认定它可以“开民智而救大局”。1913年2月15日至5月22日，教育部召开“读音统一会”，议决改“切音”为“注音”，采定注音字母，审定汉字的法定国音。当时提出的方案很多，主要有偏旁派、符号派、拉丁字母派，各派争论相当激烈，最后通过了周树人（鲁迅）等人提议采用的注音字母。这套字母源自笔画简单的古文字的楷化写法。比如“ㄅ（b）”的字形取自“包”的古字，发音则取“包”字的声母，“ㄤ（ang）”的字形取自“尪”的古字，发音则取“尪”字的韵母。两者拼合在一起（ㄅㄤ），则成为“bang”。

这套字母直到1918年才由教育部正式公布，成为中国第一套法定的拼音字母。由于它只给汉字注音，不算正式文字，也不像日本的“假名”可以夹在汉字中运用，因此，国民党政府在1930年下令，改“注音字母”为“注音符号”。在民国年间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注音字母（符号）”取代了传统的“反切法”，成为国人为汉字注音的主要工具。今天虽然已经不再使用，但在《现代汉语词典》或《新华字典》里，仍然可以寻到它的踪迹。

从罗马字到汉语拼音

“注音字母（符号）”虽然是一种国人独创的字母体系，但也正是因其独一无二，应用受到了不少限制。钱玄同就说：“它的形式不甚简便，也不大美观，印刷和书写都不如罗马字。”故而在1923年，国语统一筹备会组织了“国语罗马字拼音研究委员会”。1928年国民政府正式公布，作为“国音字母第二式”。它的优点是完全用现成的26个拉丁字母，不用新字母，不加符号;缺点是用拼写变化表示声调，规则异常复杂繁琐，如：“猫”是“mhau”，“毛”是“mau”，“卯”是“mao”，“帽”则是“maw”。

虽然“名分”上不如“注音字母（符号）”，但“国语罗马字”的设计目的却显得“野心”很大。它并不止是为了给汉字注音，而是要取汉字而代之。五四运动前后中国内忧外患的严酷现实，使得一些知识分子“恨乌及屋”，将难记难写的汉字与国势衰落挂钩。鲁迅在《關于新文字》一文里就断言：“汉字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病菌都潜伏在里面，倘不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而钱玄同在《汉字革命》一文里则进一步指出：“汉字革命，改用拼音（即罗马字），是绝对可能的事。”

1922年出版的《国语月刊》汉字改革专号的封面形象地反映了当时鼓吹拉丁化的舆论思潮：一群挥刀持枪、乘胜追击的革命军（注音字母），刀上枪上都沾满了鲜血，将青面獠牙、吓得仓惶逃命的牛鬼蛇神（汉字）杀得东躲西藏，一败涂地。不仅如此，站在革命军之后的还有身着洋服的后援军——“国语罗马字”。

不过，“国语罗马字”问世之后，始终没有走出知识分子的圈子。在社会上，它没有走到广大人民群众中间;在教育部门，连小学也进不去。它除了在1932年出版的《国语常用字汇》中与注音字母对照应用外，在其他工具书的注音上很少见到，在小学教育和扫盲教育上也没得到一席之地。1934年以后，“国语罗马字”的推行转入低潮，代之而起的是“拉丁化新文字”运动。

首先倡议和设计拉丁化新文字的是瞿秋白。1929年他起草了《中国拉丁字母方案》。在这个草案的基础上，吴玉章等人进一步制定了中国拉丁化新文字方案，其中影响最大的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同日后的汉语拼音方案已经很相似了，用“z、c、s”与“zh、ch、sh”表示平、翘舌两组声母就是其首创。

相比“国语罗马字”，“拉丁化新文字”显得易学易写，受到欢迎。1933年至1937年，全国各地共出版有关拉丁化新文字的书籍60多种、期刊30多种。甚至法国里昂华工子弟学校、泰国曼谷华侨学校都开设了新文字课。在以延安为中心的解放区，学习新文字更是发展成为群众性的文化革命运动。它成为扫盲识字的利器，许多农民夜校乃至一些师范学校的课程都用新文字教授。

赵元任先生《施氏食狮史》一文九十多字，从头到尾倘若只用拉丁字母表示，便是一个读音——shi，他以此向世界阐述中国文字独有的音韵调式，以及与之相配合的表意形式。

1922年初，钱玄同与黎锦熙决定，将他们主编的《国语月刊》第一卷第七期刊发为《汉字改革号》。

不过，无论是“国语罗马字”还是“拉丁化新文字”，终究无法实现取代汉字的初衷。这是因为，所谓“汉字不灭，中国必亡”只是特定历史时期的过激思潮，相比之下，作为“官话合声字母”的发明者，王照的看法就比较客观。他一方面认为字母是“为贫人及妇女不能读书者而设”，另一方面则提出“有力读书、有暇读书者，仍以十年读汉文书为佳，勿因有捷法而轻视汉文”。拼音文字并不排斥汉文，更不能代替汉文，而是并行并用，互为补充。

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汉语拼音方案，则成为繁多汉字注音方案的集大成者。正如周恩来总理在《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1958年）里所言：“从采用拉丁字母来说，它的历史渊源远则可以一直推溯到350多年以前，近则可以说是总结了60年来我国人民创制汉语拼音方案的经验，这个方案，比起历史上存在过的以及目前还在沿用的各种拉丁字母的拼音方案来，的确更加完善。”

（责编：栗月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