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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欧年轻人所面临的脆弱、迷惘和抑郁，究其根源，来自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

在丹麦时，我有2位朋友是一对双胞胎兄弟。用现在流行的词说，他们在高中毕业后便一直在“间隔年”（gap year）。18岁到28岁的10年里，他们组建乐队、旅行、探索多媒体艺术。哥哥每年都申请各项文化支持资金前往亚非国家“采风”、摄影和生活。弟弟身高190厘米，为亚历山大·麦昆走秀出道成为模特，随后浪迹于东京和杭州——每年，他在杭州为淘宝男装拍照几周，便能赚到1年的生活费。25岁那年，他进入哥本哈根大学就读环境科学专业。2个月后，面对即将到来的期中考试，他忙不迭退学了。此后，两人连续2年报考培养出拉斯·冯提尔等名导的丹麦电影学院未果，在28岁时进入丹麦传媒与新闻学院学习摄影。

年轻人纵情投入“间隔年”，因为大学的校门随时敞开，高等教育资源唾手可得。

“反卷”，福利社会的特权

他们并非个例。欧洲研究委员会资助的 “欧洲学生”（Eurostudent）研究项目2021年发布的调查显示，只有34%的丹麦学生会在高中毕业后的1年内进入大学，而在同为发达国家的法国和德国，这个数字高达90%左右。一个有趣的例子是，我的一位德国朋友在高中毕业后的1年内一边打工一边仍在考虑未来的打算，便被父母敦促“只有你还闲着”。在被视作“无所事事”的家庭和社会压力之下，他一度崩溃进入了精神病院。可见，即使在发达国家之中，北欧国家也是独特的存在。事实上，在“高龄大学生”这块儿，丹麦还算北欧五国里拖后腿的——冰岛、芬兰、挪威、瑞典4国的大学生年龄中位数都超过30岁，冰岛和芬兰有30%以上的大学生已过30岁。

年轻人纵情投入“间隔年”，因为大学的校门随时敞开，高等教育资源唾手可得——在丹麦，除了几个热门专业（主要为金融、建筑、传媒、心理学）对高中成绩有要求，无论是世界排名前100的哥本哈根大学和奥胡斯大学，还是在北欧认可度极高的“新贵”大学哥本哈根商学院和丹麦技术大学，几乎都是只要按时申请便可入学。就在今年，丹麦政府还提出一项改革：告别“唯分数论”，将热门专业的门槛降低到9分——丹麦教育制度的满分为12分，热门专业的入学成绩通常为10—11分。

如果说中国的100分和比利时的20分（满分）犹如大树顶端的那颗果实，激励学生向上攀爬但轻易难以采摘到手，那么丹麦的12分就像美国的A，认真学习即可达到。丹麦的评分也无须遵循正态分布，一门课一半人12分的情况也很常见。尽管如此，丹麥还在持续弱化“分数”的意义，以追求多元评价标准和保护学生心理健康。从小学到大学，所有考试均不排名。公立学校的老师严禁在课堂中讲出“谁第一”“谁优秀”“谁勤奋”等任何隐含一丁点儿比较的言论。曾有中国家长因课后还让孩子学习而被学校谈话，因为那样会给其他孩子制造压力。而无意于学习的年轻人则随时可以接受职业教育——木工、电工、汽修……职业教育颇有学徒制遗风，实践性极强，通常3年便可出师，收入高于平均水平。而耳濡目染、深入人心的平等教育又确保了从业者不会“低人一等”。在这个意义上，丹麦是名副其实的“反卷”先锋。

丹麦政府为每个年满18岁且接受高等教育的年轻人提供教育补助（Statens Uddannelsst?tte），具体金额因学生的个人情况（是否与父母同住、是否已育、父母的年收入等）而定，一般情况为税后至少5600克朗/月（丹麦克朗与人民币汇率接近1：1）。此外，学生身份还享受住房和交通补贴。在房租和公共交通费用尤为昂贵的丹麦（例如，哥本哈根市单次公交票为24克朗），学生身份能节省一笔极大的开支。因此，“延毕”在丹麦年轻人中极为普遍。他们甚至会主动挂掉一门或几门课以便保持学生身份。在意识到这一现实后，丹麦政府不得不出台规定，要求本科学生最迟要在6年内完成学位（丹麦的本科学制为3年）。

因此，丹麦年轻人可以说是想仰卧（躺平）就仰卧，想起坐就起坐，福利社会的安全网温柔地接住每一个坠落的人。北欧国家常年占据“世界最幸福国家”排行榜首，并非虚言。然而，当北欧之外的人们向往着北欧的“小确幸”（hygge）时，北欧国家内部对“北欧式抑郁”的持续思索和争鸣更为引人注意。例如，2017年，挪威的一份调查报告引起了全国性讨论。这份报告显示，初中女生和高中女生中自诉抑郁的比例年均增长分别为2.8%和3.6%。精神卫生界也不断就抗抑郁药的泛滥和受众“年轻化”提出警告。抑郁，似乎在不知不觉中潜入了北欧年轻人的世界。

抑郁，我们共同的秘密

仅从统计数字看，北欧国家的抑郁率位于世界平均水平（1%—2%）。在世界各国人口自杀率的统计中，北欧国家位列中游。在丹麦，有5%的人口服用抗抑郁药，与美国的比例持平。事实上，多项研究显示，21世纪以来，各个国家、地区的自杀率没有明显的上升，北欧也不例外。但“北欧”和“抑郁”这2个词的并置本身就仿佛一个悖论——在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为何还有那么多人抑郁？北欧式抑郁因而也被称为“第一世界的抑郁”。在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抑郁，是不是一种“失败”？至少对很多北欧抑郁者来说，“我不该抑郁”的压力恰恰构筑了抑郁的一个侧面。

《奥斯陆，8月31日》（2011年）被认为是近年来在挪威国内和国际上最具影响力的挪威电影。片中年轻的抑郁者安德斯（Anders）在获准离开社会支持机构后，求职、访友、游荡于极昼的奥斯陆。仿佛所有人都在向他伸出援手，又仿佛他与一切都再无瓜葛。午夜，他在自行车上再次穿过奥斯陆的街道;清晨，他朝自己举起了枪。这是对北欧式抑郁最经典的刻画：“幸福”首先意味着满足，但超越了物质束缚的年轻人，在那条人生答案的探索之路上，遭遇了孤独和虚无。

提到北欧式抑郁，人们往往首先想到气候。日照时间和人体维生素D合成、血清素分泌及生理心理健康的相关性已是科学界的共识。丹麦已是北欧五国中最“南”的国家。即使在最北部，冬天的常见气温也是0℃左右，只是多雨的气候另添几分萧瑟。每年11月到次年1月，每天日照时长不足8小时，下午三四点钟天就黑了，凄风苦雨时时袭来，冷雨敲窗，怎不叫人愁肠百结？由于“冬季抑郁”是北欧人的“老朋友”，他们会主动使用维生素D制剂、人工“阳光”、蜡烛和酒精来度过冬日长夜，必要时会寻求心理咨询。

丹麦电影《酒精计划》讲述了4个中年男人通过逐渐增加血液中酒精的浓度，实验其是否能拯救无聊人生的计划。

丹麦每年11月到次年1月，每天日照时长不足8小时，“冬季抑郁”成了北欧人的“老朋友”。

挪威电影《奥斯陆，8月31日》中年轻的抑郁者安德斯。

自然原因之外，社会性因素才是更致命的。北欧国家以“社恐”著称。在公交车上，人们宁愿站着也不坐在陌生人旁边。如果有人坐下，很可能“惊吓”到一圈人。我的一位朋友曾如此向我讲述他的感受：“有时，当人们面对面走向我，我几乎感到他们积聚了全身的力气，才能在擦肩而过时挤出一个笑容和一句‘hi！。”在原子化的社会里，人们诚然渴望接近他人，建立属于人的联系，但“尊重边界”的基本准则阻止着他们。唯有酒入愁肠，这种边界才会被击破。

在丹麦，18岁宛如一个分水岭。迈过18岁的年轻人被严肃地认可为成年人，被期待离开父母，独自求学、居住和生活，开拓属于自己的疆域——反正政府提供了经济支持。在自由主义的话语里，父母的养育责任持续至儿女18岁，离家别居既是父母尊重儿女独立性和自由选择的姿态，也保证了父母能卸下重担，享受自己的人生。然而，由青春期向成年时期过渡的混乱和迷惘，离开家庭初至“远方”的动荡，也骤然压在年轻人肩头。困难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独自面对困难。如果说中国年轻人还在苦恼着父母“手伸得太长”，那么丹麦年轻人所面临的，则是父母主动、干净利落地退场后，那片突如其来的荒漠——它名为“孤独”。

丹麥式“小确幸”（hygge）是指一种舒适、惬意的生活状态，已成为丹麦文化中独特的符号。

年轻人们合租（招租广告经常会说：我们来自若干个不同的国家，我们期待增加多样性）、和伴侣同居、参加各种派对，在酒精甚至药物的麻醉中乐以忘忧。曾连获欧洲电影奖最佳影片和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丹麦电影《酒精计划》（2020年）的灵感就来源于此——导演的女儿尚在高中，和父亲谈及年轻人中日益泛滥的酒精问题，本片应运而生。电影里，4个中年男人即使说不上事业有成、家庭美满，但也无远虑近忧，可称惬意。他们度过了“躺平”的青年时代，看起来也将“躺平”下半生，但一种迟钝、麻木和消沉折磨、侵蚀和撕咬着他们。他们开展了一项“酒精计划”——逐渐增加血液中酒精的浓度，实验其是否能拯救无聊的人生。电影结尾处，毕业的高中生们乘着巴士游街，巴士侧面涂着一条标语：高中生活满是痛苦，还好我们精于酩酊大醉。

另一个相关但鲜为人知的事实是，丹麦仍是一个宗教国家——丹麦宪法第4条规定，丹麦国教为福音路德教（属于新教）。丹麦注册在籍的教徒占人口半数以上，拥有宗教传统的直接后果是，年轻人在成长阶段不断在宗教和非宗教之间切换、徘徊。例如，一个出身虔诚教徒家庭的男孩可能从小受洗，耳濡目染，还可能当过几年辅祭（altar boy），但进入学校后，世俗化的教育将带来新的冲击。丹麦中学的宗教课上会教导信仰自由，即信与不信皆自由。但这样的教导无法抵挡来自同伴和社会的无形压力——信教太不“酷”了。

北欧的年轻人有更多机会从固定不变的生活模式中暂时跳出来，去另外一个环境体验新的生活。

基督教对性少数群体（LGBT）的保守观念，更是如影随形。丹麦是世界上首个合法化同性伴侣关系的国家，也是对LGBT人群最为友好的国家，但仍存在众多以宗教信仰为由拒绝服务LGBT人群的神职人员。因此，无论是信仰者还是不信者，都需要在宗教和世俗之间闪转腾挪，建立自我认同。宗教宛如卡夫卡笔下硕大无朋又寻无形迹的“父亲”阴影，在现代丹麦社会中从未真正退场。

上述种种因素塑造了北欧年轻人独特的“脆弱”气质。几乎道不拾遗的本地社区培养了他们温柔的心肠，而资本主义经济与文化则以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驯化社会交往。丹麦年轻人自知其幸运——当波罗的海三国的年轻人努力学习丹麦语以求来丹麦从事清洁工、报纸工等低端劳动时，他们能躺在“前几代人缴的税”上纵情开启人生的魔盒。只是，那些魔盒中，并不装纳人生的答案。

脆弱，唯有独自脆弱。中国人会惊异于北欧人的“脆弱”，哪怕北欧人在寻常交往中会竭力掩盖这种脆弱。以《方形》（2017年）和《悲情三角》（2022年）2次拿下金棕榈奖的瑞典导演鲁本·奥斯特伦德（Ruben ?stlund）的电影对这种“脆弱”的刻画入木三分。在《方形》里，一夜风流后的2位“文化人”（策展人和记者）各怀鬼胎，为避孕套的去留争论不休，最终撕破脸皮。身体的取暖极其容易，而心灵的一次共鸣却分外艰难。电影似乎在告诉我们：人们各自藏污纳垢，各自困于脆弱，而现代社會的种种支持机制，既然是建立在个人主义的原则之上，注定于事无补。

自由，现代性的诅咒

北欧年轻人所面临的脆弱、迷惘和抑郁，究其根源，来自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福利社会的安全网温柔地接住每一个坠落的人，但它无法阻挡我们脚下的圣洁土地如冰川崩裂般急遽瓦解。著名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在《流动的现代性》中有过一个形象的比喻：20世纪的洛克菲勒将他的工厂、铁路和石油钻机深深扎进土地，以求持久，而21世纪的比尔·盖茨能毫不犹豫地将昨天获得的财富扔进下一次冒险。年轻人的脚下不再是坚实的土地，而是转瞬即逝又旋踵而至的机会和选择。拥抱机会和选择，意味着拥抱“生命之轻”、不安全感、不确定性和成指数增长的压力。萨特早已勘破一个真正自由的人所面临的彻骨虚无，存在先于本质，意味着“你是你所选择的”，意味着从不停歇的内心之音——“选择，否则你将错过自己”“选择，选择你的人生”。

旅行、志愿服务、打工和学习不再与生计或任何功利目的（如为求职简历增加一行字）相连，而只和“个人实现”的经典叙事相关，但“个人实现”难道不具有神话的一面？优越的社会条件让一切可能性向一切人敞开，而仅仅期待他们“个人实现”。诚然，现代社会不再严格期待人们成为“某一种”人（如“文化人”）或实现“某一种”价值（如宗教价值），却将“实现自我”打造成了一副黄金的枷锁。“自我实现”这一规范性价值的吊诡之处在于：其一，何为“自我实现”？何种意义的实现才是“实现”？如果我们认真考虑这个问题，似乎必须拥抱虚无主义——并不存在一个亟待实现的“自我”;其二，既然社会提供了优渥的机会，一旦自我实现的大业宣告“失败”，所能归咎者——似乎只有个体自己。

以“公正”系列公开课闻名的哈佛大学哲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在新作《精英的傲慢》（Tyranny of Merit）中对此有精辟的阐释：贵族社会的上层深知自己的特权来自投了好胎，而当代精英社会（meritocratic society，也译功绩社会）的上层却往往认为自己的特权来自“努力”，仿佛失败者的凄惨处境仅来自其“懒惰”和“不努力”。精英社会将“自我实现”和“努力”挂钩，并将后者拔升为近乎单一的标准。于是，脱颖而出的成功者往往流于傲慢和冷漠，而被抛下的失败者则陷于屈辱和怨怼。迈克尔·桑德尔指出，作为福利国家代表的北欧社会能以高税收再分配金钱和资源，却可能加剧这种对立和极化的心态——成功者在这一被动“分享”中将优越感拓展到道德层面，失败者则显得更为“失败”。在迈克尔·桑德尔看来，一个健康的社会不仅应该分享财富，还应分享尊严、荣誉和认可。而后一种分享则需要打破原子化（atomized）和孤立（isolation）的社会现状。

丹麦社会始终致力于改善这一情况。丹麦政府补贴15—25岁的年轻人，让他们能免费接受心理咨询和精神干预。校内校外的精神支持机构极为健全，各类帮助唾手可得。丹麦高等教育和科学部开展大量调查和改革，了解年轻学生的需求，为其减负减压。即使在笔者离开丹麦3年后，还会持续收到这些调查邮件。各社区会频繁供应廉价晚餐，鼓励人们在吃饭中社交（遗憾的是，此类活动往往只吸引到中老年人）。

也许正如齐格蒙·鲍曼所指出的，自由和安全感不能两全。当上帝死去，传统的纽带土崩瓦解（丹麦是世界上离婚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北欧社会已竭尽所能，用新的共同体和纽带去支持那些独自面对世界和自我的年轻人。然而，也许现代社会之斗转星移、沧海桑田已让任何一种坚实、稳定和安全成为妄想。

（责编：刘婕）